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中央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中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进入第16个年头。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成为“两会”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日前就此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根据新矛盾提出新战略
《南风窗》：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15年过去，我们还在强调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
郑新立：1995年我们制定“九五”计划时，粗放型的增长非常严重，造成能源原材料消耗过高、成本上升比较快、经济效益不高。从“九五”到“十五”，应当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个标志性的成绩就是四大支柱产业确立起来了，即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占gdp的比重从不到10%增长到20%以上了。到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强调要继续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技术进步来带动产业升级，强调产业升级的中心环节是技术进步。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时，认为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以概括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因为经济结构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造成宏观经济效益低下。2003年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后，投资率平均都在42%以上，特别是2009年，这一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率上升到47.7%，这是建国以来都没有的。
还有就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比较低， 2010年占gdp的比例只有43%，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这两个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即使跟印度比，也低10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产业结构极度扭曲。所以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二五”规划又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这是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不断出现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
《南风窗》：近期，我注意到，国经中心推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研究结果有些怎样的发现？
郑新立：国经中心从去年开始就开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这个指数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一体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效率、创新、环境指标；一级指标后有18个二级指标，包括人均gdp、居民消费率、第三产业产值比、单位能源产值等。
《南风窗》：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些省份在运用这些数据了，但是，从总体结果来看，1995到2008年的13年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展并不大，这不免令人沮丧。
郑新立：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它需要企业的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的努力，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作大的调整。比如说发展方式转变中最大的转变是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也就是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涉及利益重新分配，要想找到各方面都满意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酝酿和调整一次工资改革需要2~3年，我们尽可能用增量调节的办法，存量尽量不要触动，增量调节中要尽量向中低收入倾斜，向农民倾斜，尽快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中等收入的人增加了，消费率也就上来了。调整需求结构是最难的，需要中央制定政策。
另外就是发展第三产业，90年代中期，国务院就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但是过去近20年了，效果不够显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税制没有理顺，工业实行增值税，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根据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提供的数据，营业税的税负要比增值税重1/3。个体户月销售额5000元就要纳税，纳完税后跟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不多。如果把个体户的纳税起征点从现在的月销售额提高到2万元的话，将会使2000多万个体户受益，减少的税收不到10亿元。但是这种改变有可能让有些个体户完成积累，发展成大的企业。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样的机制还没有形成。现在研发积极性比较高的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积极性不高，原因就是现在国有企业的考核主要看重的是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当年的实现利润，而资产的保值增值只考核有形资产，不考核无形资产，这样就助长了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的比重是0.7%，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比重为1.4%。按照国外的经验，研发投入占比低于3%该企业就要被淘汰了，一般要占5%，甚至到10%。
经济转型绕不开政府转型
《南风窗》：那么为什么这些体制和机制迟迟没有建立、推行呢？
郑新立：我认为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尽管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提出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中心环节，应当说提得不能再高了。把党中央的认识转变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认识，是现在迫切要做的工作，要是中央的决策能够为各级政府所掌握，为企业领导人所掌握，变成实际行动，从认识上解决这个问题后才会产生动力机制。谁创新谁得到的激励最多，这样做转变发展方式才有可靠的基础。
《南风窗》：也有专家说，如果政府不转型，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成功。您怎么看？
郑新立：是这样的。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制定战略、制定财税政策就要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进行，把资金引导到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比如说现在流动性过剩，钱多得很，一会炒作这个，一会炒作那个，为什么不用经济杠杆、财税杠杆把这些社会资金引导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去呢？这个办法是很多的，发展资本市场、财政贴息、财政资本金补贴、引导银行贷款等，只有政府朝这个方向努力，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落到实处。
百姓共享经济繁荣才符合科学发展观
《南风窗》：如果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变，地方政府有没有动力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相比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率，政府显然更有动力增加投资。
郑新立：应当这样讲，保gdp的增长是不仅要看眼前的增长，还要看长期的、均衡的、持续的、健康的增长，也就是说走科学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人均gdp才4000美元，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1，日本的1/10。今后我们很长一段时期内第一位的事还是要发展，发展就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但是如果采取粗放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就不可持续。比如依靠土地财政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价越来越高，百姓买不起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百姓基本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城市化的发展、住宅业的发展就跟居民的需求脱节了。再比如说我们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广大居民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同步提高，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gdp百姓不能共享，那不是划不来了嘛？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不能让广大民众受益。所以不能简单地讲，政府追求gdp就是错的。
《南风窗》：您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在哪里？
郑新立：我认为突破口还是在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现在的居民消费率太低了，只有35%。我们创造的财富只有35%被百姓消费了，接近50%用来再投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部分拿去出口。大部分产品自己没有消费，这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背离的。
我曾经在全国政协提过一个提案，争取用3~5年的时间把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35%提高到50%，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1985年就达到过53%。如果做到这一点，消费、投资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生产的东西有人买了，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提高了，经济增长也就可持续了。
《南风窗》：您是在2008年“两会”期间提出“双提高”提案的，距离现在已经两年多过去了，为什么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率变化不大呢？
郑新立：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一些消费率，使投资率上升了。2009年gdp还保持了9.1%的增速，这一年，全世界经济增量的90%是中国实现的，2010年依然占增量的1/3。现在危机逐渐过去，今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应当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调整收入分配，鼓励消费，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使消费这匹马在经济增长中能跑得快一些，使的劲更大一些。
《南风窗》：在居民消费下降的时候，政府消费却是稳中有增的。
郑新立：是这样的。我算了一下，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保持了14%这个比例，也就是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跟gdp的增速基本持平，这是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高于gdp增长。这说明每年经济增长的“蛋糕”在切的时候有问题，就是在初次分配的时候，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在再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这是写进十七大报告的，我觉得应当加快贯彻落实的力度。
《南风窗》：确实就像您所说，相比于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增速，居民收入增速明显要低。1月cpi涨幅高达4.9%，普通居民面对这轮物价上涨困难更大，居民财产性保值也受影响。为什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如此艰难？怎样才能让百姓共享繁荣的成果？
郑新立：根据发改委提出的方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一个就是要扩大就业，扩大就业就是要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创业来带动就业。另外要打破垄断，现在许多行业对于民营企业的进入还是一个“玻璃门”，中小企业的发展还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去年5月国务院发了“17号文”，就是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这被称为“后36条”，“后36条”相对于2006年发的“前36条”来说有重大突破，其中一个突破就是“后36条”规定，允许民间资金发起或参股设立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各类资金互助社，“后36条”加了“发起”两字，“发起”两字不简单，但这么重大的突破到现在没有看到具体的实施细则。
土地财政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南风窗》：您前面提到政府应当用建立体制机制的办法去引导资金流向，可是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政府频繁使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微观经济。您怎么看？比如说，房地产市场。
郑新立：房地产市场跟其他的行业比，有自身的特殊性。住房是具有某种公共产品性质的商品，房地产业的发展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实现住有所居为目标，房地产不应当成为投资和炒作的对象，也就是不能成为第二股市。日本就是前车之鉴。去年，国务院为稳定住房价格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发展保障性住房，今年要建1000万套保障房，如果这样的规模能够保持4~5年，那么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求能基本得到满足。另外最近政府也提出了一些限购政策，也是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加供给，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南风窗》：在北京、上海等地推行的限购政策是不是与我们所倡导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鼓励居民消费需求背道而驰呢？
郑新立：不是这样的。现在限制的住房需求是不合理的需求、投机性的需求，限制的是第二套、第三套房的购买，如果是基本住房需求，国家还是鼓励。现在就是把资源尽量集中投放给那些迫切需要有住房、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百姓剩余的钱应该引导到资本市场上去，投资股票、债券，另外发展机构投资者，进行理性的投资，把资金分配到最有发展前途、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去。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把居民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优化配置，支持中国培养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南风窗》：限购能否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房价过高是不是更应该改革土地供给制度和有关财税制度？
郑新立：是这样的，你讲到要害了。我们现在的房价过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财政。有些城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一般财政收入，这样地方政府就会上瘾：卖地越多，地价越高，土地出让金收入就越高。现在就要为城市建设找到新的融资渠道来代替土地财政，比如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特许经营权，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来替代目前的土地财政。所以，我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
时间：2011-03-31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