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感谢《开放时代》的邀请，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每次参加《开放时代》的会都特别有收获，因为《开放时代》打开了一个很宽阔的视野。前面有老师说每个人都要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地，我非常赞成。性别研究和妇女研究需要放置在更大的视野里来定位与理解，不能就妇女谈妇女，就性别谈性别，所以我觉得放在开放时代年度论坛的宽阔视域中来讨论妇女／性别这个议题，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第二，就我个人的研究与学术成长而言，我要特别感谢。几年前，我曾经在《开放时代》发表了一篇批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性别范式转型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响，当然也有批评。我当时是从理论切入的，认为社会性别范式的出现，意味着个体化时代、市场化时代对于集体化时代的解构与断裂。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有妇女研究界的前辈给我讲述她们如何运作“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国际概念，接轨集体化时代妇女运动的手法，整合体制内外的力量，在农村开展一系列推动“妇女发展”的行动与实践。这促使我反省来思考延续性的问题，同时也促使我反思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从历史的内在视域来理解社会性别进入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外部的理论视角来评判这种变化，而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讲清楚怎么变化的。这两天会上，许多老师一直在讲述对自己学术的反思。我今天的报告也是这几年我的反思，即如何在“断裂处”思考延续性。当然，不能把“延续”和“变迁”视为割裂的二元对子来处理。我想说的是“断裂处的延续”，要处理“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以及如何交叉相嵌，历史研究要努力理解与展示这种复杂性。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感谢《开放时代》的原因。不仅是我个人的思想成长受惠于《开放时代》提供的学术平台与不断地问题刺激，今天的报告作为对以前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反思与补充，也是特别的机缘。
我想谈三个部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方法论，三是妇女／性别／妇运话语。
第一个部分，我想谈问题意识。
我的问题意识从哪里来？我的问题意识来自三个方面的疑惑与困扰。第一，如何理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这门学科是一门非常新兴的学科，她的建制化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gender”传入中国密不可分。从概念的源头看，“gender”确实是个外来概念，那么这门学科是不是就是西方学科的摹本？是不是应该按照西方学科的模式与内容来发展？当然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泊来品，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但是，“本土化”是不是就是一个表意确切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外来真能泾渭分明吗？换一个角度提问，该用什么话语来描述外来概念／观念与在地文化对接、转化，并进入本地的意义系统的这个过程？90年代进入中国的 “gender”就是这样一个词汇。虽是外来词，但进入中国语境后，已非英文世界中的“sex”／“gender”结构里的“性别”，而是通过与“妇女”的文化土壤对接，转化成了“社会性别”。
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建制化也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确实也发展出与西方相应学科的不同特质。当然，作为近代知识一部分的“妇女研究”的历史远远不止二十年，而是与中国近代化历史同步建构的过程。另外，当我们说“西方”时，对应的经验往往也只是局限于美国。就以性别研究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美英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粗糙的比较，检索美英排名前20位的高校中的性别研究机构或研究项目的名称，与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中所列的144个研究机构的名称进行比较，呈现出很明显，也非常有意思的差异。美国更重视“sexuality”研究，美国高校喜欢把“sexuality”和“woman”“gender”三个概念进行组合，作为相关研究机构与研究项目的名称；英国高校似乎偏爱“gender”，更愿意把“gender”与更大的社会议题，如“social justice”“community”“disaster”“humanities”等勾连在一起；而中国更彰显“妇女”，更具有从问题出发的实务性倾向。“gender”在中国译成“社会性别”，特别强调社会建构与社会性这一面相。有学者把这个现象称为“无性之性别”或“与性脱钩的社会性别”。在英文世界中，“gender”是跟“sex”连在一起的概念，可“gender”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sex”这一部分相对隐蔽，但并非不存在，只是不如“gender”彰显。当然，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在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中，演化出90年代以来另外一支学术脉络——性／别研究，彰显了“sex”/“sexuality”这个面相，但是从传统妇女研究脉络中发展出来的那一支，确实更强调“妇女”和“gender”的“社会性”的那一面。这里就有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的这个特质？相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关学科的差异，是中国没有“学好”，还是中国的独特性？这就需要解释以下几个问题：“gender”进入中国怎么就“社会性别”化了？在中国的传播与落地中怎么就成了“无性的社会性别”了？“性”去哪里了？这种特质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生成的？与长时段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普通妇女对于“妇女”主体身份的理解与认知——有无关系？
第二，如何在长历史中理解中国的百年妇运？特别是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妇女解放与女权是什么关系？对这段历史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后集体化时代的妇运走向，也影响到对于这段历史思想资源的理解与整理，同样也潜在地影响到对于当下妇女生存状态的判断及未来可能性的想象。比如，有一段很关键的历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与妇运方针。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出家庭”一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意象，也曾经是市场化时代妇联反击“妇女回家”论很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妇女运动也是接续这套女权话语的，并吸纳到革命话语与革命动员中，作为重要的动员策略，发动妇女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工作。在延安时期有个微妙变化，不再一味支持个体青年妇女离家闹革命，而是强调家庭统一战线，并把（农村）妇女的解放与生产运动联结起来。曾经在以个体女性权利为标准的妇女解放的标尺下，这段历史就被解释成“被延迟的革命”，即中共革命出于对男性农民的妥协而“背离”了解放妇女的初衷，婉转点说，是当年的这场革命“延迟”了妇女解放的议程。当社会性别范式进入中国的妇女史研究领域之后，搁置了“革命对于妇女好还是坏”的判断问题，转向询问“这场革命对于妇女与性别关系带来什么变化？”新范式的转型有助于打开历史，但是可能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旧范式下提出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新解释，而“搁置”的议题所得出的结论已超出了学术圈，作为“定论”成为“历史常识”，一旦定论，就会关闭对于这段历史的继续探讨，作为“常识”已然深刻影响到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思想资源的整理。二是社会性别范式进入中国之后，性别研究实际上存在一个窄化理解的倾向，即把“性别”聚焦在识别社会层面的男女之差别的处境上。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gender”（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是把“gender”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性元素，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催生出相似的同类研究，反而聚焦到了社会层面上的男女之别上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妇女”这个概念——妇女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是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里——原本拥有的宽阔的讨论视域，与“gender”对接后，反而也缩小到了女与男的关系。这既有历史的必要性，也有其局限性，暂不展开讨论了。
回到我的问题意识和我的困扰，第一个议题与第二个议题实则是相通的。讨论中国的历史与当下，都绕不开“西方”这个背景，有意无意地与“西方”进行比较。第二个议题与第一个议题的讨论，实则共享着一种研究进路：有一个先验的判断标准，一个外部视角。只是因为这个标准经常是来自西方，经常演绎成了中西间的权力问题，或者说中西间权力关系问题遮蔽了对于更深层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所以第二部分我特别想谈下方法论。
第三个困扰我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妇女”。第一个议题与第二个议题都牵涉一个核心概念“妇女”。何为“妇女”？何为“中国妇女”？ “妇女”只是一个基于性别分野的身份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以前，在妇女史研究中，强调“妇女”这个词的政治涵义，即作为中共妇运常用的政治词汇，这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妇女”这个词的文化意涵最为基础。作为政治概念的“妇女”，也是需要以在地文化中的“妇女”的理解为基础来动员与操作的。只是把“妇女”作为分类系统（category），就会抹掉其作为文化概念所蕴含的具体的复杂的理解，即在一个具体历史语境与文化中的“妇女”，是如何在时在地地认识自己作为女人的，作为一个“得体的好女人”。如何理解集体化时期那些“累并快乐”的妇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后来妇女运动的走向多少是建立在对这段历史的解构中的，如果打不开这段历史，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资源的整理，更会影响对于当下的“我们”的理解。我的困惑在于，很多历史研究都向我们揭示了这代妇女（基本是我的母亲辈的人）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并身挑家内家外两种劳动重负的状况，但是如何理解她们时常流露出来的兴奋、自豪？后辈的我们怎么走进她们的精神世界？能否以现代“理性人”假设去推理她们？挣工分的生计需求能否解释全部？这种“理性人”假设跟前面提到的外部理论视角的切入，实质是同一种思维逻辑与研究进路。
第二部分，我想谈谈方法论。
我所说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methods），而是指研究路径（approach）。什么样的研究进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妇女、中国妇运、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我特别同意罗岗老师的观点，我们不能以立场站队来展开讨论。从立场出发与理论假设出发来讨论问题，实则是同一种路径，同样是外部视角的问题。怎么展开讨论？就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来讲，并不缺少在地意识。从“gender”进入中国初期，就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当时就引发了“本土化”与“本土的”的讨论。“本土化”这个概念，假定有一个原理性的东西存在，只是这个原理性的东西来自西方而已，或者说作为“公理”的西方只是比东方更早实践了，中国作为使用者来“化”它。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历史，会发现那些推介与使用“gender”进入中国的前辈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妇联与学界，很大程度上都是拿来主义，是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理论焦虑、自己对于妇女的文化感知，是出于在地意识的拿来主义，而绝非是简单地被动的单向度的接受。它是站在自己的问题意识里，充分考量古今中西的历史资源后，有条件地撷取，并与自己既有的理论传统、文化理解进行接榫与创造性的转化。“社会性别”“妇女／性别研究”都是基于这种在地转化的创造性的本土概念，是“中国话语”。因此，把研究焦点聚焦于如何“转化”以及“化”的过程之前，可能首先需要弄清楚“在地”这片土壤。“本土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表意概念，有点词不达意。
这两天的会议，大家一直在讨论从经验出发、从实践出发的知识、从社会出发的知识，这实质已经涉及方法论与知识论的问题。我很赞成这条研究路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如何进入历史、如何撑开历史的问题，而不是从外部的理论视角——不管是“gender”的研究范式，还是女权主义的标准——去俯视与检视所谓的历史事实，是努力进入“历史的内在视域”，尽可能地贴进历史、打开历史，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情境、贴进她／他之所思所想所感。我可能说的只是研究者的常识，但确实是痛定思痛后自我反思之感悟。学院里的社科训练，基本都是从学习理论出发的，而不是从生活经验开始的。怎么进入研究？每个研究者都有不一样的进路。对于我，从“话语”进入，只是取巧。我没有前面老师们讨论话语时的大视野与高立意，我只是需要一个研究的抓手。概念／话语确实是个非常好的研究切入点。“妇女”“女性”“性别”这些词，不仅仅是学术术语，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观念形态，所以在研究实践中，意识到“概念”与“观念”的区分就变得十分重要。比如“女性”“性别”，作为概念与思想可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早已存在，但是作为现实中的观念未必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行与被接受，普通百姓还是在传统“男女”观下理解“何为妇女”的。何为好女人的内容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会发生变化，但它的观念结构可能变化得没有那么快，即好女人的身份认知来自于在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做一个行为举止（言、行）得体的符合规矩的人。女人的主体身份认同，可能并不是因为我的生理属性，也不会因为我是“生理女性”而认同我属于“妇女”这个群体。“妇女”这种集体意识是如何在历史中生成的，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也是现在的研究所缺乏的。“妇女”并不是天然就会存在的，“女性”亦是。我强调“概念”与“观念”的区别，是想强调经验感的重要，不能从理念出发进入经验，而是要从在时在地的经验出发，去讨论理念在当时的处境。
谈到方法论的时候，我很感谢贺照田老师的精神史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我的启发，让我意识到功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解释路径是不够的，当然它们是必要的。比如，从女权的一套理论范式去批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妇女运动实际上是从外部标准进入的，但是认同中国共产党解放妇女的解释框架可能同样也是一种外部视角。又如，在压迫-解放框架下，因为妇女是受压迫的，共产党解放妇女，赋予妇女以婚姻自由权、土地权，所以妇女就支持共产党了；因为妇女是受封建家庭压迫的，共产党支持反封建，（青年）妇女就踊跃逃离家庭、投奔革命了，这种简单的因果式的解释同样会封闭历史。对于普通人家的妇人来讲，“走出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生计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妇女的？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不能只讲“翻身”，不讲“翻心”，现在研究最缺少的是讲清楚中共妇运是如何“翻心”的。不是“诉苦”这么一个仪式就能完全实现“翻心”的。动员，也不是干部一喊话，人就会应声而出的。动员，跟“心”有关。中国人的“恩情”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在公私领域中，也应该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认真对待。俚语中有“一夜夫妻百日恩”“报恩”等。有首老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用的是“亲”，其中一句歌词是“你的恩情比海深”。何为恩情？现在学界有重视“情感”研究的倾向，但是中国文化的“恩情”，可能与西方语境下的“情”是不同的，更不同于“欲”。“恩”与“情”必须联系在一起讲，只讲“恩”仍是功利主义的解释，如何以“恩”动“情”，就进入了精神层面。“恩情”往往又跟“情义”联系在一起，“情义”的关键是这个“义”字，讲不讲恩情关乎个人的德性，也关乎义理。在细读文本时，进入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可能会更好地帮助我们搭建起微观层面的个人之间的恩情／情义与具体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宏观层面的政经结构之间的立体关系。还有集体化时期的女劳模。传统妇德与共产主义新道德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劳动是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美德，同时也是传统妇德中很重要的德性，那么在女劳模身上，两者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与联接、融汇的？这可能都需要秉持“历史的内地视域”的研究进路，进入历史，撑开历史，在长历史中，在看似“断裂”的地方仔细探究“延续”。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琐故事，建立起一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立体视域，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妇女与中国革命”的这个大议题。不能仅仅只谈妇女与反帝反殖反封建、参与革命与建设等宏大结构之间的联结，这当然是故事的结构性的一面，还需要具体入微的内容。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不仅是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还有如何进入历史主体之身心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结构的唯物主义的问题，还有历史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问题。
第三部分，我谈谈妇女／性别话语。
我们可以观察三组概念。第一组概念——女子、妇女、女性，是女性主体身份的称谓。第二组概念——男女有别、男女平等、性别公平，呈现的是对好的男女间关系的规范理解，规范性理解会指导妇女运动的方向。第三组概念——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性／别自主，呈现了妇女运动追求之目标。这三组话语放在这里，历史的变化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要看到复线并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单线性的历史演变，后者是范式替换式的进步史观。如此，对历史资源的整理才有未来价值。
“妇女”与“女性”作为集合名词，都是近代的概念。相比于“女性”这样一个全新的词，“妇女”虽不是外来词，但也不是古典汉语中的常用语，同样是一个时代词汇。作为“妇”（出嫁为“妇”）与“女”（未嫁为“女”）的组合词，“妇女”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成为高频词。“妇女”作为集合名词，更多地使用在近代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中，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妇女”这个政治名词也被中国共产党所接纳与继承，广泛运用于革命动员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动员中。为什么呢？恰是因为“妇女”这个概念，依托了传统的认知结构。如同“妇”和“女”两个词所显示，是一种“关系中的主体”，与“sex”的自然属性无关，而与社会性行为有关，即中国人常说的，通过得体的举止、符合礼俗的行为规范来说明我是个好女人。从家庭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妇女”，在近代国民-国家的结构里，在与国家、阶级等其他社会结构的关系中，确立起主体身份，如女国民、劳动妇女等等，实质仍是延续了“关系中主体”的认知结构。
“女性”，是以“sex”的性属为本体论基础的性别身份。“女性”与“性别”是伴随生物学、优生学、社会进化观等现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才逐渐形成的新观念。“sex”最早译为“性属”，作为一种新的分类系统进入中国，“人”成为一种依据“性属”分类的生物，而不再是与“禽兽”（人伦之外）区分的伦理概念。当然，以“sex”为基础的“女性”，作为新名词，作为一种新的个体身份，一直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稳定下来，作为新观念主要流行在城市新型知识分子中，且与近代城市生活中新出现的个体化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职业女性的出现。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未必就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接受，普通人的日常观念可能仍跟传统文化与认知结构中“妇女”更为亲和，再加上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加持，更深入人心。
简言之，“妇女”与“女性”代表两种不同的主体身份认同，认同的知识基础与认同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近代中国，“妇女”能成为一种身份与一种社会团体，得益于“性属”/“性别”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助力。但因为“妇女”作为关系主体的特点，近代的反帝反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使“妇女”相比于“（新）女性”更成为时代强音，得到政党／国家等政治力量的加持，也是互相成就、互相塑造的历史过程。主体身份认同方式的不同，也产生了对妇女运动的主体、目标、手段与对未来理想状态的不同想象。“妇女”与“女性”两个词，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中的两支脉络——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这两支脉络时而合作，时而分裂，因政治时势与格局变化，时而某支彰显，时而某支隐约，时而在不同的时空（比如，农村与城市）中各自发展，或在同一时空中共存，甚至存在着竞争，比如延安时期的状况。
“解放”一词，同样是近代新名词，是转道日本的和制词，最早很有可能首先是跟“妇女解放”——而不是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传播的。我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出处是1907年何震的《天义报》中刊登的系列文章。“解放”——“解”加“放”，具有“摆脱压迫的解放状态”（名词）和“摆脱压迫”（动词）两层含义。比如，何震在其著名的《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对“解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解放者，不受缚束之謂也”。那么“解放”所指向的对象是谁？是社会制度。何震“女界革命”的破坏对象首先指向的是“杀人”之儒家学术和儒家制度。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来自于马恩的妇女解放理论，特别是私有制作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部分。后来，这支脉络的继承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妇女解放”的斗争对象，1926年周恩来在广东潮汕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有过一段经典阐释：“妇女运动四字，时人往往误解，以为是联合女性而向男性的进攻，谓男性常压迫女性，把女性形成一个被压迫‘阶级’。殊不知形成男女‘阶级’的原因，并不是男性的野心，实因旧礼教、旧思想、旧历史束缚之故。在理论上，男女是应该平等的，而事实上却不然。那末，女子解放运动，是不能免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了。但要做这绝大的工作，自不能不分清对象、目的和找寻方法。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不是因我是个男子，才来说这种话。……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19
也正是因为“妇女解放”这个词指向的是对于旧制度的推翻，所以1956年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就在理论上遇到了挑战，在当时的妇联干部中有过一场大讨论。社会制度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了吗？还需不需要以妇女解放为使命的妇联组织？该怎么看待妇女遇到的问题？大讨论之后形成的官方结论，是把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妇女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即“封建残余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进入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的男女平等。细品之，这个“男女平等”是脱胎于“男女有别”的文化结构，都是在社会行为这个层面上讲平等的。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这个平等首先体现为义务平等，以义务平等争权利平等，比如秋瑾称“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这一点也深深影响到了国人对于男女平等的理解。比如，当下舆论对于以“权利”为诉求的女权运动的某些不满与批评，可能与义务平等的历史记忆有关，“义务平等”并不完全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还跟儒家责任伦理的伦理结构有关系。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把争“女权”作为向新社会推进的工具，这一思想脉络不仅是“妇女解放论”者持有的社会改造思路，同样被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金天翮等这一脉开启的自由主义女权所秉持。也就是说，希望借助妇女解放／女权革命撬动旧社会制度，通过“男女平等”的社会秩序替换“男女有别”的社会秩序，是近代以来两支妇运起始阶段的共性，特别是召唤男女的义务平等。只是“女权”革命的目标是在既有社会制度下获得与男性同等参与的权利和同等对待，“妇女解放论”的目标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所以某种意义上，近代历史上虽有争取妇女（法定）权利的女权运动，但作为“男女间革命”的激进社会革命在近代中国似乎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为当下中国出现的性别政治提供些历史辩护。
前面谈到，“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就遇到了理论上的困境，再谈“解放”似乎不合时宜了。20世纪90年代“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逐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淡化“解放”一词；进入新千年，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解放”与“发展”并提，仍延续通过“参与”求解放的路径，只是参与的是“发展”。这套宏观话语体系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有重要作用，守卫着男女平等这条价值，但无法直接应对微观层面上出现的性别冲突，比如家庭暴力、性暴力、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等。在理论层面上，这是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gender）进入中国的一个内在需求。一方面“gender”译成“社会性别”，恰是与“sex”的相对脱钩、与“妇女”这个传统文化基因的对接，才被广泛接受并流通；另一方面，社会性别进入中国填补了社会理论层级上的需求和对微观日常生活的观照。因此，社会性别进入中国之后，常被称为“社会性别视角”——在社会这一层面彰显男女之差别处境，往往倚仗现代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技术，以追求男女平等的传统革命目标。在阶级话语消隐的时代，性别话语强势出现，并以差异的语言延续革命年代的平等故事。
集体化解体之后，作为革命传统的劳动妇女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转化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妇女研究运动”（李小江语）。当然，80年代是个复杂多元的时代，本来也是有多种未来可能性的承上启下的时代。一方面，为应对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妇女的现实问题，妇女研究领域在话语上呈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与尝试性的拓展，不管是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还是很多学者使用的“两种生产理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理论框架下的运用与发展；另一方面，这又为90年代市场化提供着某些思想上的准备。对于“性”的自然性的重申（比如“有性人”的概念）以及对于“女性”的重新建构（比如对于“女人味”“女性意识”的呼吁），既是对于政治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解构（比如对于“铁姑娘”的嘲讽），也参与到改革开放时代对于现代性的想象性建构中。90年代市场化时代，资本对于“性化”主体的召唤和重振，助力“性”重新回归成为女性主体的地基。这是进入新世纪的“性别政治”的前史。同时，“妇女”作为革命与建设时代的政治遗产，作为一种话语符号仍被保留与使用至今，但是伴随集体化生产的解体，“妇女”作为一种实存的集体身份已失去了经济基础，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又因为“妇女”这个词汇在文化上与婚姻家庭的联结，在个体化时代，更是遭到强调个体性的新一代年轻女性的嫌弃。她们更愿意用“女性”“女生”，甚至商业化的“女王”“女神”“美女”称谓作为自己的主体身份。
在学科部分，90年代“gender”进入中国，演化成两支脉络：一支是从传统“妇女研究”的脉络里发展出来的妇女／性别研究，一支侧重“sex”/“sexuality”的性／别研究。在社会行动层面上，一批知识女性再次进入农村，在90年代的开放的独特背景下，伴随国际援助资金的进入，借用“社会性别与发展”概念，接续集体化时代的妇运经验与工作手法，出现了一批妇女发展项目。这一支脉络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变迁、延续的交揉与复杂特别重要，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2年以后，青年女权行动派出现，中国妇运呈现出代际上的变化。最近几年，各类性别议题此起彼伏，社会能见度上升，特别是“反性骚扰”运动的持续性存在，是不是昭示着一场男女间革命逐渐揭开？近二十年来的“lgbt”（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运动彰显的身份政治，中国是不是也会迎来一个狭义的“性／别政治”的时代？答案只有历史才会告诉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理解，不仅需要放置在当下的社会结构里，或许需要同时放置在长历史中，以更好地阐释其在历史中的位置、作用及其局限性。不管如何，两种妇运的差别还是明显的，运动的社会基础也不一样。传统妇女运动，在近代与反帝反殖的建国运动和阶级革命紧密相联，在当代依托集体化的建设运动；而基于性身份的性／别政治是个体化时代的产物，是典型的身份政治。前者通过平等参与宏观的社会政治运动寻求男女平等，而后者在文化层面上寻求承认，要求性别公正或性／别平等，在微观层面上要求平等对待，反对性别歧视。支撑这两条妇运路线的价值理念也是有差异的，前者是平等，后者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