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启蒙立足个体，诉诸理性，针对的是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权利，体现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和塑造个体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民族主义则立足国家的整体，在诉诸理性的同时，更要诉诸情感，体现为近代以来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实践以建构现代国家。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逼迫中国人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尝试，从而使启蒙与民族主义相交织，共同奠定了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而启蒙对个体主义的强调和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强调则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承续了二者对近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和实现着二者的根本诉求。
关 键 词：启蒙 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和殖民入侵，使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兴起。从此，中国封闭的局面被打破。面临西方的强势冲击，中国人作出了一系列的积极应对，从而引起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体上可以从启蒙和民族主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探究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轨迹及其当代意义。在与帝国主义的较量过程中，近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发生了认识上的升华，主要体现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救国观念和一系列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实践，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认同，强调以民族主义建构近现代国家，以完成现代化任务。这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主导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启蒙是另一个救亡主题，针对的是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利，主要体现为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独立，进而实现救亡。本文从分析启蒙与民族主义关系入手，讨论近代以来这两个时代主题在面临现代化时对国家建构的思路，进而推出：启蒙侧重立足个体，诉诸理性，强调个人独立与自由，从而有了个人主义的倾向。而民族主义则是对民族和国家整体性的强调，在诉诸理性的同时，更要诉诸情感的认同，从而有了国家主义的倾向。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贯穿和承续了二者对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和实现着二者的根本诉求。
一、启蒙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救亡主题，启蒙的目标在于唤醒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使之成为现代的新国民、新公民，进而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启蒙促进了人们了解人的主体性、个人自由以及个性独立的重要性，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由于传统天下主义的民族观是以文化认同为标志，民众是以“臣民”或“子民”甚至“奴才”来向皇帝称谓自己的。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以启蒙的方式探索救国道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的“中国梦”，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摆脱长期束缚自身的封建社会传统，逐步走出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中心论。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开始以实践的方式学习西方。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成为主流的启蒙共识。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传统的那套启蒙方式不能拯救中国，于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梁启超认为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积淀所形成的旧观念、旧伦理是造成国民缺乏起码的自治能力和公德意识的重要原因，于是提出“新民”之启蒙国民性的改造理论。这时维新派已经接受西方的平等、自由、民权等思想观念，并把其融到中国传统中，强调国民是现代民族国家必备的条件，典型的是要从封建专制传统的种种束缚下把臣民改造为国民，使臣民具有国民意识。梁启超的新民说以近代西方社会的公民内涵为依据，构建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套国民想象，最终却没能在不具有国民土壤的实践中得到执行。但从近代的历史进程看，梁启超努力探索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来进行国民性改造的理论奠定了20世纪初过渡时期的思想主体内容，对中国人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构成了由臣民到公民的过渡。孙中山革命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从臣民意识到革命意识的转化。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动充满了激情，破除了传统中国人的奴性心理，提升了革命意识，促进了大众的觉醒，国民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总体上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推翻了专制统治，铲除了封建体制下臣民所依附的制度载体。革命在促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转换中的作用是突出的，它所确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方案培育了国民观念。以革命派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国初步走上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身份的现代性转化。
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国依然贫穷落后，似一盘散沙。这些现实深深影响到了陈独秀等人。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是旧的思想文化，于是开始着眼于青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试图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新青年”是这次启蒙运动的主体，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开展的方向。新文化运动提倡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新文化，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新青年”就是通过“救人”的启蒙方式，在思想文化上来塑造具有个体意识的“新青年”。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这一代上，因为青年代表希望，是社会中坚，具有可塑性，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①他们认为唤醒个体的自立意识才是国家独立和强大的根本，这是继承了20世纪初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的思路，从培育“新民”的爱国意识到“新青年”的个人自立意识，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人”的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在经历了复杂的内忧外患形势下得出的结论，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下的必然逻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高举从西方引进来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两大旗帜，这两大旗帜构成了“救人”的两个维度。他们希望倡导个人自由，个人独立，以此作为救国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发现了人，启蒙了人。在《新青年》的引导下，许多青年和青年学生开始勇敢地冲破传统思想，追求个人自由。随后，一些青年对传统家庭婚姻的反抗、各种团体的成立以及掀起青年学生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等都体现了这个时期青年人的觉醒。新文化启蒙运动发出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呼声，唤醒了人的主体性，青年们开始觉悟起来了，这对国民来说确实是一场大规模的启蒙。五四一代对民主、自由等内涵的理解与戊戌维新派相比，要广阔得多。五四前，包括革命派中多数人所理解的民主主要指政治意义上的即多数人参与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民主提升为一种价值，不仅深入政治，还扩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最重要的是还扩展到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渗透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之中。启蒙“人”的自由权利，强调人格独立等各个层面，涵盖了一切同封建传统主义相对立的进步思想。
但是，在当时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缺乏物质基础保障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新文化启蒙运动面临着现代化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此时，启蒙运动发生了变化，启蒙群体也开始分化。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启蒙逐渐演变为革命的启蒙。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的启蒙最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民主和科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而日本侵华导致的中国国家和民族危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担忧，为了统一思想，振奋民族精神，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新启蒙运动，旨在唤醒全体民众的民族意识，组织全民族力量抵抗侵略。这是继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一场运动，它吸引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参加”②，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启蒙运动是与民族救亡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难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对民众进行文化上的启蒙，以挽救国家的命运。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很快投入到抗战中，为了激发全国各地各民族积极参加到抗日战争的热情而奔走，启蒙群体分散于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继续思想文化上启蒙在认识水平和理论思考上的进一步提高。到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张申府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也随之被替代，最终淹没在新的历史中。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新启蒙运动中断了，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和结果，但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也受到了极大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后，通过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刻地开展了拨乱反正，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文化界开始复苏，“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转换”。③学术界也开始了关于人性及人道主义的思想讨论，并在哲学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思潮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与人的价值、主体性、启蒙有关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伴随着个性的独立与多元表现出价值观的变化。而对个人、对自我、对主体性的启蒙构成市场经济转型下价值观重构的关键环节和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人的现代化成了现代化最核心的内容。现代化的“人”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新文化，还要实现人格的现代转型，“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最大历史作用和人文价值就是促进‘独立个人’的形成，而‘独立个人’的形成对我国现代化和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建设具有战略的意义”④。
近代以来启蒙经历的一波三折的历史过程分别代表了启蒙对“人”构建的开启、深化和转向等，全面突出了启蒙对“人”的建构功能，留下了无尽的启迪和丰硕的思想资源，但同时也使得启蒙具有了个体主义的倾向。
二、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以强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被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帷幕，原本沉浸在“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的国人开始惊醒。传统的“天下主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秩序之中。马克思曾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⑤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打败了中国，“天下主义”开始逐渐瓦解，中华帝国也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如汪晖所言：“所谓‘天朝’帝国的崩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的崩溃：无论帝国的视野如何恢弘，无论帝国对文化和种族的包容力多么强大，以帝国为中心和边界建立起来的知识无法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知识。”⑥而此时，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历史时代，国力日益强盛。中国人在这种对抗中惊醒，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有了朦胧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社会背景下，在封建主义处于不断崩溃瓦解之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兴起，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梁启超是清末维新派的代表，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他根据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危机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并把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建构起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想。
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需要急剧变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被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国也因此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和殖民入侵，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启动。不仅仅是在技术或物质上学习西方，而且也开始萌生了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派的“中国梦”破灭。甲午战败，古老帝国处于天下中心的地位被打破，民族意识转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一个新的外力激起而发生急剧的转型，中国面临着一次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此时，严复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进行改造并引入到中国社会，形成社会进化论或进化史观。此后，进化史观流行起来，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支撑正值为国家和民族焦虑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哲学基础。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进化史观的影响下，认识到仅仅引进器物是不够的，于是开始转向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改善中国传统体制的制约。于是康梁的戊戌变法运动兴起，他们企图在保持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政治变革来推动国家变革。然而，戊戌变法持续不久便宣告失败，康梁被迫逃亡海外。在流亡海外期间，梁启超学习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和西方政治方面的理论，看到民族主义在西欧各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于是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⑦他不仅阐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还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的国家”概念和“中华民族”的名称。这是他在世界之中开始寻找中国在国际政治和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努力。他强调只有让国人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充分了解了国情，才能产生维护和忠于国家的意识。梁把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说明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就是在这种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下逐渐建构起来的。自此，民族国家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萨义德曾言近代中国由于外力的压迫而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构建，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⑧尽管中西方对“他者”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萨义德的这种解释正好说明了近代中国的情况。
梁启超在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更加清楚并提出“大民族主义”(指对境外的各国)和“小民族主义”(指对境内的各个民族)，主张以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来建构现代国家，这一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尽管中国国内民族、民主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却由于腐朽的帝制王朝已濒于覆灭的边缘，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却一直坚持以君主立宪政体来建立国家，其努力终以失败告终。孙中山以汉民族为主体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也同样遭受挫折。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是从中国人传统的民族意识出发激起建构现代国家的力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号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满清的封建主义政权即以“排满”为目标，认为致使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满清统治，恢复建立汉族正统的统治。此后，随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族自决等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逐渐发展起来。此时，孙中山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及其内、外制约发展的因素，摒弃了以前对民族主义的片面认识，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民族主义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进一步明确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承认中国的各民族有自决权。孙中山强调，首先要用国族主义反帝，然后才可以有民权、民生可言。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正处于反帝反封斗争中的中国影响更大。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尤其是吸收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革命实践中实现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从阶级立场出发，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商和各个少数民族结合起来，走大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组织并整合下层人民群众，从民族平等的立场出发，将中华民族看作多元结构的民族，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经过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开始提出动员民族主义建国的构想。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确立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形式，工作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到农村，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密切联系的新探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政党，对基层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要求严格，其科学、鲜明的意识形态观能产生比传统社会更大的动员能力。她能联合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一切群众力量，围绕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严重，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坚定抗日的立场和决心，并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以劳苦大众的民生、民权为奋斗目标，追求各民族平等，强调把各阶级、党派、阶层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凝成中华民族多元结构整体，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爱国情感。经过不懈努力，与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38年《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全民民族主义”的方针，并做了中国式的解释，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调动了全国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同，使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实践有了特殊的内涵。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明确了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还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了一场思想运动即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探索，还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中国化及其中国化的统一。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具有更大更有利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强调了这个时期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并确定以对外的主要矛盾推动对内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工人阶级，深入到农村基层，有效组织和整合了社会力量，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支撑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确，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结合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创造了一种为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让群众能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工人和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展壮大的基础，在民族危机时，能调动和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力量。近代中国受到外敌入侵，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传统，而且经济和文化又相当落后，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极其曲折艰难的过程。拥有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融入世界现代化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在近代一直没能实现，而辛亥革命的民国也只是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而无实在的内容，直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有了这个前提。
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有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国民身份资格和地位才能有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才能实现。近代中国面临遭遇国家主权的侵略和国民身份的挑战，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的利益，这也是近代中国面临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决定的。民族主义的发挥可以整合国民的力量，抵御外敌入侵。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急形势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紧迫性以及中国人自强不息，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整体至上、国家为重的民族主义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整体诉求。近代中国对国家观念的强调，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国家主义”的倾向。“国家主义”是一切以整个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为中心，把个人的利益融进国家里。它可以把中华民族成员的爱国热情凝聚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用郑永年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⑨。而不是如西方社会那样以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三、国家、社会与个人之权益整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们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开展着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虽然历经波折，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佳实践路径和方式，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反帝反封建以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任务。在实现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而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须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立场及其突出强调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充分兼顾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因为实践证明，国家只有在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才能使人民忠于国家，充分实现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现代民族主义以推动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其主要内容和目标，而中国的近代史也充分证明了科学地对待和利用好民族主义才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成功地动员了全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抗战，使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高度一致。
回顾近现代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斗争史，强调和动员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力量于拯救中国的革命实践成为共识，但是，由于理解的广度、深度和具体实践中的各种差异，其成效相差甚远。囿于家国同构传统观念的束缚，孙中山虽然强调了建立现代国家为首要任务，学习、吸收了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的模式以党建国，认为建立国家之后再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力图利用政党的组织力量实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然而，在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却没有继承这一思想，而是采取了无视广大民族利益与权利、仅只是依靠上层精英来实现其治国目标的取向，致使其既未能成功地动员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又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最终没有完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同样学习和吸收了苏联的建党模式和经验，但是在完成建国大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维护人民利益与权利的追求，在充分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了建立独立自主、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夺取革命成功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探索使国家主义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完善，国家主义赋予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含义，使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国家的命运与所有个体的命运是有机相连的，个人的利益必须自觉地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得到保障的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一革命成功的实践过程中，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逐渐地向国家主义转向，国家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围绕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权益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丰富和发展之中。
任何个人都属于特定的社会和国家，都有自己所属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通常都具有共同的情感等认同基础。个人的存在和发展都要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系统，并因此而明确自己的身份。作为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其自身的权益都需要社会或国家的保障而获得。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富裕，就必须整合、动员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力量以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反侵略的历史任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经过各方努力，国家利益至上逐渐成为共识，启蒙所带来的个人独立与自由意识的觉醒也理性地转变为服务和服从于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民族和国家整体性的需求。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近现代以来兴起的启蒙和民族主义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对人们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影响面临着新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中国传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并存于当下，“伴随着体制的转型，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纷纷在社会舞台上亮相：有原有信仰所支持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延续，也有回归心理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再现，还有对现代化理解迷失所导致的西方价值观的侵入。传统与现代并存，东方与西方汇流，形成了今天价值观冲突的奇特景观”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结果，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多样化状态，如此一来，人们价值观念必然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发生，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凝聚人心、汇聚全社会力量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现实的挑战，培育并统一全民的价值观是急待解决好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各方智慧和力量，步调一致地倾心倾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中国历史的发展需要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新的价值观引领全社会的思想和行动，中国共产党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八大适时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又避免了近代民族主义中所含杂的不利因素。这一新的价值观是在总结中华民族文明成就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情况而形成的新的发展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关照了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实现作为社会成员之个体的权益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又充分考虑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就为实现个体之权益建立起规范，同时还充分考虑了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整合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权益诉求，为整合全社会力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大变革和大折腾，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文化的本性和意义，让文化回归其本来面目，历史走过了一个大的周期，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仍然是关键性的任务，那么，优秀文化建设也必定具有双重目的，发挥双重功能，既要培养健康的人格、丰富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要服务于当代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11)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使中国人民历经了苦难，不屈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意识在苦难中被唤醒进而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也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为实现新时代的历史任务而生产出充满生机的活力。
注释：
①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②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
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2页。
④韩庆祥：《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⑥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上)，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41页。
⑦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⑧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⑨郑永年：《中国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⑩陈章龙，周莉：《价值观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4页。
(11)张曙光：《价值与秩序的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