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域中成长的爱国者
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号日新，稍长后取名文，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所狭小的泥砖屋里。翠亨村邻近澳门，背山临海，仅有六七十户人家。孙文有一兄，单名眉（1854—1915），字德彰；一姐，名妙茜（1863—1955）。由于孙文在日本从事革命时曾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遂被通称为孙中山。
孙中山的祖上世代务农，父亲孙达成（1813—1888）原是贫苦农民，当过鞋匠，做过更夫。母杨氏（1828—1910）。孙中山6岁时即参加劳动，打柴、养猪、放牛，9岁才入村塾读书，所以他后来自述“生而贫”，“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1] 孙中山出生的这一年年初，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一柱”、康王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战死，太平军在南方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孙中山幼年时常在住屋门前的老榕树下，听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冯爽观讲故事，对洪秀全很敬慕，说：“洪秀全灭了清朝就好啦！”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原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到太平洋上夏威夷王国的檀香山垦荒。檀香山又名火奴鲁鲁（honolulu），位于瓦胡岛的东南海岸。在夏威夷语中，意为“屏蔽之地”或“屏蔽之湾”，因为早期盛产檀香木，而且大量运销中国，故被华人称为檀香山。在当地，孙眉开办牧场、商店，逐渐发展成为华侨企业家。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13岁，随母亲离乡到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2] 在当地，孙中山先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学习英文。早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法国就将民主制度带进夏威夷，王国开始出现议会制度。因此，孙中山能在学校里比较多地接受新思想。同学问他为何还拖着辫子，他回答：“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着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的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3] 16岁时，孙中山毕业，改入岛上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就读。这所学校为美国教会所办，比意奥兰尼学校解放，孙中山能系统地接受西方政治和自然科学教育，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观。孙中山痛感檀香山的教育和国内迥然不同。课余，他常向同校的中国同学倾诉衷曲，立志“改良祖国，拯救同群”。后来孙中山回忆这一段经历，自称“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4] 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因企图受洗，加入基督教，被孙眉责令回国。
（二）境内外的两重天地
孙中山归国途中，先到香港，再搭船回乡。途经中国关卡，亲身体验官吏的刁难和勒索，使孙中山备感中国和檀香山之间的差异。回到翠亨村后，孙中山因与村塾同学陆皓东毁坏北极庙神像，不能为世俗所容，到香港拔萃书室读书。其间，与同学谈太平天国史迹，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年底，加入基督教。次年三月，转学中央书院。1886年（光绪十二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在同学中结识三合会会员郑士良。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孙眉听说弟弟毁坏神像及加入基督教，命其返檀，加以责打。孙中山不仅不服，反而将孙眉书房里的关帝神像扔进厕所，毅然重返香港。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见到当地市街秩序整齐，建筑宏美，社会进步，与故乡情形迥异，自念两地相距仅五十余里，何以成为两个世界？他问自己：“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5] 他想为家乡做点小规模的改良工作，如修桥、铺路，但是，困难重重。求助于县令，县令深表同情，但不久更换，新县令花5万元买得此职，自然无心于此。求助于广东省，省里的官僚比县里更腐败。他多次动念，想上书清廷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陈时势得失。[6] 这一时期，他与同学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结交。四个年轻人都敬慕洪秀全，相与纵谈革命，被人戏称为“四大寇”。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曾与陈少白共同研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同年，他写信给乡先辈，曾任清廷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正退休在家的郑藻如，提出鼓励农民、劝戒鸦片、兴办学堂等三条意见，显示出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远观历代，横览九洲”的才识。1892年（光绪十八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他医术精湛，名噪一时，有一年的收入竟高达万元之多。但是，他总觉得，医术救人，所救有限，世上最大的权力是政治，政治既可以为“大善”，也可以为“大恶”，中国人的苦难均源于“不良之政治”。因此，他决心弃医从政，改“医人”为“医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锄去此恶劣政府”。[7]
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即萌发“倾覆清廷”的念头。1893年（光绪十九年）冬初，他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内召集会议，商议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不过，参加者很少，仅有陆皓东、郑士良、尢列、程奎光、程璧光等人。当时没有确定名称。后来有学者认为应将之视为兴中会的发轫。[8]
（三）上书李鸿章受挫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还处于革命或改良的犹豫之中。1893年（光绪十九年）底，孙中山回到翠亨村，将他长期深思所得写成上李鸿章信稿，企图劝说统治者走自行改革的路。次年春夏间，孙中山和陆皓东到上海，会见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和王韬。郑观应为他致函盛宣怀推介。盛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原是李鸿章的幕僚，当时正受李鸿章委派，在上海督办纺织工厂。王韬热情地为孙修改信稿，并为他们介绍关系。6月，孙、陆结伴到天津，向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上书，反对洋务派的“船坚炮利”的富强纲领，主张学习欧洲各国“富强之本”，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四项主张，要求改革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发展农业，采用机器生产，保护商业并开通国内市场。函称：“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信中，孙中山表示，愿出国考察农业，特别强调：“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强，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实际上提出了人的思想观念转变问题。但是，李鸿章当时正忙于筹划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仅由慕僚为孙中山代办了一张农桑会游历泰西各国的护照，没有接见这两位满怀希望而来的年轻人。
由于上书无成，孙、陆就直奔北京，窥探清廷虚实。孙中山发现，清廷的政治龌龊，超过广州百倍。这样，孙中山就彻底绝望，决计从此抛弃体制内改革的一切念头，从事体制外的革命。他和陆皓东南下，深入武汉、海州等地，考察山川地理，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自述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9]
注释：
[1]孙中山：《致郑藻如书》《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25页。
[2]孙中山：《复翟里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27页。
[4]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5]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
[6]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7]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8]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32，1975年版，第157页。
[9]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