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现象,躺平成为2021年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对于躺平，可以有多元的解读，在我看来，最典范的躺平，是属于90后一代的特殊现象，是“后浪”文化的一种表现。
对中国社会现象的分析，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分别以“左右”、“上下”与“前后”命名之。所谓“左右”，乃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青年当中思想政治立场的分野。这种分析方法，自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之后，卓为有效。然而，到了这几年，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分析方法，多少显现它的内在限制。90后一代人，在一个“去政治化”的年代中成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各种宏大叙事漠不关心，也对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缺乏兴趣，以传统的“左右”立场去理解90后，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何况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复杂性，未必是“左右”能够涵盖的。其次，“上下”的分析方法，随着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内卷化的加剧和社会流动的固态化，日益成为社会舆论关心的话题，今天中国的躺平，与本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的“下流社会”相似，是中产阶级中的下层青年，对往上流动性产生绝望，主动或被迫作出的人生选择。从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之中，可以找到躺平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渊源。
我今天想重点讨论的，是从第三个维度“前后”，也就是从世代更替的角度，来考察作为90后一代典范形态的躺平现象。关于当代中国的世代更替，我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简单而言，在今天中国，50后、60后（出生）是老的一代人，属于典范的前浪，90后、00后新人类的一代人，属于典范的后浪，而两代人之间的70后、80后，属于不太典型的过渡一代，兼有前浪与后浪的两代人特征。作为前浪的50后、60后，是在上个世纪末的启蒙氛围中形成人格定势，具有后理想主义的精神，对他们来说，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诗与远方，何以谈人生。然而，作为后浪的90后、00后，是在1990年代之后的世俗化氛围中长大成人，学校应试教育的强化、只认成功、不认价值的功利主义人生观的熏陶，让许多后浪青年（不是所有）与他们的父母一代人，无论在价值观、人生观，还是思维方法、审美情趣，发生了一道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跨越的鸿沟。所谓躺平，就是在这样的代际冲突背景中产生的。
前浪一代人，再苦再累，总是相信奋斗的价值和意义，只要通过个人努力，总是有希望与前途。如果最终失败，也会认命。老一代人有根深蒂固的家国天下情怀，他们经历过历史的大事变和跌宕起伏，相信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互相镶嵌，须臾不得分离。他们热衷于谈论国家天下大事，国家的宏大前途，就是自身未来的命运。然而，如果说父母一代是“红旗下的蛋”，那么子女一代就是“国旗下的蛋”。90后一代后浪，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成长，对祖国与国家有一种天然的爱，有一种“天然红”的情感，祖国是他们自然认同的家园，国家拥有不言而喻的族群合法性。不过，吊诡的是，对于老一代人来说，自我与家国无法切割分离，但是对年轻一代人来说，自我是自我，国家是国家，似乎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皮，因此才会出现父母一代全然看不懂的“对国家前途满怀信心、对个人命运充满绝望”这种90后特殊的心理现象。
后浪与前浪，都是相对而言。在这里将80后与90后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去年哔哩哔哩网站五四青年节推出的《后浪》宣传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真正引起轰动的，主要是80后一代。“自由学习一门语言、学习一门手艺、欣赏一部电影、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如此充满自信，傲视天下，具有这种底气，正是那些遇到了经济发展好时代的80后，到处是自由选择的好职业，房价也在家庭首付与个人贷款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然而，根据我的观察，90后一代职场青年普遍对这部《后浪》无感，甚至有点鄙视，中美贸易战的开打、职场就业的困难与房价的飙升，使得离开校园不久、刚刚踏入职场的90后，不再有比他们年长十岁的80后那般成功的感觉和膨胀的自信，相反地，困于内卷化、996和各种系统之中的他们，感觉个人无论再努力拼命，依然看不到依稀的未来，升迁、结婚、生子，都成为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于是躺平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活法、新的人生姿态。
事实上，在躺平出现之前，还有一个热词也曾经流行过，即所谓“佛系青年”或“佛系活法”。从表面来看，躺平与佛系似乎是一回事，同一种人生姿态，其实，内在的差别非常大。首先，佛系青年对佛系人生的选择，是自觉的。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与定位人生的价值，有必要那么拼命吗？人活着究竟如何才能快乐幸福、安身立命？于是，少数年轻人改变了自己的活法，从打拼才能赢的积极人生后退一步，变为庄子式、禅宗式的追求内心自由、逍遥自在的人生。相比之下，躺平青年多是被迫的，他们没有佛系青年那种内心的自觉，更不是自愿的选择。躺平，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所迫，是不情不愿的权宜之计。佛系既有理性的自觉，又有意志的自愿，而躺平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内心深处才有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怨恨。
其次，作为一种典范，佛系属于80后，而躺平是90后的特殊文化现象。佛系的人生，需要有一定的生存保障和财富积累，才有潇洒的资本，这只有80后青年才能做得到，对于在职场备受挫折的90后青年来说，未免过于奢侈，他们只能以“五不”（不买车、不买房、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的消极姿态来应付生活的窘迫，这就是躺平的尴尬内涵，与潇洒自如的佛系青年自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境界上更有天壤之别。
当躺平作为一种潮流扑面而来时，要鉴别的是其中的微妙差异。我发现，当今中国将躺平喊得震天响的人群之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虚假的躺平主义者、积极的躺平主义者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
虚假的躺平主义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竞争场上的成功者，你也可以将他称之为躺赢主义者。他们或者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任性地潇洒一把；或者“我爸是李刚”，背后有强大的靠山，躺着，也可以将钱挣了。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达者独善其身，穷者无可奈何”。真正的躺平者，是无可奈何的穷者，但这些伪躺平主义主义者，属于独善其身的达者。这些达者所追求的独善，只是以躺平的姿态，获得人生的太平，岁月静好而已。他们在社会上不具有任何悲剧色彩，反而是人人羡慕的成功者或者幸运儿。谁都想躺赢，只是你还没有足够的资本和运气。
第二种是积极的躺平主义者。这些人多少具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将躺平这一种无奈的人生“被选择”，升华为一种自觉的“主义”，一种美丽的精神乌托邦，躺平就此提升到意识形态化的躺平主义。最早打开话题的网贴《躺平即是正义》就是一篇形而上的精神宣言，宣称“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活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将他们理解为是中国的第欧根尼，是中国的精神犬儒。阿多诺说过。在错误的世界无法过正确的生活。于是，这些积极的躺平主义者，退出竞争激烈的名利场，在精神世界里面，寻找确定的自我。
不过，这个自我，与古希腊的犬儒们不同，其具有现代的特征，也就是去价值化的。当他们说“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具有普遍人性的大写的人，而只是被掏空了普遍价值的小写的人。90后一代人，大多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当他们宣称自我价值的时候，那个自我，只是一个充满了个人欲望和个人意志的自我。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唯一值得相信的是什么？只是自我意志的选择。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意志就是世界，他的选择就是为世界万物提供尺度。你可以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展示了“我”的主体性，但这个主体未必是理性的主体，具有自我反思的主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主体，更多地只是意志的主体，被抽离了确定性价值的欲望主体。自我之上，世界之上，再无神明，再无绝对，不再有一个超越的绝对存在。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只是自我的意志、绝对的意志。它不需要论证，不需要反思，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
当哈姆雷特自言自语地问：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有理性的自我反思的。但自我的绝对意志不需要反思，因为反思需要有确定的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现代人的自我，只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自由意志，因为被掏空了内在的价值，变为一个空洞的意志主体。“我要”虽然是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但支配这个自由意志的力量却是非我的，其来自市场的各种意见、时尚、潮流。人的意志只是一具空洞的容器，个中装载的是只是主宰性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许多90后青年，看起来非常有个性，但是在他们意志的背后，是他们膜拜的明星、偶像与网红，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他们的意志，主宰了他们的主体性。
虽然其中的佼佼者会转化为有自觉反思意识的精神犬儒或明确人生价值的佛系青年，甚至是激进反抗的能动的躺平主义者，但积极的躺平主义者，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躺平者来说，只是第三种类型：消极的躺平主义者。消极的躺平，并非是什么工作都不做，成为啃老族，或者吃低保的宅男宅女。不，他们只是类似日本的低欲望群体，工作还是有一份，但不再上心，不再努力，断绝了往上流动的欲望，也不再愿意为996卖命。网络上形容说，这种躺平有点像海蜘蛛。海蜘蛛吃海底垃圾长大，除了脚就是一个头，全身没啥肉可食用，因此在食物链里面，反而显得很安全。只要你成为废物，就没有人可以利用你，资本不能利用，朋友也无法利用，躺平所带来的，竟然是一种低质生活的安全感。《庄子》里面记载，惠子对庄子说：森林里有一颗臭椿树，主干臃肿，树杆弯曲，去砍伐树木的工匠，连看也不看它一眼，真是大而无用。庄子回答说：你何必担心它有用没用呢？有用的大树，早被人看上砍了，早早结束了生命。臭椿树正是无用，才保全了性命，得以长寿。消极的躺平主义者追求的安全感，就是庄子所赞赏的“无用之用”。
有人批评躺平者说：“你躺得了初一，躺不到十五！”。其实，消极的躺平，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月光族，他们所选择的，或者被选择的，是一种无奈的低欲望活法。这也比较符合90后一代“后物质主义”的生活观。父母一代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长大，有天生的不安全感，比较重视财富的积累和金钱的价值。相反地，年轻一代在物质充裕的年代中出生长大，反而不那么特别看重金钱和财富，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并没有那种物质匮乏的焦虑感，物质不是不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并非他唯一的追求，他不愿意为五斗米而委屈自己，看老板的脸色，听父母的唠叨。他们要的是个性的自由，过一种率性的自由生活，这个自由绝对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所谓不受强制的外在自由，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自由，庄子意义上的率性。过去是老板炒员工，现在经常出现的是年轻员工炒老板，一言不合，便辞职走人，如今的职场，老板都抱怨今天的90后的员工太难伺候了，还得看他们的脸色。这是后物质主义时代新人类的特色，他们哪怕在辞职之后，过的是“下流社会”的生活，也在所不惜。
消极躺平的年轻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过去意味着对父母与家庭负责与担当，未来则意味着各种小目标，一步步走向社会期待的买房、结婚、生子的生活。不，躺平者截断了过去与未来，他只有当下，只追求当下活得率性与自由。躺平就是一种率性，躺平就意味着自由。但躺平同时也必须放弃，放弃合乎社会期待的生活。放弃以后才躺得下来，才能有限度的率性一把，尽管代价是不菲的。
对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来说，这种选择是无奈的，是对今日社会主流体制“优绩制”的反抗。meritocracy，可以翻译成精英主义或贤能主义，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具有新的含义，即所谓的“智商 努力”，甚至很励志：只要努力，必定成功。“优绩制”提供了一幅美丽的乌托邦前景：这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世界，爱拼才能赢！老的一代所经历的年代，蛋糕做大以后人人有份，他们的确迷信这个“优绩制”的教条。然而，今日的世界，已经变成零和博弈，少数人的成功伴随着多数人的挫败，成为冷酷的现实。哪怕你有再高的智商，哪怕你再努力，也未必有你所期待的未来。哈佛大学网红教授桑德尔将之称为“优绩制暴政”，认为这种优胜劣败的“优绩制”，仅让多数人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社会尊严。严重的挫败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努力是没有用的，一切只能归咎于个人的命运，归咎于社会的不公正。网络上有一位年轻的职场90后愤怒地质问：我985名校出身，终日996，还是买不起北上广深的房子，为什么城中村的老伯，几乎是文盲，拆迁以后可以分到几套房子，每月房子的租金比我的收入还高。他的极差地租还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吗？凭什么他可以坐享其成，而我再努力还是买房无望？
网络上类似的情绪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由此我观察到一个深刻的现象，将消极的躺平主义者形容为“身躺心不平”。身躺只是假象，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溢着不满与愤愤不平。与虚假的躺平主义和积极的躺平主义不同，更与佛系青年有别，你一旦进入消极的躺平主义者的内心，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名的怨恨，这种怨恨，所针对的目标，一是资本，二是精英，三是逼迫其不断拼命的“优绩制”。在网络上，仇富与仇精英的情绪，在一部分失败者那里弥漫，各种“困在系统”里的说法，也反映了对“优绩制”的强烈不满。
即使还没有进入职场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的兴奋点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在变化。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多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近二十年所选择的论文主题，在世纪之交多是抽象的思想史主题，十年前开始转向社会文化史，关心“权势转移”，社会的上下流动问题，近年来，不少研究生对五四青年精神世界中的苦闷与焦虑更感兴趣，考察他们是如何从焦虑到不满、最后走向革命的。象牙塔的学术研究风向竟然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由抽象的观念追求，落地为实在的社会流动问题，最后转向内心世界的焦虑与不满，这条研究脉络的变化，也是活生生的近二十年职场青年社会心态的演化。
“身躺心不平”背后的怨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德国社会学家舍勒，曾经专门研究过怨恨，指出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他所说的民主社会，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等级社会而言，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上下阶层可以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之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什么过分的欲望与野心，因此也缺乏怨恨的社会心理土壤。但是，到了现代的民主社会，阶级的天花板被捅破了，只要你努力奋斗，就有可能做人上人，于是各种于连式的人物都出现了，然而，通往成功的金字塔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大多数人的欲望被流动的民主社会释放出来了，但最终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在心理上积淀了各种各样的怨恨，怨恨比自己更幸运的同一阶层的人，怨恨高高在上的富人与精英。
中国与欧洲的历史传统不同，正如我在《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里面分析过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贵族与平民之间、社会上下之间一直存在着自由流动的管道和空间，然而，社会依然是有严明的等级，按照权力、财富和文化来分配上下层之间的身份尊卑。对上自卑，对下傲慢，形成了畸形的社会人格。每一个人只有拼命往金字塔的上端流动，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在科举场上，“土猪拱白菜”的欲望比比皆是，为的是挤入上流社会，被人看得起。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哪怕再努力奋斗，往上流动依然无望，内心深处的怨恨日积月累，到某个时间节点，便会转化为一种颠覆性的破坏能量。这是一种挑战秩序的“无组织力量”。有组织的力量并不可怕，因为你可以与它进行理性的利益交易，但充满怨恨的“无组织力量”无疑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如同大洪水一般，难以疏导。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善待90后，就是善待中国的未来。共同富裕的路怎么走？如何让更多的躺平者重拾信心，重新看到希望，的确是一个当下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沉重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