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面临的挑战也能够转化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机遇，关键是要尽快确定扩大内需的重点，运用计划、财税、金融三大调控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形成拉动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强大合力。
2012年8月份的各项经济数据表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处于连续十个季度以来的下降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由上月的9.2%降为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上月基本持平；民间投资增长速度由前7个月的25.5%降为前8个月25.1%；8月份进出口总值增速降为0.2%，其中出口增速降为2.7%。预计第三季度的增长速度将继续下滑。现在看来，实现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希望只能留给第四季度了。
造成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欧债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出乎意料；二是去年为抑制通胀所采取的收紧银根的政策收回较缓。当前，由于经济下滑形成了一定惯性，并已形成社会预期，因此实现经济增速的止跌回升需要付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努力。中央政治局7月份开会分析了上半年的经济形势，部署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使国民经济尽快回到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上来，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问题。
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遇到的挑战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我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曾成功地将挑战化成了机遇。当时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六个重点，包括高速公路建设、长江干堤加固、退耕还林还草、国家粮库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大学招生规模等。开始实施这六大对策时，曾有不少人怀疑甚至反对。现在看来，正是由于实施了这些有效对策，我们才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把挑战变成了机遇，不仅实现了抑制通胀的目标，使经济尽快实现了回升，而且为2000年之后长达十年的平稳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开始扩大大学招生，平均每年扩大20%-30%，使几千万青年圆了大学梦，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我们的高速公路从亚洲金融危机时加快建设，十几年间，通车里程已经快要超过美国 （美国是8.4万公里，我们目前是8.2万公里），明后年就将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络。今天想想，如果没有高速公路的话，现在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根据上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我认为，当前面临的挑战也能够转化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机遇，关键是要尽快确定扩大内需的重点，运用计划、财税、金融三大调控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形成拉动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强大合力。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服务业，努力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为新的增长点，以及加快农业现代化等。只要加大政策力度，通过财政资金把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集中引导到这几个方面来，我坚信，国民经济一定能够很快回到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上来，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做到这些，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条件。
实现稳增长的六点建议
首要目标是调结构
我们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居民消费率，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一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居民消费。
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目标。去年我们的投资率已经上升到48%，最终消费率降到47%，投资率超过了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4%，这样的指标在全世界绝无仅有。我们必须下大决心来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能将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有5万亿左右的商品由现在用于投资和出口改为用于居民消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将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提高了居民消费率，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提高了，这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落实。为此，我们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居民消费率。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改变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要实行结构性的减税让利政策，即政府对企业减税，企业给职工让利，来增加职工的收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
要理顺住房、汽车的产销关系，使这两大消费热点成为拉动经济的持久不衰的经济增长点。稳定城市住房价格，目的在于使更多人能够买得起房，从而扩大住房消费与建设的规模。现在稳定城市住房价格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应通过保持住宅建设和销售的合理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要发挥汽车的产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拥堵区段的使用成本，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所增加的收费，应作为专项基金，集中用于交通设施建设。总之，要采取措施，把住房、汽车这两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下去。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够替代这些万元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的消费品，这两大消费热点应当是支撑未来10到20年中国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的两个支柱。
要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把奢侈品的消费留在国内。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欧洲市场奢侈品消费的64%、北美市场奢侈品消费的25%是中国人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进口关税降低一点？把这些消费留在国内，既可以繁荣国内市场，政府还可以多收点税。而且所谓的奢侈品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概念，其中很多商品早已成为普通居民的消费品了。
应继续实行鼓励“家电、汽车下乡”的政策，鼓励节能产品消费，扩大消费信贷，通过多方面努力使居民消费能够有一个较快增长。
二是加快“营改增”税制改革，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中，第二个转变就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我们现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这个比例太低了，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还低十来个百分点，比印度还要低十几个百分点，实在说不过去。现在找到原因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因为税负过重。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比第二产业实行的增值税税负要重1/3左右。所以，不改变第三产业税负过重的状况，服务业不可能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改革正在进行，希望能够尽快推向全国，推向各个行业，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果服务业就业的比例能够达到50%，达到印度现在的水平，可以增加上亿个就业岗位，不仅能够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单位gdp能耗也可以大幅度下降。
同时，要鼓励企业向研发和营销两端延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比较多，应继续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起征点。目前把起征点定为月销售额2万元，若按销售利润率10%来计算，每月的纯收入仅为2000元，远远低于居民个人所得税月收入3500元的起征点，税负仍然明显偏重。应从鼓励创业、鼓励自谋职业和培植财源、放水养鱼的角度出发，进一步降低小型、微型企业的税负，激发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创业积极性。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只有小企业多了，才能形成培育大企业的肥沃土壤。
抓住基础建设不放松
如果说上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能够把挑战变成机遇，一个标志性的成就就是建成了高速公路网络，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标志性的成就可能是建成高速铁路网络。
三是加快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国务院刚刚批准了投资总规模达8000亿元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计划，这是个很好的计划。但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需要配套的投资体制改革。现在不少城市的地铁都在亏损运营，需要大量财政补贴，但广州市的地铁去年盈利2个多亿，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给了一定的政策，允许在铁路沿线进行房地产开发，用房地产开发的效益来弥补地铁运营的亏损。如果能够推广这一经验，地铁的建设运营就能实现良性循环，避免政府背上沉重的补贴包袱。
高铁建设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应当逐步恢复投资水平。前几年高铁的年投资规模达7000多亿元，去年下降到4000亿元，今年可能达到4300亿元，高铁下降的投资规模别的行业很难替代。如果说上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能够把挑战变成机遇，一个标志性的成就就是建成了高速公路网络，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标志性的成就可能是建成高速铁路网络。高速铁路最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而且是一种绿色运输方式，所以铁路建设规模应保持一定的强度。另外，水利建设也应保持较大强度。最近，我们正在加紧对淮河的综合治理和流域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对淮河进行综合治理，变害为利，可以新增良田1000万-3000万亩，形成绿色食品基地。建设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万吨轮可以从苏北滨海港直接开到淮安，2000吨的船可以从淮安开到蚌埠，1000吨的船可以从蚌埠开到河南周口。淮河流域有大量的盐、煤、铁、碱等矿藏资源，可以发展化工、钢铁，建成新型的原材料基地和先进制造基地。如对淮河流域加大投入，不仅能使两岸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且对增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四是加快公用事业发展，扩大公共服务消费。
目前，个人消费品已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总体上仍然处于供给不足状态。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垃圾和污水处理等，都处于紧缺或极度紧缺状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仅仅依靠财政投资。财政资金不足，发展必然滞后。如能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括 “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转让”（bt）等投资方式，就能够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公共事业发展上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现在，很多城市的养老院极度短缺。据报道，北京有一个老太太手里攥着几百万元，找了几个月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的床位。政府要给养老院一定的政策，让它能够自负盈亏，投资能够收回并有适当回报，这件事不用一两年就完全能够解决。现在很多城市学龄前儿童进幼儿园很难，动不动就要几万、十几万的赞助费。幼儿园的建设只要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我相信一两年内也可以解决。又如停车场建设，在国外这项技术非常成熟，可以在大楼底下进行施工，搞地下停车场，也可以搞地面的立体停车场，专门有这样的施工公司。如能运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让社会资金来干这件事，停车难的问题也不难解决。
对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也应当放宽政策，放手发展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允许他们与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平等竞争。在我国台湾省，高中生升大学是买方市场，大学抢生源，抢不到学生的大学就关门。我们现在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去年高中毕业升学率已经达到78%了。有人算了笔账，按照现在大学招生人数增长的速度，到2016年左右，有可能形成大学招生数量大于报考数量的情况，到时候会形成学生选学校、学校抢学生的局面。也只有当这个局面形成了，让那些教育质量差的学校在竞争中淘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大学才会出现。
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
如果把现代技术同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有效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走在前列。
五是加大研发投入，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在于拥有自己的技术。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对新兴产业想投资也投不进去。即使引进了技术装备，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发展上去了也面临着很大的经营风险。如太阳能发电设备，国内上了很大的生产能力，现在国外一限制进口，许多太阳能设备生产企业陷入困境。所以，关键是要有核心技术。发展电动汽车，关键是电池生产技术，我们现在还没有突破。一定要用自有技术的突破来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此必须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
要鼓励和组织协同创新。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组织行业内骨干企业组成产业联盟，共同出资，联合有关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成果共享。要鼓励企业使用首台套设备，以国内的巨大市场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
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包括运用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国际并购、委托研发等方式，积极利用国外的最新技术成果。把现代技术同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有效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走在前列。
六是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建设。
加快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第一是劳动力就业有出路。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和许多城市都存在招工难问题。我上个星期到东莞调研，许多台资企业抱怨招不到人。他们说现在到海外去拿订单很难，好不容易拿了订单，又怕找不到人干活。农民工月薪都在2000元以上，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挣3000到5000元，还是招不来人。第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余，都在那儿寻找投资出路。如果允许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就可以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第三是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这三个条件组合在一起，成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机遇。只要我们运用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现代化，就能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
上个月我到洞庭湖周边调研，在岳阳市华容县一个粮食产区看到了一个现象，感到非常兴奋。有个村共有70多户，800亩水田，全村的地都集中让党支部书记种，党支部书记就变成了全村的“佃户”，一亩地一年转包费700块钱，解放了大批农业劳动力。在当地打工一天130块钱。如果到城里去打工，年收入平均可达2.5万元，两口子打工一年可得到5万元以上，加上土地转包费收入，家庭年收入将近6万元，进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这个党支部书记种了800亩水田，一年种两季，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大棚育秧可以提前半个月，亩产可以提高5%。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现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步推进，条件已经成熟。
从世界上来看，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城市化率都在7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达到或超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0%，农业劳动力还有2亿8千万人，一人只能种6亩4分地，如果这个状态不改变，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很难的。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28%，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1%。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也就是说，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为达此目的，需要我们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农业现代化上来。因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依靠财政投入不行，财政投入只能作为诱导性资金，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可能，因为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只能制定一个政策，形成一个机制，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需要培育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代替数以亿计的小生产者，并培育出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新型农民队伍，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集约型农业的转变。
以上六条措施如能实施，我想不仅在近期可以尽快实现经济增速的止跌回升，而且至少在未来十年能够支撑国民经济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2012年10月13日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