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领导在百忙之中，尤其是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关心宗教问题。因为从事宗教研究30多年，使我感觉到宗教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凸显，而且我们今天的宗教问题跟全球化的背景密切相关，今天面临的很多宗教方面的新问题，现在在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方面应该说还有一些空白，或者说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很多人从不同的领域都开始关注宗教问题。
应该说在中国关注宗教问题大致有“三界”，政界、教界和学界。政界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宗教问题，对宗教的理论探讨和政策的制定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对宗教问题的考量比较慎重，所以我们说政界是一言九鼎，不轻易表态，但是如果有相应的表态的话，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政策性的。
再一个就是教界，一般来说是在教言教，从维护宗教的权益，从宗教自身的弘扬来考量，更多的是从宗教自身内在的角度来看待宗教问题，跟政界和其他的方面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就是学界，学界应该说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宗教问题，善于思考而且多发议论，但这种议论是不是准确值得商榷。我想今天在这里跟各位领导谈宗教问题，是从学界的角度，我谈这些思想，应该说是仅供参考。我们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学界讨论宗教应该说各种观点都有，不同于政界，也不同于教界，但是跟他们都有积极的呼应。
一、全球化社会的文化意义
首先我想谈一下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意义。实际上全球化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积淀而达成的。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人们所关注的，应该说这是由于航天航空科技的发展。以前大航海时代要一年两年的路程，今天10个小时左右就能解决。再一个是像电脑、网络等信息技术，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通透的世界，没有任何遮盖，而且信息是同步的。在这个条件下，在经济方面出现了知识经济，在整个人类发展的方面出现了全球的生态意识。我们看今天从电脑、网络，到现在我们开始讲的云计算的网络世界，实际上是这种全球化意识的基本定型，它使我们的舆论是全球性的，使我们的经济尤其像资金的流动是全球性的。同样的，对各个国家的主权概念，对政治体制，对于文化思想都有一种极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今天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度，一个地区，我们必须面对全球化。
全球化从思想渊源来讲，应该说是源远流长，比如说世界大同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传统里面都有。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绘大家非常熟悉；在西方这种世界一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是围绕着地中海，跨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帝国，在这个古代帝国时期就有一句话就叫罗马即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地球的意思。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种大一统，不是政治上的一统，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是它有一种信仰上的一统，就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欧洲的统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种天主教的一统。到了近代，这种全球意识在国际上也非常明显，我们知道的《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国际化的意思。到了现代，由于人类共同生存提出了“地球村——我们共有的家园”，这种社会生态意识都是全球化的重要的思想。这种基本概念应该说是在1944年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化的表述的最早提出不是经济概念，不是科技概念，而是人文哲学概念，从这点我们可以想到，今天全球化背后肯定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有一定的价值观。
在今天中国社会被人接受的是经济全球化，这个经济全球化是以技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为条件，以所谓的开放经济、开放社会为基础，同时出现了一种跨国的组织，像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市场经济出现了世界上统一的大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跨国公司，形成了所谓的经济帝国。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我们谈今天全球化的一个经济基础。
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比如说它有政治经济的意义。从科技的全球化扩展到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要有一定的经济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就形成了法律的全球化，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国际法、知识产权，甚至海牙国际法庭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法律全球化面对着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全球化，尤其是联合国的形成，而且中国在政治全球化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的全球化的表述在国内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文化全球化在悄然进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说文化交流，体育、教育、艺术、音乐没有国界，尤其是中国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全球化的展示。当然，对于文化全球化的争议，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文化国际性的流动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忽视。我们今天谈的文化战略，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自知、自觉和文化重建等等，都是基于文化全球化这样一种意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宗教，就到了第二个层面，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
二、全球范围的宗教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全球范围的宗教
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世界宗教的分布，全世界人口大约是62亿，各种宗教信徒约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5%，不信教人数12亿。1997年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大约是1亿，不信教人数12亿，这么一看好像世界上不信教的人都在我们中国了，其实不然。在我们统计这个数字的时候，中国约有1亿人信教，这是周恩来总理50年代在外国客人问他的时候他说的约1亿，这个“约”是大有文章的，并不是固定就一亿。再一个，经过了5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宗教的迅速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目前权威的数据还是1997年的，这十几年的发展使国外和民间对这个数据开始有一些质疑，也开始进行了一些调研。最为典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生活取向”的课题，由研究宗教学的专家在全国组织了将近5000个采样，根据这些采样，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大约有3亿人信教，因为不是国家统计认可的数据，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在成果鉴定会上跟媒体说了，《中国日报》进行了英文报道，这个报道在海外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我们的上层也有所震动，意识到必须重新对待中国信教人数到底是多少的问题。
美国有一个大学以研究宗教社会学著称，他们通过一个项目开始委托国内民间的一些学者做了一些调研，他们有七八千份的采样，他们计算的结果也是今天中国大约有三亿左右的信徒。但是这个采样刚出来他们就发现了问题，比如说他们对伊斯兰教的采样是平均采样，没有考虑到中国穆斯林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他们只说有几百万穆斯林，实际上中国的穆斯林有两千多万。这个研究也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学术圈子中已经被大家知道。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这几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引导和参与下，对全国的宗教进行了一些调研，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对于基督教进行的调研，基督教在社会上比较受关注，今年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基督教调研的情况向世界上发布。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信徒有22亿人，占世界人口34%，分布在世界上25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天主教最多，是12亿，新教是7亿，东正教是3亿。伊斯兰教位居第二，穆斯林有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8%。第三大世界宗教是佛教，实际上佛教的人数仅有3.5亿，占世界总人口只有6%，从人数上说不是第三大宗教。被称为第三大宗教的是印度教，由于印度人口比较多，现在有8亿印度教信徒，所以前几年我到印度访问，印度的学者告诉我在不远的将来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所以印度教的人数也会增加。此外，各种新兴宗教在20世纪突飞猛进，人数也会增加，大约有1.3亿，这是一个世界宗教的全貌。
2000年8月28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峰会，我作为学术顾问参加了这个会。在世界宗教领袖峰会上有这样一个会标，中间是联合国会标，周围13种象征符号代表各种各样的宗教。在这个研讨会上也有儒教的代表团，是由香港和海外华人组成的，当时有两个代表，一个是香港的孔教学会的会长，另一个是海外华人原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这个会标以这种象征符号的方式来代表今天宗教存在多元的态势。应该说这些宗教绝大部分都对中国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有不同的层面，印度教相对而言影响比较少一点。我们到泉州看，它有古代印度教曾经传入中国的遗迹。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印度教礼拜的场所，当时印度方面的人向我们组委会抱怨，说你们有宗教场所，但是没有派神职人员。我方回答说中国没有印度教，神职人员由你们印度自己派，但是印度教的教派非常多，哪派的神职人员来主持宗教礼仪他们也说不好。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中，印度教作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的宗教信仰，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锡克教应该说在南亚次大陆对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稳定都有相当的作用。我们看到印度锡克教跟印度教的矛盾曾经使印度社会出现种种动荡不定的局面。
神道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在日本，信教的人数大于日本的人口，日本人一个人有时候信几种不同的教，但主要的宗教是神道教。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日本神道教对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民族把神道教作为他们的民族之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民间社会庆典都是在他们神道教的场所，也就是神社里面举行。
犹太教应该说是在世界上影响非常之大的宗教，它的人数不多，一千多万人。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民族，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杰出的人才，像马克思就是犹太人，科学家里面像爱因斯坦。在经济方面来讲，犹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犹太财团非常有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犹太人今天还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在宗教上，犹太教对基督教，对伊斯兰教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中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而道教的发展恰恰是最弱的。我曾经在世界宗教大会上与道教协会的会长闵道长谈，闵道长说我们道教强调道法自然，不可以传教，这样的话它的影响自然不是很大。对中国的道教也应该有所关注，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虽然他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审视道教，但是在表述中意味深长，值得我们回味。
基督教应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教我们称它是西方宗教，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根是在亚洲，是在古代巴勒斯坦，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地方形成的。后来在罗马帝国成为国教，向西方扩散，提供价值体系，而且是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但是它不强调自己是西方宗教，认为自己是普世宗教。
伊斯兰教应该说是在阿拉伯文化中产生的，但是它今天涵盖两个文化，一个是阿拉伯文化，再一个是波斯文化，我们知道今天它对伊朗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耆那教主要是在古代印度，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的一种沙门思潮，是跟佛教前后形成的，影响没有佛教大，但是今天在印度还存留下来。
佛教是在亚洲影响最大的宗教。我们看中国五大宗教中，我个人有一个基本评价，佛教影响是最大的，基督教发展是最快的，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
琐罗亚斯德教曾经传入中国，称为祆教，或者叫拜火教。因为它强调光明和黑暗，这种宗教在今天的伊朗依然存在，在中国和波斯文明交往中琐罗亚斯德教成为非常重要的纽带，在今天的伊朗，作为古代波斯文化的传承还得以保留，但是在全世界影响不是很大。
巴哈伊教是新兴宗教的典范，应该说它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它的信徒不多，只有几百万信徒，而且它是从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中分出来的，但是今天它的发展涉及2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伊斯兰教，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未来的宗教。这个教它强调集体管理，它的宗教场所是灵曦堂，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非常漂亮。因为它的教义不反对政府，这样各个国家对它都比较宽容，但是在伊朗是严禁的。巴哈伊教这些年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在商界、文艺界、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巴哈伊教在未来的发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推崇，我们要关注它的发展。
儒教在中国是个有争论的宗教。孔子已经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的符号，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非常多。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认为天坛实际上就是1911年以前最大的儒教崇拜场所，但现在很多的学者认为儒教不是宗教，儒教是不是宗教今天的争议很大，我们的五大宗教中没有儒教。但是在香港，东南亚和海外华人的区域，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仍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基层也有一些可以说是儒教形态的民间宗教的存在，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对于世界宗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的一个简短的介绍。
（二）宗教对中国的影响
从这个层面我们要考虑全球化形势下，宗教对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地方我想重点谈一下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是最快的，而且全世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特别关注的，尽管其他教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都没法跟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相比。
1.新教对中国的影响
新教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的总人口是刚刚到3亿人，但是74%的人口为基督徒，其中45%为新教徒，22%为天主教徒，2.6%为东正教徒。新教在美国政治中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历任总统都是新教徒，除了肯尼迪，肯尼迪是唯一的天主教徒。美国的新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追溯到17世纪，新教从欧洲传入美国，在当时的英国，英国国教对新教徒加以迫害，新教徒就是从新教中的加尔文派发展出来的，在英国革命中起着很大的作用。1620年新教徒乘五月花号船到北美，形成了美国东海岸白人新教徒的传统。这是美国新教发展之源头，在五月花号上面曾经有一个五月花和约，这个和约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民主政治，对美国《独立宣言》、美国第一部宪章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看美国的地图，美国的东海岸是美国相对发展比较早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是美国新教影响的地区，这样就形成了美国今天的新教为主的格局。
美国新教对中国的影响要追溯到19世纪，最早的美国传教士是1830年进入中国。1834年美国有医生传教士叫伯驾，到中国传教以后，当了美国驻华的外交使节，这样就形成了美国传教士作为美国驻华高级外交人员这种双重身份的传统，从伯驾到司徒雷登一脉相承。这个时候传教士开始关注中国知识阶层，美国的传教士把容闳等三个中国学生带到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外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以后在中国的科技、文化、建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把美国的思想文化带到中国，对中国的知识阶层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宗教尤其是新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追溯到孙中山，他从美国回国以后成为基督徒，他说的天下为公、天下博爱等等表述受一定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手下的很多大员，比如他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来自一个基督徒的世家，蒋介石也是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知道他信教的动机不纯，他是在跟宋美龄结婚以后信基督教，成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后来搞的新生活运动等等多多少少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美国来华的传教士成为美国的外交官，最为典型的是司徒雷登，他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后来回美国读书，以后作为传教士派到中国。他一生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教士，第二个阶段是在燕京大学当校长，第三个阶段是美国驻华大使。这样就使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形成了基督教新教色彩，当时来说，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传教士一边倒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当然也有个别的新教传教士，像加拿大的文幼章是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但是如凤毛麟角，非常少。当然司徒雷登在1949年想改变这种局面，南京解放以后，司徒雷登没有离开南京，当时苏联大使馆都跟国民党撤到广州了，可美国的大使没有去，通过燕京大学的校友黄华先生的介绍想北上跟毛泽东见面，当时专机都准备好了，但是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司徒雷登只好离开了中国。司徒雷登离开的时候毛主席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他回到美国以后，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他也受到了审查，最后他从政治上被边缘化了，晚年非常的孤寂，得到他的中国秘书傅泾波一家的照料，才得以安度晚年。
1949年以后美国政治对中国进行了封锁，美国的新教是站在美国政府一边的，这样，中国的新教才开始走上三自爱国道路。中国新教当时因为美国封锁以后被冻结一切财产，整个社会的反美情绪多多少少波及洋教，所以中国的新教领袖找周总理，周总理说你们要得到中国社会的理解的话，你们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才有了三自爱国道路。这就形成了新教今天发展的基本的格局。应该说这个态势在1972年以后出现了改变，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老布什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办主任，这样开始了与中国基督教的交往，老布什一家当时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串，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崇文门教堂，他的儿女们很多都参加了崇文门教堂的宗教活动。所以在海湾战争时，老布什当时轻易不接待民间代表团，但是中国基督教代表团去了以后打电话联系说有崇文门教堂的牧师，他就见了中国基督教的代表团。小布什当了美国总统以后也关注宗教问题，但是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在他之前克林顿任职美国总统时期，美国宗教界也保持对华关注，这样就把新教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延续下来。奥巴马任职美国总统以来，虽然回避宗教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对宗教问题也是特别关注。将来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宗教问题尤其是基督教的问题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个焦点。
2.天主教对中国的影响
天主教的特点跟新教不一样，新教是分散的，教派林立，天主教是大一统，当然是信仰上的一统，位于梵蒂冈的教廷对全世界的天主教起着统摄作用，所以天主教徒实际上生活在两种权威之下，同样对中国的天主教徒也有宗教和政治上的影响。全世界有12亿天主教教徒，这12亿天主教徒人口接近中国的总人口，所以这个影响我们不能小看。
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对中国都非常关注。前任教皇是波兰人，波兰剧变以后，我们的《参考消息》曾经有系列报道，称罗马教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手搞垮了波兰共产党，有这种说法。实际上波兰的情况很特殊，波兰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信仰天主教，天主教在波兰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在波兰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波兰籍的教皇对天主教的影响，对东方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关系。老教皇曾经多次提出要到中国来访问，要恢复跟中国政治和中国天主教的关系，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们看到老教皇去世的时候我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对他的评价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说法，这个是历史的铺垫。
新教皇当选以后也关注中国，他重新组建罗马教廷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发布了致中国天主教的牧函。本笃十六世原来的名字叫拉青格，是德国人，是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他曾经在一个大学担任过副校长，后来在慕尼黑当天主教的总主教，最后到了罗马教廷，担任信理部部长，这个信理部有点儿相当于我们的宣传部，是管意识形态的，从此他就开始趋于保守，成为罗马教廷保守派人物，当选教皇以后他开始关注中国，他认为应该跟中国官方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要恢复对中国天主教的掌控，他对中国天主教的牧函，就是希望恢复掌控的做法。尽管中国方面有很大的抗议，他还是我行我素。另一方面来讲，他对中国又示好，最典型的就在2008年中国举行奥运会之前，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件，我们知道中国的火炬传递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受阻，在5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梵蒂冈的保罗六世大厅举行了前所未有的音乐会，中国的艺术家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这是本笃十六世最喜欢的曲子，然后演奏中国的民歌《茉莉花》。本笃十六世出席了音乐会，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会见了中国的代表团。本笃十六世在音乐会上的讲话让人产生联想，他说：“对我、对我们全体来说这场音乐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这场音乐会是由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演出的，这场音乐会使我们从某种方式接触了中国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及音乐传统的伟大，他们的演奏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其价值观以及崇高的抱负。”从这个方面来讲，实际上本笃十六世也是在向中国示好。舆论界对此有很多的解读，认为它是新时期的一个“乒乓外交”。音乐会对中梵关系的影响如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天主教对中国社会应该说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关联，虽然今天中国的教徒不是很多，但是在全世界的天主教这种大一统的背景下中国的天主教如何发展，如何做到爱国爱教是非常令人关注的。
3.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
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东正教在东欧的发展是以俄罗斯为主，1988年“罗斯受洗”千年纪念使东正教开始复兴，2009年2月基里尔当选为俄罗斯正教的新牧首，他曾是东正教的外联部部长，曾经多次访华，他特别关注中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东正教主要在黑龙江的哈尔滨，还有内蒙古、新疆，是合法的宗教，但是它已经没有神职人员了，俄罗斯通过民间的渠道为中国的东正教训练了神职人员，而且有一些人现在已经回国，是一些年轻人。当然他们的神职不被中国所承认，但是这种活动还在进行。俄罗斯是我们近邻的大国，中俄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东正教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也应该关注。
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现实的存在。
三、中国宗教的历史理解及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
下面谈第三个大的问题，中国宗教的历史理解及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关于中国“政教关系”有很多的言论，我站在学术界的角度谈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世界上政教关系主要是三种模式。一个是政教合一，像梵蒂冈，像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包括以前的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第二种是政教分离，现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采取这种模式。第三，政教协约，政教协约是介于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之间。
实际上这三种模式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历史上和今天的政教关系。总体上来看，中国是政教分离的态势。但是从它的一些特点来看，我个人同意一些学者提的看法，就是实际上中国现在有一种“政主教从”的现实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或现实中，政治从来都是为主的，宗教从来都是属于一种依从的地位，这个没有改变，这是关于中国宗教理解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我前面谈到，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分歧很大。认为儒教是宗教的，强调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国教，这个国教就是儒教；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历史上没有国教，儒教不是宗教，中国的主体应该是非宗教的国度，在20世纪初像梁启超、蔡元培等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度。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宗教性的国家，这是个疑问。我们看一个事实，今天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文明宗教——我说文明的宗教不包括原著民的宗教，也不包括现在发展的新兴宗教，所谓文明宗教主要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等等——基本上都是在亚洲这个土地上产生的，没有任何例外。所以我们看世界宗教是以亚洲为根，亚洲有着丰富的宗教资源，而中国是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是亚洲的文化、思想起着引领作用的国度，这个国度跟宗教没有关系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我们谈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在亚洲文化的地位中，没有宗教层面吗？如果说儒教是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儒教，有一种宗法性宗教，自古延续到今天，这个宗法性宗教存在的方式，要用名称的话还得用儒教，表达的就是儒教的方式。
对于儒教的定位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官方神道设教，是一种国教的地位，是传统上公认的观点。现在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所谓的儒教就是在民间生成的宗教，在中国的宗族中可以看到儒教顽强存在的身影。这样对儒教宗教存在的态势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历史中的政教关系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强调中国历史有着政教结合的悠久传统，这种结合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出现的“绝地天通”事件，就是说民间不能直接跟神明打交道，必须要有一个权威型的媒体。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从“绝地天通”事件以后中国就有国教的传统，后来通过董仲舒的改革就以儒教为代表，这是强调它的宗教性。还有一种认为从“绝地天通”开始中国形成了政教分离的体制，一直到今天延续了下来。
另一种认识不承认中国有国教传统，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产生过宗教，“儒”不是宗教，所以谈不上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政教合一的政体，或者有国教的政教关系。
应该说中国近百年，尤其是过去60年的历史中对宗教的理解主要是政治理解，我们今天也是从宗教卷入政治、影响政治来看待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所以当代中国执政者特别强调处理好政教关系，强调与宗教关系的和谐，认为这是中国今天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当代宗教的理解与以往的存在也有所不同，我们今天中国的政治已经相对稳定，而且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已经转向社会经济发展，过度强调宗教的政治性有没有这种必要，我们在宗教的理解上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在中国的政治帮助下能否使宗教淡出政治领域，回归宗教本来的、最主要的社会定位。宗教本身是强调关注社会、服务社会这样一个态度，不是说要关注政治、要从政。这样理解宗教的话，可使宗教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它的独特的作用。宗教理解从一种政治关注转向社会关注，是学术界现在探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四、当代中国宗教存在的状况
中国宗教存在现在是出现了三大“板块”。
我刚才谈到世界宗教的产生主要是在亚洲，这也是三大板块，或者称为三大河流。第一大板块就是西亚板块，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这个板块产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今天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又产生了琐罗亚斯德教，这个是二元教，认为世界是二元的，由光明和黑暗主宰。西亚板块对今天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对宗教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大板块就是南亚板块，恒河和印度河流域。我们知道恒河是今天印度的主要河流，被称为母亲河，印度河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在古代文化上是一体的。这个板块产生的宗教如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等，很多都有多神崇拜的特点，它比较包容，对中国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佛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它在印度今天已经没有根底，今天印度的佛教是在近代以后重新传入的。佛教在古代阿育王时期达到鼎盛，以后就衰亡、消失了。佛教后来形成了南传、北传、藏传等等，这个发展过程中成为无本之源。佛教的这种适应性为什么非常强呢，这跟它的本源丧失是相关联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强调佛法是至高法，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吃不开，后来走向了依附中国政治的道路，从此如鱼得水。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佛教是中国最大的宗教。
我们今天把佛教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符号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佛教是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向中国化方面做得最好的一种外来宗教，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象征符号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第三大板块就是东亚板块，就是儒教和道教，然后是影响着日本的神道教。儒教如果是宗教的话，中国的宗教文化就迎刃而解，如果儒教不是宗教的话，我们只能看道教。道教在五大宗教中是最弱的一种宗教，这样就形成了对中国道教的反思。比如说代表中国最有意义的宗教方面的术语是什么？不是佛，是道，这个“道”字韵味无穷，很多学者认为“宗教”这个词翻译得不精确，应该翻成“道”，这个“道”是既有形而上又有形而下的表述，而且有宗教和哲学的意味。《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界上翻译最多的宗教经典。
在今天中国宗教出现了三大板块，一个是“护持”型的“核心”板块，这就是五大宗教，就是我们谈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中国把东正教看成小的宗教，与天主教和新教是分开的，这跟国际上认识宗教的方式不完全一样。
第二种板块是在五大宗教之外，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教和教派，我称之为“自发”型的“新兴”板块。
第三个就是出现了“模糊”型的“边缘”板块，比如大众信仰、民间信仰、英雄崇拜、领袖崇拜等。今天的全球化背景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世俗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宗教界的世俗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宗教发展，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和文化层面上都有世俗化的趋势。佛教中有人表述说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就是佛教的人生化、人间化，也是在回应世俗化。我们再具体分析。
所谓“护持”型的核心板块是获得了国家政治支持的宗教，就是今天的“五大宗教”，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在“政主教从”的模式中没有“国教”名号的“国家宗教”，在历史上国家宗教只有一种，但是中国是五教并存，虽然有“五教”之多却体现出统一的国家意识。在西方学者中有很多人对这种现象做了评价，比如说现在比较活跃的一个美国教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宗教在当代出现了三色市场，一个是红色宗教市场，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灰色，把这五大合法宗教称为红色市场。这篇论文在几年前得到了美国宗教社会学奖，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说法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不能涵盖中国宗教的复杂的现象。
所谓红色市场，就是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这些宗教体态完备、组织严密、网络齐全，在宗教地缘中占据着核心板块的位置。我们应该看到，在政教分离的政体下，政府和国家不会给宗教一分钱，但是中国的五大宗教今天自养只是象征性的，宗教建筑的建设恢复、宗教院校的建立都是国家拿钱，甚至神职人员都是国家养着的。
采取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有延续性。在元朝天主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元朝的统治者对各大宗教都很宽容，对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专门发了一种俸禄的，实际上也是政府发工资。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延续。我们的宗教系统的关系也被纳入严格的国家管理的体制，为什么他们称为没有名号的国家宗教呢，这是按照国际上通常的理解来做这种分析的。由于这种状况，我们的宗教神职人员也出现了政治化的态势。这种现象没有人专门做分析和研究，但受到了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界的高度重视。我觉得应该提醒政界注意这个问题，要进行研究。
在这之外是“自发”型的“新生”板块，指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宗教教派。它的特点是板块分散，问题繁多，其所谓自发也是相对于中国政体而言，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外界掌控或渗透。在全球化的国际范围的舆论关注中，这些新生板块恰恰成为世界关心的核心和焦点，而且不断地被放大，造成了所谓的宗教难点、热点问题，这是人为的。
在当代中国这种开放多元化的社会中，这些“自发”型的“新生”板块有其分散性、流变性、隐蔽性等特点，其“宗教”有的虽“不合法”却求“合法”，有的舍“大而全”而守“小而散”，在“本土化”与“去中国化”、“宗教化”与“政治化”、“公开化”与“隐秘化”、“民族化”与“国际化”、甚至“友”或“敌”之间扑朔迷离、深浅难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宗教领域的一块“盲区”。我们可以举一个家庭教会的例子。我们政界包括五大宗教的教界不承认家庭教会的说法，官方的表述是非法聚会点，实际上这个家庭教会在媒体中频频出现。家庭教会不是家庭组织的教会，而是在五大宗教体制性之外的一种发展，这个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现象。有的家庭教会不希望搞政治，只是希望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生活；有的家庭教会受境外影响希望搞政治。我们今天管理方面还有一些疏漏，出现了很多到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法律层面、从政府管理层面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办法，对这种问题我也希望政界不断地关注。
“模糊”型的“边缘”板块就是宗教“形态”很模糊，我们说中国理解宗教强调它有宗教的组织，但是这种形态现在越来越模糊。一些民间信仰、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等，有宗教色彩，但是在组织层面又不是很清楚，比如说英雄崇拜，比较典型的就是福建的解放军庙。福建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了沿海的村庄，台湾国民党的飞机也经常骚扰我们沿海的村落。有一个小女孩当时从海外刚回来，解放军在海滩上进行演习，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村庄，28个解放军跑过去，保护这个小女孩，英勇牺牲了。这个小女孩从此每年都纪念解放军，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建立了一个解放军庙，现在有两个牌子，一个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部队经常到那参观，另外有一个牌子是地区当局的“宗教场所”，把28个解放军做成神像供起来，叫一庙两制。这种英雄崇拜，你说它是宗教还不是宗教。
如果参观老区的话，毛主席塑像都有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色彩在里面，实际上是把领袖人物神明化，这种现象是不是宗教，值得不值得研究？民间信仰的界定非常模糊。中国现在有三种管理模式，一个是福建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妈祖崇拜。第二种模式就是湖南模式，把民间信仰的基层宗教社团由省宗教局统一管起来，使这种活动不至于处于空白。第三种就是浙江模式，浙江对民间信仰的理解是民俗文化的精神层面，就不是由统战部、宗教局去管，而是由宣传部、文化局管。这种模式非常有意思。林林总总的民间信仰的现象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板块，在今天仍然说不清道不明。几千万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的宗教在当地得到了合法的保护，在地方社区建设方面非常有成效，他们寻根求援，但一进入中国他们就属于反动势力，成为地下宗教、黑社会，有的人一搞活动就被抓起来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在研究海外华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传统向心力的时候对此是不是要关注？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五、对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的分析和描述
我做一个展望。首先是宗教的整合出现了一体多元、主次协调的状况，宗教发展一个是有社会层面的服务参与，这样为中国社会作出贡献。其次在文化层面上，承上启下发扬光大。然后，在信仰上返璞归真，保持纯洁。
1.宗教在意识形态及政治意义上的发展趋势。
在意识形态上，宗教到底如何定位，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跟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什么关系，非常值得关注，我们现在出现的是三学鼎立的现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社会传进来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把它作为优秀的东西吸收了。再一个是国学，国学跟马学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神学，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理论，这三学实际上在今天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甚至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中国宗教在社会适应及法律服务上的主要动向。
一种看法认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是立足于社会意义上，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对宗教本质持相对负面的认识和消极的评价。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宗教在社会政治上可以团结，但是在精神信仰上最多也是相互尊重。这是一种内涵性的思路，是强调自身的特点和历史传统以我为主，强调的是存异。另一种是突出马克思主义体系，作为当今中国主流价值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发展观，强调其中国化、当代化，其特点是既明确坚持二者在社会层面的求同，比如在社会层面，更强调坚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社会适应和法律服从上怎么样处理。由于政教关系的复杂，由于这种大一统结构导致的权力化的问题，宗教界出现了替政府执法的所谓合法的越权越位，比如说宗教登记应该向政府登记，不应向宗教界登记。再比如，统一宗教团体服从法律的管理，这个是由政府执行还是由宗教组织执行。还有，以各种理由拒不接受对宗教的管理，构成了对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隐患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些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3.中国宗教在现代社团定位及公共作用上的基本选择。
台湾的佛教的慈济公德会，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组织，它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地位是长期以来做社会慈善，在社会上得到好评以后得到的回报。但是其他宗教说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啊，宗教社团的现代社会服务、社会慈善福利方面值得我们研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曾经跟有关部门写了很多的提案，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4.中国宗教在文化建设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走向和选择。
中国文化有海纳百川的优良传统，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我觉得开放性是一个康庄大道，如果要走封闭的老路将使我们自我束缚。在精神生活领域，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能不能离开宗教值得我们研究。我曾经说过，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解，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要把宗教信仰跟政治信仰放在一个层面完全等同起来，那就会出现非此即彼、不能共存的状况。社会是复杂的，信仰有精神方面的因素，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所以有政治信仰，有文化信仰，有民族信仰。它是分成不同层面的，在精神生活这方面可能就比较好解决一些。但是有些人不同意我这种看法，觉得信仰就是一个层面，只能是一个信仰，不能多种信仰并存。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解答的，所以我提出来供各位领导积极参与，为我们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建言献策。
不可否认，由于当代开放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宗教的当代走向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社会作用如何发挥也基于其对处境变化的适应，以及社会对其的要求和引导。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已经不可能离开宗教的参与。
（本文根据卓新平2010年8月28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0年第8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