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1991年底，随着苏联正式解体和哈萨克斯坦正式独立，哈萨克斯坦开始以全新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中，并凭借其重要的地缘位置在中亚和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与中国相邻的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领土面积世界第九大国，哈萨克斯坦对于当代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对外视野中，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开，哈萨克斯坦因其在中亚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与中国接壤的独特性，正成为我们重新构建对外认知新视野中的重要节点国家，其当代价值也正日渐受到关注与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同时并存，因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可以说，历史与现实形成了观察和认识哈萨克斯坦的两大基本维度。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与当代邻国，中国既在历史上存在着与哈萨克汗国以及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哈萨克斯坦的交流互动关系，同时又在苏联解体后形成中哈之间实质性的当代双边交流关系，这两个层面都在积累并形塑着中国视野下的哈萨克斯坦形象。
但历史总是具有连续性的，当我们在分析和认识哈萨克斯坦在当代中哈关系史中的具体图景，尤其是当代哈萨克斯坦在知识界的形象的过程中，历史的图景本身必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容，也是形成中国关于当代哈萨克斯坦认知图景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这种认知的连续性过程中，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去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认知图景之前的相关信息，尤其是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在这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丰富自身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多方面认知，才能进一步建立起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整体性认知，并进而形成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的中国“哈萨克斯坦观”。
近代历史语境
哈萨克斯坦本身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使外界对于这个国家的认知形成历史与现实两种维度的取向，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两种维度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某种竞争与冲突。此外，作为一个与中国相邻的重要国家，以及其本身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之间的跨界民族特性，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在这当中，中国在近代（清末与民国时期）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具有较为鲜明的代表意义。
在讨论这一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溯哈萨克斯坦在近代的政治变迁史以及同时期的中国政治变迁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同时性图景，从而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哈萨克斯坦形象在中国语境中变迁的时代背景。
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哈萨克”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建立的哈萨克汗国，当然，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要早得多，并且因地域、政治等因素而形成了传统的大、中、小三玉兹。在1718年头克汗去世之后，哈萨克汗国逐渐陷入分裂状态，并受到当时正在崛起的准噶尔人和俄罗斯帝国力量的双重压力。1729年，哈萨克联军在安拉凯战役中击败准噶尔部势力，稳定了局势，但与此同时，俄国力量趁机入侵哈萨克土地。1732年，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因内外形势所困，归附俄罗斯。在当时的清朝，清廷于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部，之后为追缴准噶尔残部，清军进入中玉兹和大玉兹区域，与当地的哈萨克首领形成了密切的政治联系。
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力量逐步征服并控制了整个哈萨克斯坦地区，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其东南地区开始受到来自英国等殖民力量的侵入，源自华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进一步威胁到清廷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使其对西域事务无暇他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逐渐将其统治秩序拓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并通过军事部署对清朝西北边疆形成巨大压力，并在哈萨克人事务问题上与清廷形成激烈交锋。随着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等几次划界之后，留在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裔克烈、乃曼、瓦克、阿勒班、素宛以及托热贵族几个部落为主，其中尤以克烈、乃曼部落的人数为多。[2]在这之后，其余哈萨克人生活的地区全都被纳入俄国版图之内。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与地缘格局，在“十月革命后，中亚各民族共和国的划分带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和人为因素，与当地的民族分布不相适应，其特点是每一个中亚民族在任何一个中亚民族共和国内部都未构成人口的多数。苏联的建立，也为中亚各民族国家按照不同民族分布和他们的愿望重新划定彼此的分界创造了条件”，[3]最终形成了当今中亚五国的基本结构，哈萨克斯坦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政治与行政变革。1922年12月30日，第一次全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首批加入苏联的为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加盟共和国。当时的哈萨克斯坦仍以“吉尔吉斯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身份，以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形式存在。1925年4月，吉尔吉斯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属俄罗斯联邦），1928年，其首府从克孜尔-奥尔达迁至阿拉木图。1936年，哈萨克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建为哈萨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从此一直到1991年底，中哈关系完全服从于中苏关系的总体安排。
在这一时期，阿古柏在西域发动叛乱，清廷命左宗棠前往平叛，于1878年收复阿古柏侵占的天山南北地区，并在1882年迫使俄国正式归还伊犁地区。清廷为更好地处理西域军政事务，1884年在新疆建省。随着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疆域版图，也就相应地继承了与哈萨克斯坦的地缘与政治关系。但由于新疆偏处西北，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先后掌握当地实权，直至盛世才于1944年被调至南京，民国政府才更多地掌握当地控制权。在盛世才掌控新疆事务的十年时间里，他最初利用苏联来维系自己在新疆的控制力，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又与苏联公开决裂，倒向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战后期，苏联再次介入新疆事务，并在1944年制造了伊塔事件。在这些过程中，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开展相关行动的前哨站，也是当时中国新疆与苏联联系交往的中间纽带。
国内知识界的哈萨克斯坦认知
随着俄国势力逐渐深入中亚地区，以及清朝对于西域事务的关注，当时的国内知识界开始出现形成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初步认知。在这种初步的认知当中，既有对于哈萨克人历史与文化的描述，也有对于当时俄国势力进入并控制哈萨克斯坦相关情况的报道，但总体而言，与关于其他列强如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信息相比，甚至与俄国欧洲地区和远东地区的信息相比，关于当时俄属的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还是十分零星的。
在1879年的《万国公报》中，曾记述了哈萨克人反抗俄国压迫的情况，文中指出：“俄京来信，谓哈萨克地方向为中国疆土，为俄人勒令隶入版图者也。今哈萨克有人见伊犁与喀什喀尔情形，遂纠约一千五百人，各持军械，保护老小，暗投华营。驻扎界内俄人知之，发兵截其去路，不准前进，因寡不敌众，俄兵死者二十六人，受伤者十三人，哈萨克人又将俄兵中战马砍伤一匹，以刀剁而誓之曰：永不为俄人凌辱矣。俄营中将军得此风信，遣炮队追之，而哈萨克人已全行奔出俄界云。”[4]这是对当时俄国势力逐步控制哈萨克斯坦，并进而蚕食中国西北边疆状况的一种侧面叙述。在这种叙述中，哈萨克人不堪俄国控制的心态表露无遗。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在俄属中亚地区的后续影响逐渐铺开，当时的中国对这一北方邻国的认识也逐渐增多，其相关的革命思想与实践被大量译介到国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苏俄信息的引介，涉及到的主要是革命思想以及苏俄欧洲部分和远东部分的信息，对于苏俄中亚部分的信息基本没有相关的介绍。
1922年苏联的成立是当时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哈萨克斯坦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中国舆论知识界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被包含在对于苏联的整体认知当中，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当时的民国外交部驻苏联新西比利亚（即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在1935年《外交部公报》上刊载题为《哈萨克斯坦之开拓》的报告，是民国时期报章首次正式向民众介绍哈萨克斯坦的相关情况，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一名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其东北境为我国新疆旧壤，西临里海，隔海与高加索相对峙，南接塔德延因、乌兹拜克及土耳克门三共和国。土地广大，在苏联境内，位次雅库次克自治共和国而列第二，奄有二百余万方里，人口稀少，仅达七百万人。帝俄时代，视哈萨克斯坦为边陲地方，对于教育实业、极少注意，仅视为原料供给区域而已，苏联政府成立后，即努力开拓”。[5]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发现，即便是外交部门，当时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程度也非常有限，其周边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名称如塔德延因、乌兹拜克、土耳克门也跟如今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有所不同。
随着中苏建立正常关系，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关系影响下，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现了更多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密程度，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地区的知识需求正在增加。例如，有一篇文章就将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西南各省作了类比，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自成为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哈萨克共和国的首都，名字很怪，叫做‘阿尔玛•阿塔’，那里地势很高，附近的山上常有雪盖着。这地方离新疆省的边界，不过一百五十英里，是西北国外交通一条必经之路。既然是一座国都，当然很热闹，这里是全国的工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是苏联的难民收容所，就像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难民们都集中到西南各省一样。那时候，西南各省是我们的大后方。在苏联和德国打仗的时候，这哈萨克共和国便是他们的大后方。……当人们不再受交通的限制的时候，那条铁路经过的地方，人口便也多了起来，农人们在开荒，把草原变成良田；工人们在开握荒山，让山里的宝库打开门，不管是黄的金子，黑的煤块，都可以掘出来，让人们使用，不再永远埋在地下了。哈萨克人顶喜欢唱歌，他们便编了歌子赞美这条铁路。这便是‘哈萨克’，我们新疆省西边的一个邻居。因为是邻居，所以目前新疆省还有不少的哈萨克人，他们有的是来作生意，住久了。有的就是流落在外边的。可是有很多哈萨克人，已经成为新疆人，所以在中华民族里面，也还有一些哈萨克人在内呢。”[6]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哈萨克这一民族的跨界属性，并专门指出了中国国内生活的哈萨克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伴随着国内对于苏联内部政治经济结构的认知需求逐渐增长，相对应地，对于哈萨克斯坦相关领域信息的介绍也日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张西曼译介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译者在按语中这么写道：“哈萨克，一称哈萨，为突厥族西北支之一；据我所研究、发现，即古代‘乌孙’之音译，其详可参阅本年十一月《语文月刊》五卷一、二期所载鄙著《乌孙即哈萨克考》一文。苏联十六结盟共和国之一的哈萨克共和国位于新疆北角，而民族之分布及活动，从公元前一二世纪起，即与我国发生密切关系。尤其在今日，与我国同为歼灭法西斯瘟疫及争取世界人群民主自由之得力盟友。我译此富强繁荣之盟邦宪法竟，仅以此寿哈萨克伟大诗人藏布儿（djambul）先生。——九•一八国耻十三周年志于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7]
1947年，《瀚海潮》刊载了《饶于畜牧和石油的哈萨克共和国》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哈萨克斯坦的相关信息，文中写道：“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kazakh soviet socialist repubilc）幅员广大，西自伏尔加洼地而东至阿尔泰山脉，北自西伯利亚铁道而南至天山山脉，以面积而论，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共有二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平方公里，这比起整个西欧的面积来，要大一个半多。人口共有六百一十万人，其中除以哈萨克人为主要之居民外，尚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乌孜别克人、维吾尔人、回回人等居住于这个共和国内”。[8]文中最后指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既为苏联之盟员国，以其地理方面论之，整个与我新疆省之伊犁、阿山、塔城三区为界，长凡千余公里；以民族成分而论，整个中亚均为回教民族，与我新疆所有之民族，一切尽同，可谓之‘一家人’也；就历史上之经过而言，帝俄时代，新疆即在其侵略之内，伊犁为被侵略而后收回之失地，目前之‘友邦’，以扶持弱小民族作幌子，对我新疆亦始终不能放手；因此数十年来新疆受特殊环境之限制，中央鞭长莫及，国防废弛，不堪言状；内部民族复杂，一切落后，层出不穷之民族问题，造成了历年混乱不靖的新疆，无法解决。多少年来，新疆这块国土，是任人在欺侮，到处有异邦之马在驰骋。直至今日，在新疆因民族问题及种种政治上之失策，致使伊、阿、塔三区由暴乱而特殊化，已近两年矣，随之形成了严重的新疆问题。新疆过去在问题中，目今在问题中，将来恐亦在更在问题之中。究竟新疆之所以成为问题者，不外：（一）炎黄子孙太不争气，无国家民族之意识，一切为个人利己，使国家不成为国家，民族不成为民族；而（二）所靠之近邻，与我境界毗连，达数千公里，中亚各共和国，均有常备训练之大批民族军队，伊犁事变以后，哈萨克斯坦在今日邻邦之地位随之而重要起来。故吾人欲解决新疆问题，巩固边防，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应力图自振，整饬内政，加紧建设，而对于比邻之情况，亦应详加研究，始可免去未来之祸患也”。[9]我们可以发现，本文除了介绍哈萨克斯坦的基本国情之外，还专门提醒当局要关注新疆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作者指出，哈萨克斯坦在苏联内部重要性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伊犁事变，因此有必要对苏联的这一加盟共和国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以做到有备无患。这种看法在当时可谓是未雨绸缪、一针见血。
当然，随着中国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认识的深入，尤其是1944年伊塔事件和后来三区运动的影响，对于哈萨克斯坦正负各方面的信息也逐渐受到国内知识界的关注。同样是在1947年，当时的国内学者就注意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哈萨克民族反对力量，并撰有《中亚哈萨克族反苏运动述评》一文，提醒我们注意到哈萨克斯坦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苏联中亚地区内部所存在的历史与民族矛盾未来有可能会激化。[10]此外，在40年代，国内还译介了外国学者所撰的关于哈萨克斯坦的文章。[11]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的知识获取与国情认知。
结语：时局、地位与对外视野
因为历史背景的差异，每个时代的中国都形成了对于外域的独特认知，其中，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就鲜明地体现着这种时代性。同时，由于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历史和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中的断续性以及相关信息的缺失性，使得中国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一直比较模糊，无法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认知轴线。
总体而言，在整个近代时期，中国知识界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基本上都是被囊括在俄国-苏联形象之内，是整个俄国-苏联认知图景中的一部分，与古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哈萨克斯坦图景相比，缺乏清晰的可辨析度。分而言之，清末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还处于基本知识介绍阶段，还没有进入深入讨论的阶段。这既跟当时中国国内主要对外关注点为欧美、日本等国家有关，也与跟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自身较为低下的国家地位息息相关。这种情况造成了某种“马太效应”，一方面使得知识界的视角在当时往往更偏向于欧美和日本，对于中国西部邻国的认知相比之下更显薄弱，在另一方面，使我们对于俄国这一对象的认知也不那么完整。在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苏联成立之后，中国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限制，较少为知识界所知，而且由于这一区域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中国舆论与知识界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建立在对苏联认知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认知来衡量和替代对于苏联中亚地区的认知，使得国内知识界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始终非常有限，除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基本国情有了更多的认识之外，缺乏对于哈萨克斯坦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在总体上仍然无法超越清末时期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水平。但随着这一时期中国新疆与苏联哈萨克斯坦之间经贸联系的增多，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细节性认知正在增多，但从知识获取的角度而言，这种细节性认知并没有通过报刊等途径为更多的读者所知，因此也就无法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形成新的认知图景。
此外，在这种认知当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哈萨克斯坦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困惑与纠结。这一方面体现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自身受压迫、受宰割地位的一种深刻体认，同时也反映着知识界在认识和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对外秩序以及当时的国际秩序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冲突与困境。这种冲突与困境，在当代的某些事务中也依然会凸显出来。
因此，要更好地确立当代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视野，需要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相关认知，更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曾经出现过的相关认知层面上的冲突与困境，从而更好地认识当代哈萨克斯坦，以更具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思维来审视和发展全新的中-哈关系。
注释：
[1] 作者简介：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边疆研究、中亚研究以及海外民族志。亚博电竞网的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或rucyuanjian@yeah.net
[2]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3] 厉声、石岚：《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3页。
[4] 《万国公报》（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37期，第20页。
[5] 外交部驻苏联新西比利亚（即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报告：哈萨克斯坦之开拓》，《外交部公报》，1935年第8卷，第11期，第153页。
[6] 郑鸣：《哈萨克（国际常识）》，《民众》，1948年第2卷，第6期，第12页。
[7] 张西曼校译：《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华法学杂志》1944年第3卷，第9期，第62页。
[8] 厉卓：《饶于畜牧和石油的哈萨克共和国》，《瀚海潮》1947年第1卷，第9期，第13-15页，此处为第13页。
[9] 厉卓：《饶于畜牧和石油的哈萨克共和国》，《瀚海潮》1947年第1卷，第9期，第13-15页，此处为第15页。
[10] 王仁南：《中亚哈萨克族反苏运动述评》，《现代（南京）》1947年第3/4期，第6-8页。
[11] 如[美]安娜•鲁易斯•屈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万歌译：《哈萨克人在苏联》，《大学月刊》1945年第4卷，第5/6期，第71-78页；[美]拉芒特著，伯庸译：《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附照片》，《中学生》1948年总第197期，第3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