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负道抱器”理念的提出与实践
王兆胜先生1963年出生于山东半岛的蓬莱农村，父母亲都是贫苦农民，7岁那年母亲身患重病，12岁那年母亲去世。他的幼年生活极为艰辛，曾长期依靠向邻居借钱和他人资助上学和复读。经过他的坚持与努力，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业余时间，他充分利用所学知识、所悟思想、所锻智慧，开展现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中国散文，以及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的研究，见解独到，著述颇丰，自成体系，自成一家，曾获得冰心散文理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红岩文学奖、山东文学诗歌散文奖、全国报人散文奖等，是当代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重量级学术专家和权威人物。
回顾总结王兆胜先生的既有人生，是他不断努力，不断修行，实现“君子豹变”的过程；也是他提出并践行“负道抱器”理念，身体力行，成为当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过程。他依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和以身示范的形象，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之经验，构建“天地人心”精神之家园，纠正文坛时弊，探究未来方向，不仅回答了关于文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回答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使命是什么，以及怎样坚守这一精神，怎样肩负这一使命的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启示价值。
1. 理念：背负青天，手执光芒
王兆胜先生有一本著作，名叫《负道抱器》，该书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他的“负道抱器”人生哲学，同样也是他的学术思想，从中让我们看到他的觉悟，他的担当，他思想的光芒，他内敛低沉而又熠熠生辉的创作和学术实践。
该书的自序详细阐述了“负道抱器”的思想内涵和实现途径。他说：“我相信‘道’，崇信在冥冥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矣，于是追求‘大道藏身’的人生哲学，并一直试图将‘道’背在自己的身上，更希望能内化于心。”（《负道抱器》王兆胜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自序》第1页。）对于“抱器”，他也有自己的解释：更多的时候，人生需要“抱器”，即在没有“负道”的情况下，与天下器物相处。怀抱“器”入“道”，游于无思无虑，知心见慧。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王兆胜先生那里，所谓的“负道抱器”是指：身藏或背负世间“大道”，与天下“器物”相处，从“器物”中反观自身，并从中悟出更多更真的“道”。
但是，一如“形象大于思想”的功用，我们从他的“负道抱器”中可以窥见其背后蕴含的更多内涵。
“负道”，究竟是“负”什么“道”？它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博大的。那就是要“负”“天地之道”，“负”“社会之道”，“负”“人生之道”，“负”“艺术之道”。在这里，“道”是一种规律，一种科学，一种信仰；而“负”，不仅是“藏”，是“怀”，更是一种“背负”，一种“承担”。它是一种责任，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担当。
“抱器”，又究竟是“抱”什么“器”呢？它的内涵也同样是丰富的，博大的。在我看来，在王兆胜先生那里，“抱”的应该是天下之器，是世间可玩、可用、可尊、可敬之器。这里的“器”，也具有多重含义，它可以是作家、艺术家、批评家手中的“笔”，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抑或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之器，甚至是“天地人心”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器。
在这里，“器”也不仅是一种器物或器具，更是一种思想，一种智慧，一种方法。如果说“道”是世界观的话，那么“器”则是方法论。“负道抱器”其实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王兆胜先生所说的“道”，便是撬动整个世界的规律；所说的“器”，便是撬动整个世界的那个“支点”。
著名作家王小妮曾有一篇文章，名叫《手执一支黄花》。透过她的文章，仿佛看到和嗅到，她手执的那支黄花上，分明绽放着艺术的光芒，散发着醉人的芬芳。
天空喧响，大雁飞翔，高山顶上的太阳，托举着古老的梦想。我们也仿佛看到，王兆胜先生背负青天，手执光芒，在大地上不停地向前奔走，既像逐日不息的先民夸父，又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志士，走向他精神的家园，走向他梦中的艺术王国和自由王国。
2. 精神：自由之志，博爱之心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毫无疑问坚信和坚持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我们也同样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的反作用，高度重视人的精神的能动性，特别是人的精神在人生和文艺作品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人生，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人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对于文艺作品，精神更是其最高级的“质”。优秀的文学作品毫无例外要“见人、见事、见精神”。王兆胜先生作为一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一位新时期和新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然深深地懂得人的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在人生岁月和文艺批评活动中，在天地之间，在内心世界，他自觉地涵养并张扬高洁的人生精神与艺术精神，彰显了独特的精神风采和人格魅力。
自由和博爱，是王兆胜先生的两大精神主张，它们像两面鲜艳的旗帜，飘扬在他人生和艺术的阵地上。“五四”时期，人们崇尚科学和民主，尊称它们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在王兆胜先生这里，自由（freedom)和博爱(fraternity)，具有与科学和民主同等或相似的重要地位，可以尊称其为两位“福先生”。如此称呼，不仅因为这两个词发音的缘故，更因为真正的“自由和博爱”，是人生之“福”，也是人类之“福”。
王兆胜先生在接受《文艺争鸣》杂志编辑朱竞采访时，曾经详细阐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也是他的个人精神问题。其核心和要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另一个便是博爱。
关于“自由”精神。王兆胜先生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深刻阐述了追求自由的内在原因。20世纪中国一直有一种呼吁“自由”的声音，这是面对强大的专制压迫及其各种限制的一种对冲式选择。这是必然的，也是珍贵的。若问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王兆胜先生认为是“封建专制”，是那种不让人“自由”地言论和行动，即按照自己的个性与喜好而生活的强大力量。二是对“自由”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他认为，“自由”是一种美好的本性，是自己最挚爱的东西。同时，自由是有前提和限度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更不是不加限制的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不妨碍他人自由、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为前提。绝对的自由，不加限制的自由，只顾自身的自由，与专制是毫无二致的。这些观点，在人们积极争取自由，尚未获得自由之时发出，既具有辩证性，也具有超前性。三是明确了追求自由的正确路途。在王兆胜先生那里，对自由的追求，与西方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与一般人的理解也有很大区别。它不是对人的个性的过度张扬，也不是对自由权利的过度放纵，而是努力使自己的个性、思想、言论和行动符合“天地之道”和“世道人心”，让人的个性、思想、言论和行动，在天地之间，在社会之中，在道德和法则框架之内，呈现出自由运动和放飞状态。那情景犹如一个人在世间生存发展，一个人在艺术天地里翱翔，要像《庖丁解牛》中庖丁大师手中那把具有自由灵性的刀子一样，“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焉”。
关于“博爱”精神。王兆胜先生所理解的内涵，是一种神圣的境界，它不仅包括爱值得爱的人，也包括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它是一种广博之爱，一种宽泛之爱，是一种对人，对亲人，对他人，对敌人，对社会，对天地自然，对世间万物，对一切的一切，对一的一切，无边无际的，无差别的，不讲条件，不讲代价的“大爱”。它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在他看来，博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解决世间问题的一种最根本、最有效手段，更是建立一种人生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信仰。在他心目中，博爱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爱的世界。有人曾问王兆胜先生，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是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还有别的什么？他回答说，我喜爱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他是以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热爱着包裹着我们的宇宙，热爱着我们赖以生活的星球以及它上面的万事万物的。王兆胜先生还敏锐地发现，除了少数作家外，20世纪的大多数作家是缺乏博爱精神的，有的仅仅是爱自己，爱家人。有鉴于此，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必须提倡“博爱”。我们有幸看到，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作家，无不具有这种“博爱”精神。莎士比亚如此，列夫·托尔斯泰如此，泰戈尔亦如此。应当看到，王兆胜先生提倡“博爱”精神，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早年丧母，缺乏母爱的经历；他含辛茹苦，发奋拼搏的经历；他早年被同学的父母（后来的岳父母）无条件帮助，得以度过人生最艰难岁月的经历，让他对人间冷暖，对人间真情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自然也培养了他一颗巨大的悲悯之心和巨大的同情之心，从而让他始终倡导“博爱”和“大爱”，始终以祥和之心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始终坚持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信条和操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兆胜先生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精神，还包括“对话”的精神。他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以尊重他人人格、肯定他人存在和价值合理性、理解和向他人学习为前提的，没有此前提那他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智者，他能够洞悉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作为个体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伟大及其渺小。譬如老子所言“不敢为天下先”，20世纪的中国缺乏这样的人，充分肯定对方存在的价值并以对话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人更不容易找到。为此，王兆胜先生主张和提倡“对话”。这种“对话”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理解、尊重和包容的精神，广义上属于“博爱”的范畴，“对话”只是方式和手段。因此，并不能将其列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只能是“博爱”精神的一部分。
3. 榜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大凡志存高远、勤于修行、有所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励志目标和人生榜样。在王兆胜先生心目之中，也有这样的目标和榜样。王兆胜曾经说，我最喜欢有丈夫气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世俗社会的凡夫俗子，而是天地间有成的精华。这样的知识分子个性鲜明、率性而为，自由自在如一阵轻风飘过；这样的知识分子心地纯良、悲悯仁慈、包容忍让、灵心浑发，如天地大海一样能够宽容一切；这样的知识分子热爱生命、情感奔放，富有奇思妙想和惊人的创造性。但有时又是逍遥超脱、幽默闲适地作为人生的一个旁观者存在着。像老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郞、林语堂是其代表。王兆胜先生便是按照这样的目标选择人生榜样和修行自我的。
《文艺争鸣》杂志社朱竞先生曾问王兆胜先生，您认为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王兆胜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林语堂。实际上，这两个人，就是王兆胜人生和艺术的导师和榜样。
他之所以选择鲁迅，是因为鲁迅是现实参与派。他说，“我喜欢鲁迅一类人对现实关注的深刻、执著与硬骨头精神，但不喜欢其强烈的内心冲突及其沉重困难感。”（《文学的命脉》王兆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第291页。）
他之所以又选择林语堂，是因为林语堂属于逍遥自由派。他说，“我更心仪林语堂这一类人对生命、人生和人性的理解，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既不离开大地而时时关注着普通的民生苦乐，又能够在天地间自由翔飞，有着对生命的大彻大悟。”（《文学的命脉》王兆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第291页。）他认为，林语堂等人是反感于社会政治争斗，而醉心于人生的，他们是一些美好的人生理想主义者。
鲁迅与林语堂，一个是现实参与派，一个是逍遥自在派；一个是激情战斗派，一个是现实温和派；一个是火焰，一个似海水，两者同时选择，这不矛盾吗？当然不！他们两个看似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其实是一块玉石的两个镜面，共同构筑起当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精神和品格，而且他们之间本身就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有血性的，也都是关注社会现实和追求自由的。只是他们的侧重点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
从王兆胜先生所表述的观点和自身形象上看，或许人们会认为，在他的身上，林语堂的传承或许更多一些。其实不然，他实际上是鲁迅和林语堂的有机结合体。从他的内心世界来看，他更像鲁迅，像鲁迅一样火热，像鲁迅一样富有战斗精神，像鲁迅一样倔强和不妥协。从他的外部形象和表现形式来看，他更像林语堂，像林语堂一样洒脱和淡定，像林语堂一样逍遥与自在，像林语堂一样追求自由和理想。
因此，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王兆胜；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逍遥，实则严谨的王兆胜；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阴柔，实则阳刚的王兆胜；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一片沉静的大海，实则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的王兆胜。他的倔强，他的严谨，他如火的激情，是对“天地之道”“世道人心”的坚守，是对“自由、博爱”精神的追求，是对做人尊严和艺术精神的捍卫，也是对低俗、庸俗、恶俗的不妥协、不低头。他的阴柔，他的逍遥，他如大海一般的沉静，是对金钱、物质、名誉和地位的淡泊，是对自身散淡生活的沉醉，也是他以心灵之光照彻世俗世界的折射。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如果王兆胜的“负道抱器”理论可以分割的话，那么，鲁迅的形象，侧重于“负道”；而林语堂的形象，则更侧重于“抱器”。王兆胜师从了鲁迅的“负道”，也师从了林语堂的“抱器”，于是他们两人的伟大担当与伟大品质，便在他身上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王兆胜就是王兆胜，他既不是鲁迅，也不是林语堂，他是并且只能是他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王兆胜。他只是按照两位伟大知识者的思想、情怀和品格，重新塑造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应有形象。他的身上，有鲁迅和林语堂的影子，但是在很多地方，他也早已超越了鲁迅和林语堂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他们本身。
丝毫不能忽视鲁迅和林语堂对王兆胜先生人生和创作的巨大影响。王兆胜先生曾在《闲话林语堂》“自序”中写到：“一孤灯而照千年暗。由于内心通明了，心灵变成了一套不冻的河，外在的和心灵的束缚都如脱去衣服一样的被解除了，于是，我真正获得我的自由及快乐，心灵再也不是如纸一样的脆薄，而是变成可以承担一切沉重的大地。有了如此心灵，哪里还有什么苦恼，更不会为世事嚣嚣而失眠了。”（《闲话林语堂》王兆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第6页。）是谁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答案就是鲁迅和林语堂。
4. 行动：逐梦前行，担当使命
王兆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学术派”，但他更是一个“行动派”；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研究派”，但他更是一个“担当派”。回顾他从一个农村娃子，逐步成长为当代学术名家和学术权威的历程，与他从小立志，心怀抱负，逐梦前行，勇于担当有关。他在幼年的时候，曾有过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也有过向人借钱的“耻辱”，但是，他不愿蹉跎岁月，虚度光阴，更不愿苟且偷生，浑浑噩噩一生。他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天地良心。他热爱文学艺术，感到这里充满个性、真诚、善良、美好、慈爱、想象力、深刻性和趣味，有了这些内容，一个人就可以更多地保持心灵的饱满、生命力的昂然和性情的灵光。几十年下来，他矢志不移，默默前行在这条看似有些寂寞，有些清苦，也有些孤独的道路上。应当看到，他的这一选择和努力，是与家国命运，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自己多次告诫自己：“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正是他的远大抱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的人生拥有了巨大而绵绵不断的力量，也让他最终成为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一是潜心修行，不断提升真学者的精神和素养。现代社会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也很多，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缺乏真正的学者和专家，更缺乏真正知识分子和真学者的应有成就和担当。为什么呢？根子就在于有些人并不具备“真知识者”“真学者”“真专家”的专业素养。王兆胜先生之所以有别于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不断修养真学者的精神和素养。在王兆胜先生的心目中，真学者首先是一种精神和品格，必须“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他的编辑和学术之路，是从提高“真学者”精神和品格开始并贯穿始终的。他修炼真学者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四大法门”。一是学习，二是钻研，三是提升，四是坚守。也可以概括为“内修外练”，全力提高人格素养。在学习上，他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脑力、心力和时间的。他发奋学习，发奋工作，就为了让自己不比别人差，为了让自己的生命体现出应有的不凡的价值。他的提升，不仅是专业知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思想境界的提升。他认为，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要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一种自觉的殉“天地之道”的精神，而且应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见到“发财之道”绝不不动心，听到“升官之道”绝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几十年来，他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这样坚守并做到了。
二是规避误区，自觉担当重建文学理论的使命。当代社会，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使命多有误解。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社会的精英和先导力量。但是，很多人简单地把知识分子归结为社会的“立法者”和“裁判官”，把“批判”，而且只有“批判”，不可调和的“批判”作为知识分子唯一的使命和职责。这一思想认识，导致知识界、文学界、学术界乱象纷生。有的人，只知道否定和全盘否定，不知道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从而发出许许多多耸人听闻的声音，作出毫无科学依据的结论。王兆胜先生自觉地规避这一“误区”和“雷区”。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建立在缜密的分析之上，不仅注重文学现状的批判，更注重文学价值和文学理论的重建。注重在继承中华优秀文学传统中重建，注重在当代社会文学土壤上重建，注重在面向未来的道路上重建。他借助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春风，用创新型思维开展学术研究，从浩如烟海、繁杂茂盛、已有结论的文学史料中，从当代文坛生动具体感人的实践中，寻找新的焦点、疑点和难点，发现新的思想、新的立论和新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系列超越既有结论、符合历史真实、又为时代所需要的新的研究成果。他的“天地人心”理论，他关于散文“形·神·心”的理论，他关于20世纪文学的判断，都体现了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在批判中重建的精神。
三是低调内敛，坚持让作品说话。王兆胜先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也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有人说，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在王兆胜先生这里，即便做事，他也奉行低调原则。在从事编辑工作，在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质工作的同时，他一边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研究，一边从事同样喜爱的文学创作，像一个沉默寡言的行者，一个人默默前行，始终坚持让作品说话，让事实发生，从不咋呼，从不喧哗，更不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几十年来，他已出版学术专著16部，主要包括《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林语堂大传》《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新时期散文发展向度》《林语堂与中外名人》《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等。已出版散文随笔集4部，包括：《逍遥的境界》《天地人心》《负道抱器》和《情之一字》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60多篇。编著出版散文文化选本《百年中国性灵散文》《享受健康》《精美散文诗读本》等20多部。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犹如他家乡的蓬莱仙境，既美丽玄幻，又令人高山仰止。其关于“天地人心”的文学理论业已成熟，其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散文的研究，对林语堂的研究，不仅已经成为体系，具有独特建树，更成为当代文坛的权威理论和权威人物，值得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仁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
第二节 “天地人心”理论的内涵及价值
世纪交替之际，站在当代文学发展新的时代节点上，王兆胜先生在既有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深入观察，系统研究，提出了“天地人心”的概念和理论。加强对这一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本质性内涵，对于进一步廓清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促进当代文学沿着健康道路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兆胜先生本人并没有将“天地人心”作为一种理论来提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种理论来探讨和研究。王兆胜先生是在2006年出版的《天地人心》一书的自序中，提出“天地人心”一词的。“本书取名‘天地人心’，当然不能与鸿篇巨制的书名相提并论，但我爱它的大气磅礴，爱它的高度概括力，也爱它的文化境界和人生品位。”（《天地人心》王兆胜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自序第2页。）在这里，虽然“天地人心”只是一个“书名”，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词组”，但是，收入该书的一系列文章，都围绕其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深度性的论述和解读，从中可以看出，“天地人心”不仅是一个“书名”，也不仅是一个“词组”，而是一种人生观念，一种文学理论，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标准和尺度。应当看到，“天地人心”的提出，不是王兆胜先生的率意行为，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一，当今文学创作过度强调和夸大“人”的力量，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根本性背景。受世界级文学大师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影响，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人”，即将人和人生放在文学最中心、最突出、最显赫的位置，于是人的解放和人性的解放被大张旗鼓地得以张扬。这对于打破以往文学对人性的压抑，对于突破“非人文学”，对于进一步接近文学本质，对于促进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毫无疑问起到了积极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一如王兆胜先生所言：“让文学从玄秘幽深之天地自然回到现实而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目的，文学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意义。”（《文学的命脉》王兆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文学·人生·天地自然》第1页。）但是，与此同时，王兆胜先生还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也导致了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一些文学作品，在宣扬个性解放的同时，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可怕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无视天地自然之道的人的主观意志的无限膨胀，从而产生了一些走火入魔的“自大狂”式作家和“抓狂”式作品。这显然是对“人学”理论的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极大的误区。有鉴于此，王兆胜先生提出了“天地人心”理论，提倡要对“天地之道”有“敬畏之心”，主张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得教益。
第二，文学创作出现的过度“私人化”写作倾向，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坛出现了一种“私人化”写作现象，以陈染、林白、徐小彬等女性作家的写作为代表，有人称之为“新状态写作”。她们的创作，重在表现个人的体验和经验，“当下的情感状态”，其对立面是公众化、群体化和社会化。“私人化”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作为一种新的“流派”，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创作，丰富文艺百花园，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同样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过于重视“私人感情”“私人天地”。特别是发展到后来，“私人化”写作走向了“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更是走向了误区和末路。王兆胜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也是对“人学”理论的一种误读和扭曲。唯有“天地人心”理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天地人心”理论主张的是书写天地之心，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是与天地之心相通的“大心”。
第三，文学创作中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和丢失，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一个关键性背景。在我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虽然没有人系统提出文学创作的“天地人心”理论，但是，诸多伟大、杰出和优秀的作家作品，都无形中体现或折射了这一理念。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孔子的《论语》，刘勰的《文心雕龙》，曹雪芹的《红楼梦》，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影梦》，沈复的《浮生六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朝花夕拾》，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都体现了尊重“天地之道”，展现“世道人心”的优秀品质。然而，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些优秀的传统越来越不被重视，面临断裂和失传的危险。王兆胜先生作为一位“负道抱器”的文学评论家，深感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提倡“天地人心”的理论，以促进优秀文学传统的回归和重建。
2. “天地人心”理论的本质和内涵
在王兆胜先生那里，“天地人心”理论是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出的，其来源更多的是对世界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但是从关键上来看，它更是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武器。
从定义上来看，归纳综合王兆胜先生的观点，“天地人心”理论可以定义为：文学不仅是一种“人学”，更是一种“天地人心”之学。文学既要反映“天地之道”，也要反映“世道人心”，是“天地之道”与“世道人心”的有机统一。
从基本内容来看，“天地人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天地之道”。“强调‘天地之道’，即是承认：无论如何，人都是天地自然中的一份子，都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存在和先验的限制。”（《天地人心》王兆胜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自序第2页。）另一方面，在强调“天地之道”的同时，又要着意于“人”，尤其是“人心”的力量。在王兆胜看来，智慧的人生不仅仅在于理解和顺应了“天地之道”，也在于将自己的“心灵”发展和培育得臻于完美，以至于这颗“心灵”能够与“天地之道”相通，能够“修成正果”，能够面对人世间的失败、挫折与不幸，始终处于悠然自得和怡然自乐的“大幸福”。王兆胜先生也主张写“人”，写“人心”，写“心灵”，启迪“心智”，培育“心灵”，但不是狂妄的、自大的、唯我独尊的“心灵”，也不是局于一隅的、阴暗的、发霉的、扭曲的“私人的心灵”，而是一颗清澈明亮的、有古道热肠的、放射光辉的，“一孤灯而照千年暗”的“心灯”。
从基本要义来看，王兆胜的“天地人心”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一是“民生视角”。文学必须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
二是“人类视野”。文学必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
三是“宇宙高度”。文学必须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的视角。
四是“美学品质”。文学必须具有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
对于“天地之道”和“世道人心”的内涵，作者通过系列文章，进行了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天地之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大爱之道”：这种爱，不仅是血肉之情和人性之爱，更是一种博爱或者说大爱。一种超越世俗和道德的爱之情怀。这种爱是无限的，不分人类、不分动物，也不分植物，甚至不分山石，是一种包容万有的仁慈和怜悯之心，就是连自己的仇敌也不能失去了爱意。这体现着人类良知作家博大的胸怀。
“柔韧之道”：“柔韧”是天地道心。柔韧是一种余地，一种弹性，一种温润，一种仁厚，一种韵致，一种和美。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是那些柔韧的事物。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柔韧哲学具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在王兆胜看来，强力文化可以说是抽刀断水，而柔韧文化则可比作为“不尽之水”。
“半半之道”：也称之为“半半哲学”，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既不追“高”，也不求“低”，而是取其“中”，处处以“适”“中”“和”“合”为好。因为，对“盈满”的追求，表面看是聪明之举，实则潜伏了很大的危险。
“给予之道”：天地虽然有索取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慷慨地“赐予”。世界上的普通事物，也具有“给予”的精神。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索取”，忽略和无视“给予”，将一颗颗贪婪之心向天地自然、向他人无尽地“索取”。只要慷慨地“给予”，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希望，我们也最终成为真正的有福之人。
“和谐之道”：世界和大自然更多的时候是和谐、平顺和雍容的。人只要接近大自然，就会感到天地间的和谐之美。人应该充分体会天地自然之心，以和谐的心怀对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在王兆胜先生那里，和谐具有广博的范畴。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同时还包括一个人自身的和谐。
王兆胜先生的“世道人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是真诚、善良、纯洁、宁静和自由之心，它是本然的，没有受到污染和异化的。有了这颗心灵，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就会成为真人。因为有赤子之心者，他将会与自然亲密无间，并从中受益匪浅；他将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更不会陷入人为物设的泥淖；他将善待亲友，真诚为人，坦荡无欺；他将对一切充满热情和好奇，生活得快乐、自在、幸福。王兆胜先生认为，赤子之心是人类的本根，离开了它，人类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从事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更需要一颗赤子之心。
“敬畏之心”：在王兆胜先生看来，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最重要的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人生观。就是说，在本质意义上，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的、卑微的，他不能无视无限的天地宇宙和自然万物，更不能对其任意践踏。人类不是天地的主宰，相反天地自然在主宰着人类。基于此，人类应该与天地自然和平共处，互相取长补短。但是，当前的问题是，对天地万物失却“敬畏之心”的事情屡见不鲜。过于自信和骄傲的人类，大大低估了天地自然和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之复杂性与伟大智慧，也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悲悯之心”：王兆胜先生有很多文章，谈到悲悯问题。其中包括《做个“好人”》，也包括《给予之福》和《爱之普照》等等，都涉及“悲悯之心”的问题。在他那里，悲悯是人类最崇高、最深刻的感情，是一种对天地、对宇宙、对万物、对生命、对人类普遍拥有的“大悲悯”。当然包括对最底层、对小人物的悲悯。是否具有悲悯意识和悲悯情怀，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高尚、伟大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和伟大的重要标尺。
从表面上看，王兆胜先生的“天地之道”和“世道人心”似乎是两个向度的。“天地之道”向外，“世道人心”向内，但是，它们两者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有机整体，“天地之道”指向“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也指向“天地人心”。
表现在内容逻辑上，“天地之道”也是“人心之道”；“人心之道”也是“天地之道”。严格意义上讲，“大爱之道”，亦即“大爱之心”；“柔韧之道”，亦即“柔韧之心”；“半半之道”，亦即“半半之心”；“给予之道”，亦即“给予之心”；“和谐之道”，亦即“和谐之心”。同样，无论是“赤子之心”，还是“敬畏之心”，抑或“悲悯之心”，也都是“之道”。既是自然之道、天地之道，也是社会之道、人心之道。
表现在文学的具体呈现上，“人心”，是天地中的“人心”，是“天地之道”中的“人心”；“天地”是“人心”中的“天地”，是“世道人心”中的“天地”。无论是“天地之道”还是“世道人心”，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文学作品“天人合一”的“文心”。
从理论依据和来源上看，王兆胜的“天地人心”理论，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的哲学思想；符合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同时也符合新时代“和谐发展”“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思想，是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新时代文艺问题的创新性实践和针对性探索。
3. “天地人心”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王兆胜先生“天地人心”理论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是文学本质理论的一次重要突破。
首先，“天地人心”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由于“天地人心”理论是从生活理论发展演变而来，既属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论，又属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实现了人生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有机统一，克服了人生理论与文学理论“两张皮”的问题。由于“天地人心”理论不仅强调“人”和“人心”，同时强调天地和自然，因此，相比于“人学”理论，其视野更宽，站位更高，也更加全面，克服了文学创作孤立地展现“人”的问题。由于“天地人心”理论，对人和人心做了更深入、更精准、更高洁的诠释，因此，相比于“人学”理论，其思想内涵也更加深刻和深邃，是“人学”理论的纵深掘进。
“天地人心”理论能更有效地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王兆胜先生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指出了实践这一理论的路途，同时指明了当前文坛背离这一理论的现实弊端和问题，能够客观上指导那些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在创作时，自觉坚持这一理论，并自觉纠正思想认识和创作上的误区和偏颇。在《文学·人生·天地自然》一文中，王兆胜先生明确指出：“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益。一是突破将人生看成文学创作目的之成规，而将思考深入天地自然之中。二是以天地之道反观人之道，思考和理解人的局限性。”“克服人类本位的立场，去除人类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观念，遵循天地自然的法则，同时向物学习和反观人类的缺陷，弥补人类的不足及其异化，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突破以往的限度和盲点的关键所在。”（《文学的命脉》王兆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文学·人生·天地自然》第3页。）这些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三，“天地人心”理论树立了文学批评的一种典范。王兆胜先生依据这一理论作指导，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尽善尽美”的批评。因为他重视“天地人心”，所以他追求一颗“尽善尽美”的心灵。他认为，一个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为人类美好的心灵添加点什么，这是他始终坚信的永恒价值。在他那里，文学批评也要遵循“天地之道”，指向“世道人心”，指向自己的“心灵”。在他的心目中，批评的指针是指向批评者自己的，批评者的境界、心性、品格和审美趣味，直接决定评论的质地。他就是按照这种理解，严肃认真地从事着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为当代文学批评树立了一种典范。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中，他以自己“自由”的心灵，对自由主义文学展开深入探讨，从而推导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西方文化的撞击”，但又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精神被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触动、催生的结果”的结论。在散文本质特征的研究中，他以“天地人心”理论为基本依据，在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既有“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全新结论。在对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他依据这一理论，发现和挖掘了林语堂“敬天、爱人、惜物”的精神，“修身、齐家、爱国、宇宙文章”的操守，“幽默、闲适、快乐”的性情，“矛盾、和谐、安详”的人生，从而得出了“21世纪我们需要林语堂”的结论。在王兆胜先生那里，林语堂先生便是一个符合“天地人心”理论和实践的典型和标杆。这些都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第三节 “形·神·心”理论的创造性发现
王兆胜先生是中国散文研究的翘楚，其对中国散文的研究见解独到，成果显著，不仅自成体系，自成一家，而且做出的贡献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最具创造性的贡献是，对散文界业已形成的散文“形散神不散”观念和“新散文”概念进行深度反思，从而得出全新的结论：散文最重要的不是“形散”，也不是“神散”，而应该是“心散”，散文之“散”，关键在“心散”。可以命名为散文的“形·神·心”理论。
1. 在百年“破”与“立”之间提出新的理论
纵观现代以来的中国散文，经历了一个不断“破体”和“建构”的过程。王兆胜先生在研究现代散文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归纳了一系列建设性散文主张和理论的成果与意义。包括“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美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提出的“诗化”理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非提出的“真情”“自由”“个性”理论；进入新世纪后，陈剑辉提出的“诗学建构”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说明百年散文理论建树是自觉的，成绩是斐然的，对于促进散文创作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与此同时，王兆胜先生以“天地人心”理论作关照，敏锐地洞悉和发现，现当代文坛在一部分人致力散文文体“构建”的同时，也有些人对其进行了“解构”，甚至是“消解”。他们不是将散文写作进一步引向更纯正、纯粹、审美的文学，而是导向其相反的方向——随意化、大众化、实用化。其中包括，鲁迅提出的“散文的体裁，其实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不妨。”梁实秋的“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王尔龄的“散文贵散。”特别是肖云儒提出的“形散神不散”概念，将其理论化、固定化、广泛化，甚至被人奉为经典。随后，“新散文”概念的提出，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些观念和理论。包括刘烨园提出的新艺术散文概念，直言散文也可以“神散”，“飘忽无踪”，将散文的“形”和“神”都统统打破。对于上述“解构”，王兆胜先生非常客观地指出其对于散文发展产生的一定的积极作用。“应当承认，正如‘立’对散文问题建设的意义，‘破’也是使其发展的强大动力，否则就很难想象散文何以能冲破重围，获得解放与自由。”（《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王兆胜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第17页。）同时，王兆胜先生更清醒地认识到其问题所在和副作用所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能将散文进行简单化、庸俗化、实用化的理解。散文也是一种文学艺术，不能“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不能失却魂，也不能失却形，其神不能散，其形也不能散。“形”散了，就是形销骨立、委地如泥；而“神”散了，则失去了魂魄，呆如木鸡，抑或是行将就木。他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理论工作者和评论家，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廓清认识上的误区，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以此阻止将散文本质扭曲变形的潮流，再也不让所谓“形散神不散”观念继续主导人们的思想了。他在对散文本质进行深入研究，对“形散神不散”存在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散文的“形·神·心”理论。这便是其重要性、目的性和针对性之所在，是“建构”中的“新建”，是“解构”中的“新立”。
2. “形·神·心”创新理论的内涵及进步
王兆胜先生在诸多文章和诸多场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散文“形·神·心”理论。其核心意思是：散文最重要的不是“形散”，也不是“神散”，而应该是“心散”。散文之“散”，关键在“心散”。散文，“形”要“聚”，“神”要“凝”，“心”要“散”。
王兆胜先生在提出这一理论时，首先对“形散神不散”理论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指出其问题所在。散文的“形”，即“形体”之谓也，它是指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犹如一个人的身体，怎么能够“散”了呢？作为艺术生命的表现形式，它不应该也不能“散”，相反，应该非常严谨、缜密、科学、精美。从王兆胜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此前的“形散”之说，实在是对散文“法无定法”，以及散文各具特色不同结构形式、语言方式的一种误读，错将“法无定法”当成了“随意”，错将千万种不同表现形式当成了“散乱”。
在对“形散神不散”理论进行辨析的同时，王兆胜先生“重建”了自己的理论，并做出科学和形象的解释。他指出，散文的最大特征是“形聚神凝”，同时“心”要“散”。在强调“形不能散，要聚”的基础上，他同样强调“神不散”，而是要“凝”。因为，“神”是散文的“精神”“神采”“神气”或“神韵”，如此重要关键的东西，自然不能“散”，如果“散”了，则“无神”或“六神无主”，那又怎会成为一件艺术作品呢？对于“心散”他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有更全面的解释。他指出，散文之散，关键在于“心”散。这里的“散”，不是散乱，不是散漫，不是随意，而是有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散文的本质不在于形神俱‘散’，也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形聚神凝’中包含一颗潇洒散淡的自由之心。这颇似珠玉金质包隐于石，更多的时候亦如高僧禅定。也是从此角度说，散文是边缘文体和业余文体，它远离中心、不急不躁、心地坦然、自然而然、知足常乐、充满人生的智慧。”（《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王兆胜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第19页。）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散文，王兆胜先生打比喻说，优秀的散文“形聚、神凝、心散”，颇似庄子《逍遥游》中的真人，他肌肤若冰雪，静若处子，动若行云流水，他神采奕奕、玉树临风，有仙风道骨之风采。这一比喻，非常形象，也非常逼真，展示了“形·神·心”理论的最高境界。
“形·神·心”理论是王兆胜先生的一大创造，相比“形散神不散”理论，它具有三个方面的进步意义。
一是纠偏。它旗帜鲜明地提出散文的“形”也不能“散”。这对过去既成定论的“形散”主张是一种纠偏，对于将散文随意化、简单化、实用化，“爱写啥就写啥”“爱咋写就咋写”，也是一种有效阻介。
二是强化。它不仅强调散文“形”也不能“散”，而且明确指出，不仅不能“散”，而是要“聚”；在“神不散”的基础上，强调不仅不能“散”，而且要“凝”。无论对“形”的要求，还是对“神”的要求，都更高一档，更严一格，是一种加强或强化。
三是提升。它强调散文作者要有一颗“散淡”之心。一方面，写作时，要处于“散淡”状态；另一方面，面对散文在社会中、在文坛的地位，也要有一种“散淡”心态。这无疑提升了散文的境界和胸怀。
需要特别之处的是，王兆胜的“形·神·心”理论，是散文创作的最佳状态、最高标准和最严创作指导，并不是对所有散文作者或散文作品通用。对于王兆胜先生的这一理论，有人曾经指出，有的散文，“形”“散”，“神”也不“凝”，“心”也不“散淡”。特别是有的作者写作时，“心”并不“散淡”，而是也像写作诗歌小说一样，很庄严、很集中、很投入。你不能说他们写的不是散文。这话有一定道理。我们承认其为散文，但它不具备散文最本质的特征和最优秀的品质，自然不能列入庄子《逍遥游》中真人那样的境界和水准。这个问题，一如王兆胜先生的“天地人心”理论，它是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家和所有作品都要写“天地之道”和“世道人心”。
3. “形·神·心”理论的现实意义
王兆胜先生“形·神·心”理论的提出，其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现实意义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散文观念的转变，助推摆脱散文创作困境。相对于“形散神不散”观念，“形·神·心”理论具有革命性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必将促进散文界和散文家思想观念的变革，引导人们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其“形”要散，而“神”也可以“飘忽不定”中走出来，树立“形·神·心”的新观念。这有助于突破当前散文界面临的窘境和困境。包括“神”散或“无神”，抑或“六神无主”的困境；过度发热，失却规范，无度与失衡的困境；“脑”大于“心”，心灵长期“缺位”的困境等等。
二是指明作家努力方向，促进散文创作品质提高。引导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聚形”和“凝神”。更重要的是“修心”。散文不是“写”出来的，不是“模”出来的，甚至也不是“学”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散文要有“心”，要寻找这颗“心”，要修成这颗“心”。要从天地自然中寻找“天地之心”，要从社会生活中寻找“世道人心”，要向自己的内心寻找“真实之心”。特别是“修心”的途径，王兆胜先生阐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将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生命智慧有机地融入心间，变成自己的底气和元气，然后以自然而然、散淡从容的笔法表达出来。这是成为优秀散文家最重要的途径。
三是促进文体的继承与变革，在“求变”与“守常”中发展。面对散文文体变革的强烈呼声，面对散文变革无视、蔑视、放弃传统的误区，面对一味模仿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热潮，王兆胜先生“形·神·心”的理论，有助于人们冷静下来，保持一份理性，对散文的本质特征及其变革方向进行反思和追问，从而找到在继承中变革，在“守常”与“求变”中发展的正确路途。尤其重要的是，启迪散文界，无论怎样变革，都要坚守“天地之心”和“散淡之心”这一自古以来最优秀的散文传统和永恒价值。在守望与变革中，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能发出大光的心灵，让其成为当代散文真正的“文心”。同时，它还启迪散文界，无论怎样变革，作为散文这一艺术形式的最基本规范必须坚持和坚守，要守住“形·神·心”这一“铁律”，在这一艺术的“铁笼子”里，戴着“镣铐”，跳出最动人、最散淡、最具光泽的“舞蹈”。在守望与变革中，以一颗“诗心”和一颗“大心”，铸造起属于这个时代的“雕龙”艺术，谱写新时代散文新的篇章。
作者简介：李恒昌，男，山东肥城人，铁道战备舟桥处党委书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铁路济南局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摄影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文学作品12部。作品散见《解放军文艺》《清明》《百家评论》《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散文随笔集《爱之苍茫》获第八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文学评论《王小波小说误读》获第八届中国铁路文学奖。近年创作完成并陆续出版“当代作家创作评传系列”之《莫言创作评传》《王蒙创作评传》《铁凝创作评传》《张炜创作评传》《赵德发创作评传》等九部，主持创作大型组诗《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中国高铁组诗》《泉城九歌：济南之诗》、报告文学《大河安澜：共和国黄河治理纪实》《1976：铁血舟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