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第18届蓝筹年会在北京举行，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赵燕菁表示，人口多少判定不是简单用人数来衡量，而是要结合资本和人口的匹配，从人均资本占用率来考量。
以下为赵燕菁演讲内容节选：
“七普”公布后，社会议论非常多，特别是对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划生育“国策”——计划生育到底是功还是过？计划生育是应坚持还是要放弃？当初反对计划生育的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吗？......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就事论事。我们不能把当年的决策放到今天的场景里，然后傲慢地认为我们比当时的人更聪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追问，就是为什么计划生育提出来时，中国只有6、7亿人口时，会认为人口过剩，而今天人口总量翻倍，14亿了，人口不足反而成了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只有在正确的分析框里，才能将人口问题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
可惜这样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并不存在。现有理论框架没有一个能回答何以人口总量少的时候人口过剩，人口总量多的时候人口却反倒不足。现有理论中，可以勉强借鉴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学里的“马尔萨斯陷阱”，一个是发展经济学里“二元结构”理论里的“刘易斯拐点”。下面我就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我的分析框架。
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在古典世界里，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牧场，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达到一个临界点，就只有通过饥荒、战争、瘟疫大量消灭人口，才能恢复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平衡。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正确性。显然，如果人口增长不能伴随开疆拓土，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经济走向崩溃的唯一条件。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由诺奖获得者刘易斯在其“二元结构”模型中提出。按照这个理论，现代经济里由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组成。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因此可以按照其劳动生产率给定的价格，“无限”地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如果非农业部门增长吸收的劳动力快过农业部门劳动力增加，到达一个临界点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就会从供大于求变为供不应求。越过这个“拐点”，劳动力价格就会从农业部门生产率决定，转变为非农部门生产率决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价格急速上升。那些劳动生产率低于边际劳动力价格的产业就会出现衰败（首当其冲就是农业），甚至退出经济分工（比如产业外迁）。
现在把这两个理论合并为一个更一般的陈述。我们将经济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资本是马尔萨斯框架里的耕地和刘易斯框架里的非农部门；劳动相当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人口。资本是未来劳动创造现金流的贴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恒等式。资本和劳动分别在等式的两侧，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镜像关系的假说：“资本不足，人口一定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人口不足”。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数量，而是相对资本是多还是少。换句话说，人口和资本过剩还是不足，是由双方互相定义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生育提出的历史场景。
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建国以后最强烈的一次“内卷”——“三年自然灾害”。所谓“内卷”就是“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导致人均资本下降的一种经济过程”；与之相对应，“外卷”则是其逆过程，“资本增长快过劳动的增长，导致人均资本增加的过程”。1950年代，在苏联外来资本输入下，人口增加迅速，鼓励生育是政策的主流。中苏关系破裂后，外部资本来源突然断绝，资本相对人口的骤然萎缩，导致中国经济急速内卷。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不仅仅有计划生育，还有接踵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所有这些都是资本急剧萎缩导致的城市人口突然过剩。
计划生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限制人口增速使之与资本增速相匹配。为什么要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必须是集体行为，在资本有限的经济里，依靠家族成员互保是对冲风险的主要方式，成员数量的增加可以在有限的资本里，分享更大份额，一旦危机来临，人口较多的家庭会有较大的生存几率。但每个家庭的“理性”合成起来却是集体的“谬误”——当每个家庭都希望比其他家庭增加更多的成员时，整体经济也就更快地走向马尔萨斯陷阱。在资本极其短缺的60年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新的“自然灾害”会很快到来。正是因为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相反，所以必须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才能保证每个家庭不能侵占其他家庭的生存机会。
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人口7亿的时候人口过剩，14亿人口反而会不足？”这是因为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总量，而取决于相对资本总量的变化。在资本增长缓慢的阶段，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马尔萨斯陷阱到来的唯一手段。不管计划生育本身有多少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抗经济“内卷”的最伟大的尝试。其是否“人道”所对照的参照系应当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平均分配生育指标，就是在平均分配生存机会。站在今天的立场指责前人的“错误”，不仅傲慢，而且愚蠢。
19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资本增速长期低于人口增速。就业不足是历届政府的头号焦虑。这一焦虑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大家一定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朱镕基内阁提出经济增长一定要“保8”，就是因为8%的增速才能保证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使得经济不会再次内卷。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经济增速保的就不仅是“8”了，而是要更快。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户籍制度”，其背后也是城市就业的长期不足。
人口不足是在人们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不到十年时间里，“招工难”、“用工荒”从沿海蔓延的内地，导致工资快速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外迁。城市之间突然爆发的抢人大战，使得人口净增加超过gdp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诟病多年的“户籍”问题，忽然间在绝大多数城市不复存在。按照我们的框架判断，一定是资本已经从不足变为过剩，其规模和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长期不足的资本开始突然增加了？是什么时候达到“刘易斯拐点？”只有找到“刘易斯拐点”，才能判定计划生育是什么时候从“合理”变为“不合理”，并正确评价计划生育的功与过。在常规经济增长中，资本超过劳动的往往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反复胶着的“过程”，只有通过劳动工资的长期增长才能在事后得到确认。但中国不同，我们可以精确的找到这个“点”——不仅可以确定到年，而且可以精确到“日”——2004年8月31日。这就是每一个开发商都刻骨铭心的“831大限”——从这一天开始，所有城市建设用地都需要招拍挂，它标志着发端于1982版宪法的“土地财政”制度正式完成。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乃是因为中国的最大的资本来源就是土地。同土地资本市场相比，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的规模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从这一天起，中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急剧上升，从几百亿、几千亿到上万亿，去年是8万多亿。但这远不是全部，通过土地招拍挂和住房二级市场定价的资产，远超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资本市场。现代经济里，债务的对面就是资本，体现在金融系统中，就是不动产信用作为抵押品创造出了海量货币（m2），中国经济因此从低效率的实物分工，进入到高效率的货币分工。常有人把美国的股市、日本的债市和中国的房地产并称为世界资本市场“三大泡沫”，实际上，这两个市场和中国土地市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睥睨全球的资本大国。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在所有重资产领域——城市、基建、军事、科教、创投——展开与全球所有国家的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超过发达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说中国破坏了资本国和劳动国分工的国际秩序并没有错误。最近有一种说法，说是公知通过唱衰中国误导美国的精英，掩护了中国史诗般的崛起。其实，2004年之前，中国崩溃论并没有大错，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只是由于2004年土地市场的爆炸，中国经济快速裂变，才使得中国逆天改命，让章家敦、黄亚生们的预言沦为学术笑柄。
人口学家蔡昉最早提出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正是从这一刻，中国资本增长速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人口增长。上面这张图反映的是亚洲主要国家劳动价格和资本价格之比。大家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中国的曲线一直很平稳，到了2005年这个曲线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陡峭，唯一解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资本突然增加，变得非常便宜，而劳动的价格由于短缺突然开始持续上升。如果这个曲线是对的，那么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在东亚会迅速接近韩国，而比日本更严重。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是非了：1）2004年以前，计划生育不仅正确，而且必须。由于计划生育的减少，使得中国2004年之前很可能躲过至少一个“马尔萨斯陷阱”；2）2004年以后，计划生育则应当立刻放弃，甚至应当走向鼓励生育。大量的资本剩余很快将导致中国人口从过剩转变为不足。2004年之前，计划生育功大于过，张艺谋在之前生二胎应该罚；2004年之后，计划生育过大于功，张艺谋生三胎应该奖。当然，2004年时，土地金融的效果谁也没有料到，现在提这些都是马后炮。但至少2014年，也就是10年后，就应当看得很清楚了。这时候用工荒在沿海地区已经非常普遍。对土地财政的重新评价已经开始，2014年之后再提出放弃计划生育已经算不得什么“先见之明”了。
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放开计划生育还有用吗？答案是没用。你可以用绳子拉动一个物体，但却不能用它来推动一个物体。生育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的子女抚养成本上升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资本过剩。原来家庭为什么倾向于更多生育？因为在资本不足的经济里，家庭成员互保是降低风险的最主要手段。而这资本充足的经济里，通过社保、养老和住房的金融工具对冲风险的作用远大于子女。正是因为抚养子女的效用的降低，才导致抚养成本的上升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诱因。在资本剩余的社会，简单放开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根本没有用的主要原因。日本、韩国等没有计划生育国家生育率的下降也证明了这个推测。
鼓励生育不是简单发钱，也不是单纯去降低抚养成本，而是要重建投资下一代的效用。没有效用资产，成本再低也不会有人投资。要重新发现生育的效用，就必须将资本与生育率挂钩，新加坡的获得组屋条件，就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挂钩——不结婚就不能参加组屋计划（多年后才放宽至40岁以后仍未结婚者）。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将养老金、社保、保障房分级，然后与子女多少挂钩——子女多的标准高于子女少的，没有子女的只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障。进一步，还可以将社会劳动再生产作为新的“国策”，所有公共福利——从就学、交通、就医——都和子女数量挂钩。要将人口再生产作为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市场信号和计划相结合，让生育多的家庭分享社会更大的资本份额，将生育变成有价值的经济行为。
在新的劳动-资本结构下，城市的人口对策也要随之改变。
传统的城市规划里，人口增长是自变量，只要预测一个数，然后将其转变为各类用地面积——基础设施用地、学校医院、商业等等——并落实到空间上。换句话说，人口无需政策引导，只需完成空间与人口的“配套”。但是到了今天，城市仅在总量上规划人口已经不够了。相对总量而言，人口的结构更重要。因为人口问题对于城市而言，不是多寡的问题，而是城市财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由于养老金很快会成为城市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城市人口应当被分为缴交养老金人口（就业人口）和不缴交养老金人口。不缴交养老金人口又可以分为不领取养老金人口（就业前人口）和领取养老金人口（退休人口）。人口规划就是要确保缴交养老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会下降。因为一旦这部分人口比例低过一个点，养老金的收支就很难再次恢复平衡。当城市养老金缺口只能靠借钱或者转移其他人的养老金填补，就会导致就业人口不可逆流失。一旦城市进入收缩状态，城市资本市场会快速消失，经济就会出现内卷（人均资本下降），城市财政也将变得不可持续，低房价、低地价导致的恶性循环，就像人得了癌症一样，非常难救。而所有的城市价值投资者，都应当将城市就业人口占比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参数。
现在一提起推迟退休，舆论就会群起反对，但很遗憾，这可能是挽救城市财政的唯一途径。两个原因，第一是人的寿命一直在延长，第二是教育年龄不断延长。如果工作时间不变，较短预期寿命缴交的养老金可能不足以覆盖较长的预期寿命。如果农民工16岁就业开始缴交社保，干到60岁，一个博士生，30岁就业，也干到60岁，少交14年社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每一个人预期寿命里，纳税时间占总寿命的比重应当时不小于一个最低的比例（比如不能低于60%），晚就业就晚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领取标准应当和缴交养老金的年龄直接挂钩，纳税年龄越长，养老金标准越高，缴交年龄不足的，只能享受报低标准的养老金。
城市规划在分配资源时，要尽量吸引就业人口（缴交养老金），不要吸引耗税人口（退休人口）、不纳税的人口。比如三亚弄了一大堆老人养老，没有税收，没有贡献，看上去人口净增加了，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因为外国养老通过财产税，可带来持续收入，中国没有房地产税，卖地赚一次钱，但是税收没有增加，而养老社保消耗的是持续的现金流。当然，如果一个城市要转型为养老城市，就要重新设计税收结构，比如增加财产税，降低增值税等。前提是税收设置权力要下放地方。
至于老人占用重要岗位抑制青年人上升通道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上解决，比如在政府可以转为非领导职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才是一个社会极端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人才所需要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仅仅因为年龄而强迫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退出经济活动，将会给一个经济带来巨大的无形损失。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的任正非，如果强迫任正非在六十岁退休，华为面对美国的制裁绝没有今天这样强悍的战斗力。对照组就是同在深圳的中兴，遇到危机不得不让侯为贵重新出山。
企业如此，政府也是如此，如果按照中国的退休标准，美国总统去年的两个候选人在竞选时就应该退休了。只有经过实战那些真正优秀将领才能脱颖而出。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相当于一场伟大经济战争。中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涌现了一大批天才的城市经营高手，但他们却不得不在事业的巅峰将岗位让给那些缺少实战能力的新手。不仅政府如此，那些需要积累的经验学科，比如医生、设计师都是在60岁左右才达到炉火纯青，让这些杰出人才和普通体力工作者那样在60时去跳广场舞，是对人力资产的巨大浪费。怎样识别人才并尽量延长其工作寿命，是利用“老龄红利”的重要课题。
人口是经济的慢变量，其效果一般会过很长的潜伏期。而一旦发现人口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晚期。劳动和资本的分析框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工具来预测人口变动的趋势并及早提出对应的政策。如果没有合适的分析框架，现实人口政策对资本爆炸反应非常慢。新的分析框架显示，中国从几千年的资本不足，突然变为资本大国，发生在短短几年之中，资本快变量使得人口也突然成为一个快变量。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口政策必须急速掉头。任何低估和延误都可能给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这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如果现在打压“土地财政”的一系列骚操作真的获得“成功”，房地产市场崩盘将会导致中国资本的急剧萎缩，其严重程度远大于苏联当年撤资。房价暴跌不仅不会解决住房难的问题，而是会导致比“三年自然灾害”更严重的人口“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