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亚博电竞网

胡泳: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6 次 更新时间:2020-02-10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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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进入专栏)  


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在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场拙劣的技术试验引发了石墨着火,爆炸击穿屋顶,50吨放射性燃料进入大气层。瞬间,一道强烈的蓝白光线射向夜空,那道光比电影场景还美,人们竟抱着孩子,涌出家门来观看这异象。

他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幅末日异象,因为切尔诺比利核事故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人类迄今最惨烈的科技悲剧。

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核辐射尘污染过的云层飘往前苏联西部的部分地区、西欧、东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部分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内均受到严重的核污染,超过33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引发的死亡和长期的健康影响在30年之后还是争议极大的话题。

一个数字估计,近400万人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为此遭受毁灭性的后果。而在事故中心地,大自然接管了一切,唯有麋鹿、羊和野猪在奔跑,因为要过数万年以后,这里才会重新适合人类居住。

经济上,这场灾难总共损失大概二十兆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是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政治上,灾难发生于前苏联在世界上仍举足轻重的时期,苏联社会的表面平静突然被打破:在祖国的技术奇迹被大肆吹嘘的年代,事情竟然可能出大错。

可以说,作为一起无数人为之受难、却无人为之负责的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敲响了前苏联的丧钟。苏联当局被迫改变过去的强硬路线,事故发生五年后,前苏联轰然解体。

在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中,一个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的负责人说:“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

对切尔诺贝利灾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结:有人归之于反应堆设计缺陷,有人归之于行业管理不善,更有人上升到前苏联的体制:核电站从设计、管理到日常运营都极度草率马虎,是苏联高度僵化和无能的官僚体制种下了恶果。

灾难固然可怕,更令人感觉荒诞的是政府在灾难发生后的信息处理方式。

虽然时值戈尔巴乔夫刚刚提出“公开性”的时期,人们还是在上级长官的行为而不是在媒体的报道中寻求真相。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克哈诺夫去到隔离区,发现当地的农民依然在种地,妇女依旧在哺乳,孩子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环境里,它们已经称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他问领导该怎么办。领导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而在电视上,戈尔巴乔夫安抚民众说:“我们已经迅速采取了行动。”

当党领导服着碘片到现场视察时,有人确保他们在专门新铺的三层沥青上迈动方步,而同一时刻,当地储存的700千克浓缩碘却被锁在仓库里,没人敢拿出来发放给民众用于防辐射。原因是?没有收到上级长官的命令。

国家安排投放到当地的防毒面具,也没有发放给民众。为什么?地方官员解释:为了避免造成恐慌。一位大学教师回忆:“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

政府甚至要求医疗人员在对被核辐射感染的志愿清理者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

甚至灾难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首先披露的。

瑞典核电站工作人员首先测到他们的工作服上出现了放射性粒子,追踪其来源,发现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在污染云层向西部和北部大肆飘散的时候,苏联官方毫无动静。将近三天之后,塔斯社才发布了一条简讯,承认事故的发生。苏联也因此丧失了快速获得国际救援的机会。

一名当时的核能研究所所长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另一位口述者说:“收音机里什么都没说,报纸也一样。可是蜜蜂知道。有两天,它们没有一只飞出来。”

当局派出了军队,他们带着枪,但是靶子是什么呢?难道是饱受污染的红树林?克格勃也在污染区展开搜捕,为的是发现那些不存在的敌人: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和外国特务。

记者之后的调查表明,干部的孩子早早就被疏散了,而一些工作人员在工厂死去,因为他们没有被下令离开。

从信息流通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技术社会里,广泛的秘密性最终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和恶化;为了避免技术和社会灾难,自由的信息交流是必须的。过度保密是所有集权主义政权的特点,也是其主要弱点之一。

前苏联当局在事故后的掩盖行为,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恐慌,但却在民众心头留下严重的不安,增加了他们对其他事故的长期关注。也就是说,一起事故发生后,尽管让公众停留在黑暗中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帮助,但长期来讲却会令公共事故的关注度大为增加。它给一个国家留下的创伤更多体现在不可见的一面: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的怀疑与恐惧,对缺乏透明度的痛恨,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造成了前苏联的一个根本性的裂纹,而这道裂纹终于无法弥合。

归根结底,切尔诺贝利代表了苏联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转变。爆炸发生前,大多数苏联人都并非心怀不满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相信苏联体制,原谅它的缺陷,认定在其范围内可以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切尔诺贝利之后,这个体制不仅看起来可能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充满了巨大的危险。因为每一个公民的安全都危在旦夕。

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认为切尔诺贝利灾难是往苏联这副巨棺上钉的一颗大钉子。如果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准确的,切尔诺贝利代表着苏维埃国家最后的归宿,这个国家最终被自由表达的力量所瓦解。令人悲哀的是,竟然需要一次核爆炸才能释放这股力量。

切尔诺贝利之后,苏联在崩溃前还挣扎了好几年。1991年圣诞夜,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从地球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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