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留学期间，即以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学运动，未及归国而“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五四”一代的精神领袖。他提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对民国以来思想、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胡适以“北大人”自居，他长期执教北大，抗战后又曾出任北大校长，与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所作《胡适与北京大学》一文，对胡适担任北大领导期间所做的诸多工作和他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做了客观评述。2021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日子，我们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本文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以她的资格而论，她可以成为中国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然而北大从民国以来就有一个坚定的遗规，将他的校龄只从1898年“戊戌维新”的那一年算起。胡适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款”赴美官费留学生，20年代，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母校”有意请他去做导师，胡适婉言谢绝了，他自认是“北大人”了。“北大人”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的含义就像它的来源一样，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最初大概是旧派从宗派的角度使用这个名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来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为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又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校长。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个主要代表。有意思的是，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这个神秘的巧合使他们两者的关系更耐人寻味。
一、五四时期：北大的革新健将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他接受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教授之聘，是陈独秀曾从中极力促成，此前陈独秀致信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表达了虚位以待的诚意。不过，蔡先生早已读过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文字，对胡的学术功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何况胡适此时已因倡导“文学革命”名震海内，成为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
蔡元培先生主长的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尤其是在文科，旧学、新派的阵营都很强壮。胡适的到来无疑是给新派增添了一员大将。他进北大的第一年，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他还为哲学门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为国文研究所担任“小说”等讲座。授课跨系，科目亦多，任务繁重。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胡适这位“镀金”归来的留学生来说并不为难，凭藉他在美留学所获得的学业基础足以应付；唯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治国学见长的老先生陈汉章（1849-1938）担任，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发下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曾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先生接替马叙伦先生的“宋学”一课，因讲义有误，被学生轰走。此次胡适发下的讲义“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据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回忆：“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此次有些学生也以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听课，结果傅听课后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胡适的课渐渐吸引颇有国学修养的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他们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北大浸染于新文化运动的新鲜空气，昔日沉闷的校园沸腾起来了。胡适与北大会计课职员郑阳和发起成立“成美学会”，擘划章程，带头捐款，效古君子成人之美之意，资助热心向学而家境贫寒的子弟，得到蔡元培、章士钊、王景春等人的赞助。1918年夏，傅斯年、罗家伦等20余位学生自动组织校内第一个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他们的顾问。
北大真正确立其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是在蔡元培任职期间。蔡先生对于教员，虽新旧兼容，只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但在体制改革方面却不得不倚傍陈独秀、胡适这批新派教员。对胡适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人，蔡先生不仅欣赏他的学识，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而且对他的改革建议言听计从，并委以重任，施展他的才华。1917年12月，北大成立哲学研究所，胡适被任命为主任。1918年3月7日，他接任英文教授会主任一职；9月，任命为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9月30日，学校决定编辑《北京大学月刊》，各科编辑由各所主任轮流担任，每册之总编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四月份归胡适总编。1919年10月27日，经蔡元培先生批准即日起代理教务长（至12月17日）；12月2日，出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1920年10月16日，北大评议会决议：胡适为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4月19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至12月20日因病辞职）及英文学系主任。从1918年10下旬起，胡适开始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校内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不负蔡先生期望，在参与学校的各种机构和事务中，或出谋划策，或积极引导，或独当一面。1917年11月16日创办《北京大学日刊》，是出自于胡适的建议。当年10月教育部召集专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极力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胡适便以创议人身份拟定具体章程细则。北大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法。胡适还创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提议设立各科各门研究所，以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这些创议均获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大的改革。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使与大学教育衔接起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了女生九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胡适积极帮助学校延揽人才，以增强北大师资。蔡元培说他：“整顿英文系，因得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1920年夏，陈衡哲学成归国，经胡适的推荐，任聘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四川因守旧势力的攻击，处境困难，胡适力邀他在北大当文科教员。最令人感动的是胡适帮助林语堂出国留学的故事，林语堂赴美留学，行前已与北大约定，回国后为北大服务。不料在美期间，林语堂生活遇到困难，打电报给胡适，请求北大预支一千美元以接济生活，这笔款子由胡适担保，居然汇来了。在哈佛大学拿到硕士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他又向胡适写信，向北大借一千美元，钱也如数汇来了。林语堂回国后，去北大向蒋梦麟先生道谢，蒋说：“什么两千块钱呢？”原来解救了他在国外困苦的是胡适。那笔近乎天文数字的款子，是胡适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在推动北大的国学研究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方面，胡适发挥了示范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和整理，在当时都颇具影响。1922年2月18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胡适为《奖学金章程》起草者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在各方面协作和努力下，《国学季刊》于1923年1月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采横排版，作英文提要，这在中国杂志史上都是创举。胡适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系统阐述了研究“国故学”的原则与方法，这对当时的“整理国故”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促进北大英语教学和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胡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担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语系主任，除了自己承担教学外，他为规划本校本科、预科的英文教学和课程安排，请外籍教师来任教，使教学与英美接轨，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5月，经陶行知和他建议，北大等单位邀请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北大和其它处的许多讲演，均由胡适出面口译。1921年10月27日，他在校内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原定三十人，没想到上课时竟来了六十多人。以后北大请外人来校讲演或讲学，如新闻学家韦廉士讲“世界底新闻事业”（1921年12月初），教育学家孟禄的系列讲演（1921年12月下旬至1922年1月初），也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胡适的口译，语言流畅、准确，往往能收到好的效果。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在沪；他回北大后，蔡元培先生已辞职南下。北洋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校内围绕挽蔡还是驱蔡，学生与政府展开了斗争。胡适站在学生一边，支持由蔡元培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并对个别被军阀政府收买的学生制造“拒蔡迎胡”的言行予以揭露。蔡元培对胡适颇信赖，他通过蒋梦麟表示对胡适“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声明自己对胡适处理的一切问题“负完全责任”。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支持和声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直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从1922年12月17日起，胡适因病向北大告假一年，返校以后，1924年至1925年这两年间虽仍在北大任教，但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11月，他写信给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要求辞职。略谓：“现患痔漏回南方调治，请假过久似非相宜，决定以后每日四点钟，著书译书各一千字，不再教书”。蒋未允辞，但胡适第二年出访欧美，与北大的关系事实上告一段落。
二、30年代：北大“中兴”期的主将
1930年5月，胡适因在《新月》上借人权问题批评国民党当局，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6月他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前脚到北大，蒋梦麟随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蒋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面对如此窘局，蒋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国民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北大凭藉中基会的这一资助，添置图书仪器，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修筑校舍，补助学生，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蒋对三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亦留在北大。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他日记中云：“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胡适南下参加庐山会议，随后负使命赴欧美做外交工作，这并非胡适的本意，实为当时的国难所迫。1938年1月，西南联大虽曾发布聘任他为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胡适实际上并未到任。
三、内战时期：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业。经过傅斯年、朱家骅的力荐，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暂不能回国，故又请傅斯年代理。此消息于9月6日正式公布，各方面反应热烈，胡适的一些故旧和北大师生纷纷致函致电，希望他早日归国，重振北大这座自由民主的堡垒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基地。
1946年7月，胡适回国，月底抵达北平。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等问题，决定在机构方面，在文学院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改为动物系与植物系，新设农、工、医学院。9月胡适正式接任后，这样的校务会议又开了十几次，同时正式聘任了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处长和文、理、法、医、农、工六院院长、各系主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原由罗常培担任，由于傅斯年反对，胡适只好自己兼任。北大经过一年复员和准备工作，到此开始转入正规。
胡适此时的一个重要设想就是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以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多预备人才，多积贮力量。1947年夏，他写信给白崇禧、陈诚：
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我要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门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接着他开列一份拟从国外聘请回国学者的名单，阐述其实施计划，并称已联系钱三强、何泽惠、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九人，他们“皆已允来北大”，建议把北大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至于此项研究与实验，所须有之最新式设备，请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拨50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这是一个颇有雄心的计划。但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已全然顾不上这些了。8月26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时面见蒋介石，又提出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一个月后，他又以此为蓝本，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以谋求各方面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支持，不用说，这也是一纸空文。
从政府那里筹不到款，胡适又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求助。通过几番活动，1948年，该会终于决定给北大10万美元的“复兴经费”。胡适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给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他请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用这笔款子购买所需设备。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也付诸流水。
蔡元培主长北大时，盖了红楼；蒋梦麟任职时，建了图书馆。胡适上任后，也计划建一座大礼堂。他派人勘测地形，请梁思成设计方案，唯独经费一筹莫展，为此1947年12月11日他在南京向北大的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948年3月24日他再次发起北大校友募捐一千亿，建筑蔡孑民纪念大礼堂，作为北大50周年祝寿礼物。这一计划也因无经费而落空。
学校经费无着落，现有在职教师生活清苦，该聘请的教员无法落实。新建的工学院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不仅实验仪器设备匮乏，而且教员也缺乏。加上通货膨胀，其情形可谓雪上加霜。无奈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全，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他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叹息道：“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胡适想得更远，但北大师生面对的现实难题却是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维持。
40年代后期，国内局势十分动荡，北大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士兵强污，事情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愤，北大各校师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要求惩办罪犯，胡适也无法保持平静了，1947年1月17日美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此案，他不顾官方劝阻，毅然出庭作证。经过一星期的辩论，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和胡适的有力证词面前，美方理屈词穷，不得不宣布美兵皮尔逊“强奸已遂罪”。事后沈崇家人对胡适的出面表示了深切感谢，后来此案移到美国处理，报载美方取消皮尔逊之强奸罪，胡适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说：“余对此新进展，表示失望”。“我希望美国海军部长不会批准检察官长取消皮尔逊罪状。”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1947年国统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北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亦投身其中。对于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胡适可谓左右为难，他作为一校之主，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能不考虑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这构成他与官方意志的某种吻合，使他为政府“撑门面”；一方面又自知学生起事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对学生运动不能简单处置，这使他对参与运动的北大学生采取一种温和、保护的态度。例如1948年5月19日，胡适向记者发表谈话，不同意蒋介石的《对学生广告》，说“学生是青年人，在这种困难环境下，确是感到了苦闷，……我对青年要求改进现状有同情，但希望勿牺牲学业”。这一谈话，表明了他的矛盾态度。
与外界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形成强烈反差，胡适这几年的学术兴趣是在《水经注》的考证。1946年7月5日他刚抵沪，向记者透露他这几年正在重勘《水经注》的案子，此事传开，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到来自各方送来的各种版本的《水经注》。他在一封致顾廷龙信中说：“我近年到处宣传我正治《水经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经注》都出现耳，”还说自己“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的生活，可笑之至”。
我们从这一段《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的许多纪录。《胡适手稿》和近期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也保留了他这时期有关《水经注》考证的许多文稿。这时期胡适未专门开课，偶尔作一些讲座。北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法”一课原拟由胡适担任，1947年4月24日，他上第一讲，题目是《历史与证据》，其所讲内容实际上是他的《水经注》研究。胡适当时设想领导文学院的人做一些大的问题研究，故想在方法上做一示范，但他的课只讲了一次，就没有下文了。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文科研究所举办的展览会中有“《水经注》版本展览”一项，所展出的40种版本都为胡适提供。
这时期胡适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几乎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差役。从北大档案馆现藏的“胡适专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收到各种来信，除了公函以外，还有许多求学信，求职信，求开介绍信，推荐信，以及讨论时事或倾吐不满的信。胡适当时的校务工作主要是维持学校的运转，包括筹措经费，应付学潮，调理新建院系的教学。此外，他还兼有中研院的评议员和中基会的董事等职。南京政府在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状态下，为了笼络人心，也不惜一次又一次请胡适出面为其支撑门面。其实胡适不仅对权力没有兴趣，而且对北大校长一职也感力不从心，遂生辞意；教育部长朱家骅立作电复：“年来承兄偏劳，公私感激，……乃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倘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朱的电文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讨论是否“迁校”一事，经过激烈争辩，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教授会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胡适当时也是反对迁校的，他认为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12月，北大张罗50周年校庆，拟定17日校庆日时，同时为胡适的生日祝寿。13日胡适写成《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叙述北大自戊戌诞生以来的历史。14日南京方面派飞机将胡适、陈寅恪运走。临行前他留下便笺给汤用肜、郑天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实际上成了他的诀别之言。
四、胡适：北大的一份精神遗产
胡适从1917年9月在北大登台，到他1948年12月14日离去，在北大实际时间为18年（1919-1925.11，1930.11-1937.7，1946.8-1948.12）。以他与北大历史关系而言，可以说是既长且深了。五四以后北大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自成一体，独领风骚，胡适自然是其中担当重任的主要人物之一。就他个人对北大的感情来说，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一般人认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显然，这个传统的形成，首功归于蔡元培，但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胡适在北大工作期间，对北大的发展方向和学术传统多次提出过意见。1922年12月17日，北大25周年之际，他发表《回顾与反省》一文，指出北大近五年来的两大成绩，即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同时也认为北大存在两大不足：一，“学术上很少成绩”；二，“自治的能力还是很薄弱的”。他“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1935年5月，他为纪念五四运动16周年，特别强调“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主长北大期间，规定每年五四为北大校友返校节。1947年5月4日，他在北大校友的聚会中高度评价蔡元培把北大由一个旧式大学改造成为一个新式大学，并认为北大的精神是“自由与容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生前他立下的英文遗嘱交待：将他在1948年12月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京大学，再次表达他对北大的思念。在台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送的挽联是“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他的墓碑上留下了一位飘泊在台岛的“北大人”——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的手笔：
这是胡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