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渐渐表现出“学术凸显，理论淡出”的倾向，缺少了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陷入技术式的细碎枝蔓的流弊。本文以杨公骥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切入点，主张思想家原则是文学批评的第一原则，离开了理论的创新和指导，所谓批评势必成为小市民式的“摆龙门阵”。
关键词：思想家原则 杨公骥 问题意识 知识小贩 理论锋芒
杨公骥先生（1921-1989）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学者。而比起回忆他的生平，更重要的是纪念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学术贡献，发扬他的学术精神。把杨公骥与一般学者区分开来的是他文学批评的理论功力和他超乎众人的思想深度。
与时下一些热衷于以考据和资料自我标榜的学者不同，杨公骥似乎毫不掩饰自己对理论的兴趣，以思想家原则为学术的第一原则。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标准，否则就会跨行改业。因为，人而不才，即使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家，甚至做一个蹩脚的思想家，也总算是个思想家，属于思想界中人。否则，如果从事社会科学思想意识之研究而又不是思想家，那势必变成以知识谋生的知识小贩，或变成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甚至以学术趋炎附势，用学问佐奸助恶的无耻文人。立于名利场，思维不在科学中，社会科学云乎哉？所以，不是思想家，关系非同小可也！”[1]在杨公骥看来，思想能力是一个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基本能力，文学批评必须坚持思想家的根本原则。对于学术批评而言，思想与见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最重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即使小小的蹩脚的思想家，也强于只知引经据典掉书袋子的毫无思想的冬烘先生。杨公骥提倡的思想是独立的，自主的，科学的，毫不依附的，是蕴藏于客观事物中的深刻规律，是从历史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是毫不依傍的独立不移的人格风范。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是独立人格的基础。在学术界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浓的今天，重温杨先生的论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一些缺少思想意义缺少问题意识的细琐枝蔓的考证，杨公骥表现出一丝不屑，有一丝冷幽默。他在《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纯学术”的考证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5期）一文中，辛辣地嘲讽了那些脱离问题意识、没有思想深度而“为考据而考据的”所谓创见、所谓发明。据说一个苹果落地而引发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灵感，炉子上水壶沸腾的现象启发了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思路，而有些学者不去研究万有引力定律而热衷于考据那个落地苹果是红苹果还是青苹果，不去思考蒸汽机的原理而耐心的寻找材料证明那个水壶是铜制的还是锡制的。按照某些学问家的考证，拿破仑身上有块牛皮顽癣，致使其在新婚夫人玛丽·路易莎面前自惭形秽，为了证明自己，自卑转为自大，他才有了振长策而御宇内征服天下的壮举；而巴尔扎克则经营不善，又有赌博成癖，致使其债台高筑，为还赌债而躲进巴黎16区的老建筑里拼命进行《人间喜剧》的创作。杨公骥写道，沿用这样的方法，会推导出拿破仑肚皮上的癣疥小疾，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大格局，巴尔扎克的赌债推动了法国文学的历史变化。由此而来，所谓考证成了猎奇，所谓研究成了小市民摆“龙门阵”。因此杨公骥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理论重要性，以为“文学和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它是被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所派生。……只有通过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实践（历史）的全面研究，才能对这一时代的文学作深入探讨，才能逐渐得出理性认识”。[2]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生发出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的理性认识，是杨公骥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他的学术既不是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也不是乾嘉学派的单纯考据，他的学术眼光是具有现代进步意义的。
思想家原则是杨公骥坚持的学术研究原则，也是他学术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学术研究中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夸大研究对象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以屈原研究为例，历史上屈原确实曾支持过联齐抗秦的思想，以对付张仪之流秦楚和亲的主张。本来楚国究竟是实行“合纵”还是“联横”的政治路线，是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的，绝不是仅仅凭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能左右的，也不仅仅由于楚怀王不听信屈原的劝告那样简单。但是在一些学者研究中，由于对屈原的偏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屈原的政治地位，夸大了屈原所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却得出了几近荒唐的历史结论。对此杨先生不无揶揄地写道：“楚怀王如果是聪明人，如果能听信屈原的话，杀掉张仪，采取联齐反秦的政策，同时不入武关与秦会盟，那么，楚不仅不会灭亡，甚至能灭秦和其他五国，完成统一大业。这就是说，如果楚怀王肯采纳屈原的意见，那么中国历史将会走另一条道路，《史记》将出现一篇《楚本纪》”，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就不取决于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历史动因，而取决于几个谋臣、几个大夫的骗术伎俩和口舌之利，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屈原之所以失败，历史发展之所以‘不幸’，是由于骗子张仪收买了财迷上官大夫作内奸，拉拢了妒妇郑袖作帮手，共同欺骗了傻瓜楚怀王。于是乎，人们在欺诈、贿赂、嫉妒、愚蠢的支配下相成相因地创造了历史，而《史记》中便出现了《秦本纪》。”杨先生以深刻的理论目光审视战国时期的历史变化，看到了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历史成因，不论是秦王的野心，还是楚王的妄想，不论是张仪的诡计，还是屈原的信念，都不能成为决定秦楚兴亡这一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秦的新兴、楚的衰亡并不是楚怀王性格上的弱点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秦的新经济制度的必然兴起和楚的旧经济制度的必然灭亡这一历史规律，楚怀王才不能‘福至心灵’，才让自己的愚蠢加速了自己的失败。显然，战国时代诸国的兴亡并不是侯王的贤愚决定的。”[3]杨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固然有着丰厚的文献基础支撑，而奠定其在学术史上重要意义的还是他理论的犀利和思想的洞彻。
杨公骥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学者，但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出于一时的政治依附，而是源于深刻的理论信仰。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寻章摘句的泛泛引用来装点门面，也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作为大棒胡乱挥舞借以吓人，而是从科学和真理的角度深入研究与探索。从17岁读《资本论》开始，杨公骥潜心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从而获得了思想和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他的著作中，看到的不是马克思的个别语录的征引，而是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的圆熟的运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学习札记之一》，作者依据民俗、民族史料发现社会历史演变规律的学术方法，从早周时期“陶复陶穴”的建筑格局起笔，考察东北亚地区的生活习俗，进而考证原始居民“冬窟夏庐”的普遍居住方式，从而揭示出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的历史联系。此文体现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学术方法上也借鉴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证模式，但是作者却没有一处生硬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是对原理与精神的理解。
我国上古诗歌以四言二拍子结构形式为主体，例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等，大都是上古诗歌“二拍子”结构的经典形式。但是人们很少将其与劳动的节奏联系起来，杨先生却目光独具，认为诗歌的节奏与原始劳动的韵律是一致的。劳动动作一般是一往一来两个行动组成。以打制石器为例，举锤时用力轻而无声，下去时力重而有声响；音响发生于第二行动之尾，也就是劳动动作节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劳动诗大多是二节拍（四言）之尾押韵。[4]在寻常的文学形式中，寻找出朴素劳动生活的深刻影响。比起一般文学史“劳动创造文学”的泛泛论述，杨先生的论述更根植于历史根植于材料也根植于深厚的理论修养，没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是很难有如此富有创造的学术见解的。
思想与考据并不矛盾，过人的见识，应当依据坚实的历史事实和文献基础。杨公骥写的许多学术论文都是经典的考据文章，而他的考据，也是思想家的考据，不漫无边际，不拖泥带水，有着事实清楚、逻辑谨严、辩驳有力、简洁通脱的思想家考据风格。一篇《〈商颂〉考》不足15000字，却将《商颂》创作时代这样一个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举重若轻地解决了，成为一篇经典的考据论文。文章首先正面列出《商颂》或作于殷商、或作于春秋宋国两种不同意见，继而用翔实的史料论证《商颂》不是宋襄公时期的作品，本来文章至此似乎已经完成，而作者却笔锋一转，波澜骤起，列出近代关于《商颂》是宋诗的20种意见，分八个部分，一一予以批驳，显示出他的学术从容与自信，而最后以四种意见总结全篇，整个文章宛如一篇《商颂》学术研究史，叙述则层次清晰，资料翔实，论辩则逻辑谨严，要言不烦，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灵光，成为一篇足以启示后学的经典的学术论文。
理论不是万能的，思想家的危险是很容易陷入学术的空洞和荒疏。杨先生早就意识到理论是一种方法，却不是出发点。真正的学术精神应该是建立在知识论证基础上的，思想理论应该是从文献出发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简单的理论概念和思想模式出发。杨先生也强调巨细无遗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对历史资料要鉴定甄别。但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到此为止，不再前进。而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强调不仅仅是占有材料，甄别材料，而是在历史现象中寻找联系，寻找问题，这正是杨先生与旧学先生理论上不同的地方。他在《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纯学术”的考证学》中说：“重要的不是停止在对材料的整理和考证上，而是要在旁多杂乱的材料之间发现其客观的内在联系，从联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所谓从材料间的客观内在联系中研究问题，意思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观假设作为联系的针线，不把主观臆断当成摆布材料的格局。”[5]
真正的思想家本身应该是学问家。《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体现着杨公骥在学术上理论性和知识性统一、思想家与学问家并重的风格。以《中国原始文学》一章为例，这一章的正文部分三万六千多字，而注释部分则近30000字，注释与正文这种比例在其他文学史著作中是很少见的。这是杨公骥一种独特的学术表现风格，一方面是观点的流畅表达，一方面是考证的翔实清晰，正文里他纵横议论，为了不因过多引用资料而影响思想阐发的流畅，他将考据文字移至注释中，使议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注释是正文的补充，而又自成体系，形成了《中国文学》正文与引文两条平行而各具特色的叙述线索。
杨公骥主张的学术研究的思想家原则，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1990年代以来，曾经繁华一时的理论研究渐渐冷落，思想的锋芒渐渐收敛，学术研究发生重要的方向性改变。从强烈的现实的使命关切，逐渐转向历史的传统考察；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朴学方法，被重新诠释解读；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手段广泛介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得材料搜集变得简单容易；学术更强调技术的规范，论证的严谨和设计路线的准确清晰。这种转向对于纠正20世纪80年代理论的躁进，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使得学术风气朝着沉潜务实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学术纠偏绝不能成为淡化理论、淡化思想的理由。许多场合一些人把学术的理论引导与思想阐释描写的相当不堪，一提到理论一提及思想，仿佛就脱离了知识脱离了考据，意味着空疏意味着浅薄。一些学者热衷于所谓资料收集，一味炫学，却忽视了对史料的思想与理论辨识。无论何种文章，必曰考曰证，好像只有如此，才是学术，才是科学。其实真正的学术失范，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思想性的理论性的。古人以见识为学术的第一要义，缺少思想性的学术研究是根本性的失范，思想苍白的学术是不可能有影响有力量的。
技术往往会伪装成学问，在电子技术条件下轻易实现的资料罗列，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引证丰富，甚至不属于真正的阅读。一切材料都应该是经过思想过滤和理论消化的，否则那只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堆积物而已，用杨公骥的话说就是：“徒然的博学而形不成真识卓见，就会变成‘两足书橱’，或变成死背硬记囤积材料的‘知识商’。”[6]。
现代学术批评应当是有思想力量的，是应当具有批判精神的。面对丰富的历史资料，杨公骥始终保持一种警惕，以锐利的思想眼光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陷入无尽的资料罗织中失去判断力而不能自拔。他说：“文学遗产，只能是再生产的思想原料，是后人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而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7]无论我们怎样热爱传统，怀恋古代，都应清醒地认识到，回忆过去却不能回到过去，一切历史研究都是从现实土壤出发的，我们只能以现代精神、现代目光审视历史、审视一切古代历史遗产。目前热闹的国学研究中，有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对传统文化缺少反思缺少批判，而一味地片面地强调继承强调吸收，这相对于“五四”精神，其实是历史的退步。未经批判和反思的历史，正如未经过滤消毒的自来水一样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因此应该倡导批判的历史与批判的国学。缺少理性反思的学术研究，常常表现出某种精神的贫血和四肢无力的症状，因此，在一段思想淡出的历程之后，我们还得重新呼唤文学批评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杨公骥等前贤们仿佛是匆匆赶路的早行者，在前面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应该有更多的后来人追随他们的脚步。
注释：
[1]杨公骥：《自传及著作简述》，《杨公骥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2]杨公骥：《与青年同志谈如何研究古代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3]杨公骥：《杨公骥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4]杨公骥：《“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影响》，《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
[5]《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纯学术”的考证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5期。
[6]杨公骥：《与青年同志谈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7]杨公骥：《与青年同志谈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原载：《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