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类战争已经由原来的人力驱动转向了科技驱动，推陈出新的各种军事理论，都离不开对科技的关照，也正是在前沿科技的催生下，战争一路从自然中心战、机器中心战及网络中心战，演进到今天的智能化时代，智能化战争、后人类战争等新概念开始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冲刷着我们对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的原有认知框架。
关于军事技术对军事变革的重大影响，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未来，伴随着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交叉融合，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后人类时代，未来战争的面孔与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后人类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后人类哲学关切的未来
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化之路，“人-技术-世界”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提出的人与技术之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者关系及背景关系不同，从大历史尺度来看，“人-技术-世界”的内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从技术延伸人体，到技术投影世界，直到技术重构人本身。着眼未来，在“人-技术”关系的赛博格与技术重构后的“技术-世界”之间，一种新型的主客观关系构筑起来，这也是后人类主义哲学思潮描摹的未来世界。对此，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也谈到，当未来的生物交叉技术改造人体之后，人类就不是今天这般模样的人了。当然，在早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技术与文明》等作品里，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观点。近年来，一些译著《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超人类革命》《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等也都在关注类似问题。
这个后人类时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然，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只能从科幻电影中去透视。像《阿凡达》《星际迷航》等等，从中我们看到，在人类今天这样一种存在与未来人机混合体之间，有一种变化的大趋势。未来，对于人而言，生物交叉技术在逐渐改造人本身，机械生命体也在逐渐走入现实。对于物而言，在经过人工智能赋能以后，我们会迎来一个充分智能的“脑化社会”。两者交融，我们在未来就将进入一个后人类时代，这个时代的大致特征是人机一体、万物互联、信息融通、普适计算。
对于这样的后人类时代，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而言，受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启发，笔者认为，按照以往的认知，人类本质上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体，有内聚的认知，有肉体的具身，有独特的情感，等等。未来的人将不再是纯粹的人，在后人类主义哲学看来，传统人类的本质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人的认知不是内聚而是分散的，人的具身不是肉体而是信息的，人的情感不是独特而是通约的。后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异源、异质、异构的集合体或混合物，它没有先验的、独立的、自由的意志，也没有稳固的、有形的、有限的生命，而是作为一个“物质-信息”复合体，在不断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着自己的边界与生命。
对于这样一种未来社会图景，当前受制于前沿科技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对于生物交叉技术而言，如今无论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布局的相关科研项目，抑或其他国家围绕脑科学、认知科学及相关技术布局的科研项目，都还尚待重大基础性探索突破。如在全球范围内脑机接口技术研究方面，在实现宏观的脑机接口之外，在微观层面，在生命体和机械体之间通畅传输信息尚面临巨大科学难题。其次，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从时间纵向轴来看，自1956年美国达特摩斯会议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算起，60余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即基于逻辑符号的推理证明阶段、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阶段，以及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阶段。当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得益于算法的优化、算力的提升、以及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计算智能已经充分发展，感知智能也日益成熟，尤其是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快发展，但未来的认知智能要取得大幅跃迁，尚有赖于类脑芯片等相关技术的不断突破。
对于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并发突破及交叉融合后的前景，也有科学家指出，人类生命发展要经历“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生命，第二个阶段是今天我们人类能够适应环境进行学习的生命，第三个阶段是未来人类能够改造自身的一种生命。那时，人作为碳基生命形式慢慢会被技术增强，逐渐演变成“生物-机械-电子”复合体，进而通过不断增强人脑，进一步朝着后人类发展的方向演进。总之，技术起初就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之后技术开始改造世界，最后，技术还将改造人、重构人、技术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后人类哲学关切的未来。
后人类时代的战争变脸——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重构未来军事图景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说：“人们生产的方式，就是军队作战的方式。”被誉为“哲人与将军”的恩格斯也指出：“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两位一正一反讲的道理是相通的，即理解不了科技，就理解不了时代，理解不了时代，就理解不了战争。对于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重构的未来军事图景，将从根本上引发有关战场、战法及伦理等系列思考。
在以往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乃至信息化战争中，无论是陆海空天的自然空间，抑或网电对抗、代码搏杀的技术空间，以及虚实交错、变化莫测的认知空间，战场虽然有重心的不同，但基本都还是界限清晰的。然而，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由于生物交叉技术、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传统的自然空间、技术空间、认知空间将得以贯通，战场将进一步趋于技术化、叠加化及复杂化。近年来，有关外军加快迈向联合全域作战（jado）并大力推动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混合战中的应用，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未来战争的相关变化趋势。
进攻与防御，作为战争的一对基本范畴，其构成的二元逻辑一直是历代兵学叩问的焦点。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后人类时代以后，由于实现了人机一体、万物互联、信息融通、普适计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形成高度一体化的巨系统，战争逐渐呈现出超越“进攻-防御”二元逻辑的演变趋势，对垒双方围绕“控制”而展开的较量将逐渐凸显。对于一个复杂巨系统来说，有序是至关重要的。战争是做破坏功，无论是冷兵器战争与热兵器战争中攻击敌方的将帅，抑或机械化战争中攻击敌方的工业基地等，还是信息化战争中攻击敌方的网络信息体系，无一不是旨在使敌方军事系统失序。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一方只要能攻击对方的脆弱点，使其瘫痪，迫其屈服，就能达到作战目的。有学者称其为失序战，也不无道理。
由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战争伦理困境，主要体现在无人化战争的权利伦理、行为伦理及责任伦理方面，而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所引发的战争伦理困境，则体现在更高维度的有关后人类社会之和平与暴力考量。对此，曾担任过法国教育部长的吕克·费希针对相关问题，曾在《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中，谈及了6大技术前景：基因组学、纳米技术、大数据、机器人技术、干细胞研究及人工智能。倘若在相关技术催化下，人类真的走进了后人类社会，那将是一个更加战乱不已的社会？抑或会迎来一个告别了暴力的和平时代？毕竟，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战争深刻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对其进行道德拷问的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是纵容主义与和平主义。两者都离不开人的意识主体性。没有这种主体性，就没有所谓正义战争与否的断定，更没有人类规约战争的标尺。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沃尔泽的《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依据的就是一种权利理论，奇尔德雷斯在其《正义战争理论》一书中依据的则是一种基本义务理论，其他的也有求助于托马斯主义的自然法则。不管如何，基本支点还是人的生命的自主性，一旦这种支点不复存在了，有关社会暴力与和平注定会成为一个严肃问题。当然，今天的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都还不足以让我们担忧，有关后人类战争的未来也还比较遥远，走上战场的机器人技术还不至于颠覆传统的战争规范，然而，一旦后人类时代的技术冲破了底线，一切就需要重新审视。
英国军事学者克里斯托弗·柯克在研究历史后指出：“虽然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冷战后的‘第二核时代’，原子武器仍然无法被各国利用。对大多数未来战争思想家而言，信息技术和生物交叉技术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应该说，柯克的洞见是极其敏锐的，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最彻底的影响，不是在战争的存在主义层面上，而是在战争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当技术进步不再像最初发明的工具和武器一样，仅仅涉及人体的延伸，而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被纳入或同化到人类身体中去的时候，未来战争中机械生命体战士的身份认同、新兴战法的伦理困境等就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在大脑深处准备未来——从思想、战略及机制等多维度做好未雨绸缪的应对
面对新生事物，惟有创新的思维才能应对挑战。对此，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当米切尔在思考飞机的军事应用价值时，墨守成规者却一如既往地投之于冷笑。当杜黑进一步指出飞机的战略价值而创立“制空权”时，反对者引经据典加以驳斥。对此，杜黑留下一句名言：“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当前，全球科学的研究，在极宏观领域、极微观领域都已取得重大突破，未来面对人脑这样的极复杂领域，揭开相关奥秘涉及生命、意识及世界的本源，一旦取得基础性科学突破，必将引发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链式突破，进而引发有关战争认知范式的颠覆性变革。
军事领域是对科技前沿感知最敏锐的领域。大国竞逐，唯智者胜。这就需要在大脑深处准备未来，从思想、战略及机制等多维度做好未雨绸缪的应对。
作为一个桥梁，人工智能将在加快军事智能化体系的同时，在遥远的未来，也许会像一些科幻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使后人类战争从科幻变成现实。目前，在军用无人机及大数据信息处理等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显著进展，有可能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就未来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技术，它事实上是一种“群技术”，有泛在性、赋能性及抵消性三个主要特征。伴随着生物交叉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两者的交叉融合有可能会带来真正的革命性进展。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在科技革命与军事革命的逻辑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战争较量中对垒双方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面对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进展，必须树立“高地意识”，认真研判方向，谋划发展路径，通过创新发展新一代前沿科技，培植武器装备新的增长点，努力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战争与科技紧密耦合的今天，指挥官如果没有科技头脑，就没有现代战争的入场券。如果在科技与战争研究之间存在断层线，欠缺基于科技的战争理论研究和理论牵引的科技发展研究，这种局面就不利于应对未来战争。展望未来，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必将引发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革，面对人机共生的新未来，战争自然也会“变脸”。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仅仅是成熟科技的观望者、应用者及需求者，还应成为前沿科技的探索者、创造者与供给者。要不断探索建立一种协同创新机制，真正在科技与战争之间架设起汇通的桥梁。
在人类的所有探索中，心智之谜最扣人心弦，大脑之诀最引人注目，在这个复杂性逼近极限的领域，任何细微的进展都难免让人心潮澎湃，都激发人们期许未来。当前，在众多科技分支领域中，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日益呈现出交叉融合的态势，并不断激发出创新火花，未来一旦取得原创性进展，将引发军事领域的“链式反应”，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与预案，不断加强未来学研究，将感知未来战争变革的触角伸得更远。
原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