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些流行的概念乃是前不久激发政治乐观主义的重要神话“进步”、“理性”、“人民”的为时已晚的复制品。
左派包括所有坐在半圆形议事厅左侧的党派，并被人们赋予多种恒定不变的目标或一种永恒的使命。它的存在有赖于这样一种条件，即未来必定比现在更为美好，社会变化的方向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左派的深化必须以进步的神话为前提。它在保留了后者的历史观的同时并没有显示出和后者一样的自信。因为，左派始终不得不面对挡住其道路的右派。而对于这些右派，左派既从未战胜过他们，也从未使他们改变。
在革命的神话中，胜负难料的斗争被当成具有必然性的东西。人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粉碎仇视“美好的明天”的利益集团或阶级的抵抗。从表面上看，“革命”与“理性”完全是对立的：前者令人想到暴力，而后者则令人想到对话。“理性”注重讨论，并以说服别人作为结束，而“革命”则不再想去说服别人，并重新诉诸武力。但是，暴力曾经是并且将继续是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义者的最后手段。那些知道各种制度应当具有形式的人，为其同胞的盲目轻率而怒火中烧。他们对高谈阔论并不抱有希望，而且还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与集体的本性在当今所造成的障碍在明天同样会出现，革命者一旦成了国家的主人，势必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是采取妥协政策还是实行专制统治。
在已赋予的无产阶级的使命中，缺少一种堪与不久前赋予“人民”的美德相提并论的责任。相信人民，就是相信人类。而相信无产阶级，则只是相信“因受苦而被选中的人”。因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被选为所有人的拯救者，乃是其不人道的处境使然。“人民”与“无产阶级”均象征着纯朴的真理，但在法律上，“人民”仍然更具有普遍性，人们可以设想，在一定范围内，特权阶级本身也被包括在这一群体之中，而无产阶级则只是众多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它得通过消灭其他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并只有通过血淋淋的斗争才能把自己与社会整体融合起来。谁若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说话，他就会如同那些在几个世纪中与其主人斗争的奴隶一样，不再相信自然秩序会逐渐地降临，并指望以奴隶最后的反叛来消灭奴隶制度。
这三种观念包含着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左派是不甘于顺从不公正，并维持着各种不利于当局的信仰的权利的派别。革命是一种充满激情或具有迷惑力（在记忆中尤其如此），且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事件。为了革命而要求革命与始终谴责革命一样不值得称道：它丝毫没有显示统治阶级已经吸取了教训，而且也未曾显示人们在不践踏法律和动用军队的情况下就能够去除不称职的统治者。如果无产阶级指的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工人群众，那么他们只是从一位出生于德国，并于19世纪中叶在英国避难的知识分子那里接受了“改变历史”的使命。但是，在20世纪，无产阶级与其说代表的是作为牺牲者的庞大的工人阶级，武宁说代表的是由经理人员组织以及受煽动者鼓动的群体。
由于一种思想上的谬误，使得这些观念不再符合情理，并变成具有神话色彩的东西。
为了重建左派在历史上的延续性，或为了掩盖左派在不同时期的分裂，人们会对以下现象置若罔闻：政体兴废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不同政党在价值观念方面的逐渐转变；右派为反对计划化和中央集权制而重新采用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互相矛盾的目标中间建立一种明智的妥协的必要性。
20世纪的历史经验显示出了工业时代革命的频繁及其原因。这里的错误在于，赋予革命一种它所没有的逻辑，即把革命看作是一种与理性相一致的运动，并期待着它能带来与事件的本质相抵触的善行。在剧烈动荡过后，社会复归到和平安定的状态，总体情况是积极的，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但更多的情况仍然是，人们所采取的手段背离了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诚然，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采用暴力，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否定了集体中成员之间得以结合的相互承认。由于根除了互相尊重和传统，它就可能会摧毁公民之间的和平的基础。
无产阶级不可能不要求在当代社会的共同体中取得一个地位。在19世纪，无产阶级层饱受了工业社会的苦难。但是，在西方，经济发展已使得无产阶级成为历史上最自由、薪酬最高的奴隶，不幸者的名声也应当由那些处境比他们要差的少数人群体承担。
这些错误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把梦想中的乐观主义与现实中的悲观主义结合起来。
人们信任那些始终从为相同的事业服务的相同的人种吸收新成员的左派，却不厌其烦地憎恨那些永久不变的右派，认为这些右派会捍卫自己肮脏的利益，或不能够辨认新时代的特征。左派的领导人处在等级制度的中间位置。他们动员下层群众来驱逐处在上层的人。在取得把他们变为特权者的胜利之前，他们是半特权者，并代表着非特权者。我们没有从这些老生常谈中得出犬儒主义的教训：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均不可能与其他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等量齐观。但是，常识教导人们，切莫通过把仅仅属于观念中的荣耀加到词义不清、没有得到很好界定的名词上，来美化这些名词。人们往往以自由为名建立专制统治。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在比较各个政党的优劣时，与其关注它们的纲领，还不如观察它们的实际成就。同时，在这种语言会掩盖思想、价值观念时刻在变化的值得怀疑的战斗中，还应当避免信仰的行为或简单的否定。
人们的过错在于，期待着有辉煌结局的灾难拯救，或对和平斗争中的胜利感到绝望。暴力使得人们可以不断地快速前进，它会释放人的能量，并有助于有才能者地位的上升。但是，它也会摧毁对国家的权威起到限制作用的传统，并传播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嗜好与习惯。革命固然能医治被废除的政体的弊病，但革命所遗留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当合法政权垮台时，一群人，有时是单独的一个人，会担负其共同的命运，为的是不让革命死亡——这是其追随者的说法。事实上，在群体之间的混战中，首领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恢复安全。为什么说一种与战争相似的、排除对话的、否定了一切规范从而使得一切都成为可能了的事件，就会给人类带来希望呢？
狂热的乐观主义为无产阶级指定了一项独特的任务，而过度的悲观主义却剥夺了其他阶级的资格。人们可以设想，在任何一个时期中，某个国家会比另一个国家更富有创造力。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世界精神是依次在不同的国家中体现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连续，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16世纪的德国、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俄国曾逐个地作为理性的工具出现。但是，这种哲学并未赋予任何集体一种超越共同法则的政治和道德功效。在这方面，有作为例外的个人，却没有作为例外的集体。
阶级并不比国家更适合于区分成被选中和被弃绝的两类。阶级既可以把产业工人这样庞大的群体包括在内，又可以与少数征服者，如贵族或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在前一种情况中，阶级之所以成为阶级，与其说是由于对历史使命的共同的愿望，毋宁说是由于共同遭受的苦难。诚然，阶级有需要发挥的作用，有需要完成的事业，但并没有需要实现的转化。服从于工厂的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即便换了主人，也既没有改变自己的性质，又没有改变社会的性质。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历史的乐观主义一旦染上悲观主义的色彩，就会要求推翻自古以来的社会秩序。如果它认为现在的社会秩序丑陋，它就会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基本上与前者不同。由此，它就会依靠各种主张进步的政党，依靠暴力，依靠特殊的阶级来实现这种通向自由的转变，不管这种转变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由于其结果往往会令人失望，它就会在失望中进行自我谴责。而导致其失望的原因是，它痛骂的社会结构显示出了持久不变的特征。
人们可以为通过全民选举，而不是根据出身来选择其政治首领感到骄傲。人们还可以把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给国家，而不再是交给私人。但是，无论是取消世袭贵族还是资本家，都不能改变社会秩序的本质，因为这种取消没有改变“政治人”的本质。
城邦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受到内部的解体或来自外部的侵略的威胁。为了防止侵略，城邦就必须变得强大。为了抵制分化瓦解，权力机构就必须维持公民内部的团结和纪律。不可避免的是，理论家会倾向于一种没有幻想的政治观点。在理论家看来，人类变幻无常，自命不凡，从来不会满足自己应有的命运，并渴望着强权与威望。这一判断也许失之简单和片面，但在一定范围内却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是谁，若卷入了政治斗争并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财产的诱惑，他就会为了满足其个人野心和打击他所嫉妒的对手，不惜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的境地。
不管是公共秩序，还是国家的力量，均未构成政治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人也是一种道德存在，而集体只有在向所有人提供参会的条件下才是人道的。但是，从政体的更迭交替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基本准则：不可能有奇迹使“政治人”全心全意地为公众利益操劳，也不可能有奇迹让“政治人”获得这样一种智慧，使之满足于靠机会或功绩而获得的现有地位。人的不满足使社会不致凝结在某种具有偶然性的结构之中。而对荣誉的渴望则既可以激励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也可以鼓动卑微的阴谋家。但不管怎么说，人的这种不易满足的天性，在左派改变了国家体制，或革命取得了成功和无产阶级获得了胜利之后，仍继续会使国家动荡不安。
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假定取得了胜利，则它们引发的问题又会与它们解放的问题一样多。如果人们消灭了贵族的特权，那么人们允许继续存在的只有国家的权威或从国家的权威中获得权威的人的权威。出身的特权一旦消失，就会为金钱的特权打开道路。地方性共同体的摧毁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特权。两百名公务员取代了两百家族的地位。当革命遏制了对传统的尊重，传播了对特权者的仇恨时，群众就必定会屈服于首领的军刀，直至激情耗尽、合法性得以恢复和让其直系亲属听从理性引导的那一天。
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被人摒弃，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失败，而是由于它们的成功。左派在反对旧制度时刻界定为具有自由思想、把科学应用于社会的组织、拒斥门第观念。显然，他们取得了胜利。今天，已不再有始终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问题存在。当今存在的问题是平衡下列关系：计划化与主动性，工资平均化与激发积极性，行政机构权力的强大与个人权利，经济集中制与保护思想自由。
在西方世界，革命对于我们已成为过去，而不再是一种现实。甚至在意大利和法国，我们已不再有需要去推翻的巴士底狱，或不再有需要吊在路灯杆上的贵族。今天如果有可能出现革命的话，那么它将会以强化国家、约束各种利益和促进社会变革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果习俗、法律的稳定是旧社会的理想，那么，与之不同，在20世纪中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均同样地主张要进行持久的革命。美国的宣传曾为这种持久的革命而自吹自擂，同时也有人把这种持久的革命归功于苏联社会。局限于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打算抑制的，并不是经济进步，而是永恒的道德观念的丧失。
毋庸置疑，实际结果与事先预测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由于科学而变得理性化的社会并非是更为和平的社会，它们似乎也不见得比过去的社会更加合理。如果一点点的不公正就确实足以显示一个政体的卑鄙无耻，那么，在当代，没有一种政体能免遭指责。人们可以计算出个人收入的微薄难于维持最低程度的体面生活，但是，他们也应当对一百年前和现在的收入分配与统治方式进行比较。这样，他们就会观察到，集体财富的增长使得社会更加平等，更加不专制。尽管如此，这些社会依旧得服从旧有的工作和权力的必然法则的支配，而这在乐观主义者看来，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当我们观察一部宪法或一种经济制度的运行情况时，会得出一种可能是错误但肯定是肤浅的印象：机遇、经历或狂热仍继续占据着支配地位。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把技术理性的统治作为理想的人来说，似乎是荒谬的。
对于这种失望，知识分子的回应方式要么是思考，要么是反叛。他们力图发现昨日的梦想与当今的现实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或者说，他们重拾旧梦，并把这些旧梦投射到当今完全不同的现实中去。在亚洲，不管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幻想，这些神话仍继续在铸造未来。在欧洲，这些神话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所能证实的与其说是行动，毋宁说是口头上义愤。
理性会信守它所允诺的一切，甚至更多。但是，它没能改变社会的本质。人们不是给那些抵制进步的人划定界限，而是将任何政党、阶级和暴力都不曾拥有的威力赋予一个奇怪的造物主：“历史”。与“历史”一起，并在时间的帮助下，难道他们就不会完成对宗教真理一直眷恋 的理性主义始终期待的这种转变吗？
（选自《知识分子的鸦片》，[法]雷蒙·阿隆 ，文；吕一民 顾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