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出版专著有《儒学新诠》《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辅仁君：说到儒家，很多人会想到一个词，道统。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或者说五四以后中国的文脉道统断掉了，并且以此来反思或者苛责清末维新和革命运动。我看您在一篇论文中特意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继承道统，从黄帝尧舜到中山先生，这个道统还在延续。您可否解析一下道统在近代延续的情况，以及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发扬这个道统？
韩教授：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中国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政统断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割断了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纲常堕毁，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如钱穆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孔家店中之伙计，即本文所谓社会下层之士。自此以下，社会有民无士。上无君，下无士，此则庶及可谓之全盘西化矣。”由于背离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道”，导致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社会没有了方向，人们受到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化观点，长期的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只好跟着感觉走，失败了再爬起来，做错了就当交学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大道既隐”。大道已隐，我们民族就没有了核心价值观，没有了公认的价值标准，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不可须臾离的大本大源、全体大用。而近代以来我们则是“为道屡迁”、“唯变所适”，没有了常道、恒道。
在中国历史上政统时断时续，断了可以再复兴起来，惟独道统不能断。所以，20世纪以来国人对道统的延续特别重视。在学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中对传统道统进行了新的构建。余英时有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认为现代新儒家有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是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的“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这“哲学家的道统观”就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乃源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秦继吉，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
在政界以革命家孙中山自称继承了儒学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1922在广西桂林，孙中山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提问“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时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孙中山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深知以民国政统取代两千多年的帝王政统可能带来的隐患，所以，明确宣告：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继承并光大这个正统思想。但是，孙中山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民国成立以后，道统被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打倒，政统方向不明确，特别是不明白政统以道统作为依据，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中国政治就发生了大裂变，传统道统端裂，国家政治分裂，至今未能统一起来，道统与政统的重建都还没有完成。
传承和重建道统的意识也体现在一些民间宗教性组织，如道德学社、一贯道等。作为道德学社的灵魂人物，段正元曾多次强调“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脉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而后无真儒”等等。对于中国文化的道统，段正元说：“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二字，其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伊、文、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段正元：《政治大同》卷中《永久和平》）段正元以《大学》、《中庸》为基础，来重建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体系。他说：“《大学》一书，乃万教之纲领。天所以广大道之传也。首明大道全体，次明入道之功。至能得而天道已尽，所谓先天大道与后天大道，贯而一之也。”（段正元：《阴阳正宗略引》）谈到《中庸》之道，段正元说：“大道之发源，中而已矣。人事之全善，庸而已矣。庸者中之用，中者庸之体。体用兼赅，斯为大道中之真宰，人事中之万能。试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繁，人事之杂，其所以并存并理而不相乱者，孰为之主宰耶？无他，中宰之也。换言之，即道也。……欲知变化之道者，不可不知理之变化，欲知理之变化，非研究中庸之道，践中庸之行，又何能知之。”（段正元：《道德学志》）对中庸之道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反拨现代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批孔这样非常极端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在“矫枉过正”之后回归大中至正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道统是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认为孔子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韩愈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声称自己继承了真正的孔孟子道，是儒家的正宗，开启的宋代道学的先声。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现在一般学界认为道统是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它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王等所承传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道统不是凭空杜撰的，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经过儒家学者的总结阐发提出来的。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指导思想的作用，它有兴有衰，有显有隐，但始终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一个内在源泉和基本动力。如果失去了这个系统，就可能走错方向，甚至误入歧途。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有一个统系，就是以道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圆锥结构，道统在圆锥体的顶点，如天上的北辰，其他各个统系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如如众星环绕。道统作为价值系统与其他各个统系作为应用系统不是一个层面，可以统摄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就道统与其他各个统系发用的次序说是一道开五门，由道开出政、学、教、文、法，下贯而又上通,并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网络系统。就其现实构成说,儒家“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就是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以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时而断，断了可以再续起来，惟独道统不能断。道统一断,缺乏一而贯之的统系,其他各统就会偏离正道,走向异化。当然,如果道统不能下上贯通,成为孤悬的形而上学体系,成为没有根底的抽象教条,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进行调正。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文化多元，全球一体，文明冲突，是一个与孔子时代相似的礼崩乐坏、诸国争霸的世界图景，中国人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其中最根本的是道统的重建，当然也不可忽视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的重建，更需要注意在重建中要有统系意识，注意理清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重建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单兵独进，不能简单化、绝对化，要像完成一项系统工程那样，有计划有步骤整体地推进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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