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世界大势，我再次郑重提出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21世纪初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那时我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和平崛起，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从2004年起，联系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我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在努力搞好自身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还说过，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一定要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头，我又在2011年10月21世纪理事会巴黎论坛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一、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我对我国在对外关系中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思考，首先基于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包括投资与消费、“引进来”与“走出去”、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人力资源和社会就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而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方向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由此而来的，就是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使中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迈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更加致力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致文明复兴。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二、我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势的基本估计
这里从八个方面概括表达我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势的基本估计。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与合作更加明显。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谋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明显。今后近十年是其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结构的大变革，一个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重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展露其锋芒。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气候、能源、资源、粮食、金融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五，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大国相对地位和利益关系的进一步变化。第六，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以至传统形式的热战危险依然存在。第七，无论世界格局怎样发展，人类仍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处于主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第八，综观天下大势，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仍将呈现机遇与挑战相交织，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我们对未来近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而决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变和突发事件就轻易动摇。
正是基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世界大势，我再次郑重提出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
三、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
如果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乃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即是说，包括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拉美等等，绝不是排他性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这就是：关于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已经确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国际场合郑重强调了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11年9月6日发布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也都明确宣告了这一点。
我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将坚持把“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具体化的重要取向。我期望并且确信，这样的取向一定能够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共识。
四、2012年乃是一个“战略年”——“战略规划年”、“战略设计年”
2012年将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十八大能够开出新水平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新变动，我们党要在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深刻观察，即理论和战略的深刻观察，包括国际关系和周边关系问题的理论和战略的深刻观察。这是一件大事。应当说，2012年乃是一个“战略年”——“战略规划年”，或者叫“战略设计年”。附带说一下，当今世界各大国的战略界，都在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战略走向而议论纷纷、谋篇布局。这也是一种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呀！因此也可以说，2012年在国际范围也是一个“战略年”——“战略规划年”、“战略设计年”。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下苦功，拿出体现我们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水平的新的研究成果，拿出实实在在、系统周密且富有创意的新的研究成果，贡献于党的十八大的准备工作。
“战略规划年”、“战略设计年”的课题无疑是众多的，而中心的课题只有一个，就是怎样看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的战略机遇期。这当然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我先来简要回溯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我们怎样把握机遇的历史。是否可以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大体每一个十年都是一个大段落，其间三大段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开头都碰到了巨大挑战：第一个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灾难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政治动荡积重难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我们走出来了，并且开辟了战略机遇期的起点。第二个十年，开头是国内政治风波，随后是苏联垮台、东欧剧变，我们外部受到西方制裁，内部出现改革开放可能倒退的危险，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不但扭转危局，而且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把整个理论、路线、方针提到一个新层次。1992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年。第三个十年，世纪之交，风云变幻，再加上面临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战略抉择，国内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们党沉着应对，因势利导，又打开了第三个十年更大发展的新局面。这三个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的战略道路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具体政策、策略和“度”的把握上又因应得宜，因而能够在每一次克服巨大困难之后，都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现在，我们已进入第四个十年，面对的是2008至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大变局。变动的深刻复杂程度超出预期，而其重大特点之一则是变动的两重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间相互联系加深了，而另一方面矛盾、困难和冲突更多了；一方面西方大国陷入空前困境，而另一方面却对我们施加更大压力；一方面周边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对我们疑虑更深；一方面我们的综合国力空前增长，而另一方面如何在国际范围更好地加以运用却显得并不完全得心应手。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困难和冲突呢？从国际动向来看，归根到底无非有三种作为：一是继续冷战思维，二是发动局部热战，三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因为那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坚持的是第三种，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综合国力已有更大增强的条件下，关于我国发展新的战略机遇期的诸多因素中，我们自身的发展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大发展和继续大发展，这本身就是我们能够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我们要充分重视这一点，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决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所说“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深刻战略意义之所在。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