【编者按】2019年3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4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就“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讲坛合作媒体光明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http://topics.gmw.cn/2019-04/03/content_32712941.htm
本文根据王绍光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王绍光教授本人审定。全文共约3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过去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章讨论过去70年里国企与工业化的关系，主要不是理论分析，更多的是展示各种各样的数据，以显示在过去70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中国工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国有企业在其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什么叫工业化？《现代汉语词典》对工业的定义是：“工业就是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或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1]工业化则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或以机器为特征的近现代工业逐步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的过程。此处在“工业”前面加了“现代”二字，因为工业还包括传统的手工业制造；如果工业停留在传统手工业制造阶段，恐怕还不能算“工业化”。
看一个社会到底是否发生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简单的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的比重多大？工业的比重多大？第三产业比重多大？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这里所谓生产资料是指不能直接吃、喝、穿、用的东西，而是为生产吃、喝、穿、用的东西而需要制造的其它东西。生产能直接吃、喝、穿、用的东西叫轻工业，生产不能直接吃、喝、穿、用的东西叫重工业。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是轻工业也罢，重工业也罢，还应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很显然，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
第三是效率提升，就是生产同一样东西用多少时间？用多少劳动力？用多少原材料？用专业语言说，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是地区分布，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面，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扩散到了其他的区域？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还是仅仅在某几个小的点上实现的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体现在他说过的两段话里。一段话是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讲的：“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也就是说，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第二段话是1949年3月份、毛主席刚刚到达北京时讲的。他指出当时“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后面我们将用数据检验新中国的成就，看到毛泽东去世前后，他的两个期待是否实现了？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企业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注意这里讲的不仅仅是“国有”，而且是“国营”。既然这种“国有”、“国营”的经济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曾把国有经济叫做“全民所有制经济”。
《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讲得很细、很具体，可以说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新中国的起点，不把起点讲清楚，就很难理解后来70年到底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第二部分讲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如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何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毛泽东的两个期待。第三部分讲后40年中国如何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关于国有企业在整个70年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贯穿于三个部分的始终。
一、新中国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分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后面两部分也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不同的是，第一部分从“经济”讲起，最后讲到国企；而后面两部分将倒过来，从国企讲起，再讲资本、工业，最后讲到经济。
▌ 经济的起点
看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一看结构特点，二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5亿多人口中间，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欧洲那些国家相比，哪怕是与比较落后的俄罗斯相比，1949年的中国也要落后得更多：俄罗斯1913年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它经济总量的43%；基础工业方面，中国更加落后。
图1：传统产业与新式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
数据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6页。
图1展示了传统产业与新式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了农业，这里所谓传统产业也包括落后的手工业。由此可以看出，1920年时，新式产业仅在7.37%；到战前的1936年，也仅在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东北新式产业加进来以后，全国新式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如果谈到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现代部门，其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图2: 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到解放后的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到战前最高水平。这时，新式产业的占比上升才达到26.6%。图2对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进行了更细的分解。我们看到，第一产业还是占整个gdp的大头（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其次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总体而言，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我们的邻国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由于印度农业的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比中国好，它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那时，虽然中印都是穷国，中国则更穷一些（表1）。
表1：1949-1950年中国与印度经济状况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the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其它数据来自阿瓦什尼·塞思：《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发展与变迁》2008 年第5期。
中国不仅人均gdp比印度低，放到全世界各国里去比，中国也是非常低的。世界银行的数据往往只能追溯到1960年，而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在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图3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图3：世界各国人均gdp（1950年）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工业的起点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很少。手工业制造的不是农产品，是工业产品，但是几乎全靠手工制作出来。这种生产方式也许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产量低、质量差，品种少，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里面，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人均马力非常低，技术非常落后。今天谈专利，用的数字是几万个、几十万个、几百万个，而在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工业生产消费产品，即直接能吃、喝、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占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比重很小，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表2：1949年的私营工业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刚解放时，中国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其中雇佣十人以上的只有1.48万家，这种稍大一点的私营工业企业占总量的12%左右（见表2）。也就是说，按当时的标准，雇佣十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放在今天，这种企业只是比个体户稍大一点。1949年，中国的私营工业企业一共才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92.5万在十人以上的工厂工作。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他们的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十人以上私营工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后，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挺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它们规模还是不大：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全国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了。俄国本身就是一个落后国家，中国都没法比，更不用说与其它国家比了。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别说职工500人以上的工厂是凤毛麟角，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不多，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在十人以上企业比刚解放时大幅增加，但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这些十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约70%的工业企业，员工都是十人以下的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是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不难想见，它们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在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占职工人数与总产值一半以上，也就是生产用于吃穿的产品。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作消费，解决城市人口的烧水、煮饭问题。
落后的工业结构直接反映到落后的工业产品结构中。表3列举了解放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它们在解放前的最高产量，以及1952年的产量。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这里只点出三方面。
第一，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前6种是人们日常消费离不开的轻工产品；第7-9种原煤、原油、发电量是重工业产品，但主要用于人们直接消费；其余是重工业产品，主要用作生产资料。今天年轻人不一定知道的是，当年，在大多数产品的前面，往往会加上一“洋”字。纱叫“洋纱”，布叫“洋布”，以示与“土纱”、“土布”不同；火柴叫“洋火”；香烟叫“洋烟”；糖叫“洋糖”；[3]煤油叫“洋油”，煤油灯叫“洋油灯”；石灰叫“洋灰”；就连最不起眼的铁钉也被叫作“洋钉”。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所有的东西都是“洋”。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表3：解放初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第二，产量非常小。如果拿前6种消费品解放前最好年份的生产量除以当时的人口总数（大约五亿），平均到每个人头，纱、布、盐、糖只有多大一点？任何上过小学的读者都可以计算出来。再看钢产量，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出现在1943年，为92.3万吨；1949年下降到15.8万吨，相当于1943年的17%；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达到135万吨。但即便如此，135万吨平分到每个中国人，一个人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表4：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与印度相比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仅与现在比，也许说服力不足，毕竟已经过去了70年。而与印度作同期比较，可能更容易凸显中国工业当时有多么落后。从表4，可以看得清楚，中国的很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当时是5.4亿人。印度的产量在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这些方面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即使在这几方面，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看了这张表，也许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为什么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第三，解放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
除了落后以外，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沿海地区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5]
由此可见，无论用什么指标衡量，当时中国的工业都远远落后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第一章已经讲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靠殖民主义、奴隶贸易攫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可能这么做。不仅不能这么做，我们还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它们千方百计卡我们的脖子，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而后快。新中国的资本积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
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前资本积累的状况，我们可以借助于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中使用的“资本体系”作为分析框架。这个体系将资本分成a）工业资本、b）交通运输资本、c）产业资本、d）商业资本、e）金融业资本。工业资本涵盖近代化工厂制造业、水电等公用事业，全部矿冶业 (包括土法采矿和冶炼）。交通运输资本涵盖包括铁路、公路、轮船、民航、邮政、电信。产业资本是a与b的总和。商业资本涵盖市场商品一次交易所需资本。金融业资本包括所有新式和旧式银钱业，但不包括投资公司。[6]
在旧中国，无论是这个体系里的哪类资本，来源有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表5描述了这五类三种资本在1947/48年的情况。
表5：资本总额，1947/48年（法币亿元，1936年币值）
数据来源：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提供的数据整理。
我们看到，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即使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所以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换句话说，当时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
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一点点，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块钱。其实，这142亿并不都是国内资本。外国资本是指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减去11亿元的外国资本，国内资本只剩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抗战胜利后它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两个领域：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即使在工业领域占比没有这么高，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高。
民族资本或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依然不大，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占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非生产领域，即商业与金融业，尤其商业。16亿元私人产业资本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3块钱的投资，能指望它担负起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吗？表6明确告诉我们，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
表6: 解放前35年，产业资本的总量的变动
数据来源：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提供的数据整理。
从时间纬度来看，从辛亥革命一直到解放前夕，产业资本的构成一直在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1911-1914年），全国的资本总额大概是17.9亿；30多年后，到1947-1948年间，增加到65.5亿，涨了三倍多，不到四倍。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在1952-1984年这30多年里，新中国的资本总量翻了多少倍。通过对比，我们才会知道，沿着旧中国的老路走下去，只能走多远。
在中华民国存在的30多年里，产业资本中的民族部分有所增加，1947-1948年是1911-1914年的5.6倍，增幅虽然看似不小，但因为起点很低（2.9亿元），到解放前一两年也只有16.2亿元。同期，外资先升后降，1947-1948年的不及1911-1914年72%。
在这30多年里，官僚资本份额增量最大。辛亥革命前后，官僚资本不多，只有4.8亿元，占产业资本的约四分之一；到解放前夕，它已增至42亿元，是前者的8.8倍。这里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抗战胜利，因为解放前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要是日本资本，日本资本主要集中在东北。抗战胜利后，日本资产的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拿走了，后来又还回来一些；但日资的绝大不多国民党政府接收，变成了国有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到1947-1948年，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中国产业资本的约三分之二。
综上所述，到解放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里，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占11.2%，本国资本的占88.8%；在本国产业资本所占88.8%中，官僚资本占64.1%，民营的占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被没收了，然后变成了国有资本，使得国民党政府手下的国有资本份额大幅度的增加。这其实是一件好事。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什么呢？因为 “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7]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新中国会推进国有化？实际上，共产党接受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刚解放时，为什么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这种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便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8]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重要的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9]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10]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多，可以说是举不枚举。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11]其实朝鲜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12]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13]到八十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开始慢慢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第三卷梳理，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14]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是：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这类公营实体的经验。
解放以后，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其来源至少有五个方面，即1）解放区创建的各类公营企业；2）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3）征收、接收的外国企业；4）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5）建国后新建的国有企业。
关于第一部分，定性的史料很多，但定量的统计似乎并不多见，很难估算这一部分的资本总量。[15]
第二部分是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在新中国初始阶段，它构成国有企业的最大来源；后来其重要性相对下降。据史料记载，解放时，新中国在金融方面，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两局一库”及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00 多家，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在商业方面，接收了复兴、富华、中国茶业、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交通运输方面，接收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在工矿方面，接收了工矿企业2858 个，职工129 万人，生产工人75万。1951年，又将原国民政府及其国家经济机关、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和国民党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在私营企业或公营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均收归人民政府所有。[16]
从今天的视角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国有企业规模并不大，但放回当年，没收官僚资本意义重大。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产业资本的2/3左右，其中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另外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没收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便集中了国民经济中绝大部分近代化的大工业，控制了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强大的部分，树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仅此一举，刚解放，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1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18]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见表7）。
表7：国有经济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的占比，1949年
数据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0页；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第三部分是征收、接收的外国企业。刚解放时，全国有1192家外资企业，资产12.1亿元，职工12.6万人，大部分属英、美资本。对于这些企业，新政权并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朝鲜战争暴发后，1950 年12 月16 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英国追随其后。对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于当月28日发布命令：对中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加以管制，进行清查；并对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即行冻结。即便没有没收，一旦失去了特权，大部分英资、美资企业便处于瘫痪状态。到1953年，外资企业数量降至563家，资产4.5亿元，职工只剩下2.3万人。外企还有一类，即苏联于1950-1952年向中方移交的、位于大连的财产以及长春铁路。欧美与苏联两部分企业加在一起数量不多，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来源，对壮大国有经济的作用有限。[19]
第四部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现在很多人有个误解，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从资本家那里没收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2亿元（包括此前公私合营的私股股额，约10亿美元），其中工业私股股额为16.9亿元，共8.88万户，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7亿元。这24.2亿元中，上海一地的私股便为11.2亿元，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当时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没多少身价，因为这24.2亿元投资由114万人拥有；这114万人中，最后被定为资本家、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拿24.2亿元除以86万人，平均每个资本家的投资不到3000元。当然，86万资本家中，绝大多数人的投资远远达不到3000元，最多能算得上是些小业主。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是允诺给这些投资人每年5%的固定收益，叫做“定息”。因为，大部分投资人的本金很小，定息当然也不多。不少人的每个月拿到的定息买包香烟都不够。因此，当时他们就说，“我不要资本家帽子，请不要给我定息了”。不过，政府没有这么做。一直到1979年，政府才决定为其中70多万人摘帽，说他们的资本很小，算不上资本家。今天，不少人被不靠谱的电视剧误导，以为解放前的资本家都是住豪宅、开豪车的。那种资本家不是没有，但放在中国人口中，他们是凤毛麟角。如此说来，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不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重要来源，而是很小的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是建国后新建的国有企业。在整个公私合营过程中，仅就工业而言，私股股额总共只有24.2亿元。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期间（1953-1957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即达到531.2亿元，加上预算外的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达到588.5亿元，是公私合营中私人股份的24.5倍。[20]
综上所述，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五个来源中，最大份额来自国家投资，这些投资被用于兴建新的国有企业、增资现有国有企业、以及注资公私合营企业；其次是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其它三个来源都是比较次要的部分。
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不仅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优于私营工业，而且在资金供给、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优于私营工业。表5.8给出了各类工业企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它显示，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私营企业一直垫底，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则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表8）。这也是当时大家为什么支持国有化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搞国有化？
表8：全国工业企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数据来源：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表9：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952-1957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计提要（1949-1957）》，1958年10月。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它已占1/3。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这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表9）。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这一节，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从这样低的起点起步，往前走每一步应该都不容易。的的确确，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注 释：
[1]《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470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3]笔者小时候在武汉长大。那时武汉有种早点，叫作“洋糖发糕”，不过就是一般的甜味发糕，因为用了糖，就被叫作“洋糖发糕”。
[4]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页。
[7]沈志华、崔海智，“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正面接触：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俄国解密档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8卷，第388页。
[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9]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10]莫如俭，“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11] tae-gyun park, “different roads, commondestination: economic discourses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50s,” modernasian studies, vol. 39, no. 3 (jul., 2005), pp. 661-682.
[12] martyn sloman, socialising public ownership(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8)
[13] steve h. hanke, “europe's nationalizedindustries,” the free market, april 1985, https://mises-media.s3.amazonaws.com/fm485_0.pdf.
[14] rebecca candoy-sekse and anne ruiz palmer, techniquesof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ol. iii, inventory of country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wtp 90(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8731468739214119/techniques-of-privatization-of-state-owned-enterprises-inventory-of-country-experience-and-reference-materials.
[1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2-84页
[16]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0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8]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19]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页。
[20]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总论第四节“新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与运行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