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社会思潮是其一特定历史时期国内生活及对外关系中突出矛盾的集中反映，是蠡测国民情绪与思想动态的风向标。对此基本要素做深入考察，既为客观把握日本当前形势所必不可少，也是准确判断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基础。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思潮出现很大变化，和平主义高潮的回落与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构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
（一）和平主义曾是高昂的主旋律。和平民主主义是战后50年来日本社会思潮中的一条主线。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尽管其本身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之国民思想观念的震荡和解放，为这一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作为改革的最高成果，体现了具有战争加害者和被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国民源自内心的政治诉求，尤其第一条（象征天皇制）和第九条（放弃战争）更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民主原则的代表。战后初期至60年代，从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的否定和清算开始，新理论体系和思想原则的确立与大规模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相互促动，构成了和平主义浪潮，并在议会政治中形成保革抗衡的基本格局。日本社会出现本质性变化，使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不复存在，国粹主义失去市场。进入80年代，大国主义政治思潮兴起，但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总体上进取不大。和平主义稳居社会思想的主流，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的基本政治方向。
（二）和平主义的沉寂。社会思潮具有思想自觉性、系统一贯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和平主义在日本体现了较强的延续性。从50年前反旧金山单独媾和到5年前反日美强化同盟，波澜起伏，一脉相承。“和平”至今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捍卫，其基本原则、思想底蕴未变，其母体和平宪法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认同。朝日新闻社在今年5月3日第54个宪法纪念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主张和反对改宪者分别为47%和36%（4年前分别是46%和39%），同时反对取消第九条者达74%。
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日本没有消亡、未被取代，但随着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确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在社会心理基础方面，从过去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内省转为对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就表现形式而言，大规模群众运动高潮已过，体现和平主义诉求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剧烈程度减弱，影响范围缩小。在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上，呈现出相对化、潜在化特点及相互融入倾向。（注：纪廷许：“社会思潮界说与日本的社会思潮”，《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但总的看，和平主义的思想原则已植根人心，对国民意识的渗透日久弥深，成为多种衍生性思潮和战略设计的底色。
（三）意识结构的复杂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人文历史角度穷本溯源，当以民族性及思维方式为基础，具体到某一特定时期，则与形势的演变联系更密切。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及国民生活的安定化、富足化，庞大的“新中间阶层”及其“新中产阶级意识”逐步形成，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意识明显变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倾向。各类思潮风逐浪高，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和平主义、庶民思想乃至以奥姆真理教为极端的反社会意识等不一而足，虽多“思而不潮”、难成气候，但民众的大国意识确有增长。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内外环境发生结构性剧变，国民政治上“脱冷战”倾向、淡化意识形态倾向随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相伴而至，日渐突出。这些变化由于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作为“1955年体制”之一翼的社会党阵营单方坍塌的前提下出现的，所以明显于保守阵营有利。（注：苏联解体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社会党在1993年大选中惨败，议席从136席锐减至70席。日共1994年二十大时党员仅剩36万人，比高峰时期减少27%，年轻人脱党现象严重，30岁以下的赏员不足5%。见“右翼阵营抬头的‘学者、文人’”，日本《选择》月刊1995年2月号。）随着政治上保革对立格局的瓦解，学术界、思想文化界陷入复杂多变局面。以往的主流派学者中，部分曾坚持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立场生变，开始走上“研究中立化”的道路。左翼学者阵营急剧缩小，相对消沉。
从存量角度看，日本社会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党派、经济上无任何归属意识、意识形态既非“左”也不“右”的中间力量居于多数，其绝对数量与政治影响为“左”“右”两端所无法企及。但是，由于“两种意识形态被打破，群众不知信奉什么为好，不安情绪酿成了他们对新时代的惰性和无力感”。（注：“政府、官僚无视民意”，《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2月2日。）在政局动荡不已、社会价值体系崩溃、民众困顿迷茫的背景下，在右倾思潮明显高过左倾的形势下，“沉默的多数”政治姿态摇摆不定，无疑更易受到“右”的吸引，并在思想观念上为民族主义的全面渗透提供了社会土壤。
二
日本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恶性膨胀，战后内敛，80年代再度抬头。冷战后，日本急于凭借经济力量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为特征的“外向型民族主义”持续上扬。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日本社会又掀起了“新民族主义”的浪潮。它在“维护民族尊严、扩张民族利益”的本质上与既往并无区别，但在形成背景、策略手法及表现形式上确有新意。
（一）“悲壮”的民族主义。与此前相比，“新民族主义”的生成有三个特点：实力背景从经济增长强势向弱势的转换，社会心理基础从自负向自危的转换，表现形式从“外向”向“内向”的转换。海湾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理严重受挫，1992年又开始了持续性经济衰退。（注：乔纳森·沃茨：“日本鹰派扬起民族主义大旗”，英国《观察家报》1999年4月11日。）新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曾这样描述：随着景气的长期低迷，“对于未来的悲观论在日本国内普遍存在”。“从国内外两方面看，日本正在艰苦地探索顺应时代要求的道路。”（注：阿南惟茂：“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日中关系”，《日本简讯》1997年3月15日。）日本对自身境况的变化反应敏感，久困思变，急于寻求自尊与自负的新来源以作为昔日辉煌的替代品。“危机感使人们走到一起，使政治家和民众都觉得他们该做些什么”（注：卡梅伦·巴尔：“日本在努力恢复自信—危机感使日本立法者和民众接受‘新民族主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7月8日。），也使民族主义更具魅力。不过归根到底，“日本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自信倒不如说是它紧张不安的反映。”（注：汉斯·w·毛尔：“经济巨人的软弱无力—日本在失去的10年行将结束之际的对外政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9年10月4日。）日本学术界将“新民族主义”的成因归结为三方面：1、“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新民族主义”的骨干“原来多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进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合流。2、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旨在摧毁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阴谋”而产生抵触。3、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的“空洞化”。为孤独感而苦恼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的不满和对经济失控的焦躁、对日常和未来的担心都失去了表达的语言，产生了阻塞感”，最终“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希望”。（注：“忌讳‘左’的平民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结构与摇摆”，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12月号。）
（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各类矛盾长期积淤、剧烈碰撞的背景之下，因而具有自发性、庶民型、大众化特点。它先由知识界、舆论界发起，与政界保守势力遥相呼应，“通过急风暴雨似地发表民族主义的言论，使整个社会舆论和媒体气氛剧烈变化，最后再由庞大的执政党逐步予以完成”，呈现出执政者、媒体和民众全被卷入其中的“全体主义”形态。（注：石田英敬等：“摆脱‘寄生性民族主义’”，日本《世界》月刊2000年8月号。）这一特点与中曾根时期自上而下的引导型民族主义高潮有明显不同。
“新民族主义”的思想观点标新立异，不热衷天皇制是它与传统保守派民族主义的主要区别。小林在其《战争论》中提出的“保卫祖父们”——即要维护一般士兵名誉的口号，称“敢死队并没有真正把天皇当做神来信仰”。这一点体现出当前日本社会年轻人对天皇制的漠然态度。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及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同时也认可象征天皇制，是他们当中多数人的立场。“新民族主义”以现实主义、不信奉意识形态相标榜，以反政府、反官僚姿态出现，以自由主义色彩迎合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满现实的心理，较传统的民族主义更具杀伤力。
（三）莫衷一是的政策思想。“新民族主义”因其思想的非理性、成员的复杂性和生成的爆发性，不可避免地混含了多种思想成分，构成该思潮主体的青年人思想多处不稳定和无序状态。“新民族主义”对和平主义社会思潮无疑造成冲击，但与之又非简单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错、彼此混杂。同样，它与传统的“左”或向“右”也非简单的等同关系。除“维护民族尊严、扩张民族利益”这一主线外，它所导出的政策性结论因事而异，因人不同，在国际战略方面尤其如此。他们“尽管就要在世界上谋求体面地位这一点而言没什么不同，但在如何谋求体面地位的方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加强日美安保体制，还是走独自防卫路线，或是走把日美安保体制同多边措施相结合的路线”，其说不一。（注：猪口孝：“10年以后形势才能明朗”，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6年1月9日。）
在“新民族主义”的横坐标上，随着向“左”或“右”移动会产生出不同的对外战略思想。有人主张倚美制华，在美国卵翼下与中国较量，被称为“寄生性民族主义”（注：石田英敬等：“摆脱‘寄生性民族主义’”，日本《世界》月刊2000年8月号。），如冈崎久彦。有人主张“亚洲主义”，将美国视为日本获取大国地位的首要障碍，如小仓和夫。（注：“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美国人的对日态度，其本质不外乎是出于把日本看作精神殖民地的思想，是否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违背国际友好关系的基本精神。”见小仓和夫：“理念帝国与丧失的民众之间的龟裂”，日本《外交论坛》月刊1991年4月号。“亚洲被欧美国家随意地当作了剥削、掠夺和教化的对象。”见小仓和夫：“争取亚洲恢复其地位”，日本《中央公论》月刊1993年7月号。）也有人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这在新生代政治家中尤占多数。他们“对日本是否能够完全依赖美国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的疑虑与日俱增”，“尽管普遍认为1954年的美日安全条约仍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仅靠美国的保护是不够的”。（注：“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1月26日。）
（四）国内政治中的种种表象。在政治领域，“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他们在“纯学术”名义下，不问战争性质，通过“考据订正”、“数量统计”达到否定历史事实的目的。小林在《战争论》中将矛头指向“个人主义的蔓延和道德观念的摇摆”，提出要“重建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民族主义”。（注：“忌讳‘左’的平民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结构与摇摆”，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12月号。）在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唤起国民的民族优越感、自我封闭和排外性。“日本原本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国家，对不同的价值和文化持宽容态度，并积极地把它们吸收到日本社会。”然而现在“日本社会开始缺乏这种宽容性。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十分排斥”。（注：栗山尚一：“‘日本的形象’是什么？”，日本《正论》月刊1991年11月号。）在“新民族主义”扩散过程中出现的“海洋文明史观”，通过以“海洋日本论”诠释日本文化，预示着一种新的“日本中心史观”的抬头。中曾根从“文明”的角度出发反对桥本内阁提出的欧亚大陆外交，担心那将使日本“被大陆文明吸收”。
三
世纪之初，民族主义越出政治思潮范畴，打破“左”“右”界线，渗入各个角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流行色。尽管“新民族主义”目前还主要表现为观念性社会意识的蔓延，但与现实政治、政策之间的互动、互促关系不容忽视，对日本的国家社会走向与对外关系必有重大影响。
（一）日本当政者手中的双刃剑。社会思潮的波动“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决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冷战后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成为全球范围内主导性思潮之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当民族主义发展到以唯我独尊、唯我优越为内涵时，必将走向极端，如日本的“京都学派”（注：该学派基于“大脑构造说”，提出日本人在生理上优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详见“续·日本人的大脑—其特殊性与普遍性”，角田忠信著，日本大修馆书店，1985年版。）。日本前驻美大使斋藤邦彦曾警告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仅在五六十年前我们才犯了大错。照我看来，犯下这些错误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抱着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我们应时时刻刻提防这类民族主义抬头。”（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3月17日。）“新民族主义”的生成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它直接作用于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左右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对外交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让日本成为一个国民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正常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并将这一点体现到对美、对华关系上”已成为日本选民对统治层的最大期待，（注：入江通雅：“访华将考验小渊首相的真正价值—重建拥有自豪感的日本国”，日本《世界日报》1999年7月5日。）而“迎合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是日本历届政府在危机时期惯常采用的做法”。当政者通过对民族自尊的呼唤，“把越来越多的、对民族问题越来越敏感的选民搜罗到自己门下”（注：弗雷德里克·阿马瓦：“日本出现民族主义情绪重新抬头的迹象”，法国《解放报》1999年9月3日。），以巩固政权地位。小渊内阁就曾靠对中国说“不”达到了提升国民支持率的目的。（注：卡梅伦·巴尔发：“日本在努力恢复自信—危机感促使日本立法者和民众接受‘新民族主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7月8日。）但是，借助“内压”的策略手法必然加剧国家间的对立，激化矛盾，妨碍合作，最后加重本国的外部压力，损害国家利益。
（二）对外关系：民族主义的重灾区。对现状的不满及对未来的危机感，使日本社会的对外心理承受能力空前脆弱。以新生代政治家为代表的各界“有识之士”均处于情绪躁动期，对来自外部尤其是大国及周边国家的批评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逆反心理，甚至借媒体对对方国家的妖魔化报道来反衬其强硬姿态的合理性。例如，尽管在日本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理性认识居于主流，（注：细川护熙1993年8月表态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3/4的日本民众表示支持政府观点。）但由于不良心态作怪，日本对华坦率道歉就显得比对韩国要困难得多。在民族主义气氛烘托下，日本政界不分“左”“右”，对外姿态都呈现日益强硬的趋势。1995年日本针对中国核试验而决定冻结无偿援助之际，社会党提出了比自民党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主张。此前，公明党襄助自民党在众议院通过了派兵协助维和法案。改宪、护宪之争一直是战后日本政治中的焦点，而民主党的两位党首都是改宪派。该党主张先就改宪问题进行讨论，待时机成熟时制定新宪法，这种“论宪”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改宪立场。
（三）5到10年内日本内向型民族主义有可能更强烈。由于一系列动因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即使日本基于对外优越感的外向型民族主义会呈下降趋势，其内向型民族主义也将长期持续下去甚至更为剧烈、可能成为日本对外关系的引爆点。
首先，日本国内综合性危机短期内难以消除。（注：“很显然，必须从长远观点来看日本的政治状况。”“只有经过10年即三四次大选后构图才能趋于明朗。”见猪口孝：“10年以后形势才能明朗”，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6年1月9日号。）日本目前正在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之中踽踽而行。自民党旧体制面临极限，自身存在分裂危险，已丧失有效的经济运营能力。用小泽一郎的话说，“在需要动大手术的关键时刻还不断注射吗啡，使病情加重，到了接近病入膏肓的状况。”（注：小泽一郎：“我的新日本改造计划”，《论争》双月刊2001年3月号。）在野党也缺乏高明的国策构想，难获选民信任，政界大改组不易。日本刚刚“失去了10年”，若再丢掉10年，其国内气氛可想而知。
其次，美国加强对日控制将激化“新民族主义”。从结构性因素和大趋势看，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中反美成分最多。左翼素有反美传统，右翼在冷战时期反苏反华，冷战后也加入了反美行列。他们指责安保条约使日本“居于从属地位”，抨击美国“带侮辱性质的军事保护”，要通过修改麦克阿瑟的“钦定宪法”来清除“盟军残留给日本人民的压制”。美国长期以来压日本改革，而以美国为范本的“两大政党制”、“六大改革”设想在日本折戟沉沙，使民众对美国干预内政的反感加深。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并未消弭日美同盟的裂痕，相反，由于它是以日本加深对美依赖为代价的，所以从长远看反而使矛盾激化。日本由于“无力对东亚地区新的战略挑战给出独立的能够承担的答案”，所以“只好满足于对美国的倡议给予外交上、物质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但同时，日本国内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的不快在滋长”。（注：汉斯·w·毛尔：“经济巨人的软弱无力—日本在失去的10年行将结束之际的对外政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9年10月4日。）其结果，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成了日本“少数几个出现增长的部门之一”。（注：雅各布·海尔布伦：“来自友邦的抨击—在日本，少有的几个增长部门之一是反美业”，美国《洛杉矶时报》1999年3月14日。）
再次，中国崛起使日本感到压力。据《日本经济新闻》调查，半数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三大“超级力量”之一。经济产业省定于5月18日发表的《通商白皮书》承认以日本为先导的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结束，日本经济已“失去自我革新能力”，首次把中国经济列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注：“‘日本主导’面临转折点，中国是竞争对手”，日本《读卖新闻》2001年5月2日。）而据经合组织及日本官方的预测，21世纪初5至10年间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为2%。尽管这一预测被认为过于乐观，但它仍将比中国未来10年gdp年均增长7.2%的速度低了5.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