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启早，1985年生，湖南怀化人，中国打工诗歌领域代表诗人。周启早19岁南下深圳打工，业余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其中《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流传甚广，相继被翻译成英意德三种文字。流转于中国大地各处的工厂，周围打工工人与他亲身见证的痛苦，是点燃周启早诗歌灵魂的火焰。作为一颗拒绝被一圈一圈按下去、“妄想”跳出的螺丝，他用自己的笔发出哪怕微弱的声音，拒绝像动物一样生存，拒绝做时代的俘虏——这些诗歌是周启早灵魂的产物，也是彼时工人们内心的证词。
访谈人：吴思怡 扈迪 蔡翔 等。下文简称“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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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能力不能换钱，却让我对痛苦感同身受
学人：聊聊你的童年吧？什么时候和诗歌、文学或者说文字第一次触电？
周启早：我1985年出生在湖南省怀化市铜湾镇麻溪江村。这是一个湘西村落，兼具了《边城》所描绘的民风中的淳朴灵秀与长年任侠悍匪滋养出的刚烈之气。遗憾的是，村里没有一家书店，等我听说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的时候，那家书店也早毁于一场大火。所以，在17岁之前，除了课本之外，没有读过任何课外书。
周启早
我真正与文字结缘是在2002年，我在中方县第一中学读高二期间。某个周末，我在怀化的一家书店不经意买下一本《红楼梦》。这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启蒙书，也是迄今为止我读过次数最多的一本书。此后，我便一直向往如同曹雪芹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赶集
我小小的村庄麻溪江
离铜湾镇约三里
人们约定成俗
每逢四九（农历）赶一次集
我古老的祖先
曾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以货易货 繁衍生息
十里八乡人潮涌动
讨价还价不绝于耳
沅江浩浩荡荡
乡音犹如溪流潺潺皆汇于此
我爱屠夫的市侩
更爱小贩的斤斤计较
学人：后来这个梦想进展得顺利吗？
周启早：并没有按部就班。我原本学习很好，在镇里的初中从来没考过第二名，语文作文经常被拿来当范文，被树立为“正面典型”，在村民眼里就是应该去念大学的料。
只是，正是在高二这年，我罹患重度抑郁症，还差一个多月期末考试，我便卷铺盖退学了。好在，退学的日子并没有让我对写作打退堂鼓。相反，那段时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比成为一名作家更迫切的事情。糟糕的是，我的字写得很难看，怎么办呢？先练好字，不然编辑压根儿就不会看我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抄佛经，练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我的抑郁。
在母亲的劝说下，第二学期，我转入中方县第二中学，离家约1.5公里，步行最多15分钟。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过一堂完整的课。就这样，一年半很快就过去了，字是愈发写得好看了，可是我的高中会考有好几门功课挂红灯，母亲交了几百块钱请人帮我补考，才拿到高中毕业证。所以，尽管写下诸多批判高考与教育制度的诗歌，但其实我并没有参加过高考。
高考
是一考定终身
还是终身止一考
一棵树
哪里容得下这么多冤魂
学人：这种自幼体弱多病的经历，对你后期的写作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周启早：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磨炼出了文字锤炼所需要的共情能力吧。我常年流鼻血，却不知道病因。父母在外打工，我和奶奶留守在家。农村人也不懂，奶奶是赤脚医生，就随便吃点药，打点针。而且我觉着我善良、敏感、脆弱，能轻易进入别人的，甚至动物的灵魂。奶奶杀鸭子，我看着刀抹在鸭脖子上，摸着自己脖子也火辣辣地疼。这份共情能力也让我在之后《女工阿燕》中对流水线上女工的疼痛感同身受，能够写下“我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离岗证/等啊等啊等/等到裤子开了花/等啊等啊等/等到凳子结了果/等啊等啊等/等到我殷红的子宫/仿佛熟透的烂苹果/耐不住地球的诱惑/就要坠落”这样的句子。
然而，共情能力在当时换不成钱，也加不了分。在农村，考试分数不高就没有出路。成绩不好，身体不好，家里没钱，难以负担继续进修的学费。务农也是难以养活一大家子的，一年忙活下来所获无几，远远赶不上外出打工的收入。我甚至开始产生幻觉，梦游，甚至差点无意识伤害到家人。于是，我便卷铺盖离开了学校。
不过，我依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当时我们那十六、七岁就出门打工的年轻人有很多，除了打工，那群青壮年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嘛，其实还想过要当作家……这份美好的愿望。
二、我要反抗，哪怕只有一点声音
学人：讲讲你出来打工的故事吧？
周启早：十九岁那年，我跟着叔叔来到深圳。叔叔想让我学门手艺，送我去一家理发店。入职第一天，我的头发被剪碎，根根竖着成了刺头，还染成了黄色，于是变成黄毛刺头。后来我的诗句“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染成各种颜色”就是根据这段经历而写成。只是那时候我尽管已经在尝试写作，却根本写不出这样的句子。
写不出怎么办？那就抄吧。刚开始当然很想写些好东西，但我明白这急不得，就一直抄写诗文。我在打工之余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学习，一点一滴增加底子。我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带在身上，但店里喧闹的音乐和人声根本让人静不下心来。而且，由于理发店老板是湛江人，教学也是用湛江话，我根本听不懂，还觉着自己被歧视，便哭着和叔叔说不想去了。
2004年11月16日，在叔叔的安排下，我进了华粤五金（深圳）有限公司，成为车间的一名工人，给锁头打包装。一去就皮肤过敏，全身都是疙瘩。因为这事我还去打了几天吊针（笑），一个一心来挣钱的人，钱没进到手却先撒出去了，想想挺惨的。事实上，厂里很多工人所接触油漆的刺激性比我接触的强很多，但他们看起来没什么事。看着他们忍耐燃料的“腐蚀”我心生感慨：有时身体会逐渐适应这个环境，平时做不了的事，似乎在逼迫下就能做了。在那里我好像没有生活只有生存，我感到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活命。
对了，我在打工生涯中受过一次工伤，那天看着被割伤的手指止不住地流血，我忍不住哭了。我去医院的时候身上没钱，也没人陪我去，因为没钱交治疗费，院方不愿意给我缝针。后来我妈知道我出事了，拿钱托叔叔带到医院，医生才给我缝了那五针。最让我痛心的是，我向上级报工伤费用时，来自香港的经理不大愿意让我报成工伤，我写工伤申请书写了很多次才得以通过。后来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裁员把我裁掉了，那笔医药费是我在离开那家工厂时才拿到的。
在这里，每天工作11个半小时，只有周末晚上不用加班，有两个半小时可以休息。底薪499.38元，时薪2.87元，加班4.305元，礼拜六双倍，礼拜天1.5倍。刚进厂很不适应，每天累得半死，除了工作，只想睡觉，每天早上都在闹铃声中醒来，每天晚上头一挨枕头就瞌睡连天。
这些经历为后来《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等工业题材诗歌中所着重表现的反抗情绪奠定了基础。我之所以在诗作的语言表达上采取激进的态度，是觉得社会主流价值观描述的世界，和我所处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那些尊重和温暖，我很难看见。我尤其讨厌有些工厂的制度，非常不人性化。大家常用的“压榨、剥削”都不足以去形容当时那种“残忍、冷血”给我的感受。可能只有到工厂那种特定的环境，才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痛。每天都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的我基本没有闲暇时间。而在这种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五个小时的工作里，我只能拿到很少的钱。当时工作一个小时我只能拿两块八毛七，并且挣来的钱也只够在逼仄空间里做日复一日生存的重复。在这样节奏快，“战线长”又贫苦的生活里，我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要反抗，喊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点声音。
说回那一段日子。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刻板、格式化的生活。被安排，又是被安排！我感觉自己一直像木偶一样被操纵。啥时候是个头啊？
学人：有没有尝试过自己找喜欢的、能够发挥你的写作才能的工作？
周启早：有啊。我自己去职业中介找工作，但这依然没有办法让我掌控自己的人生。黑中介骗去了我120元培训费。我意识到被骗后，为了拿回30元退费，减少损失，又给黑中介写下《保证书》。之后，我去比亚迪生产线上做电池，但听说这种活儿干久了影响生育能力，于是做了二十多天就离职了。
学人：对于你做过的这几份工，有没有总结过它们的相同点？
周启早：两个字——压抑。当时的我觉得去厂里工作的自己像被抓的壮丁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俘虏。唯一能带给我慰藉的依然是文字。我再次尝试写作，不过压根就写不出东西。直到25岁之前，除了在qq空间里写日记，我是不写作的。因为准备不够，就像盖房子没材料，文学方面的底蕴不够。于是我逼着自己疯狂地购买书籍，看不懂就抄，抄《宋词》《元曲》《新诗鉴赏辞典》，也抄佛经。我每天踩着钟点去上班，跑在最前面打卡下班，跑步去饭堂打饭，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回宿舍读书抄书。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我从来没用来睡过午觉。晚饭一个小时，我也舍不得浪费。晚上九点半下班，不到凌晨我不休息，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抄书上。那个时候，我坐在叔叔送我上班的车上，一遍遍大声朗读《古文观止》，还觉得一切都很有希望，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觉得写作的功用在于能够改变个人命运。
学人：什么时候最终开始动笔写作？
周启早：2010年。我偷偷给喜欢的女孩写情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一方面，因为我对喜欢的人说不出爱，便时常付诸笔端，所以情诗写的多些。哈哈，不是有句话说，“恋爱时，傻子也会写情诗”，有时想想做个傻子诗人也挺好的。另一方面，毕竟好多诗人也是从写情诗上道的，所以我当时的梦想就是以一首情诗为自己的代表作而被人所知。
小心眼
我的心眼很小很小
小得像针尖
只允许你从我的针眼里穿过
不过我还是对爱情抱有幻想了。我遇到的“爱情”结局并不像我的情诗本身那么甜美。一个电话终结了我持续两年多的工厂抄书生涯。一个跟我同样喜欢《红楼梦》的女孩邀请我远赴河北共谋生路。只不过在我赴约之后才发现，预期中那小说般的患难与共、白手起家，最终证明只不过是一场传销骗局。
学人：后来怎么样了？
周启早：逃出窝点之后，我继续在和文字打交道的路程上磕磕碰碰着。朋友为了帮我找文字工作，给我做了假简历，让我找到了一个给家具厂写宣传文案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便在工作第三天主动和老板坦白自己没有相关工作经历，离开了公司。
三、工人：被摆放在祭台上的赤贫肉身
学人：开始写情诗后，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诗歌创作？
周启早：情诗的写作持续了整整三年，我觉着终归难逃模仿前人之嫌，除了少数几首，大多不满意。不过，201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很是触动，为我后来的诗歌写作转向埋下了伏笔。
当时我在给工厂做保安，第一天上班，队长就叫我们去抬一位女工。她因为厂房搬迁之后，没给补偿费却被强制辞退了，一直坐着等赔偿，不愿离开。那个女人在被抬着走的半路中摔下来了，我看到她这样就哭了，我绝望于帮不了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绝望的眼神和她的哭泣。后来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也是为那些被侮辱和损害利益的女工发声。甚至有些厂房还给女工发避孕药来抑制生理周期，这对她们造成生理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到压抑和痛苦。因为有时很难感觉到管理我们的是人，感觉他们是在对付你，而不是对待。此时，写诗便成了我抗争的一种手段，即“对这个世界说不”。像那些忍受不了而跳楼的人，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对这个世界说不，这是他们最后的抗争和悲鸣。我认为，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就会想表达，隐忍并不是我的选择。并且我写诗也是一种记录，也是彼时工人内心的证词。
学人：这之后的写作道路也就开始有了转折吧？
周启早：对，出现在2013年。我那时原本想给富士康的内部刊物《鸿桥》投稿，但发现杂志内容都是给郭台铭歌功颂德。后来我去了富士康流水线，测试手机机台。2010年富士康十三连跳的新闻让大家多多少少看见了“流水线工人”这个群体。这之后，富士康流水线多了个人性化的规定，就是两个小时的工作中间要给工人留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这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更多时候，流水线转得太快了，工人需要不断地伸手把产线上的手机机台捡出来，堆在手边等着之后进行一个个检测，因此，10分钟的休息时间只能被用来赶工，我甚至失去了上厕所的自由。
不过，因缘凑巧，我正好遇见了清湖社区学堂（注：一家位于富士康周边的劳工服务机构）的大学生义工，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如虎添翼，开始创作打工诗歌。富士康半封闭军事化的管理，高强度的劳作，使我只能进行碎片化创作，上班的时候想到一首诗歌，等下班的时候全忘了，纵然记住，也是片断。痛苦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写出了不少自己满意的诗歌。在学堂的“演讲与口才”课上，我给大家朗诵自己的诗歌；我又给《清湖学堂》杂志投稿，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诗歌被印成铅字。
这一下我就更来劲啦，工作之余经常思索如何写好诗歌，每到周末便去义工书屋借阅书籍，阅读丰富了我的视野。这期间，我开始接触苏联文学和马克思的著作，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虽然没有把《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完，但流水线上的疲惫和生存线上的挣扎让我颇有悟性。在《剩余价值》这首诗中，我写道：“我们的剩余价值/就是把自己赤贫的肉身/摆放在祭台上/供一部分人大快朵颐。”
学人：书写打工者处境的那几首诗歌，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
周启早：我当时看来，打工者是进退两难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哪里都有苦难，只是多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十余年打工的经历，对打工人群的生活，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稍感性的人读我的诗，或许会因为诗中的待遇不公又残忍而后背发凉，但我想说的是，旁观者尚是如此，那么真正身处于水深火热的人呢？我察觉到了这样的不公，那么为工人发声，便是我的想法。打工不易，而不当工人回农村的话，做个小商小贩有被驱逐的可能，农村的地皮也在被资本家开发，集中起来做一些产业。不仅有资本的诱惑，农民有时也受到权力的压制。在一些不繁华的地区，只有接受拆迁和转卖地皮的条件，“钉子户”的抗争是很难到底的。并且补足房产之后，原来所赖以为生的土地已经没有了，经济收入也在下降，“更好地生活”变得遥遥无期。但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并不代表这是对的，是应该的，我想让这些诗作拥有警醒的力量。
四、不愿意成为工厂制度的殉葬品
学人：你的诗是在记述和表达苦难。这般苦难对工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周启早：对他们的影响不仅是身体的苦难，更是心灵上的。除开用“剥削”这个词来说，他们会受到各种形式和理由的剥削。首先是工作时间长，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人的精神状态不佳，容易出现突发事故。并且因为公司给的工资很少，租房、吃饭成本也很高，他们挣到的收入只能维持你继续被资方剥削。对于这动物般的活法，有的承受不住就跳楼了，主动地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他们不愿意成为附庸，不愿意成为这种工厂制度的殉葬品，而选择做这样的抗争，尽管作用不是那么大。而另外一些人渐渐麻木了，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定位，接受了这样的制度。有时麻木的人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他们对这样的工厂制度洞若观火，也视若无睹。除了生活艰难，逐渐麻木，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工人之间甚至缺少基本的信任。工厂制度把工人与人际交往隔离起来，让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强的纽带。制度里有各种方式让每个人成为单个的人，比如不让熟识的两个人同寝，隔开他们的工位、用白班和夜班将有联系的人一步一步分开。在这种情况下，身心受伤，似乎是工人的“标配”。
学人：工人维权是因为相对弱势。你认为目前打工者的弱势是什么呢？
周启早：首先是打工者先天性不足，一出生就被限制住了手脚，我认为现阶段在农村成长的孩子越来越难以“突出重围”，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其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匀，稍微好一些的老师就会被调到好点的学校去；加上部分地区孩子的约束力不那么强，知识接受不到位，也便失去往上走的资本。然后每个人，就会像被拧的那颗螺丝一样，一圈一圈被按进那个早就有的孔里，并且越拧越紧，很难有螺丝会跳出来。
其次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工人也不够强势。有的人想联合工人队伍反抗，然而并不能生出多大水花。因为在大工厂的流水线上，每一个工人都被原子化了，工厂故意把工人打散，不让他们形成一个团结有序的队伍因为，让“工人罢工”无法建立基础。而本田厂的ba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上完八个小时班的工人在晚上能有联谊的机会。他们能彼此交谈和制定计划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秉持着那样强烈的动力，团结有序地一步一步去斗争，才得以成功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维权的时候，工人更应该保护好自己，搜集到更多虐待劳工的录音、照片、视频等证据，才能增加筹码而抗争成功。既然工人们都选择不做工厂制度的糊涂虫了，那么不打无准备之仗，多做谋划和筹备，也能在为自己争取权益之时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做一个清醒者吧，即使力量薄弱，即使危险重重。
五、诗歌中的乡土社会
学人：除了对打工者的描绘，乡土社会也是你的一个重要写作对象。
周启早：是的，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的《香火》这本集子。其实我觉得它挺烂的，写得很快，少了些有力的批判句……集子里很多诗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让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是《第二次失踪》背后的故事。那个真实故事跟我写的还是不一样的，真实故事是她还活着，并且又回到原来被卖的那个地方去了。其实我是没办法接受她的选择的，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写的时候都快崩溃了。其实对我来说，诗歌是非理性情境下的产物，但是我觉得以“她自杀了”为结尾在那样的情境下是合理的想象。有时我觉得作家或者诗人残忍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像上帝一样决定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事实上我基本上不行使这个权利，但这一次我想让作品更发人深醒。
第二次失踪
直到现在
她都不知道
自己五个孩子的真正父亲
反正都是那四兄弟造的孽
被贩卖18年后
她第一次逃回上炉
乡亲们像看西洋景似的围着她刨根问底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伤心处大家陪着洒几滴眼泪
诅咒一番惋惜一番叹息一番
各自带着满足的神情离开
再添油加醋四处宣扬
没过多久
她又失踪了
沅江河畔打捞上来一具浮肿的女尸
与她的体貌特征基本相符
学人：除了《第二次失踪》，你的诗歌中还涉及到“买儿”、“弑父”等话题，为何作品呈现如此的“荒诞”之感呢？
周启早：这不是荒诞，这些现象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湘西村落里受巫蛊文化的深远影响，都很信神鬼。《一次算命引发的谋杀》将“鬼神命数”当作人因自私无知而“弑父”的通行证。又好比在那有的小孩不好养或者多病，大人就让他们拜石头为父，每年烧香，拜一拜，放鞭炮，觉得小孩就好养活些。我们离城市和中心地带太远了，像是身处边缘。但有时边缘人更能反应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我落笔在此，不仅是因为我所到之处是这样，也是边缘人与社会的关系使然。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们不能用很死板的“标准”去衡量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多样化的东西，用自己的答案去强行规则别人的理解和思考方向，并不是一件好事。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文意，有时是个丰富其内涵的过程，作品或许能在读者的二次创作过程中更加鲜活。
六、不再做时代的俘虏
学人：那对你自己来说，写诗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周启早：写诗是与自己内心的一种交流方式，也像一个灵魂的出口吧，它能减轻我的焦虑，也可以释放我内心那种痛苦。写诗时，我能够感觉到在真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自由，那种书写的自由。而且在写诗的时候我可以不受约束，当时社会和工厂的条条框框将我捆绑着，让我无法正常呼吸，而写作能将我解救出来。一辈子不是做一个糊涂虫，其实挺好的。
现在我想专心下来写点东西，但是迫于生计我还是得找工作，要养活自己啊。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可是小说家写本小说很花时间，需要一大段集中的时间来进行创作。我觉得我还是挺空想主义的，写诗其实挺快的，并且我是那种比较懒散，喜欢穿拖鞋的人（笑）。所以我现在还是现实一点，先写自己能写的吧，写小说就从长计议了。
学人：其实在2015年后，你的打工诗歌作为底层叙事的代表已经被广为讨论和转载。特别是诗集《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香港出版中英双语后，许许多多的文学评论家和社会学学者为你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不过，你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又有什么评价？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
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
拼却一身的力气
拧血拧汗拧乡愁
却拧不出
那个原来的自我
周启早：我将自己诗歌的母题定位为“爱、自由和真理”。过去的种种不幸让我对这几个词有着朴素而真实的理解。我原本只是一个想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写人们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书，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青年工人。但在第一本诗集终于得以出版的时候，我却觉得“追求个人奋斗，通过写作挣钱”这种想法是颗毒瘤，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弃。我想挣脱功利主义的束缚，不再做时代的俘虏。反过来，这种定位也使得我不再患得患失，汲汲于自我的情绪。以前我对做不到的事总是拼了命想要做好，现在就更能接受自己。并且我也没想到我写的诗是现在这种风格的。我现在不仅明白了诗歌对他者的意义，也越发明白了对自我的意义。哈哈，我在给帮助翻译我诗歌的宋德利老师（注：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给你念念？
学人：荣幸之至。
周启早：“诗歌是我灵魂的火焰。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步领悟到，创作诗歌就是一场与词语的生死博弈，我必须死死扼住词语的咽喉，找到无可替代的词语，像小李的飞刀，一刀毙命，像养由基的箭，百步穿杨，总之要快准狠，直击命门。我喜欢全力以赴式的创作。诗歌于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诗歌就是我的命运和遭际的必然产物，她是我灵魂的火焰，思想的结晶，她是暗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我走向光明。”
*访谈内容部分引自清湖社区学堂：《“打工诗人”周启早：他书写的社会与社会刻画的他》、围炉：《对话周启早：不做工厂制度下的糊涂虫》。李雪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