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西方（欧洲、美国和东方的日本）的中国研究从其产生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包括：1、经典研究阶段；2、区域（或者国别）研究阶段；3、社会科学研究阶段。总体而言，除了近代之前的日本，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对中国的研究尽管也经历了起伏，但从来没有成为过西方国家的显学。而今天，随着西方思想界本身的衰落，中国研究也濒临死亡。
经典研究阶段
西方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大学是对宗教经典进行解读的场所。大学的这一主要功能也影响了西方的中国研究。在西方，汉学（sinology）或者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被定义为对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的研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对古典文献的研究。
早期的汉学相当于把西方本身的语言学（philology）应用到中国研究，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sino-”的词根从拉丁语“sinae”演变而来，而“sinae”则是古希腊的用语，来自阿拉伯语中的 “sin”。学术界一般认为,“sin”来自于当时的人们对中国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国“qin”的称呼。
在汉学研究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些差别。在欧洲，汉学（sinology）指的就是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但在美国，中国研究是一个广义的说法，“汉学”只是中国研究的一个次领域。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较之欧洲，美国的历史短，没有自己的经典。尽管美国和欧洲同属一种文明和文化，美国也有欧洲式的经典研究，但并不受重视。第二，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在美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社会科学便是实证科学。欧美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知识层面的劳动分工，大多数思想和哲学思考都产生在欧洲，而美国则是在欧洲人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简单地说，欧洲人提出命题，美国人进行论证。这种情况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较之欧洲国家，美国的中国研究是最具社会科学化的。
在日本，sinology即 “kangaku” (漢学)，或者“汉研究”（han studies）[1]。传统上，日本的汉学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类似于中国的“国学”研究。这种情况近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最先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很多西方概念都是日本学者先翻译成汉字的，我们之后直接借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崛起，对华野心日益加剧。相应地，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全面、细致和深入的。近代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深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这使得日本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不过，各种因素（包括自成一体、市场足够大和语言等）使得日本的汉学并没有和其它西方国家发生有机关联，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但很多既懂中文、也懂日文的西方学者受惠于日本的中国研究。
在西方，尽管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对东方有着不同的猜想，但苦于交通的限制，西方人对东方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一路打到欧洲，打通了欧亚两大陆交通。自马可波罗以降，欧洲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渐多了起来，但仍然没有系统的信息。比较成型的“汉学”最早见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传教士中间。或者说，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的是欧洲的传教士。为了传教，传教士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因为传教士本身是《圣经》（西方经典中的经典）的解读者，他们也自然通过解读中国的经典来认识中国。对他们来说，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就相当于西方的《圣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期间，西方的汉学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在欧洲启蒙学者眼中，中国是理性、启蒙和文明的象征。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积极看法导致了欧洲人对中国儒教、道教、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深入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阶段：近代西方的中国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挑战传统的汉学研究，提倡把中国置于“区域研究”或者“国别研究”之下。这种转型的一个重大背景就是冷战及在美国发生的“谁失去了中国？”的讨论。冷战把世界一分为二，中国开始时倒向西方的对手苏联，之后又从苏联阵营独立出来。尽管冷战时代，西方的研究焦点是苏联，但在中国和苏联关系闹僵之后，西方也开始强调对中国的研究。六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提倡把中国研究和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开始质疑传统汉学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是否仍然是有用的工具。人类学家史景纳（g. william skinner）呼吁汉学研究借用社会科学方法。史景纳叫出了“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的口号。史景纳本人对中国区域市场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人类学）研究中国的典范。不过，这段时期也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例如历史学家frederick w. mote就认为汉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科，不需要刻意和其它学科发生关联。也有不少学者认同这种看法。
在整个冷战期间，香港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信息重镇。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和西方学者拥挤在香港，对中国大陆进行近距离“观察”，解读中国官方的各种出版物，希望从字里行间找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机会采访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的人士。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的中国研究就是从香港开始的。当然，不只是傅高义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多西方学者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冷战期间，香港“培养”了一大批汉学家。（应当指出的是，香港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也和这种情况相关，香港的学者大都接受了西方的学术方法和价值观，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是被“殖民”的。）
也应当指出的是，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深刻地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美籍德国学者魏特福格（karl august wittfogel）因为其巨著《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而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维伯（max weber）式的学者，就是说，魏特福格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论述犹如维伯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和论述。但如果人们有耐心读完魏特福格的书，就会感到失望，因为整部书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远非维伯对欧洲社会的客观研究论述。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迎来了汉学或者中国研究的一个好时代。对西方大多数中国研究学者来说，他们终于可以进入中国，对中国进行“社会科学式”的研究了。尽管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他们可以在中国采用田野作业、直接观察、访谈、数据收集等方法对中国进行研究。一些学者提出“新汉学”（new sinology）的概念。“新汉学”主要表现为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自八十年代以降，西方的中国研究逐渐脱离传统的“区域研究”。在美国，传统上和欧洲一样，中国研究往往被置于“东亚研究”“亚洲研究”或者“中国研究”的范畴下，并且和语言、文化、历史、文学研究融合在一起的。但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研究逐渐被置于社会科学的各个范畴之下，例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而“区域研究”领域只剩下传统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文学等。
的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的中国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大量的中国案例研究不再像传统研究那样把中国视为特例，而是把中国和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结合起来，把中国置于比较的角度。再者，也有一些学者不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而且试图把中国现象概念化，甚至理论化。
繁荣中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尽管就数量来说，中国研究的文章和书籍越来越庞大，但究其本质来说，西方的中国研究已经失去了学术意义，走向死亡。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看这个大趋势：
首先，就方法来说，西方的中国研究大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十八、十九世纪兴盛起来。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体现为宏大的叙事，表现在黑格尔、马克思、维伯、图尔凯姆等等的著作中。二战前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转向中观研究。八十年代之后，转向微观。转向微观研究对西方来说还说得过去，因为宏观和中观的都做了，转向微观很自然。但即使对西方来说，只有微观没有宏观也是个大问题。西方自上世纪60年代之后，没有出现过任何社会科学大家。但转向微观对中国研究来说是致命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研究还没有经过宏观和中观的阶段，直接转向了微观研究，结果怎样呢？很简单，人们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人们不断追求着各种所谓的科学方法，民调，量化，数学化，模型等等，量产着研究文章，也不乏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但大多数文章，不知所云，好像在研究中国问题，又好像不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既解释不了中国问题，更无法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除了圈内人物互相引用之外，没有任何一点价值。
其次，意识形态化。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本来具有建设性，因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不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但是在中国研究领域，比较成为西方学者宣扬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一旦把西方的价值观例如民主自由人权套在中国研究，学者们所进行的往往不再是中国研究，而是中国批评或者道德评判。这种情况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变得越来越甚。
再次，不仅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方“文明优越论”中所包含的文化偏见也深刻地制约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西方不是铁板一块，西方文明本身也是多元的。再者，西方也是提倡多元的，西方对其内部的不同和差异还比较宽容，即所谓的多元主义。但这并没有丝毫表现在中国研究上。对中国文明，西方学者毫不宽容。文明的优越感使得即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积极态度的学者也很难做到客观地看中国。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有思想（对事物的看法），但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系统的知识体系）。
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研究上，西方整体都在“美国化”。传统上，欧洲国家尤其是具有哲学精神的德国和法国对中国有其自身独特的思考。但今天这种情况不再。不仅仅是媒体在美国化，学术研究思维也在美国化。
此外，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的衰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西方社会科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状态。这种情况也大大拖累了中国研究。今天的西方中国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道德价值等。只差有人出来宣布“死亡”了。
东亚的日本、韩国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东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和韩国传统上对中国有自己的研究。但现在都被有效地美国化了。这表明美国文化的滲透能力，东亚学者的思维被有效地“殖民化”了。
其实，中国研究在中国本土也面临着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本来，中国研究无可非议地需要依靠中国学者本身。但很多因素在阻碍着中国学者履行这个角色。在中国本土，存在着三种情况：第一，一些中国学者同样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判断和评判中国，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为极端。第二，方法论方面比西方还西方，把西方的方法推向极端，没有任何反思精神。第三，本土派的学者则是占据另一个极端，往往处于自说自话的境地，既不像传统的国学，也不像近代社会科学。
荒唐的是，在西方，随着中美之间冷战的开始，中国研究替代了冷战时期的苏联研究，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研究。冷战对美国的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兰德公司研究模式，包括博弈论、交叉学科研究、行为模式、沙盘推演等等方法都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甚至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在哲学层面，中西方冷战也产生了一些深刻的哲学思考，六十年代西方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思考都离不开东西方对立。
那么，中美冷战局面下西方对中国的关切是否会促成西方社会科学的转型和复兴？这种转型和复兴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日益渐增的外在压力是否会转变成为中国学者的动力来建设中国本身的中国学？这些都是今后需要加以密切观察的问题。
注释：
1. 无论是在古希腊的“sino-”还是日本的“漢学”，这里的“汉”指的是文化、语言、哲学等。但近代以来，人们在“汉”字下面加了一个“族”字，“汉”从文化演变成为“汉族”。中国文化中有“家族”、“宗族”等概念。民族的概念是西方的，从西方进口而来。因为我们缺少概念，就搬用了西方的概念。这不得不说一个遗憾，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认真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