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根源是欧洲地缘政治矛盾的持续激化，但影响不会止步于欧洲。百年大变局下的这场冲突，不仅会直接改变欧洲安全格局，而且会推动大变局朝着更深刻、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冲突爆发至今已两个多月，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在向全球蔓延，也波及到亚太地区。
随着事态朝着长期化方向发展，俄乌冲突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的、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粮食、能源供应，以及产业链稳定方面。二是对相关方战略心态、战略心理的影响，它们似乎会越来越趋向于保守、消极、负面。三是在这种心态、心理的驱使下，相关方根据战略决策做出的相应政策调整。具体来说，今后亚太地区有三个动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两增一减”的亚太趋势
首先，集团化的倾向会增强。除了美日会强化其同盟关系，韩国也将更主动地系紧与美国的绑绳。尹锡悦在韩国总统选举中以0.8%的优势险胜，他在未来的执政道路上能否延续“幸运”，还是个未知数。可以想见的是，在处理朝韩关系、日韩关系等问题上，都将充满坎坷。韩国新一届政府大概率会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过去，文在寅政府的“新南方政策”主要是从经济上关注或介入“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尽力维持韩国与中美的关系平衡。而新政府恐怕会更侧重从战略和安全上来思考、处理同“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的关系。这就会使东北亚地区安全在结构上更加分裂、对立。不少人用“两极化”这个词来形容未来全球或亚太的格局，而我更倾向于用“两集化”——两个集团化来表现。当前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盟友们正得到美国更多的鼓励和授权，在地区安全和战略中发挥作用。
其次，军备竞赛的风险会增加。近年来，亚太地区无论是军费支出还是武器采购数量，都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俄乌冲突使得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这场危机会给每个国家带来不同的反思和启示。从目前的舆情中可以看到，核武器愈发被重视，个别无核国家已出现拥核的声音。在右翼保守势力推动下，日本就产生了这种舆论。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反核武情结是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核心，核武装的主张会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虽然，目前安倍等人寻求核武装的上限还是“共享”美国的核武器而不是自行开发，但是，这种舆情动向足以让人担心——日本在战略上可能“进二退一”，借助炒作“核共享”进一步提升尖端常规武器系统的开发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转型。
第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就是所谓的与中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脱钩”。产业、科技手段成了推动“脱钩”、打地缘政治战的工具。2021年，台湾地区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470.6%，双方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产业、科技合作成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一种手段，通过人为突出台湾半导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选择形成干预。如果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把全球化作为一把匕首用来对付别人，全球化就会越切越钝，呈现“钝化”趋势。本地区可能的集团对抗，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安全上，也表现在许多领域的规则制定层面。2019年，美日就数字贸易达成了双边规则，进而要用这个规则统一地区乃至全球。
除了上述三个动态之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复杂、更难解。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主要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一是美国同盟体系，二是上合组织，三是东盟，相互间有交叉重叠。与美国同盟体系相比，后两者无疑是松散的。同时，亚太地区又存在着广泛的安全分歧和对立，包括现实的安全利益的分歧与对立；安全观的分歧与对立乃至战后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对立。美日等信奉的是“旧金山体系”，而中俄等坚持的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立场。彼此分歧的根源颇深。
如何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
首先，坚持把争取构建统一的泛地区安全架构作为长远目标。这个目标实现起来难度非常大，但必须要以此为目标。我们知道，追求己方绝对安全必然会招致对方反制，最终造成全体成员的绝对不安全。因此，一个泛地区安全架构应该是包括全体成员的，不排他的、不敌视任何一方的。它所体现的理念应该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安全，是相对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
其次，展开高层次战略对话，真正解决深层次问题。1972年后，美日在同中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的同时，“明修栈道，明渡陈仓”，继续加强它们之间的双边安全安排，继续将干预台湾问题的功能机制内置于其双边安排中。这种内置工程从1951年就开始了，在1972年以后没有任何变化，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变本加厉。但问题是，即使按照日本所依据的《旧金山和约》来说，既然它已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那么它和美国一起，要求中国务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法理依据何在？这些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第三，讨论建立危机管理和冲突防范机制，以及互信措施与沟通机制。中国在自身安全保障方面的诉求应该得到尊重。
对此，我想向部分欧美同行提两点建议。第一，改变二元化的世界观。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向各大国提出了一个“选择”，要求各国“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在一起”（to be either with us, or with the terrorist）。在他眼里，世界非黑即白，但现实是世界的灰色地带越来越多。这种看世界的方法既不符合现实，也和时代潮流相背。第二，改进就事论事的方法论。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历史、整体、联系、动态地看问题。对俄乌冲突，不能只看2月24日以后或者2014年以后发生了什么，还要至少从1991年以后的历史经纬来看，从而找到导致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同样，对亚太地区问题、对台湾问题也是如此。
近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与日本外相林芳正的视频会晤中强调，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两国领导人去年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以此为指引，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前辈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造就的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对中日两国来说，当务之急要重点做好三件事情。一要切实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二要充沛两国关系前进动力。三要及时排除干扰因素。日方应与中方一道维护好邦交正常化50年来取得的宝贵成果。
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给亚太局势蒙上了一层阴云，而如何避免让隐患发展成灾难，其实历史早已给予我们答案，真正的有识之士心中也有正确的选择。亚太地区安全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相关国家的决策者不妨先听听历史的声音，听听时代的声音，听听人民的声音，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