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手机或许正在利用北斗导航给你指路——2015年后，华为、小米、三星旗舰手机已全面配置北斗兼容芯片。除了应用数量最大的手机导航，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大地测量、海洋渔业、水文监视、紧急救援以及车辆导航等领域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堪称军民融合的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吹响了富国强军相统一的号角。军用科技飞进寻常百姓家已不稀罕，“高大上”的军品上也常有民用技术的身影。
打破军民界限
“军民之间已经到了不融合不行、融合慢了也不行、早融合早主动的关键转折点。”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实现军事优势、经济优势的良性循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就曾致信国防科工委，认为21世纪的军民结合，不仅仅是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作贡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大的战争来临时，具备战争和生产平衡发展的能力。
“如果我们抓住机遇，打破军民分割的界限，实现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的良性循环，实现军民一体和中国精神的有机融合，就能有效应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面临的军事挑战、经济挑战、话语权挑战，在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跨越沟坎、赢得主动。否则，就会错失发展机遇、陷入战略被动。”薛惠锋说。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跨界融合成为产业革命的显著特征。在薛惠锋看来，只有打破军民界限，推动理论、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管理、市场的全链条创新，发挥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使“生产力”和“战斗力”相互转化、相得益彰，才能在军民协同创新中抢占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疏通体制机制
近年来，我国在军民共享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北斗导航系统大力推进市场化、商业化就是一例。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礼恒坦言，这与中央的要求仍有差距。
“目前在机制设计上，不但军民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有的方面甚至连‘第一公里’都没有疏通。”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直言。
比如，我国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提出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建立和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和对军民两用科技计划的评估监督机制。
同时，由于缺乏军民技术融合交流平台与产业服务系统，大量具有军事前景的民用科技成果滞留在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之中，难以应用于军事领域，严重制约了军民两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
“推进军民融合既需要靠体制，更需要靠机制，体制上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作保障，就会产生叠加性的新问题。”为此，邬江兴建议，对当前的制度机制设计进行分析梳理，尤其是如何推动中小微企业进入国家和军队壁垒化比较严重的领域，进入一些以安全保密为理由而保护落后的特殊行业，把强大的社会创新力量和旺盛的军事需求结合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杰则认为，首先可以从军民技术标准的融合开始，逐步向技术研发、系统建设、发展规划、政府和军事领域设备采购等方面拓展。
发挥市场作用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富国与强军，是一对古老的矛盾、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国家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国防大学教授刘晋豫的回答是：制定一部好法律，制定一批好政策，出台一批好规章，制定一个好规划，搭建一批好平台，完善一套好模式。
关于市场的作用，刘晋豫认为，集中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即军民融合活动中各种资源的组合过程及其分布配置。“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在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两个需要，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的效果。”
“如果国家自己动手组织干，基本上起步于科研，止步于科研成果和示范应用。非市场手段的国家研制方式，会把一个产业带入没有竞争活力的境地，军民融合发展也是如此。”陈志杰补充道。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从“跟踪”到“创造”的跃升，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经验。对此，薛惠锋表示，只有敢于想别人没想过的、走别人没走过的、做别人做不成的，才能从更高起点上设计领先的业态、布局中国的未来，把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