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紧张感和恐惧感一直消除不了。面对这次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诸多领域的“集成式”工业革命，速度、广度和深度无从掌握，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目前无法预料。福兮？祸兮？
究竟什么让我们紧张？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机械生产、电力和生产流水线、计算机为代表。现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按照施瓦布的说法，这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完全不同于前几次。它不是某个方面的进步，而是横跨了诸多领域，不同技术可以贯通起来，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时空无限的产品。就此来看，这次工业革命要找出某个代表物，如机器人、量子计算、dna编辑重组物等，恐怕会十分困难，“集成式”革命带来的成果，实在是太多、太广还太神奇。
回看前三次工业革命，并就眼前革命的成果来看，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机器替代人”。当然，这里的“机器”需要做广义理解，它们不只是单个的人造物理实体，还包括互联网、虚拟平台和人类创造出来的其他存在物。在此，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每次革命创造了什么“机器”，二是它们又能够替代人的何种功能。
一般说来，前三次革命创造出来的“机器”，是以物理机械性为主的，很小部分具有智能性。这样的创造物，只能替代人的部分功能。粗略地看，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机器对于人手、脚的替代，以及眼、鼻、耳等五官的简单功能替代，或说主要是对人的体力替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技术为基础，开始了对人脑的部分替代，或说是对人的智力替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飞跃性的，它由人的手、眼等向外延伸，转向了人脑的“机器化”创造，人们将计算机称为“电脑”，表明了这次工业革命的某些特质。同时，也预埋了这样的潜在走势——如果将替代人手、眼等的“机器”和“电脑”结合起来，是否有替代完整人的可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恰恰就在这样的预示里，符合逻辑地到来了。现实已经展示了这样的走向，在前三次革命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技术“集成”，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级机器”，进一步替代人的体力和智力，甚至替代人的全部功能，成为“机器超人”。我们这些上苍“用泥巴”捏制的“自然人”，或许在这次革命后，就不再孤独为单一人种，人类社会将添加新的“机器种群”了。这，究竟只是令人兴奋和愉悦，还是也会令人紧张和恐惧？
这就要看“自然人”是不是还能够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有效地对“机器人”加以管控。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机器替代人”虽然也带给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的难题与困惑，如阶级冲突、失业问题、环境污染等，但整体而言，人类对那些“机器”的认知是清晰的、可控的；人的主体地位，只是受到某种“异化”，即一时地、偶尔地、部分地被“机器”推挤，并没有从根本上让位，更没有对“机器”俯首称臣。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呢？它们还如同以往，只是受人类指令的摆布而机械地运动，还是作为功能齐全的“机器人”，独立运行，自己决策，进而可能反过来指挥人类？
让我们推想一下。当各种交叉的技术初步“集成”，使得“机器人”的功能丰富起来时，“自然人”一定还是“主人”，因为“机器人”并未穷尽“自然人”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之优；当“机器人”接近或达到“自然人”的全部功能时，“自然人”的“主人”地位就难说稳固了——“机器人”功能的齐全就意味着，它们也具有“指挥力”，而不只是“服从者”。一旦“机器人”的功能超过“自然人”，我们真的无法再设想，“自然人”还能够对“机器人”颐指气使。因为后者“牛”于前者，“自然人”指挥不动“机器人”了。
对此，有人可能嗤之以鼻。他们认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机器人”的后面，一定少不得“自然人”的操纵。事实却可能是，“机器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母机器”就会出现，它将超过人的功能，自我创造和控制“子机器”，“自然人”也就不再具有管控的优势。逻辑上讲，一定存在某个终极的“母机器”，其背后是“自然人”。然而，那个机器也由于它超过了“自然人”的功能，当然地将替代人来行事，其中包括管控“子机器”。试想，“自然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机器人”由于功能强大给解决了，“机器人”不就成“主人”了？不错，“机器人”是由“自然人”创造出来的。但当它“集成”了“自然人”的计算能力、应变能力和智慧时，便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成为能够独自存活和运动的“超人”了。
以往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伴随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自然人”整体的功能慢慢在退化——先从体力退化开始，再在人类不断地使用自己制造的“傻瓜”设施中，开启并强化智力退化的“模式”。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里，武松只凭几口土酒，就可以制服景阳冈上的猛虎；现代人非枪即炮，否则不足以保全性命。应当说，“自然人”的体力功能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现在正在进行智力功能向“机器人”的交付。“自然人”交付多少，自我就退化多少。在这一进一退之中，“机器人”替代“自然人”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角，甚至成为人类的“主人”，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完成的问题。
如果说，“机器人”还只是“集成”人的功能而超过人，那么，从基因测序、激活和编辑的技术来看，从可存活胚胎上精准操纵人类基因组，就可能创造出人为设计的“生物婴儿”来。他们就是人类，但不是男女结合的“自然人”。由于设计，他们不存在“先天不足”，体力、智力的基础优于“自然人”；生物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很容易地赋予这些“基因人”以社会历史、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信息“集成”，相比于“自然人”，他们会更富有后天的“思想”“经历”和“经验”；加上“天生而来”的强大免疫力，健康成长和寿命延长，尽在逻辑和情理之中，他们会有大大超过“自然人”的贡献时间和能量。比较，是残酷又不可回避的，“基因人”无疑将全面地优于“自然人”。
（illustration by julia yellow ）
这不是科幻想象。施瓦布教授传出的信息是，基因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目前限制其应用的，不是技术，而是法律、监管和伦理方面的阻力。施瓦布坦言，如何应对基因技术带来的现实和后果，“我们仍未做好准备”。时下“自然人”所做的，只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把控技术，不让扩散，如同全球几个国家联合控制核不扩散一样。如果技术向前走，基因编辑类技术变得容易掌握和获取，政府和社会组织就没有办法把控了。或许，在某个日子，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地球上出现了基因编辑出来的“基因人”，他们显现出的体力、智力和免疫力方面的状态，大大超出“自然人”。再往后呢？
未来的人类社会，很可能就由“自然人”“机器人”和“基因人”组成。“自然人”除了上苍造人时留下的“人性之恶”，如贪婪、恐惧和懒惰等外，体力和智力优秀的方面，不是“集成”到了“机器人”身上，就是培植进了“基因人”体内。“自然人”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或许，恰恰是“人性之恶”，“机器人”和“基因人”并不具备，倒是成为“自然人”能够生存下来的有效武器。“自然人”通过“恶”的做法，不让“机器人”和“基因人”事事领先。但这也只是很低级的生存，“自然人”整天要与“机器人”和“基因人”进行战斗，绝对不可能是“诗意地栖居”。
有人会说，“自然人”也可以将弱、丑、恶等特质注入“机器人”和“基因人”。这是可能的。但若如此，“自然人”连“恶”的优势都没有，“机器人”和“基因人”将以坏得透顶的无限能量，让“自然人”迅速地消亡。人类曾经过高地估计过自我，否定超然的“上帝”存在，大喊过“上帝死了”。这次，就该轮到“机器人”和“基因人”来喊，“自然人死了”。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并不清楚，是不是真正存在一个“上帝”，只是自我狂妄地认为在精神上人类要替代“上帝”；后者则清楚，是实然的“自然人”创造了“机器人”和“基因人”，并且以真真切切的方式，结束了“自然人”的存在。
说到这里，作为“自然人”的我们，还能够心绪安宁？
为什么说我们是无知的？
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颠覆性的。在书中，他列举了到二〇二五年，二十三项人类社会可能引爆成型的新技术及其影响。秉持严肃和开放的科学态度，他在每项技术介绍后面，附加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未知或利弊皆有”三个方面的分析提示。例如，在谈到“定制人类——第一个‘编辑基因组’婴儿诞生”时，他指出，“未知或利弊皆有”的影响，会包括“延长寿命、陷入讨论人类本质的伦理困境和文化转型”等方面。
在他看来，当颠覆性的革命到来时，人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技术变化的快速和剧烈，却对革命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以“自然人”形态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影响，知之有限。以智能手机为例，它几近快要消灭固定电话机了。人们惊讶、感叹并享受这样的技术进步和功能扩展时，却真不知道，如此“颠覆”的，只是把从桌子上拿起话机变成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精巧玩意儿，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将出现断崖式变化。技术革命的直观有感，与带来深刻影响的基本无知，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一幅拼图。
作为“自然人”的整体，我们现在像是温水煮锅中的青蛙。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就公认的理解来说，人类历史不足万年，却大到宇宙空间，小到原子质子，都探明出了一些究竟，并且“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无以计数的“机器”。人类居然会对自己的“造物”不知影响几何，此等怪事源自何方魔力？
首先是人类的经验主义。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只是展示了人类的能量，还积淀了革命影响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经验。这种经验表明，每次工业革命都表现出辅助人、解放人、提升人创造力的功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地就一直被定位在“积极的、正面的”肯定之上。而且，每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问题，也是极其类似的，人类只要足够重视，就可以解决或缓和。此等经验经历时空的传播和传承，渐渐被意识形态化，浓烈的乐观情绪便弥漫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乐观情绪又反过来，加重了经验主义的权威——关于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内心已经有了某种恒定的评价“定式”。基于经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人类的影响，不过是历次革命影响的又一次重演，虽然范围更大、程度更高和持续时间更久，本质还是对人类的辅助、解放和提升。我们又一次主动地掉进了历史的窠臼。
其次是技术进步主义。工业革命是以技术发展为特征的，在这个“主义”眼中，技术发展，不只是技术本身的进阶升级，更代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完全不必忧虑。换言之，任何技术都是基于人类的需要，终究也是服务人的；人类社会只会因它而更加受益——机器对于人的替代，总是在进步的意义上来完善人的，不可能奴役人，更说不到取代人和消灭人了。在这里，技术就是进步的同义词。第四次工业革命说到底，是更高层级的技术革命，它所带来的，应当只有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福祉。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在技术发展出现后，通过毁灭技术，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历史上有过工人销毁机器的事情，那也只是少数人一时的对策，人类社会整体从来就没有过对技术发展任何的负面认知。
推敲下来，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是造就我们无知的终极性原因。地球之上，人处于绝对主位，一直就是人类对于世界关系的核心认知——不论自然界，还是“人造物”的世界，人，永远是它们的统治者。历史是如此，现实仍然如此，未来还将如此。对于今天“机器人”类的工业革命成果，人类当然以绝对“王”的身份出现，“机器人”神通再大，也折腾不出人的手心。最具代表性的想象是，一个张牙舞爪、硕大无比的钢筋铁骨“巨侠”正在行恶，一只纤纤小手按下关闭键，顿时“巨侠”就被控制得服服帖帖。至于“基因人”类的到来，他们也只是“人造世界”中的一员，既然人类可以制造出他们，就必定能够掌控他们，而不可能被他们所掌控。
很显然，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如此地富于信心，就在于认定那个终极的“控制开关”必定掌握在人类手中。第四次工业革命，仍然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技术变迁运动，它岂能有通天神功，夺去人类的终极把控之权？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巅峰，我们当然不用忧虑。然而，新的工业革命提出的最大疑问在于，人类将自己最强大、最优质和最持久的体力和智力进行“集成”，并一步一步地转移到“机器人”身上，尤其是转移到与自己同类却更为强健和发达的“基因人”身上后，仍然认为自己还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不是人类自我最大也是最后的迷思？更何况，人类转移出去体力和智力优势的同时，还有弱化自身的另一个趋势伴随，那终极的“控制开关”，或许会复杂到只能由“集成”的“机器人”或“基因人”来掌握，人类又还有什么主宰之位，又还能去掌控谁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和伦理学专家，杰瑞•卡普兰教授在他的新著《人工智能时代》里，举出了人类对新工业革命“无知”的一个案例。一个油漆工和一个油漆机器人，他的思维和它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但人类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去认知机器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结果陷入了无知。事实上，人类总是按照自我意志来“由己推它”地想象“机器人”或“基因人”的“想法”和活动，那是想象不出来的——李世石九段就是基于人类思维而难以推测“机器人”阿尔法围棋的走法而告负的。可见，人类对于新工业革命的无知，归根结底，深植于人类对于自身主宰地位不可动摇的盲目乐观之中。
我们又当如何是好？
无知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最大敌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去无知”的历史，也是人类由无知走向有知的历史。这一点，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有理由乐观。有意思的是，人类在这样“去无知”的过程中，一边深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一边又迷失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恰恰就是这样双重性的结果一方面是技术知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则是技术带来影响认知上的严重缺失。如果说，前几次工业革命，人类“去无知”，主要是去掉技术上的无知，并体验、认知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那么，这次革命所要做的，就不只是技术上的认知升级，还应当努力去革除历史沉淀下来的某些经验、知识和意识形态，以构造出新的社会影响知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颠覆性的；我们对革命影响的认知，也必须是颠覆性的。那么，我们又当如何去颠覆既有的认知呢？
改变思维方式，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整个世界主义”。人类社会一直是由“二分法”的思维方式统治的，人和外部世界（即自然界和人造物世界之和）是思维中被分裂开来的两个最基本元素。人和外部世界的长期共生共存，本来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扶助的关系，却由于人过于看重自身的能量，外部世界又的确不具备主动的对抗性，助成了人的主宰之位。而人又在对外部世界施加随心所欲的改造中，膨胀了自己的霸主意识，弱化甚至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更不将自己创造出来的物件放在眼里“二分法”的思维方式，自然而然地导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
这次工业革命的初步成果，已经预示了“二分法”思维的困境。即使只在人的群体里，也将出现“机器人”“基因人”等新新人类，和我们这些“自然人”比肩并行，人类原有的思维方式已经无法面对如此场景了。实际上，每次工业革命的负面成果，都冲击过“二分法”和“人类中心主义”。大自然出现的环境污染、地球升温、怪异病毒等现象，以及人类社会的失业、贫富差别和经济危机等，直指人类思维方式的偏颇，痛诉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明示人类在一种无知的狂妄之中，从事着自我残害的蠢事。但由于人类整体理性的孱弱，特别是各种问题的累积并未达到危险的“阈值”，思维的冲击之波被人类主宰世界理念的巨潮所吞噬。
本次工业革命的狂飙，再次猛烈地撞击了既有的思维方式，在以往革命累积的问题或将危及人类生存和生活之态时，隐隐约约昭示了另外一种方向，即“整体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将“自然人”作为世界主宰的地位卸除，仅仅作为一个平等的元素，放置在整体世界的范围之中来看待，重新理解和建立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让人与大自然和人造世界平起平坐。由此看来，改变思维方式，不只是说有必要，新工业革命的现实，也创造了可能。
重新认知技术进阶升级。在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阶升级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迷思者。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思维，将任何的技术进阶升级，都视为助益于人类的工具进步。而且，技术越是进阶快速，越是升级超强，越是纵横交错，人类由此得到的助益就越是被认定为巨大。历史也的确展示过这样的一面：在技术进阶升级带来“机器代替人”的前几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始终是掌握在人手中的工具，“机器”真实地助益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但与此同时，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毒品、电脑病毒等等的技术进阶升级，却是整体上加害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这样的技术越是先进，对于人类整体上的加害，越是强烈和彻底，越是危及人类整体的存在。历史上的每次技术进阶升级，都显示过它有益和有害的两面性，我们则只知其一，而不知或不愿意知其二。
这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进阶升级，已经为当下社会深刻感知。对其是“有益”还是“有害”的理解，从某个视角上看，已经由不得我们只讲“助益”而忽略“加害”了。这是因为，本次“集成”式的技术叠加进阶升级，“助益”和“加害”也叠加到了一起，人的主体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从“机器代替人”上讲，一方面，“机器人”和“基因人”的完整形态出现，将全方位地代替我们这些“自然人”来劳作，将使“自然人”享受无须多少体力和智力付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种代替表明，“自然人”不再需要劳作，也就不再具有任何自我生存和生活的能力，从依赖“机器人”和“基因人”，走向依附他们。这不就是实质意义上的被取代或被奴役？这离“自然人”的末日，又还能有多远？技术进阶升级的“双刃剑”特性，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已经大为显露，还将以更为丰富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在是重新认知技术进阶升级的时候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只有“助益”而无“加害”的片面认识，必须彻底予以抛弃。
重塑人类全新的、共有的道德良知。由史而今，人类社会整体的道德良知，基本上是与技术的进阶升级相匹配的。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血雨腥风，人类终究还是成长和成熟起来，在某些重大技术进阶升级发生时，尚能撮合起共有的道德良知，抵制和抑制技术基础上人类的疯狂。如核技术的进步，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然而，人类社会远没有走上从人类整体的视角来建立道德良知的道路，民族、国家、团体、派别等的历史性存在和发展，让这样的人类理想，仅存在于一些思想者的脑海中。人类社会历史更多展示出来的，是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冲突甚至毁灭性的战争，道德良知大多从本群体利益出发，具有强烈的群体个性色彩。就是那种“撮合起来”的共有道德良知，通常也只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来的短暂性规定，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只是约束很小的范围。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超越地域、民族、国家、政治团体、宗教派别的态势，在向整个人类社会发出新的挑战。“自然人”“机器人”和“基因人”等之间的冲突，很可能超过当下的民族、国家等之间的冲突，因而预示了人类社会一个自我超越时代的到来。这应当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具特色，也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这些“自然人”，如果不想在这次工业革命中，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就必须适度地放下“自然人”内部的争斗，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塑造全新的、共有的道德良知，摈弃前嫌，团结起来，面对整个人类新的对手。可以想象，面对如此革命，没有一种主流的、共有并且是强有力的人类价值观或普世道德出现，技术进阶不仅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那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倒退或灾难。
早期的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分裂出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为了整个人类的平等和最终的解放，马克思曾历史性地呼喊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今天，人类社会将出现“机器人”和“基因人”等“新人类”，为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和谐和幸福，我们在此也想大喊一声：全世界自然人，联合起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德]克劳斯•施瓦布著，李菁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