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崩解与双重转化
近代中国一个宏阔的时代转变，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变——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向内转化成了“国家”和“社会”。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有个很有名的论断，说天下转变成了中国，其实天下也转化成了世界。以前中国人说到天下，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可以有很不一样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又不仅指物质空间，而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指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如在说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候，“天下”更多是指即皇帝实际管理的空间。但这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因为道大无外，有德之君不能阻拦他人（the other）的向化，也需要通过万方来朝证明自己的有道，所以“天下”更多仍是我们今天说的世界。
这个外向的转化已经让当时很多人搞不清楚了，还有一个内在的转化，就是化成了国家和社会。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新范畴，例如文化和政治，这些都是天下时代所没有的，因此造成了很多困扰。这些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名词，对他们来说则是让人很头痛的新名词。像文化和政治互相矛盾、国家与社会的紧张等等，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让人无所适从又不得不有所抉择（还有一些未转未化的面相，却被上述新名词遮蔽而常使人视而不见，造成的困扰还更复杂）。
我们看一下杜威和傅斯年在五四学生运动当年的不同认知，就可知“国家”和“社会”这一对名相在当时的扑朔迷离。那时正在中国的杜威（john dewey）曾把运动描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运动的当事人傅斯年看到的，则是此时“中国算有了‘社会’”。
他们两位，一是运动当事人，一是现场观察人，而对五四的即时认知显然是不同的。这样的歧异表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提示出五四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这两大外来概念及其反映的实体，此时或许尚在形成中，于是出现了这类见仁见智的表述。所以五四不仅如我们一般所知的是个时代分界点，它还见证和表述了“国家”和“社会”在中国的诞生。
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曾对究竟是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造还是“政治”层面的革命，或者说中国的发展到底应该是由社会来推动政府，还是由政府来主导社会，有过较长时间的广泛争论。不少人虽没参加正式的辩论，自己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这些言论和思考背后，就是当怎样认知、界定和因应诞生中的“社会”与“国家”（时人常把政治和政府、国家当成可以互换的同义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论，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国家和社会是紧张和对立的。这样的认识部分是外来的，部分是因为曾经涵盖这一切的“天下”崩散了。在天下时代，没有所谓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时人口中的朝野，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朝野”，更多是说读书人在江湖和庙堂之间相对自然的流动。读书人理论上是要代百姓立言以沟通上下的，但他们的责任并非仅此一点，所以即使面对君主，他们也不是民间的代表。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至少可以肯定，那些口占朝野之人，说“野”的时候心里想的往往不是广大人民。故朝野之“野”的确向民间倾斜，却不全是今日意义的社会。
既存的朝野观念可能帮助后人理解国家与社会，却不一定能纾缓两者之间的紧张。或可以说，五四前后国家与社会的兴起及其间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变化——天下的崩散所致。上述争论背后未曾表出的核心，就是“天下”含义的现代演化。
作为新概念的“国家”
仅从汉字来讲，“国家”和“社会”都是很早就已经有的组合，不是五四时代才出现的。但在包括五四时期的近代，这些就是名副其实的（从日本传入的外来）新名词。陈独秀就说过，在他二十多岁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才知道有个国家”，以前就不知道“国家”是什么。陈独秀还是中国敏于新事物的少数先知先觉，他都要到八国联军来了之后才知道“国家”，那不过是在“五四”前二十年的事情，那么其他人知道的可能就更晚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国家”真的是一个新概念。
庚子后不久，也就是陈独秀知道“国家”后没两年，我们就看到梁启超写文章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两位都是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一是个人的认识，一是大众或至少读书人的认知。从他们的见解反观，国家的确是一个新事物，后来所谓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思想，那时很多国人确实没有。
可是梁启超是举人，陈独秀是秀才，他们当然熟读科举考试最看重的“四书”。孟子早就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孟子·离娄上》），《大学》中也有治国和平天下的区别与联系，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有“国家”这个概念吗？我想他们肯定知道中国传统中本有关于国家的论述。可是他们对这些经典中的言说弃而不顾，而径取西方关于国家的外来定义。等于根本就不承认原有概念的存在，而承认新概念所说的国家才是“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们的取舍本身就揭示出“国家”名相的断裂，特别能展现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下面所说的国家，也循“名从主人”之意，基本不出新定义的范围）。
所以，对于知有国家或不知国家的那一两代人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外来的新概念。在此基础上，梁启超、陈独秀两人都重视“知”，陈独秀说我原来不知道，梁启超说大家都“知有”或“不知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分际，后来不少人曾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展开争论，侧重“知”就可以展缓这方面的判断。我们如果可以倒放电影，梁启超所说“知有”的内容，就是天下时代的现象；而 “不知有”的内容，就是新时代（也可以说是国家时代）的现象。
如果确认当年的国家是个外来词，它有多个层面的意思。若用英文说，至少有country，nation和state，其中country和state两个层面又都有超出于群体人的含义，特别需要有所分疏：当我们说世界与中国时，这个“国”可能近于country多一点，而不一定是state；然而与“社会”相对的“国家”，却正是state。五四学生运动常被称为“爱国运动”，而一般所谓爱国主义里的“国”，又介于两者之间。如果从所谓普遍抽象的意义言，这个“国”应是country，但时人却常常是从state的角度来思考“爱国”。
那时对“爱国”有一个持续的辩论，现在还时有延续。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曾正式说他不爱国，而且主张大家都不爱国，这最能体现“爱国”问题中“国”的“转化”：一般提倡爱国的人所说的“国家”是country意义上的“中国”，而陈独秀建议不爱国的时候指的是state，即中国的国家机器。他的逻辑是，国家都不爱我，为什么我要爱国家呢？类似的论述当时和后来都还为人所重复，其实这些人所说不爱的“国家”指的都是“国家机器”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国家”在那时是一个有很多层次和面相的新概念，导致对“爱国”的不同认知。如果仔细辨析就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说的“国家”是“state”意义上的“国家”，可以看到一个从country向state转移的显著进程。
问题在于，在“国家”还被一些人推崇时，另一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了。刚才提到的傅斯年在说他看到“社会”诞生时，已在打算放弃国家了。他那时说过一句后来广被引用的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这中间的一切（他明确点到了“国家”），“都是偶像”。对五四人来说，“偶像”是拿来“打破”的，所以“国家”在五四时期也曾是一个被否定的对象。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或许就因为傅斯年已经不喜欢“国家”，他才从五四运动看到了“社会”的诞生。而对于同一个运动，比较喜欢“国家”的杜威看到的就不一样。很多时候，一个人看到的其实就是他想看到的。或许两人多少都带有求仁得仁的意味。
“社会”概念的模糊与流行
而傅斯年眼中特别看重的“社会”，在清末同样是个让人看不清楚的新词。傅斯年的北大同学田培林回忆说，他在清末的新学堂读书，小学教科书里有“社会”一词，学生“知道有‘人’有‘家’有‘国’，可是社会非国非家”，怎么也不懂。而老师（大致和陈独秀是一代人）显然也不知道“社会”那从外国引进的新意思，只能以过去演“社戏”或者“救火会”一类的“会”和“社”来解释，反复讲了一礼拜，还是没讲通。可知在河南的新学堂里，“社会”这一新词给师生带来很大的困扰。
前面说了，“国”的概念我们本来就有，只是原来的论述被放弃了。田培林说学生们知道有家有国而知有社会，可知“国”虽有不少新义，但毕竟与旧义相衔接，普通人尚易领会（其实未必真算“知有”）。而“社会”则意思更新，既与人、家、国之字义相关联，然又非国非家，实更复杂。从梁启超提倡的“知有”视角看，“社会”是一个比“国家”更新的概念。现在的近代史论述讲到“社会”，好像较早就在中国普及了。其实是少数到日本留学的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爱说社会怎么样，而那时中国很多人并不明白社会何意。有时他们说“社会”，指的可能就是以前的“会社”。
“社会”新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举个例。我们知道英文society在晚清最初多被翻译成“群”，然后才出现了“社会”的译法。这个译名从群到社会的转移，可能就定型在1919年前后。在座的王汎森老师当年整理过傅斯年的手稿，大家看的时候要注意看注释。傅先生在1919年写了一篇《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初稿中说“近代的思想有两种趋向：一是个性的；二是群性的。前几个世纪是个性的发展，近几十年是群性发展”。而修改稿则为“近代的思想有两种趋向：一是个性的；二是社会性的。前几个世纪是个性的发展，近几十年是社会性发展”。两个“群”字都被改为“社会”了。
这已经是1919年了，对熟悉新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而言，以“群”说society仍是更加耳熟能详的表述。但也就在那时，“社会”的对译已更流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修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这个词很早就已经固定了，不仅田培林学堂的师生在清末搞不清楚，像傅斯年这样的趋新之人也有个认识的过程。这很能说明“社会”是一个仍在过渡中的概念，而且定型相当晚。另一方面，“社会”含义的不确定，似乎不影响它的流行，到1919年底就有名为《新社会》的刊物出现了。
用“现在进行时态”理解早熟的概念
让后来的研究者不知所从的是，从陈独秀不知“国家”到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从田培林不解“社会”到傅斯年看见“社会”的出现，也不过就是二十年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国家”和“社会”就从一个先知先觉都都不甚清楚、不够熟悉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似乎很多人都知道的概念（其实若从杜威和傅斯年的观察看，国家和社会尚在诞生之中），甚至转化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了。
梁漱溟曾经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他这么说是受外国的影响，认为中国物质上还没有很发达，就已经超前进入后物质时代的思考了。现在看来物质不发达的时代对自然界更尊重，不少观念是比较环保的，直接进入后物质时代或许更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借用梁漱溟这个界定，“国家”与“社会”这些后天下的基本概念，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对“早熟”的概念，因为它们在其自身意义尚在形成之中时，就已成为描述时代变迁的诠释工具了。或也因其“早熟”的特色，它们的诠释力恐怕有限。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对过渡时代曾有一个比喻，即驾驶汽车的人仍使用骑马者的词汇。其实也可以反过来，使用驾驶汽车时代词汇的人，下意识中可能还停留在骑马时代。五四或许就是一个从骑马向驾驶汽车转移的过渡时段。时人尚未完全脱离“骑马”的时代，却已开始“早熟”地使用“汽车”时代的词汇；而他们在使用“汽车”词汇时的思虑，却又留有骑马时代的色彩。一个刚学会开汽车的人，至少下意识中还有大量骑马的思绪。一个人使用国家和社会这类现代新概念的时候，他心里可能还保存着相当多天下时代的意绪。
我们学了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有时态，包括现在进行时和过去完成时。“国家”和“社会”在五四前后大概属于“现在进行”的过渡时态，是仍在变化中的概念。五四人本身面临着一个对它们的熟悉化进程，在由生疏到熟悉的进程中要用尚未定型的名相来思考和诠释其所见所闻，必然不像后人那么驾轻就熟。他们在意识层面或许会努力趋向于产生中的名相，但在下意识层面，无意中恐怕仍延续着新名相产生前的意态。
后来的研究者常把它们当作过去完成时态，直接拿来作为我们认识现象的工具，也就是用名相大致定型后的意思来理解过渡中的言说，出现郢书燕说的后果是非常可能的。换句话说，从过去完成时态或现在进行时态来认识五四前后的“国家”和“社会”，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幸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过去都偏向于用“过去完成时态”去认识仍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中的概念。这样一种无意中形成的模板，或许已经到改换的时候了。
在天下与国家之间重新审视“五四”
实际上，如果国家和社会还在形成中，则天下也就还在崩散中，双方都处于一个发展中的阶段。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可以深化我们对五四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的许多重要现象。
例如，“五四”到底产生了什么呢？难道杜威和傅斯年像是盲人摸象，一人摸到象的一部分？这样说或许勉强可通，但两位都是观察力敏锐的大人物，不宜把他们想象成盲人（杜威那时60岁，可是他活了差不多一百岁，所以还在人生的中年；而傅先生才二十多岁，年轻的不得了。生理上他们眼力都应很清楚）。恐怕他们是各有不同的新眼光，所以看到“五四”一些处于发展之中、互为表里又充满紧张的新面相。而我们因为预设了国家和社会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甚至对立的状态，从这样的视角就很难理解杜威和傅斯年的歧异观察。
以前我们基本上自然接受以国家作为观察历史的单位，所以五四不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学生运动吗？可是，如果“国家”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概念，还处在形成之中，而西方意义的“社会”也尚待构建，当时那些人也可能会认为“五四”就是自然发生在一个“场合”里的运动，既不那么国家也不那么社会。毕竟那是一个很多人有“天下兴亡”之感的时候，既然与“天下”的兴亡相关，就不见得是“国家”的问题；连匹夫都有责了，读书人自然要奋起。
而且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式国家，那个时候的人也是有反省的。张东荪在“五四”后两三年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晚清以来我们一直想做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张东荪的原话是“近世国家”）。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当个现代国家呢？不作现代国家，很多事情就可以不推进了，而着力于其他。那是一个很认真的反省，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反响，后来也很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此后还有相当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个文明，是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梁漱溟有个说法，即中国两千年来“总介乎天下与国家之间”，实为“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这个认识他自己很得意，多次重复，但到现在为止也没太多人表扬。可是我们北大文研院之前有一位邀访学者，我的好朋友郑振满，说“国家内在于社会”，就引起很多关注。两人的看法很接近，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郑振满说的这句话，不知道梁漱溟说了另一句类似的话。其实他们的认知各有所本，恰展现出西来的国家与社会观念在后天下时代从不适走向确立的进程。
我们知道傅斯年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我要引申一下：以不看为不有，也是一种罪恶，甚至是更可怕的罪恶。第一，五四前后的人不一定用“国家”和“社会”来看五四；第二，他们已有中国“非国家”这样的反省。而这些内容我们往往视而不见，好像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后天下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并以此来看“五四”。假如我们倒回去从天下的视角看，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因为“天下”是一个人类社会，是人人的“天下”。既然是每一个人的“天下”，就没有多少“国家”和“社会”的紧张，也没有那么多个人和社会的冲突。
梁启超曾经批评的“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和“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这“知有”的两项（“个人”和“天下”）大概就是天下时代的思维。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又主张“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两者可以说截然相反，这在梁启超或许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说过自己每天都和昨日之我斗。但若确认他以前批评的就是天下心态，这反省就是一种向天下的回归。
梁启超所谓中国人在天下时代“知有”的“个人”和“天下”，大致也就是傅斯年说的“我”和“人类”。从这个视角看傅先生的言说，他在意识层面可能是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但正因为自己心中原有“天下”的思绪，外来的观念就像一个“触媒”，把他下意识层面既存的“天下”思虑点醒了。所以，对梁启超和傅斯年这两代人来说，“天下”的思维其实就在他们心中，虽引而不发，有触即可能发。
五四人对时代的认知曾受到天下崩散的熏染，他们认知的一个侧面被我们选择性地接纳，也影响了我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家与社会间的紧张，部分也许是一种充满想象的人为“造象”。一方面，“五四”是一个多样的“五四”，还有很多内容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另一方面，“五四”那个时候的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国家或社会不过刚刚出现和诞生。
我们既要承认五四人在意识层面的确是尽量要用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事物，也要知道这些人下意识中还有一种“天下”思绪（有些人甚至是在意识层面）。假如我们真能跳出因循固守的窠臼，就要把时人的言说置入其语脉中，更加注重他们言说的上下文，或许就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问题有无数多微妙的细节，需要非常小心的辨析，不能在这里展开。按照胡汉民的说法，在大庭广众之中，讲道理是没用的，只要把口号喊出来就行了。今天有这么多听众，我也喊句口号，就是“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至少带回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五四”本处于过渡时代之中，在我们认识五四及其所在时代的视角中，如果加上“天下”，我们的认识可能真会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