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家健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环境保护）、人与人的和谐（如处理好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我们不能忽视和谐社会的另一个微观层面，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谐，也就是人自身的和谐。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生物机体的健康状况以及精神上的自由程度等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包括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公共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人既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个共同体，也是一个矛盾体。例如，个人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扮演好多种社会角色、承担相应的工作，而当这些角色及其工作超出自己身体承受能力的时候，可能又有损于机体的健康。因此，只有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调和的时候，人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社会也才能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人自身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的微观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人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加盟于健康领域的研究，从经济学、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不同学科角色研究人的健康与诸多因素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健康经济学这个日新月异的经济学分支，健康与教育、培训、迁徙一起被称为构成人力资本理论的四大部件。目前，国内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健康问题，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健康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关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农民二是医疗体制改革；三是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与农民和老年人相比，企业家无疑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牵挂别人，而他们的健康问题并没有受到关注。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是数以万计的个体私营企业创业者“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推动与体制改革互动的结果。在这个充满艰辛的创业浪潮中，一批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们成功地创造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生理和心理的超前支付为代价的。健康对于企业家来说具有更加特殊的含义。因为作为社会财富创造的推动者，企业家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的事情，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2004年11月中旬，均瑶集团董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年仅38岁。王均瑶出生在“温州模式”发祥地之一的浙江苍南县，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15岁时就外出务工，20岁私人承包飞机而闻名全国。而今在均瑶集团资产逾30亿元的时候，作为创业者的他却匆匆离去了。均瑶现象虽只是一个个案，但它折射出的却是企业家健康状况这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年调查显示，一些与工作紧张有关的慢性疾病在企业经营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与1994年的调查数据比较，几种常见慢性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症、慢性胃炎等的患病比重还呈上升趋势。问卷调查结果虽然只是被调查者的一种主观判断，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际情况变化的趋势。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87位著名企业家健康体检结果：高脂血症51例，高血压37例，高粘滞血症35例，颈椎病或椎间盘膨出31例，脂肪肝22例，冠心病6例，脑梗塞4例，糖尿病13例，高尿酸症9例，代谢综合征15例，前列腺增生15例……
在民营科技型企业聚集的中关村，成功企业家健康体检报告：75%的人出现颈椎和腰椎的疾患,42%的人过早出现了骨质疏松、骨矿减少的状况,40%的被查者有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微量元素缺乏,38%的人临床诊断为轻中度脂肪肝。
不同地方的检查结果的数据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家处于亚健康状况这一事实。企业家健康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相对于农民和老年人而言，企业家是健康投资的强势群体，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企业家不是一个低智商的人群。就是俗有“草根企业家”之称的个体私营企业主，据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表明，2003年底他们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50.3%o过度劳累，使自己的身体较长时间处于强压之下，无疑会降低机体抵抗病菌浸染的能力，从而加大生理器官病变的可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常识。为什么企业家“明知故犯”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调查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两种机制，即生理选择机制和社会选择机制，促使企业家这个“经济发动机”保持高速的运转，由于信息不对称，当企业家发现自己健康己偏离正常轨道之时，为时己晚。因而厘清这两种选择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企业家健康的自然选择机制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都是农村中的“能人”和返城知青，摆脱贫困和进城做工是他们的梦想，生存因素是他们创办企业的初衷，一个“逼”字，道出了那个年代创业的艰辛。此时，经济学教科书中企业家作为“经济人”的形象，在这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物人”，个人与家庭的果腹之需是他们创业的直接动力。以“中国电器之都”的温州柳市镇为例，全镇总面积为49.88平方公里，人均耕地不足0.28亩。特定生存环境的压力，柳市人很早就背井离乡，谋求生存。目前柳市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的正泰集团，其董事长南存辉的童年是在一间碎石垒墙、竹帘当门的茅屋中度过的，16岁那年不得不辍学回家的他，挑起了补鞋的担子。南存辉回忆时说道，“我觉得应该多赚点钱，使整个家庭改善一下生活，当时想法很简单”。虽然这一阶段的社会环境非常不利于个人或家庭创办企业，但强大的市场需求，极大地激发出早期创业者的激情。
在计划体制导致的短缺市场环境下，当创业者敏锐地发现市场机遇之后，在体力方面付出的艰辛要比智力方面大得多。他们只要能够克服重重阻力，获得原材料，生产出产品，并且能够将产品销到消费者手中，他们就能够从中获利。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忍饥挨饿，夜不能宿，是创业者们的家常便饭。
20世纪70年代末，柳市的五金电器一下子繁荣起来，作为低压电器配套的螺丝需求量大增o柳市“八大王”之一的“螺丝大王”刘大源，这期间马不停蹄从温州跑上海。第一次去上海是夏天，刘大源在那儿花了一个星期收集到300公斤螺丝o从“十六铺”码头到“工农兵”轮船有500米距离，刘大源将螺丝分成四担挑。挑一担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担，这样“接力”挑了三回合，才把螺丝装到船上，此时己是汗流泱背，身上的衬衫像从海水里捞出来一样。口渴难忍，他想进餐厅喝口水，服务员见他这副模样，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刘大源只得躲进厕所里擦了一把，换了件干净衬衫才进了餐厅。
柳市“八大王”中的“矿灯大王”陈步青。20岁那年，为了进一批急需的特殊型号配件，他和父亲一起到了杭州。一家一家地打听，从不乘车，单靠步行，当找到货源后，他们又硬是靠肩膀扛，扛了一程,停一会儿，接下去又扛，硬是将一大批货扛到了一起，堆在公路边，希望能早些拦辆车回到柳市。不巧，天又下起雪，父子俩又累又饿，步青腿也肿了，父亲叫儿子坐在货堆边休息一会儿，可步青不敢坐下，他怕一坐下就睡着了，父子俩就一直站在雪地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拦到一辆车。在生产过程中，有时候为了赶急货，常见一家人几日几夜不睡觉，有时手还在操作，眼睛却闭上了，直至头撞着了东西，才回过神来。那时不敢雇工，一切都得自己干。
早期的创业者并没有因体力上的艰辛而退步，特别是经营所得让家庭生活和经济收入大大改善的时候，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动力在于个人成功。这是一种“征服的、战斗的和优于别人的愿望”。这是“一种创造的喜悦，一种让作品完美的嗜好，一种简单地运用精力和智慧的快乐。”这是“一种建立私人王国，甚至王朝的梦想”。
随着产品市场由供不应求朝供大于求方向转化，知识型创业者逐步加入到企业家队伍中来。即便是知识型，他们在生理成本方面的支付也是巨大的。由于市场的转型，经营风险飓升，每一项投资决定的作出需要深思熟虑，为此他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里煎熬，不得不放弃许许多多本来属于休息、保健的时间。据悉，山西海星集团年轻的掌门人李兆会讲述了他父亲李海仓的“累”一一他回国，去父亲的办公室玩，一个服务员偷偷地拿出一张字条给他看，是父亲写了丢弃的，上面写養我太累了，太累了。
企业家本质上是一个“生物人”，他的“小投资大回报”的“经济人”活动必然受到“生物人”正常生命周期的调节。企业家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将导致机体功能减退，而这种生理变化在病变发生之前一般不易为主体所感知，特别是企业家处于经营成就的兴奋状态时，更是如此。营养之外，保健与运动等活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疲劳，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而这又取决于企业家对时间价值与感知的生理成本支付之间进行权衡。当“温水煮青蛙”的机理发挥作用时，企业家的健康被置于脑后。
三、企业家健康的社会选择机制
无论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还是在转轨经济中，企业生理选择机制一般都会发挥作用。与规则健全、运转有序的发达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企业家健康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是社会舆论的压力。个体私营企业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1956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为配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需要，舆论方面更是开足宣传机器，对私营企业和企业主进行无情抵毁。改革开放以来，在继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只是个体户首先冲开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口子，私营企业在1988年以前一直没有法律地位。
仍以柳市“八大王”为例，1982年夏日，“螺丝大王”刘大源清早上街。看到“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标语，心里一惊。一回头，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档，他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的刘大源跳进了一只机动小木船，到乐清朋友家。朋友给他衣服，给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逃离了乐清，从而逃脱了牢狱之灾。在外漂泊了近两个月后；他偷偷跑回家，不得己，又出外潜逃了9个月。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三十赶回家团圆。
在1982年柳市的那场令人记忆犹新的运动中，22岁的“矿灯大王”陈步青因名气大、赚钱多成了要重点查处的对象之一。那天，陈步青游泳回家，有人传信叫他去一趟旅馆，那里有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想“请”步青去谈话。陈步青认为自己没犯法，赚钱手段正当，没做亏心事，就去了旅馆。可第二天也没有回家，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后打听说陈步青己连夜被工作组送到了乐清,“罪行”很大，一家人吓得不知怎么办。有人劝告其父亲陈胜雄也赶快逃跑，否则也有可能被抓去，陈步青的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样一惊一怕，心脏病更重了。就这样，一家人过着逃离、痛楚的日子。就在陈步青被抓的几天后，又传来了县里要举行公审大会,陈步青被押上台，在证据不足的条件下，判了4年徒刑，陈步青在逃的父亲和母亲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在陈步青坐了整10个月的牢房时，被无罪
释放了。一家人欣喜万分，打听形势是否还会变，当得知中央有文件为依据时，才放下心来。
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暂行条例》界定私营企业为“企业资产属于私人、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组织”。接着全国人大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和经济地位。正如任何事情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一样，私营企业重生过程又遇到不测风云。1989年末的几个月里，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400万户，20世纪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有200多位著名私营企业家以莫须有的“贪污”、“挪用公款”罪名被判刑。
长期以来，企业家在中国不仅不为社会所尊重和认同，而且“资本家”和“剥削者”的“阴影”长久挥之不去，近年来广为社会和媒介关注的“原罪”及“富豪”等问题，无不与社会环境对私营企业主还存在种种不公正的看法有关。在这种环境下经商办企业，必须支付更大的心理成本。
其次是体制文化压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不仅企业所需资源要素（包括资金、人才、土地等）都是通过行政机制加以配置，而且法律取消了个人或家庭创办企业的合法性。转轨经济中，情况有所好转,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是土地、信贷等稀缺资源的最大供应商。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很困难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
筹集资金又属于“非法集资”。政府还是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公路、桥梁、园林等公共产品，都是政府作为购买者进行招标的。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歧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范围。总之，政府政策左右企业的未来。在这种环境中，许多经营者不得不天天上宾馆下酒楼，会见完这个局长、再约那个处长。有企业家坦言，“影响健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少不了自己对企业的汗水倾注，但更多的是社会的环境和机制，一方面是管理的事太多，同时各种社会上的检查和应酬也使得企业家不能脱身，势必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我平时在场合上每次至少喝一斤半白酒，现在身体不行了，也不想喝了，但不喝不行。”“现在不喝酒不行啊，人们开玩笑地说做业务是'一杯酒一万元'，况且不仅喝酒要多，而且还要不惜重金弄好场合，譬如上次为了上个项目打点某层的领导，必须要到北京请客，一只大虾就是200元，一个鲍鱼就是1,000元，这都没办法，在牵涉精力的同时，也伤了身子！”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家只有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和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加之有“饮食文化”与“酒文化”的熏陶，久而久之,企业家健康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向危险的边缘。
四、结束语
健康既包括生理健康，又包括心理健康，两者相互联系且互为作用。影响企业家健康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家自身的原因，也与急剧变化的转轨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可能是一个短期过程，文化的调适和改变更不会一蹴而就，因而企业家健康问题需要引起多方面的关注。首先，在政府层面，要积极倡导尊重企业家、保护企业家的环境和氛围，坚决抵制违法行政一一未经法定手续，随意抓捕企业家、超期关押企业家；其次，企业家协会及其它民间组织可以组织适合于企业家特点的各种活动，让企业家在辛勤工作之余，在身心方面能够得到放松；再次，在企业层面应加强人力资本健康管理，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健全职业安全体系的同时，应有计划地完善各类员工休假、保健以及文体活动。企业家作为企业的轴心，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努力做到激情满怀、心态平和；面对纷繁的世界，要量力而行，尽可能少受各种外来因素所左右。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家身心健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前沿课题。
本文作者：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传辉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