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下午，本文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 暨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清华大学获奖教师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去年“824”座谈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
我再次回到学术界，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国内国外学术界相对关系的变化。2004年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我们总体上还处于“学习”、“模仿”、“跟跑”之中。现在，中国四十年的成功实践已经吸引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很多人希望了解、研究和借鉴中国的经验，据我有限的了解，全球范围内，研究创新问题、城市发展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教育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全球价值链问题等，不考虑中国这个因素，就不会被认为是重要研究、前沿研究，趋势研究。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者当然有优势，我们面临并跑为主并在有些方向领跑的时代机遇。我离开学界时间较长，现状了解不够思考也不够，概括不了文科学术研究的增长点这个大题目，这里仅就我多年的一个研究领域即对外开放，也是这次获奖论文的主题，谈几点个人的研究体会。概括为一句话，学术研究要贡献尽可能普适的知识体系。
强调特色时尽量寻求规律，规律越稳定越好。
从我研究的开放问题看，中国的开放在起点和步骤上、在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截面上，的确显示出与多数国家开放模式的较大背离，但从长期趋势和本质特点看，仍然能看到与多国显示的普遍规律的高度契合。例如我们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轨迹，与众多发展中国家表现相似，在不少学者甚至决策层看来，并不完全合意，提出了质疑并力图改变，但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这些变化必然出现，这些阶段不可跨越。
阐释现象时尽量寻求理论，理论越普适越好。
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讲故事，而是要有分析框架，让我们的独特信息能被合理地还原成理论原素，置于知识体系中进行合理安置和组合，构成预判未来的能力。例如通过观察可移动与不可移动要素比例这个影响贸易结构基础条件在中国的特点，30年前、20年前、10年前我们做出的预测一一呈现，现在我们依然在考虑五年后十年后的变化，例如预言加入更高标准贸易协定为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前瞻性是理论的一种重要力量。
总结经验时尽量寻求比较，比较越多元越好。
所谓研究，比较是基本要素，能解释多种不同表象，理论一般性和适用性才较好。要寻求“事不同理同”的境界。例如，用“各种要素边际收益相同时资源配置效率最高”，能较好地解释各国选择不同开放模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的开放模式极大促进了增长，但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极低收入的巨量农村可转移劳动力。而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国有经济中的就业已占绝大部分，没有为这种开放模式留下多少低成本、待转移的劳动力，很难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业产品出口。
努力创新时尽量寻求借鉴，借鉴越丰富越好。
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也要重视全球学术界多年努力积累的学术存量。例如，毫无疑问，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的能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对长期投资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借鉴一些国际学术界更通用的语言讲述这个优势，就可以表述为投资是长期行为，产权能得到长期保护很重要，法律是一种保护，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也是一种有效保护，都是鼓励长期投资行为的制度因素。能容纳愈多的现有学术概念，我们的理论创新就愈容易被更多的学者和学派所理解和接受。
讲这几点是想表明，我们当然要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创新，这是我们的根本遵循和指引。但我们的学术雄心应该更大，学术胸怀应该更宽，学术视角应该更广。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要观察和解释世界，努力构建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适用的学术体系，能够容纳和解释更多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成为全球主流学术体系中独特而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