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理论家们已经开始分析十九大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巨大飞跃。其中，最卓越的学者当属享有国际盛誉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2018年1月，强教授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一文。该文目的是要抓住“新时代”思想的内涵，发展新时代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探索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本文是我对强教授文章的一些思考。
作者：白轲（larry catá backer），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w.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学者，法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译者：戴苗强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毫无疑问应当是西方研究的重点。宣告“新时代”来临的这次大会对并不是一个纯粹意识形态的盛会，相反，它是对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重大发展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之根本的政治理论发展方向的一次十分透明而又具体的阐释。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了法律上，特别是宪法和党章的修改中新增的一些重要内容。不过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不仅是在立法层面如此，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形式、实践、方式、和目标上都是如此[3]。
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了当前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中。一位资深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曲青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在香港的一次讲座中告诉在场百余位当地的立法代表和顾问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连续执政70余年，就是因为其不断从走的弯路中吸取经验，与时俱进。[4]
两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曲青山分析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失败、苏联解体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长期执政的原因。“苏联共产党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缺乏承接列宁和斯大林之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不过中国共产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出了其自己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位人士如此引用曲青山的话说道。每一个中国领导人都针对其所在的时代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曲青山说道，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当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的习近平思想。[5]
的确，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理论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为理论和政策带来的巨大飞跃。其中最为卓越的当属享有国际盛誉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尽管在国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议，强教授有关宪法的研究是十分有名的。不过不管其观点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教授是在为当下的历史时期把脉，是在以非凡的洞察力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之本质和轨迹。
2018年1月，强世功教授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一文。该文目的是要抓住“新时代”思想的内涵，发展新时代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探索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这一文章已经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中国的故事（the china story）项目翻译为英文[6]。本文是我对强教授文章的一些思考，如下。
一、在历史、意识形态和先锋中定位解读
在强教授的文章中，他试图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强教授认为习近平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既要建构理顺党和国家关系的新宪制安排，又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7]
本文在西方引起的反应十分耐人寻味，其中少有积极评价。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郭丹青教授（professor donald clarke）最近评论道：
强教授是研究习近平思想（原文为xi’ism）的领军人物之一，或许甚至没有“之一”。他从本质上宣告了社会主义，这一为党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的概念，除了其要应当要证明合法的独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8]
郭丹青教授是对的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细细思考强世功教授论点的微妙之处，即从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这一角度提出的论证。[9]
强教授首先将其分析置于一个本身作为渐进式历史前提的框架内，这一前提即指人类历史总体进程和这些进程的稳定时期（即不稳定时期之间的时段）可以被理解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强教授把十九大看作一块里程碑，镌刻着碑文以供后人凭吊。这一里程碑将为当下中国“新时代” 的系统化组织打下三个方面的基础：（1）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3）对“新时代”对内和对外工作中的个人领导作为“核心”的重新确立。
若十九大是“新时代”得以揭幕为当前形式的舞台，是这一社会文化运动的正式宣告，那么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报告就是其核心文件。因此，习近平在本次党代会上的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更进一步说，这一报告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党在未来三十年如何回应其历史天命的政治表达[10]。在之后的分析中，强教授对其相互连接的二元关系的建构——核心与中心，习近平与党，党和国家，中国和世界——则成为了中心要素。这是理解强教授对于如何调和作为列宁主义中心前提的集体和党及领导人在列宁主义原则中的单一领导权二者的观点[11]。这一浩大工程是否能够完成其使命，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明了的是，强教授的研究是在细化其理论而非监督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信仰的执行。
在“新时代”的不同历史使命间找到联系后，强世功把目光重新放在党本身上[12]。他把这一深刻的历史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上凝聚的集体共识连接在一起，这个共识的凝聚是嵌入在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报告这一关键文件之中的。中国共产党被形容为是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列宁主义承载下的体现。党是一系列二元关系得以调和的组织，并且调和后的这一系列二元关系可以被转化为推动适应历史环境和时代的社会进步的力量。尽管这些二元关系的表现和在意识形态层级中的位置不断随着历史时代变化而变化，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在先锋政党内围绕作为马克思主义目标的列宁主义理想而被组织起来，党也因此成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13]。这些二元关系包括“哲学真理和历史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政治生活的具体历史现实。列宁主义先锋政党中的二元关系（论述上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群众路线长久的调和过程中使得矛盾得以解决，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总结、提升和创新的过程”[14]。的确，强教授在其文章中也赞同群众路线的方向和这一二元关系[15]。
这一论述上的变化——那些构成核心与集体、先锋队和群众、中国和世界间对话的二元关系调和——既尝试定义了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实践体系，又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16]。不过可能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中国化并没有达到那么深刻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才是强教授所指出的这一讨论的中心。的确，只有在列宁主义（和对通往马克思主义最终目标的道路的理解）内生其中的理念变化中，我们才可能更好地为分析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和该报告对中国特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渐进发展的价值构建框架。问题的焦点在于列宁主义——即集体论述，先锋与群众的论述，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论述更多地指向马克思主义实践体系的演变而非源起作为劳动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转变。强教授把这一演变（无论我们如何判断其特征）联系到当下无人不知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进程上来，该进程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由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并由党章中其他后续章节加以细化。
强教授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用以理解动态的中国列宁主义自身演变的强大理论框架。这一理念在西方行将就木，不过似乎在许多中国人中也是如此。列宁主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认识到自我的实践体系能够采取自我修正的措施，同样的，也能够让自己与时俱进。这一特点使得亚洲的列宁主义与欧洲列宁主义区分开来了（令人悲伤的是后者，即苏联，崩溃了）。这也帮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体系从其实践目标中超然出来（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和只要仍然执政并仍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和列宁主义就必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这一根本二元关系曾经十分适合中国——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度的笼子内纪律检查框架和即使是强大的个人也无法背离的一套根本前提。制度的笼子在十九大上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讨论的重点。正是在这一笼子之内，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报告才开始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体系意识形态结构。
不过，强教授有着更远大的理想。他想要把二元关系（形成中国共产党工作作风并构建起约束其自身运作笼子的矛盾和论述）的动态集合体联系到列宁主义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去。“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17]。其目标，可能是帮助西方人了解“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18]。其结果就是对文化的忽视。倘若这一影响仅用于支撑这样一种观点，即上述忽视不能得到解决，那可是太令人遗憾了。这样的观点可以由中国学者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西方思潮的交流上并无巨大问题这一事实所证伪，并且十分成功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吸收了在与西方交流中收获的知识并用之适应了时代的发展。的确，这种跨文化理解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要素，这一判断可能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根本理念之一[19]。
此外，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儒家思想结构中心也创造了一个值得更深刻思考的矛盾——即一个本质上封建的参考框架和以打破封建桎梏和在实践中增强封建主义的文化包袱为目标的框架之间的矛盾——强教授清楚提出了这一论点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辩护。可能更重要的是，上述思想（儒家思想传统和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道路与世界其他国家间树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墙。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的参与，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结果可能会是令人遗憾的。中国论述与其列宁主义先锋主义的当代表现间的历史文化链接越重要，这种演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塑造治理思路的全球力量的价值就会越低。但在中国寻求构建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全方位的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仅仅根植于自身的理论是否有用还尚不清晰。
二、新时代在政治时间中的历史定位
那么强教授是怎样指出"整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写法上就是将哲学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呢?[20]。强教授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21]。首先，十九大报告为新的历史时代重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一框架最终纠正了自晚清和共和国早期以来中国所走的弯路。回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强教授注意到了中国人民经历的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分类内涵的演进，即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再到习近平时代的“强起来”[22]。从强教授所称的政治视角来分析这一进程，他注意到了与他所称的“西方文明”相对表达政治思想的历史分化之间的相互咬合，这里提到的“西方文明”即是根植于相对更死板的“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传统之中的[23]。
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完全让人满意。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24]。这一所有先锋都要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的外部化对于西方基督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都一样，都是核心要素。因为“党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5]。全党各级均必须坚持对上述目标的外部化原则，更重要的是，这一原则是有着一些时代特性的，在党的先锋责任核心之中有着历史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资源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取得胜利。[26]
也正是基于此目标，对历史的划分才能以强教授所论证的方式发挥其作用。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基督教哲学来说都是如此。只要仍愿保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将马克思主义从其目标剥离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思想的中国化，这使得列宁主义事业偏离了其外部化的目标，即那个所有生产力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当然不可能是强教授所言之意。相反，强教授担当起的是把马克思思想嵌入进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重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思想和中国特色二者缺一不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决定论需要认识到特定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时代的先锋队（先锋政党）必须对其所在的时代现实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反应，并带领其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强教授对历史周期性的讨论也着眼于这一目标。他在有着终极目标的体系中嵌入了时代与时代间过度的必要性观点。他也用周期化来将核心-集体的二元关系概念自然地植入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变化中[27]。由于强教授对于（代际政治中）权威来源误解的谨慎，他关于代际政治的观点作为更宏观的历史周期化理论的一部分值得深入讨论[28]。这种谨慎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拥护赋予其正当性”[29]。这一方面揭示了领导人个人可以作为时代的抽象喻体，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时代并不能成为领导个人的投影（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谨慎与对个人崇拜的谨慎一脉相承）[30]。
三、核心与集体——论政治时间的建构
有了这样的理论铺垫，强教授接着就可以讨论如何“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31]。这一讨论的基础是强教授对周期化的判断，即周期化是围绕“思想，方略和时代”的伟大而又有意识的辩证过程的结果[32]。在这一语境下，其部分目标就是找到一种调和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方式[33]。强教授批评了海内外将上述两个时代对立起来的学者们。强教授认为这种思潮在十八大以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即“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34]。强教授指出，习近平在这一紧要的历史关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挽狂澜”[35]。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责任、面对全球历史转折时代指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理论建构能力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面的能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从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核心领袖，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36]
此处提醒读者的是，历史时期不仅应当与统治该时期的人紧密联系起来理解，而且应当与对那个时代的形成产生不成比例影响的人联系起来。强教授的观点与许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这尤其让我想起19世纪在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间的辩论。前者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历史的“伟人理论”（”great man theory”）而后者却认为伟人是其所在的社会的产物，伟人的行为也是深深根植于并受限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37]
强教授的“演变中的列宁主义集体表达，即这种在各级领导层中的集中与民主参与理念的细化，也同样为问题的更多讨论留下了空间。在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形式和实践长远发展的语境下，我们可能得出更有意义的观察。”我们需要把强教授的文章（特别是“哲学与历史”一文的19到20页）看作是胡鞍钢教授“中国集体总统制”[38]的细化阐述。不过我们仍有必要保持谨慎，不宜对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集体逻辑过度解读，这种逻辑是内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之中的。
四、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共产主义
这促使强教授思考了十九大报告在“中华文明历史”中的位置[39]。这也是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二重定位。文章中的这一部分把强教授的理论框架，即在通过历史时代的理论-行动渐进语境下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中华文明史有机匹配的理论框架，与以十九大报告为标志的时代变化联系到了一起。难题在于，如何把外来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到中国历史决定论的丰沃的本地土壤中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不仅仅来源于要让其对中国具有相关性，更是要保证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保证其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一点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其范围更广泛，也就是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演化成为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40]。此处关键的任务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世主义嵌入进中华民族的愿景之中。
不过这样的发展路径也有其风险，这在美国从牺牲性的普世主义转向“美国第一”政策的动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能够以一种具体而又独特的中国方式调和起来。不过这一对矛盾的调和可能创造了更大的问题，即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与不仅是对阶级斗争，更是对中国有所活动的所有土地上的人的普遍责任。这是美国在过去数年中学到的颇有些惨痛的一课，并且中美两国在将来都还要为这一课继续交学费。这一挑战可能将是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时代之后的领导人所要面对的。不过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现实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强教授在这个部分所作论述的危险之中。在这个层面上说，强教授对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仅把这一论调看做是美国人的创造是不正确的）的谨慎可能是经得起推敲的。不管怎么说，这一论调似乎已成风气，而且这一风气不那么容易被消解。这是我们在读强世功教授既消减又西方化马克思，既增强又中国化统一的论证时应当辅以考量的。
共产主义由此融入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被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伊甸园状态，而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41]
不管动机如何，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仅是西方）被解读的方式将会大相径庭。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是在不失掉马克思的普世基础的情况下将马克思中国化，还是把马克思中国化到失去其普世传统的程度都是令人遗憾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处是有一个历史性的风险的。若把强世功教授在本语境下的论点推到一个极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问题很简单——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强教授的理论可以很轻易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转化为一个现代版的“元朝”，即汉族从事实上消化了元朝的外来文化并使得外来的文化失去了其核心理念体系。这当然不可能是强教授所言之意，不过在论证分析上的确是与其思路一脉相承的[42]。
五、新时代和其中国特色
这也使得强教授开始思考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3]，即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三重定位。同样的，强教授巧妙地用基于紧凑分析的历史决定主义铺开了其论证。正如许多理论家一样，他往回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把目光聚焦到了毛泽东和1950年代（全方位）的中苏关系。中国成功的原因被归功于中国从苏联失败学到的教训（这也支撑了强世功教授有关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点），这一教训回荡在中国领导人脑海中长达一代人之久[44]。不过强教授在此处又一次尝试调和带有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逻辑的中国化事业与中国自身的角色二者（之间的矛盾）。简而言之，强教授指出不是中国从苏联学到了什么，而是中国取代了苏联并在新的国际化中承担了其角色。
的确，强教授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对于将其重塑成为新的普世力量来说是必要的。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对习近平时代的定位不能局限在党史、共和国史和中华文明史，而是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入到全球文明史。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45]
这本身就已经是一段有趣的论证推理。此处的分析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转到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之后又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转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一个全新的共产国际可能产生自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是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在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上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46]一个中国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框架似乎已经清晰可见，其根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其走出去战略——即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尚不明朗的是，内生于中国化进程（即一个有力并颇具说服力的中国计划）中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中国化来得到调和。当然，这里的国际主义中国化是不能把苏联共产主义的问题，即沙文主义，带回中国的。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其同时想要推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时俱进，适应国情（以一种许多人认为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和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广给世界（在没有对如何克服已有固定理念体系的外国人对中国化的不理解并实现跨越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对此，强教授有其答案，这次又是历史案例，只不过是来自欧洲的[47]。不过令人担心的是历史本身可能就是罗莎·卢森堡曾思考过的那样，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强教授十分准确地指出了中国化的国际主义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意外：“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48]。不过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用更大的努力将中国模式打造为基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结合——即根植于“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9]。这一“走出去”政策导向的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并作为邓小平时代对内事业的对比，是国际化的[50]。
不过强教授前述两章的紧张关系依旧存在。强世功教授铺开了一套强大的逻辑论证和对比——即通往国际主义的道路注定是民族主义的。这也正是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政策定位。中美两国国际主义上的差别已经是显而易见了[51]。强教授用了一个经典的美式模式来阐述这些差异。强教授已经注意到中国在新时代将要经历的重大变革的深远影响，不过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美国也同样正在大步走进其自己的新时代。中美两国新时代间的差别可以看做聚焦于权利的再分配和对外部目标（国家领导人、先锋们对此目标负有责任）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和苏联足以被引以为戒，不过这两个例子都没有讨论自然、哲学或者是当下美国国家的行为。
六、理论与实践的层级集中
在阐述清楚中国的中国化国际主义之后，强世功教授引出了习近平时代的第四重定位：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层级集中[52]。这一部分对于预示历史对当前问题的强大影响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在一片文明经过5000年历史洗礼仍在前进的土地，时代也在自我折叠中保持着其当下的活力。西方人忽略了这一点并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强教授最有力的论点，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不过这一观点在西方很少引起共鸣——这些知识被那些与会犯西方学者同样错误的中国学者们简要地吸收了——他们并不重视在西方的理论化和在其视角下的考量。
对比之下，强教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二者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53]。这种选择至今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令人厌恶的，正如晚清时中国人所面对的此类选择一样。相对于被西方哲学奉为根本皈依的思想——即几乎在所有事中都作为根本输入的主仆二元关系——强教授还指出了中国的关注焦点：和谐[54]。不过尽管在和谐社会，排序的现实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些差别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且互相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兼容。这种面向西方思维的思考方式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具体阐述。强教授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种思维本身就把世界分为了主与仆。中国，正如强教授所言，将会为世界提供一条不同的道路[55]。
在进一步探讨后，强教授把中国与西方国际主义之间的差异总结为西方的主体哲学和中国的矛盾论[56]，在这之前，他还把读者带回了通过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一点讨论[57]。强教授指出，中国更雄心勃勃的国际关系路径在当前西方构建的世界里显得不可阻挡。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以或主或仆的关系相待，中国式的国际关系道路似乎就很清楚了[58]。
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59]
这的确是有道理的[60]。不过其中也有风险。通过拥抱当前国家得以将自己的力量以投射到他国身上的国际秩序现实，该国家必须接受国际体系的哲学、方式，了解其敏感之处。结果就是，强教授这一研究的风险在于其如果成功，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第四国际”[61]会沦为同一主题的不同变体，并且其中一种已经初具雏形。
七、在新时代重新聚焦“阶级斗争”：从主体性到矛盾论
在这一语境下，“斗争”这一概念又被放到了中心位置，不过这里的“斗争”是一个复合的词汇。它当然指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斗争。不过在此同时，强教授也把这一词汇用来指向内生于他指出的所有二元关系中的斗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中国和西方等。斗争就是直面矛盾。不过正是在这里，强教授进一步增强了可能被他认为是十分独特的中国贡献，即通过和谐来克服矛盾。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62]
理论通过行动而得以实践，行动又以理论作为支撑，再进一步说，行动本身也就成为了理论。这一套理念也就是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上海合作组织背后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行动背后的推动力，并在这样的推动作用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径。
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那些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到处自由流动的资产阶层或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是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代表在本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尤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苦大众。[63]
不过我们有必要思考下此处的含混不清。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观点将掏空那在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使命中管理个人与集体的“制度的笼子”。这一目标是不可妥协的，是不会屈服于历史与文化变幻互动中的胡言乱语的，更是不能在中国化过程中丢失掉的。不过这也正是在一个本质上近似公社的体系中聚焦于个人的风险。此外，这一体系也必须克服在本质上作为中国的体系但同时也是全球体系的内在矛盾。强教授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不过前路依旧漫漫而待求索。
强教授的理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即使矛盾从深处浮现出来，他也能将其理顺。强教授把斗争和矛盾的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更新的矛盾理论。这一理论再一次尝试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斗争中找到用和谐解决矛盾的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64]这一理念的基础在于相互渗透交错。“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65]
从这里，强教授带领读者回到了分析的起点——从理论回到实践，把目光放回到实践在文本化和执行理论上的角色。[66]
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论要高于矛盾论，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进行判断。[67]
然后，强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并不是以矛盾和斗争为核心，相反，是以其对实践的理解为核心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为问责和评估铺下了基础。“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策略和政策，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68]。
不过“制度的笼子”到底在哪里呢，赋予先锋队的意识形态以合法性的权威又在哪里呢？如果是主要内生于个人中，那么监督和纪律就也将成为个人导向的而非集体导向的。这一道理对于错误来说也一样。十六大到十八大阐明的这一智慧不应被新时代掀起的强大热潮所冲刷掉。事实中的真理没有被理解为声称拥有无限度的自由裁量权的宣告——不管这一权力是由集体还是个人行使。其反面观点反而是正确的：合法的行为和实践的价值都只有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目标这一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当这一思想在标榜个人的价值而非历史决定论的基础的匆忙之中被遗忘时，先锋政党（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所有此类实践都将最终被清扫至历史舞台的边缘。这一课从是苏联的失败和文革动乱中学到的。强教授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力量将在斗争的矛盾中胜出；不过这一实践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执行，尽管实践本身也必须承认那些可能影响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变化。上述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强教授认识到了风险，他注意到了左和右的错误所带来的挑战，这一挑战将让当前精英们努力在坚持先锋政党责任的同时避免文革残留影响变得困难重重。
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逐渐淡忘矛盾学说、斗争学说和实践学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名词概念虽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完全将其作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因此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69]
只提到马克思和毛泽东而不提到邓小平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工具箱的削弱，这可能会导致倒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动力的修正主义，并且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每个时代都是重要的，每个时代都会带来新的一层重要知识沉淀。这可能是强教授为其读者献上的文章中最具价值的一部分。不过这提出了如下要求：即用同一把标尺审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毛泽东和马克思。新时代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找到一种保持尊敬的方式来承认当前时代的力量，并且理解好当前时代是如何与新时代有所联系却又有所差别的。这一任务当前仍是正在进展中的重大事业。不过习近平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理论上的而非实践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0]，这恰恰是在矛盾理论和实践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强教授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矛盾的重要性及其统筹理论与行动的力量。他把这一发展放在了历史的语境下加以审视[71]。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那些塑造历史的理念实际上也同样被历史塑造着。这些理念是集体的产物，不过可能也是在核心领导下而成为了现在的样子。这从本质上来说既是中国特色的，也是普世的。这些二元关系既创造了矛盾和斗争（强世功的关注点）中的和谐，又搭建起了更强的逻辑联系，这一联系暗示着对理论指导实践的严格纪律监督。
八、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强教授在行文最后又回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他再次强调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不可阻挡的进程，实际上这一进程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72]。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之前时代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主要是因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强教授把中国化与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漫长行进的历史决定主义合并在了一起进行观察[73]。在最后，文章还思考了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矛盾[74]。不同法学学派间有着更复杂的聚焦于各学派与保护中国共产党先锋地位合法性的关系和构建国家体系的对话，强教授可能把这些对话的历史看得简单化了。
在把目光放在最主流的一支学派时，强教授可能没有给予另一些十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以足够的注意力，这些共产主义者把法律的机制理念看做是实现长期的列宁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健全发展的一种方式。不论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通过在国家宪法中的表达加以应用，还是通过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核心责任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该文这一部分的论述都没有犯右的错误。构建没有党领导的、将法律与机制与政治剥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列宁主义先锋政党角色的核心前提冲突的。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探讨，强教授的进一步研究也广为人期待。
强教授准确地注意到了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75]。他看到了中国法治发展有向“右的错误”发展的趋势。这是强教授在构建政治时代语境下考虑了这一话题之后所选择的主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76]
强教授在思考这一主题时强调了法律、文化和其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之间的相互联系[77]。他担心法律被用作掏空列宁主义先锋政党政治工作核心责任的武器，即颠倒了法律与政治的地位。法律是政治路线的表达还是政治路线是法律的表达？强教授有力地论证了前者[78]。更具体地说，他担心邓小平的改革是不平衡的，即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和联系语境的逻辑失去了与政治的重要联系。“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与党的领导国家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地方。”[79]习近平思想的重大价值在于重新平衡、调整了中国政治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80]在最后，我们看到了强教授最核心的思想，即“新时代”思想的必要性是在于调整，即中国共产党的运作体系从以经济为基础重新回归到以政治为基础。如果中国面临以政治还是以经济驱动列宁主义事业的选择的话，在十九大之后，强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清晰的：政治。这一问题显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心，反过来讲，这一政治事业也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性质，即“在理论和体制层面对国家的领导”[81]。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上述趋势是否必然让法治转向“右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监督和法律之间的联系在新时代国家和党的机制建设中是有着核心地位的，否则，先锋队将无法履行其有效领导人民的列宁主义责任。同样不清楚的是，到底是法治还是监督才是可以剥离自或者构建中国共产党先锋责任周边因素。可能有人会说二者都是列宁主义的重要要素，也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核心要义。前者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通过构建基于行政体制和国家宪法的国家体系得以实践和应用。后者则通过纪律监察委员会依据纪检规定所执行的政治行为达到同样的目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这一问题——政治的实践——在左与右的错误方向上都产生了同样的趋势。强教授在指出“右倾”的错误的本质上做了优异的工作，此外他还指出了通过应用西方法治模式来向“自由民主理想”靠拢的趋势。对此我十分同意[82]。此处也有同样危险的左倾错误。政治沦为了不受限制的行政裁量权并且不仅管理着个人滥权的风险，更是面临着个人崇拜的挑战。左的错误也有着为列宁主义集体提供历史和民族基础的现实风险，这是用以考虑和评估意识形态义务的政治判断的。如果说右的错误导致了倒向向西方政治的倾向的话，那么左的错误也就直接导向四人帮。
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对于中国的列宁主义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出的根本指导思想似乎并无二致。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政治都不能被视为脱离实践，随意浮动的概念。不过这本身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成为可能——且这里的行动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坚持其自己的反身政治才是权威的——通过党的规章和监督问责方式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83]等论述承认了国家组织的核心前提。这并不是针对政治实践说的，也不是针对权力的行使所说。强教授认识到了新时代的政治呼唤的不只是对显然现实的陈述。
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的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由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支撑新党政体制的核心价值必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84]
新时代需要价值观。这把我们带回了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上去，这一定位是通过在价值观的影响下的新时代实践，以及作为新时代与之后时代的演进标志的相互依赖实现的。“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多元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85]。说到民族复兴，强教授指出，“。。。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86]。
九、结论——对新时代做新解读的必要性
仔细研读强教授这一杰出文章后就会发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郭丹青教授的批评可能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强教授在构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时提出了大胆的有关政治集中的论断。他甚至更大胆地指出这种政治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核心与集体的复杂二元关系间的行动来变得可见而合法。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教授在文中描绘的体系，也就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架构，从核心上来讲既不是一个无所限制的随意独断的权威，也不是在集体的理念下领导中国的毫无限制的权威。不过，强教授重申了中国政治运作的复杂特质，并且是内嵌于互相渗透的，定义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的动态二元关系中的。不过此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一篇四十页的文章中期待全面的分析论证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强教授为我们指出了中国新时代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其面临的挑战。这可能需要中国最终面对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以及找到政治通过制度的笼子运作的方式。这两个问题的钥匙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不过中国共产党（包括核心和集体）反过来也受其限制。对于西方来说，挑战在于其在中国看到了复杂的政治发展，这一发展还不仅仅是自由裁量权与豁免的不可预测的实践加总。
强教授的基本判断是强大而又准确的。在习近平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集体的体系下，中国正走进新时代。这一时代一度十分关注内部，不过同时也指向中国力量在海外雄心勃勃的扩展。这一力量不仅仅是经济力量，也是在政治、社会、理论上的领军力量。这是十分历史性和概念性的，不过同时也是基于实践和斗争中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理论有所区别并且对中国也有所吸引力，这有时是很敏感的，不过西方理论和实践很多时候也作为“他者”而被精炼化了。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学习时竟发现西方的理论有时还是无用的。这在美国的语境中尤其重要，因为美国的历史决定论可能对没有做过仔细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尽管中国和西方文化中团结的景象可能削减这些思想的价值，不过（二者间的）差别是真实的，并且可能还是有用的。
强教授文章中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在于他给读者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未来发展。他所指出的矛盾的结果，不论是历史的还是超乎历史的，都有待梳理。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执行体系也是有待研究的。不过正如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身致力于适应其所在历史时期的强劲发展。同样，无数的和偶尔直接的与中国学者思潮的交锋本身也是值得写一篇文章的。强教授对于这些思潮有着鲜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他有关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的分类。在这一语境下，把毛泽东思想重新放于焦点之下，并且重新考虑其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需要谨慎的思考。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前者可能愈发被看做是“左”的思想框架而后者则被看做是“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逻辑论证将可能定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实践的核心框架，这不仅在过去时代如此，而且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也是如此。要想理解当前的“新时代”思想，正如强教授所言，是对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既包括成功的，也包括失败的）来说极其重要的。
这为读者留下了什么呢？强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复杂、微妙而又平衡的分析，有力地凝练在在短短数十页中。强教授的分析之所以绝妙是因为他从正确的角度切入观察了中国发展的动力。这一篇短文并不能评判强教授对当前中国思潮的分析，不过就该文其分析本身就值得一读。当然，仍有许多研究工作有待我们去做。不过强教授的这篇文章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为我们理解新时代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因此，强世功教授的文章对于任何想要了解新时代的中国的人来说都是不可不读的。
注释：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w.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学者，法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事务硕士生。
[3] 我们为讨论这些话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参见the vanguard acts: a focus on china at the dawn of its “new era”, coalition for peace and ethics, https://www.thecpe.org/?page_id=798 ，访问于2018年7月8日。
[4] kimmy chung, "how ha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kept power? 100 hong kong political bigwigs get rare lecture from senior theorist: qu qingshan, deputy head of the party’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delivers 2½-hour talk to local npc delegates, as beijing seeks to assert its influence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may 2018.
[5] 同上。
[6] 译者为glorial davies, 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中国的故事，思潮，https://www.thechinastory.org/cot/jiang-shigong-on-philosophy-and-history-interpreting-the-xi-jinping-era-through-xis-report-to-the-ninete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cp/, 访问于2018年7月8日。
[7]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8] donald clarke, jiang shigong on xi jinping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empty vessel, the china connection, 28 may 2018
[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74页（译者按：原文引注为英文毛泽东选集）
[10]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7页
[11] 参见我有关此话题的文章：deliberative democracy ( 协商民主) in context; considering the revisions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titution in the shadow of suggested changes to leadership term limits
[12]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9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第39页。
“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
[16]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10页。
[17] 同上。
[18] 同上。
[19] “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十四段
[20]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10页到第11页。
[21] 同上，第11页到第16页。
[22] 同上，第11页。
[23] 同上。
[24] 同上。
[25]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段；强世功教授本人在其文章中也认可这一责任。
[26]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三段。
[27]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13页。
[28] 同上，第14页。
[29] 同上。
[30] 同上，第15页，参考强教授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性的论述。
[31] 同上，第16页。
[32] 同上。
[33] 同上，第17页。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第18页。
[37] 参见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ny: fredrick a. stokes & brother, 1888) and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ny: d. appleton, 1896, (cf. p. 31)
[38] 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有所讨论："crafting a theory of socialist democracy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considering hu angang’s theory of collective presid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merging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tate," asian-pacific law and policy journal 16(1):29-82 (2014).
[39]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20页。
[40] 同上，第21页。
[41] 同上，第25页。
[42] 参考强世功教授在“哲学与历史”一文第23到24页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儒化”的论述。
[43]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27页到34页。
[44] 同上，第27到29页。
[45] 同上，第29页。
[46] 同上，第30页。
[47] 同上，第29到30页。
[48] 同上，第30页。
[49] 同上。
[50] 同上。
[51] 同上，第32到33页。
[52] 同上，第34到38页。
[53] 同上，第34到35页。
[54] 同上。
[55] 同上，第37到38页。
[56] 同上，第38到45页。
[57] 同上，第45到50页。
[58] 同上，第38页。
[59] 同上。
[60] 参考"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cendant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four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ing ideology of the stat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17 la raza l.j. 141 (2006)
[61] 译者按：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发起的新一轮国际化运动。
[62]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40到41页。
[63] 同上，第39页。
[64] 同上，第40页。
[65] 同上，第40页。
[66] 同上，第41到42页。
[67] 同上，第41页。
[68] 同上。
[69] 同上，第42页。
[70] 同上。
[71] 同上，第45页。
[72] 同上。
[73] 同上，第46到47页。
[74] 同上，第47到48页。
[75] 同上，第48到49页。
[76] 同上，第19页。
[77] 同上，第49页。
[78] 同上，第46到48页。
[79] 同上，第48页。
[80] 同上。
[81] 同上。
[82] 参见"between the judge and the law —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autho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即将发表于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3]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48页。
[84] 同上，第49页。
[85] 同上。
[86] 同上，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