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在日本逐渐开始使用思想战这一概念。最初主要是一种狭义的用法，指在战争中对宣传、谋略等的运用，即所谓宣传战，有时也把外交战等内容包括在内。与此同时，总体战的思想也逐渐开始传播，强调动员国家全部的力量进行战争，尤其是对物质力量、经济力量的有计划的综合运用，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也很重视对国民思想的操纵。但在当时还没有形成把思想战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的认识。日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展开，思想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辅助性的手段，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与武力战、经济战等并列，共同构成所谓总体战。这种意义上的思想战，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日本国内而展开，即对日本国民的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
目前，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涉及思想战的研究成果特别多，而另一方面，直接以思想战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却又特别少。例如，笔者在写作本文之际，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全国期刊论文目录索引，在标题中出现“思想战”一词的论文仅19条，其中真正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思想战有关的只有5篇，而这5篇也无一正面研究日本侵华思想战问题，只是研究某些人物的思想、某些组织的活动等。中国学界的现有状况也是如此，虽然涉及日本对华宣传、文化侵略、占领区奴化教育等，与思想战有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多，直接以思想战为对象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据笔者所见，仅有谢嘉的一篇短文《侵华日军的“思想战”》（《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以及陆安的《论日本对青岛的“思想战”》（《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至于研究专著，中日两国学界目前均付阙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史料的限制。与纳粹德国在战败后发生了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不同，日本在战前和战后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政治统治机构上的延续，使得相关档案的解密和公开受到极大的限制，长期制约着有关研究的发展。
第二，学术关心的偏重。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资料状况的改善，有关日本战争时期的思想镇压、精神动员、宣传教育等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日本学者的关心所在，集中于战时当局的思想镇压和民众的思想受难，缺乏把日本的思想战作为战争政策的一环来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在战后美国宣传的影响下，日本学界通行的分析框架是“国家权力的镇压和统制”与“民众、媒体等的受难和抵抗”。[①]这种立场，不利于把思想战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来进行研究。而国内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则主要是从抗战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日本的对华宣传、文化侵略、占领区奴化教育等。重点在于整理史实和谴责批判，较少从日本的战争政策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对其思想战政策在日本国内展开的情况更是鲜有涉及。
可以说，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把日本的思想战作为一种独立的战争形式，从对内、对外两个角度来进行整体考察的方法论意识。例如，荻野富士夫关于特高警察、思想检事以及文部省教学局的大量研究，其关注点就是日本国内的思想统制等问题。其力著《特高警察体制史》（せきた书房，1988年）的副标题便定为“社会运动抑压取缔的构造和实态”。尽管他也注意到，在1930年代，日本军政当局对出版、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的统制体制的确立，既是“针对剧烈发展的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社会运动进行镇压的产物”，也是“统治阶层为了实现侵华战争而进行思想统制和动员政策的结果”，却并未深入分析日本国内问题与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毕竟，对于此种类型的研究而言，战争只是分析日本国内问题的历史背景，而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尽管如此，中日学界先贤的努力，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间接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与写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笔者不拟泛论战时日本对内、对外的思想统制、精神动员或宣传教育等，而是把思想战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日本总体战的核心内容之一，来进行研究。本文主题是考察日本军政当局对思想战的认识。前面提到，关于本课题的现有研究成果中涉及思想战的很多，以思想战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却非常少。实际上，在史料中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涉及或者谈论思想战的史料特别多，但是在战时日本官方文书中，以思想战为主题的却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战不重要，实际上，除了大量涉及思想战的官方、半官方、民间相关文书资料和出版物之外，日本政府还多次组织思想战讲习会、举办思想战展览会、编制发行宣传小册子，等等。史料上的矛盾状况，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军政当局在对思想战的认识上的某种混乱。一如日本的整个战争指导，虽然不断地强调一元化，最终却也未能真正实现一元化。日本军政当局在侵华战争时期对思想战的认识和政策导向，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下立足于对核心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尝试探讨其每一阶段的基本特点。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一战之后，日本虽然出现了各种总体战论，但主要强调的是经济统制和物质动员，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尚处于辅助性的地位。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际，日本还不存在统一的负责情报宣传的国家机关。事变之后，伴随着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思想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日本逐步设立各种与思想战的决策和执行有关的机构，主要有文部省的“思想对策协议委员会”、内务省的“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部”、外务省的“情报委员会”和内阁“情报委员会”等。在机构整备的同时，由司法省主导，逐步加强思想立法，颁布了《思想取缔方策具体要纲》、《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这一时期日本思想战的重点是针对日本国内，强化思想方面的镇压和控制，逐步建立思想统制体制。相应地，当时日本的思想战论基本上是附属于总体战论的，旨在为总体战体制的构筑造势。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日本的思想战论的叙事原型。
1934年2月，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发行了一本名为《思想战》的小册子。[②]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日本官方发行的系统论述思想战问题的最早文本。此后发行的论述思想战问题的官方文件或者小册子，有多种都与这一文本内容相似，甚至连章节安排都高度重合甚至近乎一致。可以说，这份小册子，提示了日本官方关于思想战的认识原型。
这份小册子起首引用《孙子兵法》来解释思想战，首先强调了思想统制的重要性：“所谓道，谓治国计兵以道、上下一心、举国一体、使不畏危。此乃国民之思想统制的根本，依以自守、依以破敌之第一步。”然后引用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论道：“此可解释为包含了今日所谓思想战、政略战。” [③]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相关文句来论述思想战，在战时日本是颇为常见的叙事方式。
该册子从一战时期的总体战、宣传战谈起，强调德国败于英国的教训，构成了另一常见的论述套路。其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采用的思想战的手段，被称为所谓宣传。其方法有对报纸等其他言论机关的利用、撒传单、电报、海报、活动写真，另外还有情报发表、依靠人与人的接触的对话、演说、示威运动等，真是非常广泛。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对敌国的宣传、对中立国的宣传、对本国国民的宣传。” [④]
虽然渊源可以追溯到一战，实际上直接刺激日本军政当局的对思想战的重视的是“九·一八事变”，这本小册子也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满洲事变明确地警告我们，近代战争中有武力、思想政略、经济这样三个作战部门。[⑤]”不但如此，“满洲事变爆发之后，在以日内瓦为中心展开的思想政略战中，日本也完全失败了”。关键原因在于日本“朝野对于此种国际折冲终究是作为近代战争手段之一的思想作战这一事实，缺乏认识。” [⑥]。
这本小册子中关于思想战的具体认识的几个要点，也基本上都被以后的思想战论所继承。
首先是对思想战在近代总体战争中的地位的认识问题。形式上思想战被置于和武力战、经济战并列的重要地位。如其论道：“过去的国防战争中的思想、政略、经济等大概只被认为是武力战遂行的辅助性要素，不过被看作是所谓武力战的附属手段，或是武力战的后续。然而，在今日之国防战争中，思想战、经济战几乎和武力战以对等的形态出现。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国防战争的根本在于思想战、经济战的时代。”[⑦]又道：“所谓思想战，在上述的广泛的意义上，是与武力战相对应的，或者是也能够诱导武力战的，大规模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东西，是近代国防战争上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⑧]但这本小册子潜在的论证逻辑是：因为战争已经发展为近代战争，而近代战争必然是总体战，所以需要重视思想战。显然其真正重视的是总体战的顺利进行，而不是思想战本身。思想战实际上依然被认为处于附属地位，尤其是对于对外思想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当时日本当局尚缺乏尝试制定具体的思想战政策的意图。
既然是总体战，包括思想战在内，便需要实现体制的一元化。小册子强调：“能够把武力、经济、思想政略等各种作战手段进行一元化统制的国家，将成为近代战争的胜利者。而这些作战手段，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必须基于统一的一定的方针，遵守一贯的指导方策，遂行贯彻之。”[⑨]关于日本的思想战机构，小册子强调需要整备统一之：“无论平时战时，为了完善近代国防，国家必须基于一定的方针，建立置于统制之下的思想战线，对敌国期以必胜。因此，有关负责思想战的机关的整备及运用，很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对于敌国的思想攻击，有必要做好准备，以充分的觉悟和警惕，立于不败之地。”[⑩]这里反复出现的对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差别消失的强调，实际上也起到了鼓动扩充军备的作用。
第二，思想战论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作一种宣传的理论工具，特别是以“思想战”的概念，来理解战争的道义性问题、国际舆论的向背问题，以此来解释扩张主义的日本所处外交困境。日本认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而这两者在中国的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该资料强调，在一战之后，倾覆了德国的列强，将矛头指向日本。英国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日本的学界和言论界。“日本看起来似乎成为在思想战上的明显的失败者。”然后回顾了日本和英美在裁军问题上等的对抗，认为华盛顿条约、“在伦敦海军条约中海军比率问题上的惨败”、“由日本自己的手进行的陆军军备的大整理”等等，都是日本在思想战上失败的表现。[?7?6]其意图显然在于煽动日本国民当下的危机意识：“作为最近的情况，支那的大半已经基本被赤化，共匪恣意横暴，对于对岸的日本来说，在思想国防上真是非常危险。” [?7?7]“近来面临着1935、1936年的国防危机线，日本最应当警惕的是，不要再像以前缔结华盛顿及伦敦条约那时一样，遭到思想战上的惨败。真正的举国一致，只有在全体国民从列强思想攻击的魔手中解脱出来，深刻认识到日本所应该坚持的本来的大道之时，才能够实现。” [?7?8]这样的论调，显然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煽动日本国内的危机感，而不是说服敌对方的国民。
第三，乞灵于日人自以为是的皇道观念，缺乏对思想战的指导理论的探讨。该小册子宣称：“主导太平洋时代的日本思想战的大根干，必须尽快确立于无论洋之东西、时之古今，皆通行不谬的皇道文化圣战之上。一言以蔽之，即‘皇化’。赤俄若以‘赤化’为口号，则我们应以‘皇化’为标语。其大使命为真正的人种平等、四海同胞以及人类的幸福和平。自此大使命及其效用而观之，‘世界皇化’与‘世界赤化’相比，作为思想战的大根干，诚优越万万。……近代日本的思想国防如斯始得全乎。” （黑体字是原文——引用者注）[?7?9]
这本小册子所构成的原型，为日本以后的思想战论所广泛继承。例如，1934年10月，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制了一本极其著名的小册子，即《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7?0]。其中关于思想战的论述，基本继承1934年2月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发行的《思想战》，只是关于某些问题论述得更加细致。尤其是关于总体战与思想战的关系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国防观念的再检讨”中，有着详细的论述。小册子也是把观念的根本转变归结为一战的影响，认为第一阶段即一战之前的“军事的国防观”，在一战之后发展为第二阶段的“国家总动员的国防观”，思想战的概念由此而出现。
在形式上，新闻班的小册子也是强调了思想战的重要地位，评论第三个阶段的“近代的国防观”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以及国际关系的混乱，终于导致在政治、经济上形成了国家之间的集团性对立关系，国际生存竞争如今呈现出白热状态。深刻的经济战、思想战等，在和平状态下已经在其他地方展开，如果不能在对外问题上综合统制国家的全部力量，武力战之能招致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成为落伍者的事态。因此，国防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必须摆脱旧来的武力战争本位的观念，发展新的思想。” [?7?1]这本小册子关于思想战的发展阶段的论述更加细致，认为在第二个阶段的国防观念中，思想战已经作为一个部门而出现，但依然是“武力战争本位的观念”，到了第三个阶段的国防观念，才开始“摆脱旧来的武力战争本位的观念”。小册子甚至强调：思想战地位上升至与武力战匹敌：“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应发挥可与武力战匹敌的重大作用。” [?7?2]
但是，从其关于思想战的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新闻班的小册子并没有在认识上超出调查部的小册子，依然主要是把思想战作为一种进行国内动员的手段。其第四部分“国防国策强化的提倡”的“其三 国防与思想”，具体地论述了思想战的问题，其中列举“从国防的视角出发，作为思想战对策，应该考虑的要件”有两点：“一、国民教化的振兴”[?7?3]；“二、思想战体系的整备”[?7?4]。小册子另外又提到：“在为了国防目的而改善国家组织的同时，国民的精神统制即思想战体系的整备，在国防上是一刻也不许犹豫、迟滞的重要政策。”[?7?5]可见其所理解的思想战，依然主要是对内的。该册子详细介绍了别国的情报和宣传机关，最后说到日本，却只有一节，仅强调：“在我国有见识的人们中间，有很多人对思想战的观念的认识还不充分，颇为遗憾。……贯通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思想战体系的整备，乃是急务，这一点已无议论的余地。” [21]新闻班的小册子依然主要是为了服务于构筑总力战体制的需要，强调战备。
有日本学者认为，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上半年，内阁情报委员会的宣传工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振奋日本精神、鼓舞国民士气，实际上意味着“大众的国民化”，虽然在事实上成了战争动员。[22]其实，由前文介绍可知，在当时日本军政高层之间，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国民教化是为战争做准备的，是从和平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思想战。只不过由于当时日本的思想战重点是针对国内，在国外尚未能够充分展开。因此，彼时有日人感叹：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缺陷在于“忘记了对支那文化工作以及思想战”[23]。鲤沼忍便是此种人物之一。他所主张的思想战，主要是为武力侵略和经济侵略正名。“本来，即便是单纯的武力、经济进出，日本的武力发动以及经济进出也不可与侵略主义同日而语，而是在于发扬皇道精神的共存共荣。但是，在不理解日本之真意的他们（中国人）的眼中看来，却是侵略，因此，为了贯彻日本之真意，有必要展开思想战。更何况，现在北支那正处于各国思想战的坩埚之中。” [24]他激烈批评外务省和拓务省在文化工作方面无所作为：“没有指导少数北支居留民以及留学生的设施，也没有针对支那留学生的有统制地进行文化工作的方法，致使大量的留学生自日本归来后，全都转变为反日分子。” [25]
这代表了当时部分日人的典型认识，认为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是日本在思想战方面失败的表现。鲤沼忍说：“本应成为善邻的两国，很不幸，日本人不了解支那，支那人亦不了解日本，而且被趁虚而入的欧美的思想侵略以及作为其傀儡而活跃的支那的统治阶级所翻弄，经常导致兄弟阋于墙的愚蠢行为。”鲤沼忍将中日两国交恶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欧美的侵略和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政策，同时也“反省”日本的不足之处：“此种状况固非两国本来的正常状态，其祸概源于欧美之支那侵略史，虽然如此，支那军阀政客常依附欧美而排斥日本，日本亦从来急于抗拮欧美而不遑反省足下，特别是如前所述，忽视文化对策，也是不可否认的原因。”他认为，有必要使中国人理解日本人的崇高理想。但是，中国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理想“过于高远”，而中国人“过于现实”，不容易理解。加之，“崇拜欧美”和“军阀政治家的欺骗”所导致的歪曲，视日本为仇敌。[26]
鲤沼忍对于单凭武力难以征服中国人，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支那作为国家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是作为民众的集合的支那民族有着令人畏惧的力量。即彼等生活力强韧，热爱现实，默默不绝如长江水流。”“今后新支那的建设，当然应期待于彼等民众”。“应排除军阀而以民众为对手”。[27]鲤沼忍批评日本当局不了解中国的民族心理，不了解中国人强韧的“生活力”、“同化力”，主张：“应当认识到，如果单纯依赖武力，市恩于人，漫然而临支那，虽以日本之强豪，尚且有所不及。” 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新的临支那之道在于立足现实，掌握民众，毕竟，通过民众运动进行文化工作，展开广泛的思想战，才是最上之策。”“没有深意的武力，没有思想的经济工作，与支那军阀的压榨并无不同。何况日本的世界政策既然在于使崇高的皇道文化光被四海，难道不正是应该以思想战为武力以及经济的本体，甚至为其前驱吗？”[28]
令鲤沼忍所不满的当时日本在思想战政策上的这种偏颇缺失自有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对内思想战，即国内思想统治和精神动员，是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直接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日军迷信武力，轻视中国的抗战潜力和抗战意志，幻想速战速决。
二、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军政当局对思想战的认识有了重大的改变，更加重视宣传工作，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日本国内，从侧重“思想镇压”，到强调“思想动员”；从主要是致力于压制反对意见，向着动员日本国民积极支持战争的方向推进，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为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又设置了一些新的思想战机构，主要有“大本营报道部”，文部省主导下的“思想对策研究会”，并统合各省原情报机构而成立了内阁“情报局”。但是，日本军政当局依然偏重于对内思想战，针对对中国的思想战政策相对而言尚不积极。多有日人呼吁加强对中国的思想战，批判日本在思想战上的失败。这也反映了日本当局在对外思想战方面的薄弱和拙劣。下面首先通过考察新设立的大本营报道部的职能，来分析日本思想战政策上的某些变化。
1937年11月19日，设置大本营，同日编成了“大本营陆军报道部”，把内阁情报部和陆军省新闻班合并。大本营报道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关于为战争遂行所必要的对内、对外以及对敌国宣传报道的计划及实施”[29]，这是尝试整合内阁情报部和陆军省新闻班的产物。两者的任务分别被规定为：“陆军省新闻班的任务（宣传报道关系以外省略）：一、陆军军政关系对内外宣传的实施。二、对内外报道检阅取缔（报道检阅部）。三、陆军部内报道宣传（报纸的编辑及发行）。”“内阁情报部的任务：一、作为国策遂行的基础的一般宣传的计划、实施（为此应强化内阁情报部的宣传实行机构）。二、关于宣传报道的各厅事务的联络调整。三、关于启发宣传的各厅事务的联络调整。四、不属于各厅的情报蒐集及启发宣传。”[30]陆军省新闻班所负责的业务与战争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内阁情报部所负责的业务，更倾向于一般的宣传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大本营陆军报道部1937年12月提交的《陆军宣传机关业务报告》，介绍了各宣传机关的基本情况。关于大本营报道部具体的组织编成，附录了“大本营报道部编成表”。关于“陆军报道部的任务”，报告中写道：“报道部服务于与作战有关的宣传及报道业务，在实施其业务时，应与陆军部幕僚、海军报道部、内阁情报部及外务省情报部密切联系，以自己所有的宣传机关实施宣传。（p369）” [31]关于报道部与新闻班的关系，亦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大本营报道部设置后，关于战争指导的宣传的计划，移交幕僚，新闻班成为实行机关。班长以下班员的首脑部，兼平时职务，成为报道部长及报道部员，即此等诸官入报道部则负责作战宣传的实施，入新闻班则从事军政事项的宣传。……报道部的业务和新闻班人员共通……（p370）” [32]可见，虽然在名义上报道部和陆军新闻班各自负责不同的业务，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至于“报道部与内阁情报部的关系”，报告书中强调：“报道部内有兼任内阁情报部的人，保持和内阁情报部的联络，关于重要事项，计划实施政战两略一致的宣传。又，报道部长及企画课长作为内阁情报部的陆军方面的职员即委员，作为情报官参加，负责来自陆军方面的政略指导。”[33]可见，陆军新闻班实际上强化了对内阁情报部的影响力。
陆军宣传权限的扩张，还体现在陆军省宣传机关适应战争的需要而扩大了编制：“随着事变的发生，宣传业务的重要性增加了，7月11日从教育总监部、参谋本部、其他部队，临时增加配属了将校定员十二名，………” [34]陆军报道部得意地宣称：“此次事变，宣传之价值极大，一般官民亦自觉其重要性，因此，在事变前的与宣传统一强化有关的业务改正的基础上，事变爆发之后，迅速扩张编制，积极进行宣传，取得了切实效果。”“受到事变的刺激，国内一般舆论非常良好。”[35]
陆军宣传机关的主要业务有三类：“对内业务”、“战地宣传”、“新闻班的直接对外宣传”。优先顺序是，对内业务为主，战地宣传次之，对外宣选又次之。对内业务主要是“国内言论的统制”，“依据1937年7月31日发令的，基于新闻纸法第二十七条的陆军省令第二十四号，以陆军大臣的训令，让地方长官实施与检阅有关的业务，……并且在陆军省内设立以新闻班长为首的报道检阅系，负责关于检阅的业务以及联络与本业务有关的各官厅，进行防范性的舆论指导”。战地宣传主要由北支方面军宣传部、上海派遣军报道部负责。至于对外宣选，“新闻班的直接对外宣传，基于内阁情报部的宣传方策大纲，与外国武官外国记者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提供资料，进行宣传。”[36]不难看出：当时日本的思想战其实依然偏重“对内”，重点在于宣传日本战果，动员日本国民支持全面侵华战争。
代表了日本政府关于思想战的正式见解的，是内阁情报委员会编辑的“时局宣传资料”，《国防与思想战》（1937年8月15日）[37]。这份资料由“主管厅”起草，经情报委员会调整后编定。其目的是“作为在关系厅的演讲、座谈会、报纸杂志、电影等的指导和联络上的参考”。但是规定不可“将本书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在报纸杂志上刊载”。[38]因为是宣传，所以免不了自称自赞：“我国所应进行的思想战，不是歪曲的宣传，不是阴险的谋略，而是俯仰天地而无愧的堂堂正正之阵，进而宣布于世界，光被人类。并且，通过将此精神贯注于国内各个方面，不管他人进行怎样的思想战，都能够岿然不动，保卫国家。” [39]
但其中也有对之前思想战的不足之处的反省。其中“我国应采取的思想战对策”一节，论述了日本的思想战应加以改善的一些要点。第一点谈的是组织体制机构的建设，主要针对国内；反省之前对思想战认识上的不足：“我国对于思想战尚未经过充分的考验，所以国民对其不加留意，作为国家，思想战所必须的组织和体系也不完善。所以必须在尽早使国民充分理解思想战之为何物的同时，确立贯通政府及民间的举国的宣传教化组织，一丝不乱地把政府的意图贯彻至国民的末梢，以期思想战工作中无些许遗漏龌龊。又，关于宣传的科学的研究尚付阙如，对此有必要迅速着手。” [40]
第二点部分对内，兼顾对外，并提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有必要整备日本主义的学问体系及宣传理论…有必要具备能够使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以及外国人也信服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之的事实。”[41]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第三点是对内，第四点是对内，第五点似乎是对外，其实是防止外部敌人在日本国内的破坏，基本姿态是加强抵抗外国的思想战攻击的“警防组织”[42]。显然，其基本态度是对内重于对外。而且，这份资料虽然在形式上强调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却并没有致力于理论建设，只是简单地老调重弹，强调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将我国体观念彻底贯彻于国民之中，所有措施悉数以此为宗旨，实现真正的皇道国家，则思想战的根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思想国防得为万全。”[43]
上述文件具有一定的保密性质，代表了日本官方的公开见解的，是内阁情报部编辑的“时局资料”《近代战与思想宣传战》（1937年10月）。[44]如其凡例所强调的：“本书是作为时局认识的参考资料而编纂的”。“希望本书的内容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利用”。“将本书的内容全文转载，或者作为小册子刊行，又或者部分引用，均无不可。”这本小册子意在向日本国民进行宣传，促使其建立符合日本军政当局意图的对于思想战的认识，可以说其本身便是日本“对内思想战”的武器。该资料基本上重复了第一个阶段的叙事模式，但在概念使用上有些混乱，称“思想宣传战”，大体上是把思想战和思想宣传战和宣传战在同一内涵上使用。这也许是为了适应普及的需要，使其便于为人所理解。
该资料的第一部分“近代战争的特点与思想宣传战”和第二部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谋略战”，主要是介绍了关于思想战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强调：“过去的战争由宣战布告而开始，武力战基本上占据了其全部的内容，而其形态也是规模较小、比较单纯。”与此相对，近代战争的特点是“平时和战时完全丧失了明确的区别，战争状态在和平时期已经开始。表现为横亘经济、外交、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广泛而深刻的、执拗的抗争、葛藤。” [45]这些介绍显然都是为了唤起日本国民对于思想战的重视。然后便展开了对日本国民的直接动员，强调近代战争“战线和后方没有区别，一般国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战争”，所谓，为了战胜，必须“有必要从平时开始进行强有力的精神训练”，“国民精神之统一强化”，要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作为其亚流的破坏性的革命思想”，“反军思想、反战主义”，等等，进行“防卫工作”。[46]
资料第三部分“现在围绕着日本的思想宣传战”，以思想战的概念来解释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属于常规套路。该资料强调日本受到了苏联等的思想宣传战的攻击，尤其强调了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和人民战线运动的威胁，并总结道：“可以知道，现在包围并不断攻击日本的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显然是共产党及其亚流的执拗的活动。而其一端以支那事变为契机而现实地暴露出来”，因此，“我国对内对外进行思想宣传战对策的整备强化，完备国防，是当面之急务”。[47]
资料的第四部分“我国可以采用的思想战和国民的觉悟”，强调要唤起国民的注意和实践。“所谓思想宣传战的目的，即以尽忠报国之精神为基调，使国民的社会行动指向国家之目的而统一运行。为此，有必要超越个人欲望和利害，并进而出于劳苦、忍耐之举。……”并预期日本将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号召国民为此做好准备：“将来我国至于不得不进行相当大规模的战争之时，我国民必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西欧国民更加能够坚持在战争的漩涡中，劳苦以共，进行忍耐的生活、意志的生活。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国民，日常一切事务都服从统制，承担后方重任一样，今后我国国民必须以更加强大的意志服从统制指导，以实际行动取得成果。”又强调，日本国民没有经历过思想战的考验，但是，并非不足以抵抗思想战，因为日本有“万邦无二的国体”，日本国民只是没有得到训练的机会而已。“国民宜迅速理解思想战之为何物，政府和民间携手，确立举国性的宣传教化的组织，一丝不乱地把政府的意图彻底地传达到国民全体的末梢，以实践克服时艰，期其毫无遗漏和龌龊。”[48]
作为官方宣传的典型，该资料最后照例是一番自称自赞：“我国应采取的思想战不是歪曲的宣传，不是暴力的代辩，是俯仰天地而无愧的堂堂正正之阵。”但是，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之下，也流露出其对日本思想战效果不佳的反省。如其虽声称日本以“不言实行”为傲，形成了“不言”的传统，以此来解释日本在思想战上的失利，却又不得不承认：“时代不允许我国维持这样的传统，必须进而向万邦宣布我国之理想大精神，克服阴险邪恶的思想谋略，以确立真正的人类和平。” [49]
三、武汉会战之后到太平战争爆发之前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陷入长期作战的态势。为了维持占领地的治安，企图实现长期征服，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真正认识到思想战尤其是“对外”思想战的困难性和重要性，开始制定主题明确、内容全面的思想战指导文件。
企画院制定的《长期建设指导国策要纲案（第三案）》体现了日本中央指导层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进入长期建设战的时期之后，武力战的刺激逐渐减退，政略的作用愈益活泼，有鉴于此，关于思想战之指导，有必要特别重视，获得思想战的胜利。”[50]然而，“观我国现今之思想战指导，厚于消极取缔之方面，而于思想战中积极获得胜利之努力，颇有所缺。”[51]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这份文件确立了三条思想战指导方针：“一 考究思想战指导上之方策，于统一方针之下，实行强力的思想战指导。”“二 供给思想战实行所必要的资金。”“三 要特别重视作为思想战指导的根本的人的要素。紧接着写道：“为此，整备思想研究及指导机关，依据下述要领指导对内、对外思想战。”[52]
这里虽然说是“对内、对外思想战”，其实是分成了“对内”、“对外”和“对支”三个部分。首先是对内思想战的四条：“一 宣明长期建设战之目的，为达成之，应使举国一致坚忍持久之精神昂扬坚持。二 应断乎排击外国之干涉压迫，保持确固不动之觉悟，为此，应保持关于我国力的充分自信。三 灭绝共产主义，排除自由主义。四 积极鼓吹日本精神。”然后，是关于“对外”思想战的四条：“一 高唱国际正义之主张，使其认识帝国之东亚秩序建设之真意。二 显示日本国力之充实，使其放弃反日援蒋。三 阐明列国之对蒋援助，延迟妨碍恢复和平，助长赤化。四 明示列国，若不违反支那新秩序建设之主旨，其在支那之权益将得到承认，并应协力进行经济建设。”最后是“对支”思想战：“应彻底阐明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将带来支那之更生，民福之增进。”具体也是四条：“一 使支那民族醒悟，欧美依存之无效，抗日遂行之不可能。二 阐明苏国侵略之现状，使其感知防共之必要。三 依据在支那的治安维持及产业复兴，使其认识到依靠日本之安全有利。四 对于知识阶级，宣明日本对支态度之公明，使其认识到日支提携之绝对必要。”[53]
企画院制定的这份文件比较简略，更加细致地体现了日本中央部的思想战认识的，是内阁情报部发行的以第一任内阁情报部长横沟光晖的演讲为底本的《思想战讲座第7辑 思想战概论》（1940年9月）。其凡例中写道：“本稿是根据由内阁情报部主持的，从昭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共六天的第三回思想战讲习会讲义速记，加笔修正而成的。”“本讲座是为了深化对思想战的一般认识、作为指导者用资料发行的。”
横沟在讲演中首先引用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指定的战术学教科书《战术学教程》，展示“军部如何理解近代战以及思想战”，并称赞其“简而得要”。军部在日本思想战上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横沟特别强调随着战争的发展，思想战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敌方精神力的破坏即思想战，是攻敌人之心。” [54]“思想战不只是作为武力战的先行手段而运用，多少是和武力战并列，成为协助其成功的要素，发挥补全性的作用。” [55]“作为交战副手段，其对于武力战的地位，从过去开始，逐渐提高。……与武力战形成不可分离的、有机的、一体性的关系，以至于构成了所谓‘国家总力战’或‘全体战争’的战争形态。” [56]
与战争长期化的局势相适应，横沟强调思想战不仅仅是军事作战的需要，更是彻底征服的需要：“在思想战中的胜利，不只是对敌人进行攻心，使其战意消磨丧失，还在于要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我方思想，使其归一、同化于我方。仅仅是搅乱敌方思想、破坏敌方战意，还不算胜利。即不是单纯地让对方屈服，而是要使对方悦服。因此，思想战在担当武力战的双方军队之间自不必说，进而广泛地以彼我两方全部国民为对象，将其卷入其中。所谓思想战就是‘为使对手归一于我方意志而进行的没有武器的战争’，而战时和事变中的思想战就是指这样的手段：‘向对方传达我方正义之所在，使其认识到我方威力而丧失战斗意志，遂使其归一于我；还要把第三者的态度往有利于我的方向引导，以使其协助我方达成战争目的’。”[57]
横沟认为“本来意义上的思想战”就是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各国为了以其所信奉的思想使他国归一、同化而努力，如美国的‘民主主义’、英国的‘自由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德意志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之类。我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非常厉害的袭击。” [58]而且，“此种思想战大都在表面上戴着人道的、和平的、文化的、国际的面具，因此，稍不留心就会为人所乘。”[59]面对敌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横沟强调“思想战防卫”的重要性：“对于入侵的外来思想，必须进行彻底的内容上的检讨批判。必须究明其本质，暴露其欺骗性，指出其谬误。”“与此同时，应当明征我国传统的精神和使命，涵养足以排击危险的外来思想的思想和信念。我国经常呼吁肇国精神之昂扬、要求国体观念之明征，其原因即在于此。所谓‘思想国防’，我认为应是着眼于思想战防卫的上述要点而言的。”[60]与所谓“思想战防卫”向并列的，是所谓“思想战攻击”，横沟特别强调国内精神动员的军事价值：“国民精神的昂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在思想战攻击方面，都是极其重大的要件。因此，各国都努力积极地阐明本国所立足的根本思想，并贯彻之。就我国而言，即是国体之本义的阐明，国体观念的明征。历代内阁无不将其置于政纲政策之中。” [61]
横沟对思想战重要性的强调，有着站在内阁的立场上与军方竞争的强烈意味。他讲道：“战时和事变时期的战场上的思想战，大体上是由军方所掌管，军方有能力的人非常活跃。但在另一方面，国内舆论的启发指导、对国外舆论的诸般工作等各思想战机构所应承担的领域极其广大。对于发展为国家总力战的近代战争而言，在狭义的军备充实之外，必须有包括思想战战备的充实在内的广义的军备充实。而这必须从和平时期开始进行准备。”[62]
横沟强调有必要对日本的思想战机构进行全面的整备强化。他认为思想战的机构主要有三种：“官厅的机构、通信的机构和放送的机构”。作为“官厅机构”，或者设立宣传省（情报省），或者设立情报部、情报局。“作为通信机构，无论平时战时，国家的代表通信社ナショナル?9?9ニュース?9?9エージェンシー（national news agency——引用者注）是强有力的思想战机构。”日本的国家的代表通信社就是“社团法人同盟通信社”，在支那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放送的机构”，就是指广播。作为“国际广播战”，“海外放送”非常盛行，在“思想战展览会”中也曾介绍。[63]
至于日本的思想战机构，横沟论道：“从学术上、思想上克服外来思想，阐明我国固有之思想、国体之本义等本来意义上的思想战机构，有教学局、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等，但是尚不充分。伴随着分配到各省的行政事务，有关情报宣传的事务也分属各省，因其分量之多，逐渐新设了外务省情报部、陆军省情报部、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商工省报道课等部局。”他接着便强调思想战机构一元化的必要性，说按照内阁官制第二条规定，总理大臣的职责在于“保持行政各部的统一”。遵照这一原则，做的工作有两个。第一个是:“合并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信社，设立同盟通信社”。第二个是：1936年7月设立情报委员会，作为“属内阁总理大臣管理，掌管各厅与情报有关的重要事务的联络调整”的机关。1937年9月，更前进一步，设立内阁情报部。主要负责五方面的工作。第一，“与作为国策遂行之基础的情报有关的各厅事务的联络调整”。第二，“与内外报道有关的各厅事务的联络调整”。第三，“与启发宣传有关的各厅事务的联络调整”。这三点是继承了情报委员会的功能“各厅与情报有关的重要事务的联络调整”。此外还有两点：第四，“不属各厅的情报蒐集、报道及启发宣传的实施”。第五，“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有关的一般事项”。[64]
以上介绍了日本中央层对思想战的认识，下面主要以日本在华北的驻军的思想战政策为例，介绍和分析日本在华驻军高层对思想战的认识。
多田部队本部《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1940年4月20日）[65]中强调思想战的“指导精神”是：“遵循我肇国之大精神，芟除东亚积年之祸根，再建明朗新中国，举东亚民族兴隆之实，以建设东亚之新秩序，使皇道光被四海。”思想战的“指导方针”则是： “思想战应如此指导：以基于上述指导精神的日本民族的必死的总力发挥为根基，使敌丧失抗战意志，同时，对于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阶级及青少年，使其确信应当成为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分担者，以奋起实践此建设。为此，首先日本国民全体应当自觉到作为指导者之重责，努力自肃自戒，同时，排除错误的优越感，以日华融合的同胞爱为基调，以实现下列要项为当面之目标。
一、灭绝共产诸势力，显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
二、开发产业，振兴东亚文化，以实现民生改善与安居乐业。
三、矫正中国民众从来的排他的独尊的国家主义及民族意识，实现善邻友好。
四、促进日满华之共同防卫、经济一体化，以完成紧密的互助连环体制，确立共存共荣之实。”
然后，罗列了更加具体的十条“指导要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思想战须与武力战及经济、民生、教育等诸项工作并行关联，在一元统制之下，使全机关浑然一体，以发挥各自发挥其机能的特性。为此，适时会同指令指导者。”“二、对于皇军将兵及在留官民，使其透彻理解此次圣战之目的及其为长期战之所以，率先垂范，努力自肃自戒，拂拭蔑视中国人之弊风，各自完成其本分，以求军民一体，向着新秩序建设欣然迈进。”还有，“四、驳击扫荡共产主义、错误的三民主义及欧美依存的思想，依据新民精神刷新统一人心，以东亚之新秩序建设为其指标。”“六、扶助新民会及其他民众组织，横跨教化的、思想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各方面，使之成为民众的实践团体，以凌驾克服旧势力，获得民众。”“七、改正教育的指导方针及内容，同时，强调初等教育及青少年训练，另外，适当指导宗教团体，以使其奋起从事新中国之建设。”“八、在依靠宣传、教化工作以外，确保民众日常生活的安定和福利，以自物心两面革新思想，使民众悦服。”“九、监察敌地及占领地区内的军民的思想动向，为求敌军的内部崩溃、官民和平反共风气的助长、亲日融合的实现等，希望因时因地调整对策。”
作为实施《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的参考，多田部队本部还制订了内容详尽的《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1940年4月20日）[66]。附属书共分为五章，依次是：对中国人的指导；对日本人的指导；对外国人的指导；对思想策动的破坏；对敌工作。其中关于对中国的思想战的论述是重中之重，包括对沦陷区的中国人和对大后方的中国人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章和第五章。
第一章“对中国人的指导”，由五节构成，依次是：宣传；教化工作；民众组织工作；模范地区工作；新民会指导要领。第一节为“宣传”，强调：“宣传应极力活用新民会和县政府等的组织网”“明确宣传目的，即以灭共亲日思想的普及和贯彻为目的。”[67]附属书详细列举了“宣传物的种类”：“（一）图书、报纸、杂志、绘画、海报、传单、小册子、墙壁广告、书简。（二）广播、电影、录音机、幻灯、广告氢气球。（三）口头传达、口头撒布、讲演、座谈会。（四）咨询所、刊行物阅览所、识字运动。（五）演剧、纸板剧、歌谣、小说。（六）物品、附属于物品的宣传物和贴布等。（七）诊疗、施药。另外，尽量利用所有的机会和物件进行宣传。”[68]虽然有些内容文不对题，其广泛利用各种宣传形式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附属书又罗列了“主要宣传方法”：“（一）各县政府设置一个广播电台，让中国人宣传员进行广播。（二）充分利用新闻、小册子、海报、报纸杂志、电影、演剧、纸板剧、歌谣、诗歌、小说、漫画及相片等。（三）在各处开设咨询所、举行演讲会和座谈会，等等。（四）在中国民众中间设立各种组织，努力指导其进行自发的宣传。（五）促使共产抗日分子转变归顺并利用之。”[69]
第一章第二节“教化工作”，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学校教育的刷新”、“社会教育的扩充”、“青少年训练的贯彻”、“东方文化及道德的振兴”、“宗教指导”。关于学校教育，附属书强调：“为启发培育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根基，应从根子上一扫抗日教育、依据错误的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以及共产主义教育。矫正欧美依存的风气自不待言，应使其理解东亚教育的新事态，酿成对日本的亲和之情，承认日满支三国共生的紧要性，同时，应遵循我肇国之大精神，振兴东亚传统文化及固有道德，以此为教育刷新的基调。”然后罗列了十一项具体任务，包括“贯彻立足于东方固有的道义观念的德育”，组织招聘“日本人学务专员及教授教官”，“各级学校设立半官的教育者会”负责训练和监视镇压教职员，普及日语，通过儿童教育“培养亲日的情操”，等等。关于“社会教育”，附属书强调：“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应特别重视社会教育。”列举了十项具体对策，企图通过各种形式培养反共亲日的思想感情，从心理上征服中国人。关于“青少年训练”，附属书要求“设置青少年训练机关，使接受该训练成为将来起用及参加社会生活的重要标准”；“在全国性统一机构之下组织青少年团，在乡村，以青训毕业生为中心，以村为单位，组织青年分团，使之成为自卫组织。”关于“东方文化及道德的振兴”，附属书企图以所谓东方传统来笼络中国人：“阐明共产党及蒋政权如今的行为违反名教的缘由，强调儒教及其他东亚传统文化道德的发扬和依附欧美的风气的矫正，正是新中国所应该采取的卫道之举。”具体对策有三：“对学者、思想家及学生进行总动员”；“扩充强化东方文化协议会”统一领导“各种文化机关”；“令留日同学会网罗日本留学生”。关于“宗教指导”，附属书企图“依靠宗教推进东亚永久和平的确立”，计划采取各种方案，“徐图宗教精神之浸润，以建防共亲日的永久的温床”，同时，“对于背离新政府之方针者，严厉取缔之”。[70]
第一章第三节“民众组织工作”强调：“结成华北民众组织的目标在于使之成为华北新秩序态势的骨干。”附属书计划在农村，以保甲组织与合作社组织为基础，建立县一级的民众组织；在城市，亦把商业团体、教化团体统一组织起来。这一工作，由“当地驻屯日本军司令官（小地区指挥官以上）”进行“幕后指导”，具体实施则“在行政长官的监督指导之下，由新民会[71]负责”。其中还特别强调，对于“经济组织”，应“指导其首先成为治安和改善民生之资，然后逐渐诱导其形成在经济上日华不可分离的态势”。[72]
上述对中国人进行的思想战，主要针对沦陷区的中国人。对于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的思想战，则属于第五章“对敌工作”论述的内容，主要是强调通过放广播、撒传单、派间谍等各种手段，瓦解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破坏国共合作，诱导反共反苏反蒋和亲日亲汪。这一章内容比较简单，反映出日本当时的思想战的重心在于沦陷区。[7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条强调：“关于对敌宣传，应与中支、南支军队以及海军还有大使馆方面紧密联系，使宣传的方针及内容等处于完全的统制之下。”[74]由此可见日方关于对华思想战试图实现一元化指导的意图。
对日本人的指导，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在日本的日本人。附属书第二章“对日本人的指导”充分体现了对持久战和思想战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体现了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和对日本人自己进行的“思想战”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要求“出征军人及军属”，“奉体下赐军人的敕谕敕语，为使其铭记我国体冠绝万国之所以及皇军建设之本旨，应厉行彻底的精神教育，使思考丝毫无误，透彻理解共产思想之与我国体绝不相，特别应明确此次事变之目的在于源自我肇国精神的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将形成依靠国力之总力发挥的长期战，以尽忠报国之至诚和灭私奉公之赤心，坚忍持久，向着圣战目的之贯彻而迈进。”[75]
其次，对于在中国的“日系职员及国策会社职员”，亦加强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一方面，要求“经常指导言论机关，报道在中国方面的机关以及国策会社中就职，是我国国策遂行上的重要根基，应当成为国民向大陆发展的基石，以促进各自的自觉”。另一方面，又要求“严厉取缔把到当地就职视为奇货，无视法令等言行风气”，并且，“对于需要特别注意的职员，进行稳妥秘密周到的监视”。在此基础上，鼓励这些日本人积极地为侵略中国服务：“在就职机关，企划、举办各种日华亲善活动”，“查察善导中国方面职员的思想”，等等[76]。对于其他在中国的日本人，也是一面加强统制，一面积极利用。为了做到“指导、监督一般在华日本人，使其彻底地自觉认识到自身作为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分担者的重大责任，保持身为指导者的矜持，努力自肃自戒，以率先协助新秩序建设”，要求实施各种对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升扬国旗”、“神社参拜”等形式加强精神动员，一是要求警务机关强化侦查监视、指导取缔。[77]对于日本国内，则强化对于“在乡军人、青年团及义勇队员”以及“国防妇人会及其他妇人团体”的统制和利用。
从附属书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日本人所理解的思想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而是武力对思想的战争。尤其是附属书第四章“对思想策动的破坏”则充分暴露了日本军政当局迷信武力的本性，妄图依赖武力取得思想战的胜利。首先，为了强化“监察及情报收集”，一方面“增编日本方面的警务机关”，一方面“改编强化遍及华北全地区的中国方面的警务机关”，并“向该机关内派入所需要的日系指导员”。“情报的统一收集整理工作”，则“由最高军司令部任之”，并特别要求“最高军司令部使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专门负责整理前项情报中与共产党军有关的内容”。[78]第二，为了“覆灭思想策动之根源”，一方面强调利用日本军队和警察的武力，“扫荡敌人特别是共产军匪”，另一方面则要求通过实施“彻底的户口调查”等，加强侦查和镇压，“破坏共产抗日团体的组织”。[79]同时还要求加强对“思想策动的取缔”，即镇压具有抗日倾向的言论、集会和出版活动，鼓励传播诱导亲日的书籍、电影等。[80]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在对英美开战之后，对思想战愈发重视。本阶段日本思想战体制最重要的发展体现在立法方面，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等各种限制国民权利的法令的颁布，到《治安维持法》的全面改订，思想国防体制登峰造极的发展预示着崩溃的到来。自侵华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军政当局虽然多次强调思想战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真正着手对此作出探索的，是对美战争爆发之后，由外务省调查部编写的《思想战对策论（未定稿）》（1942年9月）[81]。这份文件系外务省调查部第一课的藤崎事务官做成，是目前笔者所见最具思想性的一份官方资料。这份资料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日本人没有做好意识形态宣传，不能充分论证日本的战争目的，并尝试在大东亚共荣圈论和国体论之外，探索新的理论来阐述日本的战争目的。藤崎认为这是战争宣传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狭义的思想战。
藤崎首先对思想战的概念作了界定：“作为战争手段的宣传，从内容来进行分类，以道德性的观点的有无为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或论述一般性的战争的道义性，或者非难对手与战争有关的非人道行为。另一类是与道德见解无关的，比如论述战争现在进行的对我有利，或者终将会以对我有利的形式结束。上述从道德的观点出发进行的宣传，其中最重要的与战争的道义性有关的宣传，在各种战时宣传中，作为内容上最有思想性的东西，特别被称作思想战或者思想宣传。但是，思想战这一用语，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单纯作为宣传战的同义语来使用，或者特别用于与上述所谓思想宣传有关的场合。我们在此作为问题来讨论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战。” [82]“当我们定义思想战时，是指与战争的道义性有关的东西。” [83]
藤崎认为：“战争目的论”是涉及“战后如何建立世界秩序”的，因此，“真正的战争目的论必然是基于世界观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世界战争在本质上具有思想战的性质，而在思想战中世界观性质的战争目的论具有中枢性的重要意义”。而且，“世界战争本质上具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展开的倾向。” [84]从第21页开始，藤崎花费了很大精力，提供了“批判自由主义的一个可能的方式”。[85]他批评日本过去的思想宣传，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设想：“我们把信与和作为战争目的论的中心。……虽然关于信与和这个标语，尚有必要进行检讨，但是，我们暂时选择它的原因是考虑到，像一直以来所说的‘新秩序之建设’那样，仅仅是其自身没有任何积极内容的概念，不能真正发挥作为标语的机能。自由这个用语，一说就能够明白，而单凭新秩序这个用语本身，说了也不能明白。” [86]这是日本官方对自己思想战理论的一次诚实的反省。
关于“思想战对策”的问题，藤崎认为，为了达成“战时宣传的目的”，应该注意三点：“第一，本国国民、占领地住民、敌国国民及中立国国民作为宣传对象，不能完全分开来考虑。”尽管“应该分开进行考虑的面也很大”。原因是：“如今虽然还很模糊，但是在世界各国国民的心里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而且，其所表现出来的一般倾向，从真正公平的立场来看的话，至少目前是偏于对我方不利的……因此，推动这一可以称之为世界舆论的东西，使其向对我方有利转变，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87]第二，“我们在思想战中的心态必须经常是积极的。”因为日德意是要“革新世界现状”的，“这是革新派的立场，所以是少数派的立场”。[88]第三，“在思想宣传中不能过于从效果的观点来进行把握。”一个原因是不能过于局限于考虑“眼前效果”，必须着眼于“在长期思想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另一个原因在于“思想宣传的内容是关系到一国之大义名分的问题，所以其根本绝对不能因为效果的考虑而被左右。效果的观点，只能用于考虑其表现手法及其他技术性的方面”。[89]在此不难看出，藤崎虽然遮遮掩掩，却不得不承认日本在思想战上的失败，同时又必须给出一个能够掩饰自身失败的合理解释。
关于针对不同宣传对象的具体对策的一些要点，值得注意的有两条。首先，藤崎也强调了对内思想战的重要性：“在思想战中第一重要的是对于国民让对正义的确信扎下根来。……为此，绝对有必要从理论上解明世界观性质的战争目的论或者作为战争目的论的世界观，要使今天的日本人的常识能够充分地认同。日本的世界观性质的立场，在让其他国民理解之前，必须先成为日本国民全体的彻底的信念。” [90]然后，藤崎试图在对外宣传中使用“广域圈”的理论来批判英美列强的帝国主义：“对于在帝国指导乃至控制之下的各地域住民的宣传，其核心主题当然是‘大东亚的解放战争’，但是，当此之际，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在自由经济的世界中，根据优胜劣败的原理，这些地域难以避免变成英美等先进国家的殖民地。但是，在广域圈秩序之下，圈全体的强化发展是其目的，所以其内部不可能出现殖民地剥削，因为会招致全体的脆弱化。’”[91]
要而言之，日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政当局开始尝试思想战理论的精致化，但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力不从心之感。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日本侵华过程中对内思想战和对外思想战的展开，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并不是同步展开的。最初日本比较重视对内思想战即进行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总体战体制整备，为展开全面侵华战争打下国民思想的底子。对外思想战的重要性，是随着战局的进展而逐渐被认识到的。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政当局对思想战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转入长期战争的阶段，思想战真正上升为一种可与武力战、经济战等并立的战争形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之后，日本思想战的重心又开始向对内方面移动，因为为了赢得对英美的战争，日本军政当局必须在日本国民之间提倡更加极端的精神主义。与此同时，也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建设。
通观整个战争时期，日本思想战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是有机地联动着的。对内思想战是为对外侵略服务的；而战争局势的变化，反过来也会推进其对内思想战的深化和极端化。日本相对而言更擅长“对内”思想战，而在“对外”思想战方面比较拙劣，尤其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思想或理念，只是把空洞无物的新秩序论和苍白无力的皇道观念像魔咒一般反复强调，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出现官方的比较认真的构建意识形态理论的尝试。
同时代的日本人，从取得侵略战果的角度，对于日本的思想战政策也有不少批评。比如，建国大学教授中山优在演讲中强调：“从思想战的角度来看，最在意的一点是当地的实际感受和东京的氛围之间有着若干距离。” [92]他认为，在“思想工作”上，“日本到目前为止的做法”，“过于独善”。尤其是与英美苏的思想战相比，日本的思想战，“做法非常笨拙”。把“日本人的嗜好强加”给中国人。[93]在思想战的理论方面，中山优特别推崇所谓“东亚联盟论”，认为“不愧为思想战的思想战的展开，所谓东亚联盟是第一次。”[94]但是，这种论调由于被认为模糊了天皇的地位而在日本国内遭到否定。中山优遗憾地说：“至今为止的思想战，被过度用于国内。”[95]对内思想战走得太远，反而妨碍了对外思想战的效率，因为对内过度强化思想统制，严重地削弱了日本人本来就未必很强的思想创造力。
总体而言，日本的思想战可以说表现出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特点。当然，日本军政当局所设想的“思想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违背人类精神发展规律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奴役他人的民族，自身亦终将无法获得自由。
注释：
[①] 参照有山辉雄「戦時体制と国民化」，收入赤泽史朗等编『年報 日本現代史：戦時下の宣伝と文化』，东京：现代史料出版，2010年5月。
[②]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资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文书标题为“「思想戦」発行の件”，其中附录了这一小册子。
[③]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1页。
[④]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6页。
[⑤]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3页。
[⑥]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16页。
[⑦]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2页。
[⑧]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3-4页。
[⑨]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2页。
[⑩]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21-22页。
[?7?6]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12页。
[?7?7]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19页。
[?7?8]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22页。
[?7?9] 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思想战》，1934年2月11日，第23-24页。
[?7?0]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封面上注明是昭和9年10月10日。
[?7?1]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10月10日，第4页。
[?7?2]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10月10日，第11页。
[?7?3]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10月10日，第43页。
[?7?4]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10月10日，第44页。
[?7?5]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10月10日，第16页。
[21] 陆军省新闻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10月10日，第46-47页。
[22] 有山辉雄「戦時体制と国民化」，收入赤泽史朗等编『年報 日本現代史：戦時下の宣伝と文化』，东京：现代史料出版，2010年5月。
[23]鲤沼忍『北支政策上忘れられたる文化工作と思想戦展開の急務を論ず』，奉天：鲤沼牧场事务所，1935年12月25日发行，第4页。
[24]鲤沼忍『北支政策上忘れられたる文化工作と思想戦展開の急務を論ず』，奉天：鲤沼牧场事务所，1935年12月25日发行，第5页。
[25]鲤沼忍『北支政策上忘れられたる文化工作と思想戦展開の急務を論ず』，奉天：鲤沼牧场事务所，1935年12月25日发行，第6-7页。
[26]鲤沼忍『北支政策上忘れられたる文化工作と思想戦展開の急務を論ず』，奉天：鲤沼牧场事务所，1935年12月25日发行，第7-8页。
[27]鲤沼忍『北支政策上忘れられたる文化工作と思想戦展開の急務を論ず』，奉天：鲤沼牧场事务所，1935年12月25日发行，第9页。
[28]鲤沼忍『北支政策上忘れられたる文化工作と思想戦展開の急務を論ず』，奉天：鲤沼牧场事务所，1935年12月25日发行，第12-13页。
[29]《大本営報道部の任務》（1937年10月30日，浜田中佐），稻叶正夫编：『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みすず書房，1967年，第368页。
[30]《大本営報道部の任務》（1937年10月30日，浜田中佐），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68页。
[31]《陸軍宣伝機関業務報告》（1937年12月），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69页。
[32]《陸軍宣伝機関業務報告》（1937年12月），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70页。
[33]《陸軍宣伝機関業務報告》（1937年12月），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70页。
[34]《陸軍宣伝機関業務報告》（1937年12月），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72页。
[35]《陸軍宣伝機関業務報告》（1937年12月），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73页。
[36]《陸軍宣伝機関業務報告》（1937年12月），见『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営』，第373-376页。
[37]情报委员会：『国防と思想戦』，1937年8月15日。资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
[38]情报委员会：『国防と思想戦』，1937年8月15日，凡例。
[39]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17-18页。
[40]情报委员会：『国防と思想戦』，1937年8月15日，第18-19页。
[41]情报委员会：『国防と思想戦』，1937年8月15日，第19页。
[42]情报委员会：『国防と思想戦』，1937年8月15日，第20页。
[43]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18页。
[44]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封面上注明：内阁情报部监修，“时局资料”。
[45]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1页。
[46]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3页。
[47]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19页。
[48]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20-21页。
[49]内阁情报部：《近代戦と思想宣伝戦》，1937年10月，第22页。
[50]企画院：『長期建設指導国策要綱案（第三案）』，1939年4月，第40-41页。
[51]企画院：『長期建設指導国策要綱案（第三案）』，1939年4月，第43页。
[52]企画院：『長期建設指導国策要綱案（第三案）』，1939年4月，第41页。
[53]企画院：『長期建設指導国策要綱案（第三案）』，1939年4月，第41-43页。
[54]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5页。
[55]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7页。
[56]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8页。
[57]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14页。
[58]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15页。
[59]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16页。
[60]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26页。
[61]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27页。
[62]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28页。
[63]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29页。
[64] 横沟光晖《思想戦講座第７輯 思想戦概論》，内阁情报部，1940年9月，第35页。
[65]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1940年4月20日。资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原稿无页码。
[66]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资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
[67]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1页。
[68]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1页。
[69]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2-3页。
[70]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4-12页。
[71] 附属书第一章第五节“新民会指导要领”规定：“新民会，在军方被承认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特别是华北政权表里一体的民众组织”。并计划“将其培养成以显扬新民精神、建设王道社会为目标的实践的民众组织”；“指导其成为作为东亚新秩序的一环的新中国建设的原动力，并可成为在日满华三国间建立牢固体制的推进力量。（p20）”
[72]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12-14页。
[73]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38-41页。
[74]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41页。
[75]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21页。
[76]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21-23页。
[77]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26-28页。
[78]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32-33页。
[79]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35页。
[80]多田部队本部：『華北ニ於ケル思想戦指導要綱附属書』、1940年4月20日，第36-38页。
[81]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资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
[82]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1页。
[83]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44页。
[84]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16页。
[85]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21页。
[86]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29页。
[87]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33-34页。
[88]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34页。
[89]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35-36页。
[90]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37-38页。
[91]外務省調査部：『思想戦対策論（未定稿）』，1942年9月，第38页。
[92]中山优『対支思想戦に就て』，日本外交协会，1941年9月，第6页。中山优是建国大学教授，是所谓“前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嘱讬”。这份资料是他在日本外交协会第489回例会上的演讲，收入《日本外交协会讲演集》第十卷。资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
[93]中山优『対支思想戦に就て』，日本外交协会，1941年9月，第11、13、14页。
[94]中山优『対支思想戦に就て』，日本外交协会，1941年9月，第34页。
[95]中山优『対支思想戦に就て』，日本外交协会，1941年9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