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一）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十年，我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是这些经验的完整综合和总结。而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中心任务。正因为我们党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推动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开宗明义，有一个极关重要的概括：“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在同一篇谈话中，他还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极重要概括的起首地位。这真可谓是一语中的、一言兴邦！
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来聚焦思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来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二）
让我们先从改革开放三十年引发的历史巨变说起吧。
三十年历史巨变，当然可以从多方面，用多视角来观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或者说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中国在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这样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党和国家的状况、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状况，作了尖锐鲜明的对照，而把问题集中到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
这样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体察和眼光，实在发人深省！
实际上，从新时期一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头八年，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贯串始终、最为重视的就是这个“活跃起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有无活力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精神状态是沉闷还是活跃的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请看吧，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三十年年均增长速度接近百分之十的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到二○○七年的二十四万六千六百多亿元。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升到世界第四位。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产量，居于世界首位。数以亿计的长期束缚在有限土地上的农村劳动人口，总体有序地转入非农产业。数以百万计的摆脱了指令性计划束缚并拥有自主权的工商企业，蓬勃发展和活跃起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三百四十三元增长到一万三千七百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一百三十三元增长到四千一百多元。两亿几千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全社会总体进入小康。进出口贸易总额从二百亿美元提高到二万一千七百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也高居世界首位，并从而对世界经济发生愈益强劲的“引擎”作用。还有累计一百二十万人的出国留学生，每年三、四千万人次的出国旅游大军，数以亿计的网民、手机用户和居于世界前列的报业市场。再加上中国社会本身和谐发展和文明复兴正日益成为新的亮点，如此等等。显然，这样一种世所罕见的“井喷式”发展势头还将长时期持续下去。
要问这样的活力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而来。
归根到底，是由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来，是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把解放思想同解放生产力紧紧联在一起而来，是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把解放生产力作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我们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来。
（三）
请再来看一看三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进程的思想启动，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点大家已耳熟能详。这里应当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而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因此，作为人们生产实践能力的结果即生产力（马克思），就成为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这一点尤其具有特殊重大的直接决定意义。
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从新时期一开始，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的同时，又坚决、彻底、鲜明地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在新时期“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并且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还把问题提到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这样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聚焦点。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突破口。
实际上，这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由这样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开创性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推进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对于如此丰富生动和复杂深刻的历史进程，我在这里不可能也不需要作编年史式的详细描述，而只打算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把这段历史粗略概括为头四年、中间两个十年和最近六年，这样四个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新时期头四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在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下，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首先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获得突破。由此带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特区试点，加上这之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随后的恢复高考、开放留学。实质上，这就是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变，来启动各方面人们思想的活跃性和积极性，启动政治、经济和教育、科技等方面改革，从而开始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科技生产力，同时开始调动国外境外资本、技术、人才的积极因素和生产要素。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概括言之，这第一大段落，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乃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第二大段落，新时期中间头一个十年。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第一次郑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向全世界昭告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走向。改革开放的实践，则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推进，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推进。改革目标的探索，又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大），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大），又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成功实践并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概括言之，这第二大段落，从一九八二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乃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第三大段落，新时期中间又一个十年。一九九二年，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稳定，成功地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新形势下，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奔小康”的发展势头。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使改革开放进入一个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新阶段。到一九九七年党的十五大，在十四大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理论，同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
概括言之，这第三大段落，从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党的十六大之前，乃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在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同时使国家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点，就是经过这一段落的持续改革和发展，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最近这六年。二○○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这也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了直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纲领，推动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推动实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新社会阶层在内的更广大团结。党的十六大以后，经过十六届三中全会到二○○七年党的十七大，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统筹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与此同时，还针对某些社会思潮，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且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九年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的发展，郑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
概括言之，这第四大段落，从二○○二年到二○○八年（以至今后），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二十一世纪头七年经济总量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国有经济重大项目上了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阶，并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进入了一个以更高自觉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同时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协调推进的崭新阶段。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这样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能够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谈何容易？这实在是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超大规模系统工程啊！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不可避免地涉及现实的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思想理论领域众多错误和过时观念。而解放生产力，则又涉及众多方面生产力要素的不断放开，以及众多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逐步改变。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各类建设者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能更广大地开源，又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境外国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的积极因素。你看，国内六项，国外四项，共为十项。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新时期一个又一个大段落上的不断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这十项“生产力要素”才能持续地得到解放，并从而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一直走到今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
三十年历史发展还表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尽管涉及众多因素，但归根到底应是人的因素愈益深广的解放，是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愈益深广的解放。强调生产力，是不是见物不见人？当然不是！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统一，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统一，而且人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所谓“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要点就在这里。请回想一下吧：我们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定地廓清长期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廓清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廓清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种种空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等一系列深刻理念的提出，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请再回想一下吧：我们党同样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类所有权、财产权、自主权和正当竞争关系的发展，还有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的保障，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在这里，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
在这里，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而不是相悖反。
在这里，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相联系，而不是相割裂。
在这里，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对立。
就是这样，中国终于摆脱封闭落后、停滞僵化，一步一步地真正活跃起来了。积三十年之努力，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也不是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是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很大风险。但是三十年历史进程之主流，之主导方面，则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相结合之愈益深化发展，而势不可当。
（四）
再进一步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党和国家究竟是怎样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呢？
我认为，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一贯地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中国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个最大的“硬道理”出发，而不是从过时和僵化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出发；同时又始终一贯地勇于面对困扰我们思想、束缚我们手脚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和认识问题来展开来深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创新境界而又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无谓争论并且允许看。只有这样，在坚定而又有耐心的清醒方针指引下一步一步做起来，方能真正击中要害、统领全局，方能有力排除干扰、凝聚人心，方能使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觉醒，并从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个阶段上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三十年中实践课题、理论课题无疑是众多的，但是归结起来，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我们党在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中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内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属于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并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过程。这个过程中首先创立的，具有从根本上奠定基础性质的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论等，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同样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启动了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回答，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界定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并且提出了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课题，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即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三步走”战略部署，到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到“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再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特征的文明发展道路，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既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又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认为，这三大方面基本问题之每一方面，都是从新时期一开始即明确提出，并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和深化。与此同时，这三大方面又总是在三十年各个具体阶段上党的总体战略布局中相互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而贯穿这个统一整体的，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和自觉把握，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全面认识和坚定贯彻。
应当说，这三大新觉醒，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踏踏实实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实实在在地摸到并牢牢把握住的具有理论基石分量的三块“大石头”，是我们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精神、政治和科学成果，也是当代世界进步潮流和时代特征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和创造，归根到底，都是同这三大新觉醒分不开的。
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排除“左”、右干扰，思想解放不断上台阶，有力带动了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不断上台阶；反过来，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又有力促进了思想再解放。
在这样的进程中，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二者结合如此之紧密，党的理论如此之管用、之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实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新觉醒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到新的境界。直到党的十七大，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的鲜明体现和最新成果，并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今天，当着我们以胜利的喜悦和攻坚克难的执着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以为，继续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坚持和发展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这就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二、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的中心课题仍然必须是“解放生产力”
（一）
我们今天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战略界定。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这就是新起点上总形势的一大特点。所谓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是三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由此可见，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头十年、头二十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
实际上，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再考虑到巨大规模（而不是通常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那么这就是第四大挑战了。此外，就国际方面来说，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了。
“五大挑战”，这就是我们在看到“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二）
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十五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实际上，对于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这一绝无仅有的“总背景”，还需要进一步作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一个层次，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现在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在二千四百万人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一千二百万人，缺口在一千二百万人左右；二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二○三三年前后）的“总量高峰”，即达到十五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老龄化高峰”，现在我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全世界六十岁以上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还会更为突出。
再一个层次，是专门分析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十三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八亿。八亿农民里面，劳动力占五亿，这五亿就比现在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那么耕地多少呢？十八亿亩多一点。而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十五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耕地，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从这样两个层次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中国后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十三亿到十五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八亿到十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三）
从党的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要走一条当代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对外表达即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按照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对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当年德国、日本那样的后起军国主义国家依靠发动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前苏联霸权主义在所谓“世界革命”幌子下搞超级大国争霸和势力范围的办法当然也不能学！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立足于自己的发展。
而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进一步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也就是要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成果基础上，实现中国人民生产力的新解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真正强有力地推动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以至整个上半叶，经济社会更高水平和更广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
（四）
关于这样的发展和进步，总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根本摆脱“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态。
那么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历史任务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说得完全一点，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我看来，新就新在它提出了两方面基本要求：一个方面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这首先就意味着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要求，各方面创新活力尤其是科技创新活力和产业创新活力的进一步解放。信息化带动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工业化，产业升级，把各类所有制企业首先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另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又意味着，要求创业活力的进一步解放。这是因为，要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中真正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就必须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为此又势必要求放手发动创业，推动全国城乡实现各类中小企业以至微型企业的广大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所确定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实际上，国际国内经验证明，中小企业不仅在带动就业方面，而且在推进创新方面，均能作出重大贡献。我国技术创新的百分之七十、国内发明专利的百分之六十五和新产品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中小企业。）
在以上创新活力、创业活力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如果再联系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五大挑战”特别是巨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际压力的挑战，那就还有一个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的问题提到面前。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即已提出，一九八八年反复强调，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又先后多次加以强调。看来，现在也到了更好地抓住时机，按照增强能力和解放活力的要求，进一步认真加以对待的时候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势必将集中到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上来：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就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而这当然是涉及包括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在内的国民经济一切大部门，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改革全局，以至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国家巩固和综合国力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再来一个历史性新飞跃的大问题。
（五）
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特别是：
一要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要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
三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而进一步解放这“三个力”，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在这里，又一次表明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可以而且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达到更好的统一。
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些深层次矛盾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重使命”
（一）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突显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突显出来了。
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我们的党中央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与此同时，我又亲身体验和观察到，我们的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举例来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关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腐败等等问题，在某种观点看来，都应当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甚至归罪于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难道能够这样看吗？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我们党的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我们党以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总结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有力地证明：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就根本改变了短缺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而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个政治大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国。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种说法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似乎已在“私有化”浪潮中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体而言，由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增加，企业效益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进一步增强了。二○○二年到二○○七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十五点八七万户减少到十一点五一万户，但销售收入、实际利润、上缴税金年均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六、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二十点四。二○○七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一点七七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中央企业的发展情况更是令人振奋。这五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一点五万亿元，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石油”！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一点三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亿元。二○○七年，上缴税金八千八百零五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点六。在二○○七年国际上公布的世界五百强中，我国的中央企业有十六家，比二○○二年增加十家。
当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特别是还需要在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争取到二○一○年中央企业调整到八十——一百家，全国形成三十——五十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则要推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至于在改制进程中，特别是在改制前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的很多个案，情况复杂。有的实际上属于正常转制，有的则确有问题。问题方面，有的是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则确与有些干部腐败有关。这两年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较好的解决。
又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各地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不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中央已经确定了“五个统筹”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这里包括，党和政府从二○○四年起到二○○八年的五年来，每年一个促进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前几天又公布了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这是“中国林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这里还包括，“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的逐步落实。只有充分就业，才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基础！与此同时，中央还确定，今后五年内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来，为到二○二○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打好基础。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二○○二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农村地区推行这个制度。主要做法是以大病统筹为主，适当兼顾小病，资金来源是农民个人筹资一小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一大部分。按人平均，原来打算中央出二十元，地方出二十元，农民出十元，每人共计五十元；后来改为中央出四十元，地方出四十元，农民出二十元，每人共计一百元。这件事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原计划到二○一○年农村地区“全覆盖”，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二○○八年就能实现。
又比如反腐倡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由此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民主问题和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等等。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看到，我们的党中央一直在加大力度，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我只想补充说一点，就是这一方面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有关，而且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由来，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历史特点有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的规划和发展、企业的经营和拓展，往往离不开政府的较多干预和管理。这当然有其必要性，但也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密切，具有“寻租”的便利条件。中央之所以提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这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使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总而言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今天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最好纪念，只能是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二）
说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我还想再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正因为不发达，所以我们在此阶段上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还有，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如此等等。即是说，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而且都只能放在一个较长过程当中才能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尤其要把人们引导到继续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偏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偏离党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方针和路线，不仅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会把事情搞乱。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这样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则是我们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由十八世纪中叶起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的挑战；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但要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二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奋力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二十一世纪中叶的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这也就是说，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我认为，由当代中国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如此宏伟壮丽而又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已经开始把这两大“双重使命” 勇敢地承担起来，并且富于创造性地、锲而不舍地干了三十年。积三十年之经验和教训，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赶上时代”；才真正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真正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更加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我们这个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后兴大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后发优势”。
四、“天下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近代以来“天下大势”的发展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呢？这需要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来加以观察。
（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同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相联。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要救亡图存，二要振兴发展。正因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所以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成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从而也就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代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还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观念。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还是应当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迟早还是要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承接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产生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理念，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的最根本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六十八年来，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而这两方面大变动又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要问这种历史关联的内在脉络是什么，我认为一个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世界范围发生的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
（二）
大体而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时即一七五○年前后，那时正处于落日辉煌之中的清朝乾隆皇帝，他的“天朝大国”梦做得正香；而英国，却从一七五○年起开始了产业革命。到一八四○年，英国国内铁路网建成，标志着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又恰恰就在这一年，英国人打了一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一巴掌把中国打入半殖民地！可见这个一八四○年，对中英两国都是很要紧的年份。它是英国兴旺的标志年，又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大灾难的起始年。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之梦就开始了。由此激发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浪接一浪地起来，直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势继续衰败。整个说来，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叶这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这就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那么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又是什么情景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统治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中断了，断裂了，逆转了。与此同时，战争引起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引发了两次大革命。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后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完全不同，这一回中国人抓住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这就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那么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又是什么情景呢？二次大战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包括美国打越南战争失败和前苏联打阿富汗战争失败以后，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先后遭受重大挫折，大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起世界一步一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起来了。在这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当中，搞大国争霸和僵化模式的苏共和苏联垮台了，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却如同在第二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时机起来革命一样，又抓住新的时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这同时也就反映了从世界历史和时代角度来看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位。
（三）
以上说的是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人抓住了机遇。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
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我在这里只想集中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潮激荡这样一种复杂局面。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广阔而又意义极关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
本来“诸子百家”这个话，是中国古人专门用以概括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学和哲学学说各家各派之间的那场很长时间的大论战的。那次“诸子百家”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实质上也就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问题。
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历史两千年间，真正可以说是同春秋战国时期那一次“诸子百家”意义相当的，称得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的，恐怕只能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这样一大段。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到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深刻剧烈而又规模广阔的社会大变动，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那风云际会的各家各派，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变化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真正够格，可以称得上是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
这第二次“诸子百家”，经过一百多年大激荡，一百多年大争鸣，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战胜各家各派而在中国取得胜利，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面目由此起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诸子百家”，即第三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世界新的转折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怎么来适应这个世界大转折，又怎么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无非是几种选择：一种是妄自尊大，脱离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干。但是要想这样来搞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是断然不可能成功的。第二种是妄自菲薄，甘当附庸，完全依附外国，依附西方。这种办法，从李鸿章到蒋介石都试过了，通通破了产。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开创的，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
你看上面说的三种选择，不就是三大“家”吗？那为什么又说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子百家”的局面呢？这是因为，新时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和进步，尽管我们已经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远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我们还需要再干四、五十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影响，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至于更加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还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远未解决，还在动荡、分化、选择之中。你看当代世界，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小批，他们内部就绝非铁板一块；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即南北之间，矛盾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又千差万别；此外还有一个大方面，就是伊斯兰世界，他们同西方国家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这已成为当代世界新近突出起来的一个十分重大的现象。凡此种种，归根到底表明了：在“当代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一个动荡、分化和抉择的长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难道还不是“诸子百家”？我看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
总之，对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于世界范围思潮激荡的长期存在，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有这种精神准备还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结果会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还是邓小平同志看得透彻，他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他还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四）
说到这里，我还想顺便再就怎样估量战略机遇的问题，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估量战略机遇，当然要从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把握出发，但我同时认为，这里有一个变化必须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尽管我们困难还多，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一条，本身就是世界大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将要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就要充分重视这一条，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决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一条。
当前，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启动为标志，打开新的境界。与此同时，国际大局也正酝酿新的重大变动。特别是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殃及全球这两件事为动因，国际范围的政经走向、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地缘战略以至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还有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某些重大关系和模式，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国家市场的关系，等等，似均在酝酿某种新的变动甚至重大变动。而我们的国内大局，包括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国际大局是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国际经验教训，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国际大局新变动而来的我国当前和中长期的因应之道，也已提上日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在新时期以来伟大成功经验基础上，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清醒地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一的把握和分析。
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之所以一再强调“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深刻战略意义之所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一再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深刻战略意义也在这里。即使遭受了特大地震灾害，胡锦涛同志前不久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初步总结汶川特大地震抗灾救灾经验时又重申：全党同志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其深刻战略意义仍然在这里！
（五）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反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总起来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三十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新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地排除“左”、右干扰而获得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避免僵化停滞而充满生机活力，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经过风险考验而不断增强，分不开的。
归根到底，这又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无比深厚的民族根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宽广深邃的世界眼光，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光荣革命传统。
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家们，首先都是最忠诚的爱国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经历千难万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同勇敢地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应当说，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一个独特“基因”，从创党那一天起，就内在地蕴涵在党的肌体和灵魂之中了。也正因为这样，在八十多年艰苦曲折的战斗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克服国际共运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才有了独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道路的大智大勇，才有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大智大勇，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智大勇。这样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气魄和求实精神，而且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和政治智慧。
当然，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双重使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握时代特征，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研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强调要以高度自觉向外国学习。而学习外国，归根结底是为了形成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毫无疑问，对国际经验，我们还要继续老老实实地学习和借鉴下去；对中国特色，我们还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也算是一条规律性认识吧。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没有意义。
有八十七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三十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