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宇宙”的火爆为人们整体反思智能数字虚拟技术对当代人类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元宇宙在为人类打开新的可能世界的同时，也因极致的现实倒置、所谓“增强现实”的遮蔽导致原初现实的隐退，世界及世界中的人都被改写。在元宇宙，人们把握世界更多依靠感性的知觉，对象则是信息化、符号化的观念，而把握的主体日益变成孪生的数字分身、数字人。元宇宙将带来公共生活的部落化、公共空间的领主化和公共领域的非批判化和价值共识粉丝化，构建元宇宙秩序本质上是对人的想象进行治理，将会要求政治哲学转向。元宇宙是所谓技术“人性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宅”“卷”在意向性世界，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反智和愚钝化，这些都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悖论的体现。个体意向性与外延性的交互关联，技术创新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使得个人自由选择都牵涉存在问题，必须吁求再道德化，再道德化的基点则是个体修养。哲学工作者面对元宇宙既要保持开放态度，又要保持思考的姿态。
关键词：元宇宙；存在；生活政治；再道德化；现实倒置；公共空间；风险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21&zd14）
沈湘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2021年起火爆的“元宇宙（metaverse）”，就其实际达到的技术成效而言，无疑大有炒作成分，但是，就其发展趋势而言，确实又揭示了一些未来已来、牵涉众生的事实。“善战者，求之于势”（《孙子兵法 ? 势篇》），当“未来”已经被反思性组织起来时——这是高度现代性的重要特质，它本身就成为了另一种现实。即便从最保守的角度理解，例如把元宇宙看成互联网的一场升级，这种火爆事实上也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们整体性地反思已来和将来的智能数字虚拟技术——主流观点认为，元宇宙是包括区块链、5g、人工智能、3d、vr/ar/xr、脑机接口等目前人类最尖端科学技术的综合运用，换而言之，元宇宙自我规定的总体性特征和总体化趋势决定了它的标本、征候性质，元宇宙成为人类对自身现实与可能存在状况进行理解的一个有效切口。
一、新世界及原初现实的隐退
综观目前对元宇宙技术支撑、现实描述和理想愿景的理解，至少有四重指涉不可忽视。
一是元宇宙意味着平行于现实世界（元物理世界或原初现实）的虚拟世界，人们日益沉浸其中，进行工作与生活。
二是元宇宙意味着以自我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为特征的“我”的宇宙，是属于每个人的、“我心飞扬”的虚拟世界。
三是元宇宙意味着连接众多虚拟世界、打通诸我的共同虚拟世界或共同宇宙。
四是元宇宙意味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融合，是虚实相生的世界。
虚拟世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映射、镜像、仿真或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基于想象的、完全人造的可能世界，是一个不同于原初现实也不同于乌托邦的数字化的“异邦”（heterotopias）。钱学森当年建议将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翻译为“灵境”，确实很是传神。如此一来，人所存在和所面对的世界，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原初现实世界，而且有虚拟世界——以往互联网形成的所谓虚拟世界还是依赖屏幕的、二维页面的、纯粹游戏性质的，元宇宙意义上的虚拟世界才是立体、交互、泛在、永恒在线的本体性存在，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的出现（不管已经出现的还是将要出现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来临。
在这个新世界中，个人实现了感知的极大拓展，打开了一个超现实、超历史的可能性时空，其参与度、交互性、开放性以及激发出的人的创造性是原初现实世界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理想状态下，即打通诸我形成共同世界的意义上，元宇宙事实上将在数字世界中达致现实中目下难以企及的全球社会，或者说我们有可能先在虚拟世界中实现马克思所谓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朝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发展，而这种可能与朝向无疑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不过，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未必能简单评判利弊的必然问题：原初现实的不断隐退。
首先，对于元宇宙一代即所谓m世代来说，虚拟现实的日常沉浸体验使得吉登斯所谓高度现代性时期的“现实倒置”(reality inversion)现象日益臻于极致。元宇宙居民不仅倾向于以虚拟现实中的经验为先在的经验来理解原初现实经验，在价值判断上认为虚拟现实经验优于原初现实经验，而且在自在的意义上，日益无法区分清楚何为原初现实经验、何为虚拟现实经验，或者根本不在乎这种区分，而只在乎这些经验能否在自我意识中显现，显现和感知比真实更重要。于是，在熟稔虚拟世界经验的同时，实际的现实经验直线下降，原初现实日益被间距化、陌生化。面对原初现实世界而产生的局促感、窘迫感又使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幽闭于舒适的虚拟世界，“宅”在元宇宙中，满足于做元宇宙的王者，在那里思接千载、心骛八极而纵横捭阖。如果说以往的“信息茧房”更多是由所谓大数据智能推送而造成的，而如今的“信息茧房”完全可能是自我追求和自觉营构而成的。当然，在元宇宙的居民看来，情况或许正好相反，他们会认为那些未曾真正进入元宇宙的人事实上是“宅”在原初现实中“作茧自缚”。当一个社会的骨干成员在元宇宙所获得的经验、所耗费的时间、所实现的价值超过原初世界时，现实倒置就会迎来一个奇点，人们会“反认他乡是故乡”，视拘泥于原初世界为一种幽闭。
其次，以人为中心的增强现实同样意味着对原初现实的某种遮蔽、遗漏。作为元宇宙支撑技术的ar即“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将虚拟信息和现实世界叠加在一起，一方面使人能更加强烈、细腻地感知那些在原初现实中不太明显的感知，另一方面使人感知原先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感知的东西，从而获得超现实的感官体验。当我们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感知决定了我们所遭遇世界的范围，我们有多强的感知能力就能感知到多么丰富的世界。所谓增强现实，实际上是通过技术中介增强人类的感知能力，结果是扩展了我们感知世界的范围与层次。问题在于，任何一种增强都意味着某种挑选、突出和彰显，都意味着一种基于数字还原论的分析性的主题化，这种彰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遮蔽和遗漏，不仅在数字编码解码中使被彰显对象数理化，而且使它们在“增强”范围之外的现实被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这种“生动”的机械性其实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涂层”（coating），蕴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最后，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正在来临的元宇宙改写了世界和世界中的人。元宇宙不再是简单的媒介，也不仅仅是平台，元宇宙本身就是世界，一个被构造出来的世界。不仅如此，元宇宙还关联、干预、改造甚至操控着我们生存的原初现实世界。对于m世代来说，他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前虚拟世界的现实世界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要为虚拟世界提供服务，而不是相反。有人认为，元宇宙纯粹是精英话题，与普罗大众关系不大。事实上，对于元宇宙，知其所以然的确实是精英，但是元宇宙对现实的改变却会影响所有的人，它按照自己的逻辑塑造了一个虚实相生的世界，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人就将无处逃离，即便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也已经被技术从底层进行了改写。同样，生存于世的人们，都是以对自我经历进行反思性理解而获得自我认同的。“人就是人的世界”，改变了世界也就改变了人。m世代已经运用各种智能穿戴，还将利用日益发达的脑机接口，使自己变成人机融合的赛博格（cyborg），而以这种方式沉浸于虚拟现实的经历，已经并且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人们的自我认同，人在肉身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将被改写。福柯所说的“人死了”，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应验，这种死亡隐喻其实意味着一种对人的理解的范式突变。
二、以“分身”感性地把握理念世界
自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开始，作为现世智慧的哲学就教导人们，感官只能把握到事物的现象从而只能获得意见，通往真理之路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把握到现象背后的存在。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的观点也成为了哲学的重要信条。然而，在元宇宙时代，人们用以把握世界的方式往往不是理性思维，更多依靠感性的知觉；把握的对象往往不是原生的现实，更多的是观念构造的世界；感知的主体日益直接，不是现实肉身的我，而是孪生的数字分身、数字人。
大家都认同，身临其境的沉浸性是以元宇宙为总体的虚拟现实的重要特征。这里的“身”在认知层面具体体现为视觉、听觉、触觉、动觉等多感知的综合，因为这些感知的增强而让人觉得身临其境。这里的“沉浸”就是作为用户的人的不假思索、全神贯注的逼真体验。胡塞尔认为万物在纯粹意识中显现，而元宇宙的虚拟世界就是通过技术与装置得以在人的意识中显现。只不过，这种意识是感性的知觉，虚拟世界是因沉浸的感知而在人的感觉、知觉中存在。“常常把人类看成一种视听动物：只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连着十根手指、一个屏幕，当然还有一张信用卡。”尽管赫拉利描述的是以往的互联网，但是也说透了现在元宇宙企业巨头的心思：现代人类工具理性的进步，似乎都只是充当了“跟着感觉走”的工具，而且各种感觉又都朝着视觉集中，以致社会学家们感慨，“视觉已经成为建构、巩固和再生产现代社会关系的唯一感官中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元宇宙是借助综合技术“迎合”人的感觉而重构了一种秩序，而人又以自己的感觉在这种秩序中收获一种在原初现实中不能获得的自在与舒适。
虚拟现实本质上是借助信息、符号体现的观念，是人们的理念通过包括软件设计师在内的专家系统对象化、客观化而形成的。从人类的高度来说，可以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新形式。有人指出，“元宇宙的世界是由人们所思所想直接幻化而成的，是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是‘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的三维呈现。”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浪漫，但基本逻辑大抵是不错的。元宇宙将实现对人类最高级别的想象的普泛式感知。当年，柏拉图认为在人类感性所及的物质世界之上有一个理念世界，现实的物质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摹写，而且现实的物质世界是虚幻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理念世界是人的感知所不及的，只有靠理性才能达到。柏拉图的这些思想事实上构成了西方几千年哲学思想的主流信念。一如前述，元宇宙的到来，加剧了m世代的现实倒置感，他们会更加认为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本质上是理念性的世界——比原初的物质世界更真实。这似乎自发地和柏拉图、黑格尔站到一起了。但是，一方面，这个理念性的虚拟世界并不具有真正的本体性；另一方面，迄今人们把握虚拟世界主要运用的恰恰是柏拉图、黑格尔等学者所反对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方式。毋宁说，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现实倒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仅仅以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虚拟世界。当我们以理性的方式去把握虚拟世界，直接就是对思想的思想——虚拟世界本质上是理念性的，事实上是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反思。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无论以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方式去把握虚拟世界，主体都日益变得一言难尽。以往，无论笛卡尔所说的“我思”之“我”、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海德格尔的此在，还是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把握世界的主体都是明确的。有了互联网以后，人们一度因为可以在网络中拥有不同的虚拟身份而以为这是惊天的改变，其实，主体还是屏幕前确定的人。元宇宙则不然，按照其预设的逻辑来说，每个用户都有孪生的数字自我，可以离开现实的肉身，通过化身乃至化身的分身与增强现实的元素进行流畅互动。与此相关，对虚拟、影像、副本的信任甚至偏爱，事实上信任和偏爱的是一个人的分身，而不是现实的人本身。数字自我在元宇宙的经历与现实自我在原初现实中的经历融汇在一起，数字自我与现实自我既相对区分地作为主体，又合二为一地作为主体。它们的相对区分将如此极致，乃至于肉身自我已经死亡，数字自我仍将甚至永远在线。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在元宇宙中将获得全新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死去的那部分是肉身自我，不亡的就是数字自我。更为激进的是，智能技术所造就的虚拟数字人，在现实中本就没有与之关联的肉身，不过是一个数据支撑系统。
三、公共生活转型与政治哲学转向
人是复数的存在物，以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存在是其宿命，保障某种类型的公共生活可能成为其重要使命，而朝向一种公共的美好生活则是政治哲学的价值诉求。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及其政治性质的理解起源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于理性、自由、民主的价值，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讨论框架。正是在这些两极的互动中，以现代传媒、网络为支撑，以公共舆论为表征，形成了人们公共生活的第三领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理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向公民平等开放的自由的公共性批判空间，通过“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为社会提供秩序建构原则和价值理念。这种以公共空间为代表的公共生活是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成果。然而，元宇宙的来临，带来了重要的转型甚至是隐忧。
首先是公共生活的部落化。元宇宙这个不同于现实也不同于乌托邦的“异托邦”，一方面确实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具有趋向全球社会的特征，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人类的分化。在数字鸿沟（至今全世界仍有37%的人口未接入网络）的基础上，元宇宙创世居民又将自己与一般的网民切割开来，仿佛不是离开旧大陆到达新大陆，而是从新大陆去往一个新的星球，在那里重演整个人类的进化史，或许可以称为人类的第二次诞生。进入元宇宙不仅有自主意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条件和能力的问题。无论从国家发展程度还是个体专业、年龄等差异来看，都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结构性偏见，主动进入者和被动卷入者、精英与大众、专家与外行变成两个世界的人。进入元宇宙后，在“诸我”未能统一之时，人们凭着兴趣选择，事实上是凭借共识创建生活社区，构建数字人之间的公共生活，从而形成虚拟世界的无数部落，部落与部落则相对分离。哈贝马斯新近指出，如今媒介已成为平台，平等而没有制约的交往模式使得人们的交往碎片化，形成“圈地自萌”的小圈子；围绕议题自发形成的没有边界而不受引导的讨论具有天然的离心力，使一些教条化的交往回路不断强化和自我封闭。
其次是公共空间的领主化。这是元宇宙导致公共生活重演人类历史的另一方面表现。虚拟世界的共识与秩序意味着对现实世界中的共识与秩序的某种挑战。当前，作为元宇宙的“疆域”基础，soul的用户数量突破了1亿，roblox有1.4亿玩家，facebook的用户数量更是多达29亿。它们以被用户认同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让任何民族、国家都畏惧的公共空间。它们有自己的规则、秩序甚至发行、使用加密货币，当然也就有自己的共同价值和意识形态，在现实国家的政治生活、地缘政治竞争中已经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甚至不断挑战主权国家。至少目前代表国家的政府还未能成功进驻元宇宙；或者说，即使将来政府顺应时代变化主动进驻元宇宙，如果不能与创世居民达成共识，将不可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齐泽克所揭示的：这个让民族、国家畏惧的元宇宙公共空间居然是私人拥有的（例如扎克伯格的meta即之前的facebook），人们在元宇宙中的自由行动其实是在一个企业主（齐泽克称之为“私人封建领主”）的监督和规范下的互动。齐泽克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人类正在进入企业新封建主义（corporate neo-feudalism）时代，作为现代性巨大成就的公共空间实质上已趋于消失，“资本主义将最终被证明它到底是封建主义从低级阶段到高级的企业新封建主义的过渡过程，还是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
最后是公共领域的非批判化。公共领域的核心本质或核心价值就在于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鹄的的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即公共性批判。但是，一方面，当今时代的人们日益逃离现实的公共领域（包括虚拟技术搭建的公共舆论场）而沉湎于感性的虚拟世界的“消费”；另一方面，人们在元宇宙中，以沉浸的方式首先获得的是休闲、游戏等带来的新奇体验，而且价值共识是前置的，有了共识才能建立公共空间，而非形成公共空间之后再达成共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如果不是现实公共领域的投射而是依靠数字人之间新生成公共性讨论的话，本身的价值将更多地具有消费化的性质。尤其是在资本的运作和上述所谓“私人封建领主”的监督规范下，这种公共性讨论将和现实中的公共领域一样受到操纵：“受到操纵的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上计算好的提议，这些提议诉诸潜意识倾向，唤起预定的反应”。也就是说，即使有公共领域及相关舆论，也可能是人为设置的公共领域和非公众的舆论，仅仅是公共生活部落化、公共空间领主化、价值共识粉丝化的一种体现和见证。
上述不一而足的倾向给政治哲学带来极大的冲击。哈贝马斯指出，“当前的理论的任务与18世纪时的不同就在于，要做的不是唤起人们对于人权的期望，而是基于这种已然实现的期望来重构出应然的政治秩序”，而“现代多元社会中民主政治面临的整体问题是，不再有共同的宗教与世界观为统治提供合法性”。这种后形而上学的境况在元宇宙中或因为元宇宙的到来可能会体现得更加明显。简单地说，如果传统的政治哲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追问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的话，那么元宇宙到来之后，人们关于政治哲学的探讨，还将不得不追问什么样的虚拟世界（元宇宙）是好的虚拟世界（元宇宙）；在作为复数出现的元宇宙的基础上，一个好的、可持续的公共元宇宙何以可能。与此同时，在追问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时，也必然增加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元宇宙。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对人的想象进行治理，以获得元宇宙居民的认同，这正在成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源泉。而对人的想象进行治理，就是要在趣味对立、价值争议中进行恰当决策，这样的主题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而属于吉登斯等所谓的生活政治的范围。
四、“人性的，太人性的”悖论
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与友人雅集时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千百年来，世人多崇拜其书法之高妙，对其内容的关注却远远不够。其文有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在古代，只有极少数高雅、旷达、睿智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每一个沉浸于元宇宙中的人都能体验到这种境界。甚至我们可以说，借王羲之的这段话来描述元宇宙的体验及其特征也是非常到位的。在元宇宙中，我们的感知确实可以上天入地，致广大、尽精微，可以游目骋怀，确实是极视听之娱，确实可以放浪形骸，确实极为可乐。千百年来，人们所能想到的视听之极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普泛地为人们所感知。就感官的大众满足而言，此前都是史前史，随着元宇宙这一造梦时空的实现，才真正有了历史，同时也在逻辑上进入了其历史终结的阶段。
这一切何以可能？直接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背后则资本加持下对所谓人性的极度满足。资本最懂得人性，甚至比现实的人更懂得人性，有很多表现为人性的需要的商品或服务不仅是被挖掘出来的，而是被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马克思曾把工业产生的对象化存在理解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我们今天可以套用这个比喻，元宇宙就是一本关于人类本质力量的书，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性的书，照见的不是“五蕴皆空”，而是肆意的七情六欲。之所以要区分人的本质和人性，是就近代以来人的本质与人性的习惯倾向而言的。近代以来，人们总体倾向于将人理解为理性的存在物，而非理性主义的反拨和人们对现代化——本质上是理性化、合理化——的反思，使得人们更多地将原始的、感性的欲望理解为人性。结果，资本乃至权力窥探到这一秘密，把对所谓人性的满足、迎合作为技术创新的标尺，一切工具合理性似乎都指向和服务于人性。无论多么复杂、先进的技术装置，在深谙人性的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迟早都会出现“傻瓜”型的“人性化”操作，为普罗大众提供尽可能“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服务。一切抽象系统的构造，最终都以感性满足的方式显现出来。元宇宙就是如此，它基于一个人人都喜欢沉浸式感性满足的人性假设，为各种复杂的、常人无法洞悉奥妙的数字构造穿上感性或曰人性的外衣。
技术是人性的放大器。但是，哈贝马斯早已指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技术的进步能够满足人性，却未必能够带来人性的解放，事实正在走向反面。借用尼采的说法，人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所谓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问题。
第一，虚拟世界足以依靠“游目骋怀”方式满足人性的感性欲望，不仅很大程度封存人们对原初现实的体验，也日渐封存了人类扩展真实的“星辰大海”的外延性的愿望，使人们日益“宅”“卷”在虚拟的意向性世界中。这也正是《三体》作者刘慈欣反对发展“元宇宙”的重要原因。
第二，人们获得沉浸式的感性体验，自以为驾驭和支配了工具理性，其实恰好相反，资本与工具理性的结盟不仅“长君之恶”，而且“逢君之恶”（《孟子·告子下》）。大数据、算法比我们自己更能监测和理解自己的感觉。我们为之惊叹的“人性化”不过是算法的结果。在最起码的层面上说，人性的满足不过是一种“投喂”；从更高层面来说，人性的满足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牵引与控制，是一种温柔的绑架，欲罢不能甚至浑然不觉地成瘾、沉湎——在汉语中，元宇宙所标榜的“沉浸”与“沉湎”本就意义相近。
第三，在感受力被数据化和技术加强的情况下，人自身最贴己的现实感受力、表达力反而在下降，反智和愚钝化的现实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晰。赫拉利所谓“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等判断，与马克思的警示如出一辙：“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元宇宙的出现将把这种状况推向极致，其中最值得我们沉思的悖论就是：人的愚钝化恰恰是所谓人性化追求的必然结果！
五、基于存在的再道德化吁求
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外延性（extensionality）两极之间日渐增长的交互关联是高度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赫拉利似乎对此有更为“散装”的解说：“在当代各种重大变革与个人的内在生命之间，其实有着重要的关联”；“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的个人行为和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每个人都被困在许多无所不包的蜘蛛网中，这张网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把我们最微小的举动传送到遥远的地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对地球另一端的人甚至动物产生影响，某些发生在单个人身上的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引发全球性事件”。其实，这种思想更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他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发现，“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 ，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不过，元宇宙的到来，使得意向性与外延性的交互关联不仅表现为个人与世界历史、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增加了自我与虚拟现实之间、自我与虚拟化身之间、化身与虚拟现实之间、化身与原初现实之间等诸多维度。元宇宙是一个总体化的世界，而元宇宙的居民是具体的总体，即便他们自在地部落化，无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存在，他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所遭遇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他在现实性上是所有这些虚实相生的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元宇宙表面上让人更加自由、独立、个性化，但是，事实上、本体意义上则更加彼此依赖、共在共生。
这种彼此依赖、共在共生也意味着极度敏感与脆弱——元宇宙放大了风险社会的一切征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社会是以技术为座架的，元宇宙的出现首先是地地道道技术创新集成、综合的结果。但是，技术进步不仅带来正向的可能、可欲世界的拓展，也意味着一些次生、衍生的危险，尤其是一些非线性的不确定风险。一如贝克尔等人所揭示的，越是严重后果的风险我们越是知之甚少。当今人类因应资本对所谓人性的极度满足，再加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对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有着极端的癖好，甚至可以称为创新拜物教。仅仅遵循技术逻辑和一般科技伦理的创新往往意味着一种创造性破坏，而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知识突变、技术迭代正在日益积累为“致毁”而非“智慧”性的知识与技术，这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作为当前人类最尖端技术之集成的元宇宙，毫无疑问地累积着这样的风险，目前，人们对相关风险尚难以述说，而这正是蕴含巨大风险的表面特征。“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种浪漫只属于艺高人胆大的个体，而不属于整体的人类和世界历史。因此，从人类存在的角度看，重大科技应用特别是颠覆性创新的运用，例如元宇宙的运行，必须成为当代政治极端重要的议题。
对于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看上去是纯粹的个人选择，其实由于意向性与外延性之间的强相关关系，个人选择不再是简单的反映个人兴趣、价值偏好的事情。自我选择不仅仅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提供了选项，“存在就是被感知”“我选择我喜欢”的背后，任何感知、选择都涉及存在问题。事实和风险说明，人类是共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存亡与共。在有关元宇宙的讨论中，人们频繁提及陆九渊关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但他同时还强调“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格言联璧》）。天人合一必须反求诸己，自由从来意味着自律，选择也总是意味着责任。《大学》云：“自天子以致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元宇宙中，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个有关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问题，因为本质上是共在的存在问题召唤或重新激活了道德问题，人们在元宇宙中将不得不迎来“再道德化”的过程，而所有的道德都要从个体修身养性开始。有些人仅仅把元宇宙看成一场永不掉线的游戏，即便如此，在人们“游于艺”的同时，如何领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正是元宇宙开启新世界后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总之，元宇宙是当代人类存在状况的新征候。对于哲学工作者而言，一方面要对元宇宙保持开放的态度，不仅对原初世界，也要对虚拟世界和虚实相生的世界“虚怀敞开”，始终相信新事物发展的积极可能性；另一方面要保持思考的姿态，尽可能地揭明一切被热闹遮蔽的真相（尤其是隐忧），警醒人们始终看护自己的存在。
（本文源于笔者2021年11月20日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题为“元宇宙意味着什么？”学术沙龙上的主题发言内容，后经笔者进一步润色完善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