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宝才教授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渊源主要是“侯外庐学派”，也吸收了王国维、徐中舒等学术研究范式和方法。他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突出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他对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大学》《中庸》都做过专门研究，对儒学更新发展有考辨;对先秦诸子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和阐发，认为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对道、法、名、阴阳家都有专论。先秦思想史研究是刘宝才教授在传承发展侯外庐学派、追随张岂之先生不断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先后参与《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等先秦卷的撰写和主编，对先秦思想史有系统梳理，形成了与时俱进、正本清源的学术观点。
一、刘宝才教授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渊源
刘老师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87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与多数同辈人一样，我青年时期学习理论，主要是学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培育了我的宇宙观，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训练了我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历史文化研究中，我遵从它的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他通过学习马列原著，得到了理论思维的训练，奠定了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刘宝才，男，1938 年-2020年，陕西华阴人。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曾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集体研究项目，担任第一、第二作者，或副主编、分卷主编等。其中，《中国历史》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文史英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传统文化》获得陕西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儒学思想史》获得国家出版局优秀图书二等奖。其他主要著作有《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黄帝文化志》《先秦文化散论》《求学集》《求学续集》等。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刘老师经常对研究生说，从事历史研究，在理论、史料、文字三方面都要下功夫。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史料。这可能与他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受到侯外庐、陈登原、陈直等史学大家的影响有关。他不仅自己做学问是先有材料，在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学术观点和思想，在带研究生时也非常重视学生运用资料的基本功训练。据刘丰同学回忆:“刘老师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始终教育我要有历史的态度，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对待史料要严肃认真。我现在还保存着刘老师撰写的一份‘关于先秦思想史史料(提纲)’，这应当是他讲课的一个提纲，其中简要、明确地叙述了有关先秦思想史史料的一些特征和使用原则。”在研究历史文化中，刘老师也非常重视古汉语学习。大学毕业后，刘老师先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工作任务不多，有了读书的机会，就认真学完了王力主编的四册《古代汉语》，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为后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刘老师的学术渊源主要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侯外庐学派”。侯外庐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刘老师在读书和工作期间受到侯外庐和侯外庐学派第二代学术带头人张岂之先生的影响，熟悉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理路。他认为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成就的集中体现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特点的论述，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阐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从而使之中国化的范例，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侯外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采用全面占有史料、认真考辨史料的方法，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社会发展规律加以统一研究，也就是理论与史料统一的方法。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是候外庐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史学方面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作，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该书中，侯外庐先生在承认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前提下，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上，从城乡问题入手对中国古代社会做了宏观研究。具体是从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建国原则、发展、性质、差别等角度，阐明氏族制度残余、氏族贵族专政、古代变法的艰难、古代政治和法权理论特点、各诸侯国不尽相同前途命运等，系统深入，新见迭出。
刘老师还非常重视“侯外庐学派”的传承发展，引导研究生树立起对侯外庐学派的自信，为研究生开设《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中国思想通史》导读课，将二者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及其重要哲学意义，讲侯外庐先生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史研究，如何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做出贯通性的诠释，使学生对侯外庐学派的理论品质、学术路径有了深切认识，学生被他巨大的理论魅力所感染，并为自己成为“侯外庐学派”的后继者深感自豪。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社会史不能单纯看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还要看它们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刘老师对侯先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和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等都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沿着侯先生的路径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着力对先秦社会史与思想史给予较为深入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学术研究百花齐放，各种理论和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很多人感到侯外庐学派过时了、落伍了，在这种情况下，刘老师带研究生还是非常重视指导学生沿着侯先生开辟的学术路径，继承侯外庐学派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稳步地推进侯外庐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1979年，刘老师还到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开办的先秦史进修班学习，一年中系统地听徐老讲了先秦历史和古文字学，收获满满。进修结束后，他继续研读徐中舒先生的《先秦史论稿》和《徐中舒史学论著辑存》等重要著作，同时钻研侯外庐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后来他这样谈自己的收获:
对比两位先生治学的经历和成就，我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两位先生研究先秦历史有殊途同归之妙……徐老从文字学到史学，侯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史学，他们的治学之路不同，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基本见解却是相近的。侯老用“亚细亚的古代”“‘早熟’的文明‘小孩’”“改良的路径”“惟新的路径”描述中国古代社会，揭示出存在着的氏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欧洲历史进入古代社会之时就冲破了氏族组织，中国历史进入古代社会之后继续保存着氏族组织，直到古代社会瓦解。徐老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农村公社，公社中的人群以血缘为纽带连接在一起，同样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保存着氏族组织。侯老着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基本特点进行理论论证，徐老更多以此解释了种种历史现象。侯老和徐老研究先秦历史殊途同归，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启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毋庸置疑，刘老师的学术研究立足侯外庐学派，也吸收了王国维、徐中舒等学术大家的学术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这就是他的学术渊源。
二、炎黄文化研究
炎黄文化研究在刘老师先秦思想文化研究中比较突出。他曾经搜集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的各种资料、题解注释，编入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五千年血脉———黄帝文化资料汇编》一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联合出版。通过这份文献资料的整理，他认识到:“关于黄帝事迹的文献有两个方面的价值，即研究传说时代古史的价值和研究文献形成时代文化史的价值。”后来又作为主编之一编撰了《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黄帝文化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参与了《黄帝陵志》和《黄帝文化志》的部分章节编撰，跟刘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老师研究炎黄文化，注重解决学术界争议或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炎黄时代的传说史料一度被认为出于战秦国汉人的臆造。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基本上是可信的。刘老师把传说史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从经济、文化、社会三方面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炎黄时代大致在距今六千年至四千年之间，黄帝时代大致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炎黄时代始于黄帝之前五百多年，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那怎么说明中华文明有五千年悠久传统呢?怎样理解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历史渊源呢?怎样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积蓄形成过程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追溯到炎黄时代才能给予回答。刘老师把考古资料与史籍记载的古老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经过考辨，去伪存真，探寻炎黄时代的真实历史，对炎黄时代的经济、文化、社会做了探讨，认为炎黄时代中国的原始农业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文化上从文字、艺术和宗教三方面可以得到说明，还论述了两大问题:其一，炎黄时代是否已经出现国家因素的萌芽?回答是肯定的。其二，炎黄时代与其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联系问题，也是可以肯定的。他指出:
“炎黄文化是炎黄时代和后代与炎黄有关的中国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又是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集中代表中华文明的开创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炎黄文化的研究基本可分为远古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两大学科的研究。”但二者研究对象、标准、价值不同，需要加以区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一论断是可信的，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就是广大的黄河流域，而不只是这一地区某个小地方，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开创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因此，古代文献关于黄帝的文字记载是一份值得深入研究的宝贵历史遗产。这一结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中华文化自豪感。
经过长期研究，刘老师还提出了“黄帝文化”的问题。什么是黄帝文化?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合体，我们经常讲华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这些文化与黄帝文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又要提出黄帝文化?他指出，古籍记载的黄帝事迹，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说时代的传说史料，包括黄帝的族姓世系、文明发展状况、各部族的关系等，二类是后代发生而以黄帝事迹表述的文化现象，包括战国儒、道、阴阳诸学派借以阐发各自思想的黄帝事迹，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汉代纬书记述的神化的黄帝事迹，神仙方术以至道教著述中的仙化的黄帝事迹。这类记述对于传说时代是虚假材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它们分别形成的时代的文化史是真实的。黄帝文化产生于史前，随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形成为一种传统。黄帝文化的优秀传统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社会文明进步、文化兼容并包、民族团结和睦、国家统一强盛。
由诸多学者参与编撰的《黄帝文化志》是一部有关黄帝族姓里居、文治武功、发明创造和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与中华文化、黄帝陵庙祭祀及历史沿革、传说轶闻等方面较为完整的文献汇编，特别是书中就黄帝时代的始创，如政治文明，编入了社会管理制度、礼仪制度等;发明创造，编入了天文历法、农与工商、衣食住行、医药、文字、器物等;艺术成就，编入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这部书对于人们了解、认识黄帝文化，深入研究黄帝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黄帝文化的“百科全书”。笔者有幸参与该书第一编“黄帝与中华民族”、第二编“黄帝的武功文治”的编撰。《黄帝文化论纲》是刘老师在主编《黄帝文化志》过程中形成的关于黄帝文化的系统认识，他认为黄帝文化反映了黄帝时代的特征，突出体现了黄帝时代的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黄帝文化的精神孕育出众多中国学术流派，如先秦诸子中除了黄老学派，还有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杂家都与黄帝文化有关，古代典籍《左传》《国语》《周易》《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管子》《尉缭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都有不少有关黄帝文化的材料。黄帝文化在全国各地都有其资源，有其影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陕西作为黄帝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区，是历史形成的。首先，渭河流域和洛河(指北洛河)流域是炎黄氏族的发源地和早期生活的地区。其次，《史记》汉武帝祭祀黄帝陵的史实说明，早在西汉的时候，黄帝陵在陕西就得到中央朝廷承认，以后历代帝王都在陕西桥山黄帝陵祭祀黄帝。近现代史上，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在这里祭祀黄帝，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在这里共祭黄帝。西汉至今两千多年里，黄帝文化的发展没有离开过陕西。当代陕西黄帝陵整修、清明节公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委的支持，得到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支持，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广泛支持，表明陕西是黄帝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区得到公认。这对于某一些省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顾事实地争夺黄帝文化资源是有力的学术辨证。
黄帝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陕西桥山延续两千多年的黄帝陵祭祀。如何看待黄帝陵祭祀?如何挖掘黄帝陵祭祀的文化底蕴?由刘老师和何炳武主编的《陕西省志·黄帝陵志》是一部以黄帝陵为题，对黄帝、炎帝时代以及黄帝文化进行全面记述的专志。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黄帝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尊崇和向往的圣地。《黄帝陵志》共八章，分别是“黄帝传略”“黄帝陵”“轩辕庙”“黄帝祭祀”“黄帝陵祭文”“历代咏黄帝陵诗词”“黄帝陵楹联”和“整修黄帝陵工程”。笔者有幸撰写第一章“黄帝传略”。这项工作的完成带有开创性，它填补了此类专志的一项空白。刘老师把黄帝祭祀放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宏观视野下，认为“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顽强生命力形成和中华民族具有长远根本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作用的，同时也离不开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黄帝祭祀活动，把黄帝看成祖先、天帝和帝王三种观念。在历史上三种观念先后出现，相离相兼，不同时代不尽相同，大体是史前和三代把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封建社会前期主要把黄帝作为天帝祭祀，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把黄帝作为帝王祭祀，近代以来又把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强调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当今黄帝祭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文化行为。刘老师还进一步研究了黄帝祭祀与中华祭祀文化的关系，认为黄帝祭祀是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黄帝祭祀要放在中国传统祭祀文化之中，从经学角度研究，才能发掘其历史文化底蕴。他概括了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的四大特征:强调反始报本、注重恭敬虔诚、进行人伦教化、追求天下之和。他引用《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认为这十个方面是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十大价值，也是黄帝祭祀的文化价值，其中集中体现为以人为主体的观念，“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的永恒的文化价值，也是黄帝祭祀的永恒的文化价值。”刘老师还特别重视黄帝文化的创新精神，认为创新是黄帝文化的根本精神，全面创新是黄帝时代的本质特点，黄帝文化的创新精神得到多方面的传承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今天，我们如何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特别重视这种创新精神。
三、儒家经典和儒学研究
刘老师对经典《周易》《论语》《大学》《中庸》都做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周易》筮辞原本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占筮记录，西周初年由占卜官选编整理成书，这样周人把自己的世界观加进去，反映了西周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在宗教世界观的陈旧体系中出现了非宗教的崭新内容，如德治论:关于德的观念;德治方面明察以用人，宽和以治民;刑罚方面明德慎罚，战争方面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在发展观念方面，“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表达事物发展规律;哲学从宗教中脱胎出来;强调人的主观努力。他试图通过考察《易经》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易学史，说明《易经》是历史资料，易学史有一个发展过程。今天我们研究《周易》要坚持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以保证其应有的科学性，使学术研究避免倒退和产生不良社会影响。作为儒学哲学体系的《易传》在继承占筮象数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理论化的解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自然和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以《易传》出现为标志形成的易学，作为经学的组成部分，与经学相始终，是理论思维的历史表达，并随着时代发展由浅入深，不断提高。
刘老师把《论语》和《周易》中的主要观念，如天命鬼神观、孝德观、仁礼观等做了比较，辨析异同，分析孔子如何继承西周传统思想而创新发展，为确立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提供了学理证据，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思想上和影响上远远超越了春秋时代管仲、子产、史墨、医和、孙武等著名人物，“孔子思想的新因素基本方面反映着‘尚贤而悦仁’的春秋时代精神。”他探讨《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和先秦儒家人治学说之间的关系，指出《大学》以“修身为本”贯穿全文，是三纲八目的核心，也是《中庸》道论的主旨。《大学》《中庸》都把个人修养与治理统一于道;强调统治者的道德状况影响全社会;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贯彻执行，道德与财货的关系是德本财末。修身的途径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荆门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一时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刘老师认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主张实行禅让制度，系统论证了禅让制度的实质、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以及实施办法。在三代以前古史传说时代，禅让曾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战国中期出现的禅让思潮，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战国中期以后的历史上，禅让没有成为现实，但它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孟荀人性学说对于儒家思想非常重要，刘老师指出，人性问题在战国时代提出并得到重视，是与当时社会变革出现的三股潮流相联系的，即氏族贵族统治的彻底瓦解，中华民族大融合和奴隶的解放。孟荀人性论的功绩之一是探讨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强调道德观念的重要性，且重视教育和学习。荀子“人能群”的命题，接触到人的社会性，是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最高成就。孟荀人性论已经具有人性平等思想的萌芽，并重视物质生活条件。孟荀人性论对后代有着双重的影响，从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到张载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二程“气禀”说都是这样。孟荀人性论中的人本主义精神，高扬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人作为政治的中心，对后世起着积极的影响。但孟荀把人与动物的区别集中在道德观念上，也使人性的讨论长期株守善恶的狭小范围内，妨碍着人们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认识。
《儒学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启示》是笔者与刘老师合作的研究成果。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至今，儒家学说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显示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与时俱进，传承创新。一般认为，古代儒学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心学。这三个阶段连续不断，形成了儒学自我更新、发展演变的历史，如长江大河奔腾不息，直到今天。可见更新发展就是儒学生命力连绵不断的关键。讨论儒学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更新发展的经验，总结其更新发展的规律，可以为面向21世纪的儒学复兴和中华文化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儒学的更新发展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儒学自身依据“损益”原则进行减损增益来更新发展，二是借鉴、吸收外来思想改变儒学的基本形态来更新发展。这两个层面往往是互相交叉、同时进行的，其基本目标是通过量的变化而避免了质的变异，从而使儒学能够在变化中长期延续下来，成为支撑华夏文明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刘老师研究虞舜德孝文化，认为“舜的事迹提供了一个典范，一个以自身品德修养为内在动力，促使家庭和睦、朋友诚信、社会更加文明的典范。”“将伦理道德与国家政治、社会文明联系起来，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重视道德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就把虞舜代表的德孝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强调道德风尚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
四、先秦诸子研究
刘老师不仅对儒学，而且对先秦其他诸子从宏观和微观都有研究和阐发，针对“国学热”即儒学热，他提出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不能“独热儒术”，他概括了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从整合与分化看，春秋战国时代，统一的天命神学体系崩溃，分化为各有体系的诸子学派。面对时代课题，各派分别从自己的出发点和思路进行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各派的答案没有哪一个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同时也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为其他学派所不及。所以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其二，从学术内容侧重看，诸子各学派学术内容侧重不同，成就所在不同。所以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其三，从学术发展史看，汉武帝开始独尊的儒术，已经是加进了诸子多个派别学说因素的儒学。由此以下历代统一王朝都尊儒，其实也都是“霸王道杂之”，甚或是内法外儒，儒学像衣襟上的花边一样是个装饰。这个装饰的意义不可轻视，它使得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四，从当代意义看，在当今时代，诸子各学派学说仍然都有价值。面对种种重大的当代问题，人们探求亚博电竞网站的解决方案的时候，诸子各派学说都是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一些观点，笔者曾经对刘老师提出疑问，刘老师后来都加以整理，作为本文的下篇，收录在《求学续集》中，由此可见刘老师虚己下人，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庆祝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他撰写了《诸子学说中的公诚勤朴——为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而作》一文，从诸子学说角度讨论校训，会通诸子，别具一格。西北大学沿袭西北联大的“公诚勤朴”校训，四个范畴都含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但在诸子不同派别学说中，四者各自的地位不同，含义有差别。法家突出公，儒家强调诚，墨家注重勤，道家归本于朴。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条件下，将诸子学说中的优秀因素统合起来，又注入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提出“公诚勤朴”的教育理念，是现代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创新。
关于道家，刘老师从中国上古历史整体背景出发，探索《老子》学说的渊源，列举《左传》《国语》等书中的有关材料说明，结合《老子》之言，阐述《老子》“尚水”和守雌观念的历史渊源。认为“《老子》以水喻道，阐发哲学思想，其源于整个上古历史的大背景，而不仅仅是由某一地域文化发展而来。”《老子》守雌思想也是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一种流行思想，《左传》《国语》也常见。思维方式属于思想学说的深层价值，决定着思想观点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老子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正言若反”，即从负面看问题是老子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这不是完备的思维方法，但却有特殊优长，就是善于抓住常规易忽视的那一面真理，使人察知矛盾的形成，以及时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包含有深刻的智慧，并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人的物质生活与内在幸福的关系问题三方面阐释了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追求高尚人格，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固有内涵。刘老师认为“无心”是道家理想人格，以道法自然为哲学基础，指出“无心”人格的精神境界是超越自我、为人规范是朴素真信、生存智慧是处下不争。关于对道家“无心”人格的评价，刘老师指出:“道家‘无心’人格对于贫贱者、困厄者和富贵者、显达者都有价值，不同处境的人都用得着。要走出困厄、摆脱贫贱，可以从道家人格理论中汲取智慧;要不失去富贵，要在显达的位置上不栽跟头，也可以从道家人格理论中汲取智慧。有人像公鸡一样好斗，到处称王称霸，就是少一点道家的智慧。”“我们的追求是，本着‘扬弃旧义，创立新知’的精神探索道家的‘无心’人格的现代价值，吸取道家理想人格观念中适合现代人精神发展的成分，使之成为现代人格的成长元素。”
关于法家，刘老师把韩非看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其贡献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同时在文学、史学领域也有杰出成就。他从爱国者韩非、理论家韩非、文史家韩非等方面全面评述韩非的人生和思想，客观公正地评价韩非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地位和影响。针对“文革”中“批儒评法”后学界放弃研究法家的法治，刘老师提出了法家的法治再审视这个话题。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刘老师做了几点重新思考:第一，法家确认法治优于人治，是很了不起的;第二，整治新权贵阶层自身，是法家法治的重要方面;第三，关于法家的人性好利论;第四，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是法家法治的致命问题。他特别强调，法家所谓的“法治”与专制主义结合，残害了很多人的生命，让活着的人处境极为恶劣:“物质匮乏，在饥饿线上挣扎;精神处于压抑、苦闷、折磨、恐惧之中……不可以把它与现代民主制度的法治混淆。”这就告诉我们，要客观认识法家法治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不能把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民主制度的法治混为一谈。
法家文化在秦的统治地位，始自秦孝公，直至秦朝灭亡，经历8位君主154年。其间，秦孝公相商鞅，秦庄襄王和秦王政相吕不韦、秦始皇相李斯与秦文化关系至大。三相事迹显示，强秦者法家，祸秦者亦法家。吕不韦败亡后，秦文化转型失去现实可能。秦统一后，专制政治极端化与法家人物堕落的叠加作用，更加堵死了秦文化转型之路……秦的法家文化与秦王朝一起，埋葬于自掘的坟墓。
这种对法家文化与秦文化关系的梳理和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名家，刘老师认为，公孙龙与惠施齐名，是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是被人褒贬最多的一个学派，而在名家中公孙龙就是被人指责最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白马非马”“离坚白”论长期以来受到历代学人的批评。当今学界对公孙龙的评价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刘老师认为，公孙龙与其他辩者一起，开辟了逻辑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与逻辑学性质相适应的学术形式，构建了逻辑学说的理论体系。
关于阴阳家，刘老师通过历史材料勾画出先秦思想史上阴阳五行学说发展的轮廓，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在商、周时期宗教占统治地位时，是宗教意识形态的积极内容。到了春秋时期，其中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得到了充分发展，却始终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因素:科学与迷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到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在《易传》和“道论”中的理论化得到发展，在邹衍四时教令思想中向实际化、庸俗化方向发展。在梳理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免使学术研究陷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片面、庸俗、荒谬的泥潭。
关于其他诸子，如《鬼谷子》，刘老师写过《说〈鬼谷子〉》《〈鬼谷子〉的沟通艺术》《〈鬼谷子〉的“无为而贵智”》等论文。《鬼谷子》在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中很少提及，刘老师认为这本书是很值得注意的珍贵文献，因为它是流传至今的唯一的纵横家著作，是一本纵横家的方法论的专著，在古代文化遗产中具有其独特价值，对于军事、外交、政治以至商贸活动，都可以提供智慧和启迪。《鬼谷子》的思想特色是注重实际，不独尊一家、兼取百家，为我所用。从沟通艺术的角度讨论《鬼谷子》，可以看出是对纵横家游说经验的理论总结，对于互知、互信、共赢和灵活应对都有精辟见解。《鬼谷子》“无为而贵智”的命题，代表了一种追求和平的精神。“无为”是不盲目蛮干、不穷兵黩武。“贵智”是崇尚智能，主张运用智能寻求实现和平的途径。这些观点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价值。
还有《晏子春秋》，刘老师与李仙峨合撰的《晏子〈晏子春秋〉超越儒墨》一文，指出《晏子春秋》的政治思想好似朝着春秋时期回归，实质上反映了超越诸子学说的努力，是以回归春秋贤大夫思想的形式去实现对诸子学说的超越。
五、先秦思想史研究
刘老师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是在传承发展侯外庐学派、追随张岂之先生不断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他先后参与《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文史英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等先秦卷的撰写和主编，形成了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观点。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是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需要不断发展。刘老师在运用这一方法论时注意摆脱教条主义、泛政治化、历史决定论、阶级论等，努力做到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之外还重视制度史、文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内容，使思想史研究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在《关于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刘老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指导思想是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先秦思想史研究也是这样，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内容不断丰富，方法多样，思考深入，成果丰硕。这就为新编思想史提供了必要条件。他认为，先秦思想史不应该只从商周以下写起，而应该书写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前三千年，从古史传说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他把这三千年中国思想史的内容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从走入古代宗教思想走出古代宗教思想”，指传说时期到春秋时期思想发展过程。第二句是“诸子学说的发展”，指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具体到先秦思想史研究与先秦社会史结合问题，他提出六点看法:第一，坚持先秦思想史研究与先秦社会史结合的基本方法特别重要。第二，先秦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问题是氏族与村社及其变化。第三，要更多地研究古代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的联系。第四，要重视从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生存角度研究先秦思想史。第五，要研究国家体制和文化制度对思想史的影响。第六，正确估计地区差别对先秦思想史的影响。
刘老师对先秦思想学术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概括，首先提到五帝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宗教背景，这是过去哲学史、思想史一般忽视的。他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的中国古代宗教，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同于西方古代宗教的特点。中国古代宗教中，上帝观念的产生和演变始终与氏族贵族统治的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相对应，祖先神的地位尤其突出，连原始社会早就有的自然神也被纳入上帝祖先崇拜的宗教体系之中，忽视这些特点就无从说明先秦思想的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先秦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八个阶段论述:第一，五帝时期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二，夏商宗教的发展;第三，西周的天命神学;第四，春秋思想学术的过渡性质;第五，老子与孔子学说的诞生;第六，战国前期的儒墨显学;第七，战国中期的“百家争鸣”高潮;第八，战国后期的学术思想综合趋势。这篇论文其实是先秦思想史纲要，加以扩展就是一部先秦思想史。《20世纪的先秦思想学术研究》是一篇研究综述，刘老师先概括了与20世纪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先秦思想学术研究总体特征: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宗旨，力求会通中西的理论与方法，突显分化—对立—对话的发展趋势。从上古文明探讨、先秦诸子研究、国外汉学等几方面做了梳理，后来就是《中国思想学术史·先秦卷》的“绪论”部分。
刘老师与陈春会合作的《先秦宗教思想史论纲》认为先秦是中国古代宗教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几千年的宗教文明，皆与这一时期的奠基有着根本的关系。古代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较高等级的宗教形式，较之原始宗教增加了极其宝贵的伦理内容。这是在宗教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梳理的思想史，是长期以来学界不太重视的。
六、结语:薪火相传，砥砺前行
作为刘老师的学生，笔者才疏学浅，努力不够，虽然从1998年起追随刘老师读先秦思想文化方向的博士并于2001年毕业，但很惭愧，20年时光匆匆流逝，个人生活在艰难困窘中变动不居，学术研究在多元激荡中盲目摸索，对先秦思想文化研究未能深化展开，对刘老师的学术思想未能传承发展。现在刘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再也不能见他温厚的笑脸，听他亲切的声音，再也不能一杯清茶，坐谈半天，探讨乃至争论学术思想、社会人生问题。斯人已逝，斯文不坠，薪火相传，砥砺前行，是我此时此刻唯一能够告慰刘老师在天之灵的心语心声。
韩星，男，陕西蓝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经学研究。
来源：《唐都学刊》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