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魏晋文人诗创作风气中，钱塘江流域属于相对后发的地区。东晋时期士族在该地域的聚居与宦游，使它成为诗歌活动的中心。南朝时期，钱塘江流域诗歌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谢灵运是钱塘江诗路与瓯江诗路的开创者，其宦游、名山栖逸，开创了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创作传统。其模式被其后的沈约、任昉、丘迟、刘孝绰等人不同程度地复制。这就是南朝时代钱塘江诗路形成的基本事实。在南朝诗风整体绮靡化的时期，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延续了清新一脉。
关 键 词：钱塘江诗路 南朝诗风 谢灵运 行役 山水
钱塘江诗路是最近学术界与文化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与早先已有所研究的浙东唐诗之路以及瓯江山水诗路、大运河诗路，构成了浙江的四大诗路。这可以说是对浙江的文化与诗歌历史的一种新建构，对于从空间上理清浙江古代的诗歌历史是有价值的。关于钱塘江诗路，浙江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如2019年出版的《钱塘江诗词选》①就是对钱塘江诗路文献的初步整理。但是如何对钱塘江诗路做出历史的、理论的阐述，还是有待进一步展开的一个课题。
我理解的钱塘江诗路，不仅包括以钱塘江干支流的山水风物为主题的诗歌创作，还应包括“钱塘江流域的诗歌”这样一个层面。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钱塘江诗路的全部内容，同时展示浙江早期诗歌史的部分真相。本文以诗歌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示并探索东晋南朝时代钱塘江诗路形成的基本事实。
一、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与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创作
钱塘江诗路的形成，就诗歌史来讲，有两个基本背景：一个是属于诗歌史本身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创作诗歌传统的确立与发展；一个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就是魏晋南朝士族在浙江地区(即当时的会稽郡、东阳郡、永嘉郡)的发展。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浙江四大诗路形成的最初条件。
钱塘江流域虽然在古越国时期就已有各种形式的歌诗谣曲的存在，但从历史的连贯性来讲，或者从后来钱塘江流域诗歌发达的肇始点来看，钱塘江诗路的形成应溯至东晋时期。它是属于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传统之中的。这个文人诗传统，是在建安时期确立的。当时北方曹魏集团盛为五言诗，形成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诗风。但南方的孙吴与西蜀的刘汉，基本上还没有发生文人群体创作五言及乐府的风气。到西晋时期，吴地出现了以陆机、陆云兄弟为代表的多位诗人，但钱塘江流域的越地未见有著名的文士出现。总的来看，从汉到西晋，南方的吴、越两地，吴地的文化较越地为发达。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塘江诗路，在这个时期尚未形成。
西晋灭亡后，南渡的门阀士族中，像王、谢等家，多迁移在会稽、山阴。这个时期的士族有两种重要文化活动形式：一是玄学清谈，二是乐游山水。乐游山水又与士族开发庄园经济活动连在一起，甚至与某些仙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诗赋则是上述这些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士族基本的文化修养之一。王羲之、谢安等人都有诗歌创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作于会稽郡内。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事件，即永和九年的众名士兰亭赋诗之事。《兰亭诗》的作者，计有王羲之、孙绰、谢安、谢万、孙统、孙嗣、郗昙、庾友、庾蕴、曹茂之、华茂、桓伟、袁峤之、王玄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涣之、王彬之、王蕴之、王丰之、魏滂、虞说、谢绎、徐丰之、曹华等二十六人。据说其中还有一些聚会者赋诗不就的。南宋王十朋《游天衣诗序》即云：“昔王谢兰亭之游，群贤少长毕集，可谓雅会矣，然赋诗不就者十有六人。”②可见这是一次士族诗歌创作的盛会，也可以借此考见当时会稽一带的众多门阀士族居住及其诗歌创作的情况。《兰亭诗》是玄理、山水的结合，同时还反映了其他的一些意识，如有些诗中表现畅想方外的情绪，如孙统诗云“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③，曹茂之诗云“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尚想方外宾，迢迢有馀闲”④，可以说是混合着儒、玄、道、隐等等不同的意识，是考察东晋士族的生活与思想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士族的诗风耽于玄言，五言还没有恢复建安西晋的盛况，山水诗的创作意识也没有完全自觉。
“兰亭集”诸家之外，东晋时期会稽地区的五言创作多不可考。其中僧人帛道猷，山阴人，居若耶山，擅长文学，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他的《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是东晋中期五言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⑤
作者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僧人，但他在采药游山的过程中，却因茅茨、鸡鸣、遗薪，想像上古逸民简朴无为的生活。从这里我们发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塑造避秦人的形象，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怀古、逸民意识的一种表现。
钱塘江在古越歌谣中就已出现。东晋南朝文人直接以钱塘江为描写对象的诗歌，现在可见的较早作品，是东晋孝武帝(373-396)时曾任北中郎参军的苏彦的《西陵观涛诗》：
洪涛奔逸势，骇浪驾丘山。訇隐振宇宙，漰磕津云连。⑥
这首诗在表现咏潮的主题方面很自觉。关于江潮的文学描写，我们知道赋里已经具备，尤其是枚乘《七发》中写广陵观潮的一段，一直是作为江潮文学的经典。东晋地处南方，江湖河海的行旅很发达，诗赋作品自然也出现这方面的内容。苏彦之前，如庾阐、李充，都有描写宏伟的江湖风景的作品。苏彦自然也是受前人诗赋的这方面内容的影响。所以这首咏钱塘江潮的诗歌的出现，并不突兀。
上述诸家兰亭诗、帛道猷、苏彦的诗，以及与同时孙绰《天台山赋》等作品，显示出中国山水文学的最初状态。也可证明钱塘江中下游等东南地区是我国山水文学的源头，也是其正宗。这一点，前面学者已经有所揭示，如吴熊和先生认为：“中国山水诗并非从北地移植而来，而是孳生于江南，孕育于浙江的永嘉山水与会稽山水。”⑦就其在当时域内诗坛的位置来说，永和前后，乃至整个东晋中后期，作为五言诗后发地区的钱塘江流域已经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中心。这为南朝时期的钱塘江流域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刘宋时期钱塘江流域诗歌创作的发展
刘宋时期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创作，是东晋时候奠定的士族诗歌创作传统的发展。从空间上看，钱塘江流域，尤其是其中下游地区，是南朝诗歌创作的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则是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这两个中心在地理上相毗邻，构成了南朝文学的核心地带。
钱塘江流域、瓯江流域是中国早期山水诗主要的产生地。这与这两个流域奇山异水对原本具有自然意识的士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的强烈刺激是分不开的。但在整个东晋时期，虽然士人们山水游放、庄园开发乃至于仙道活动都很频繁，但山水诗风气并未正式形成，士人对于山水，可以说是居游而未多吟咏。这里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与士族与诗歌从离到合过程相关。高门士族原本耽玄，诗赋创作传统薄弱，⑧到了东晋时期才开始转向诗赋，到南朝则形成士族文学的繁荣局面。谢灵运是士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我们今天的所说的钱塘江诗路、瓯江诗路乃至浙东唐诗之路的主要奠定者。他的山水诗，从地域上讲，是以钱塘江流域和瓯江流域为主要的创作地。
刘宋永初三年(422)七月，谢灵运自建康出发赴永嘉太守任。他从建康南下，先是到了谢家在会稽郡始宁县的别墅(在今浙江嵊州境内)，作《过始宁墅》诗。其中写到在山阴一带行旅的情形：“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层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扮槚，无令孤愿言。”⑨这里的临回江，即是钱塘江支流的曹娥江。从路线来看，谢灵运从建康北下后，渡过钱塘江再南行到达其始宁墅。在短暂经营始宁墅后，他北上沿钱塘江上行到富春江达建德梅根，南转入兰江、入东阳江，从永康、缙云、丽水、青田入永嘉郡(今温州)。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由“钱塘江诗路”转“瓯江诗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是这两条诗路的开创者。
此行途中，谢灵运写作了《富春渚》、《七里濑》、《东阳溪中赠答诗》等作品。这是谢灵运诗歌创作从拟古型的乐府诗向创新型的山水诗转型的开端。也可以理解为士族诗歌转型的开端，即由玄雅之咏，转为清新的山水之吟。政治失意、行役艰辛及奇特的山水景观的刺激，导致他不经意中完成了自己诗歌创作中的这种转型，同时也开启了南朝山水诗风的兴盛局面。
《富春渚》《七里濑》是钱塘江诗歌的早期经典，对齐梁乃至唐代的钱塘江诗影响都很大。其诗云：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平生协幽期，沦质困微弱。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富春渚》)⑩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11)
渔浦潭是钱塘江南岸的渡口，富春郭即富春县的城郭。渔浦潭在钱塘江六和塔的对岸，从此到富春郭三十余里。定山、赤亭，都是这一带地名。本诗所写的是作者沿钱塘江溯流而上进入富春江的水路行进情况。与他后来的永嘉山水诗着重于景物描写不同，此诗主要是纪行程，叙惊险。“亮乏伯昏份，险过吕梁壑”，伯昏无人是《庄子》中所说一位能历险不惊的人，吕梁壑也是出于庄子，是说吕梁地方的一个人蹈水的故事。灵运这里是说自己虽没有伯昏无人的胆气，但此处之险过于吕梁壑。《易，坎卦》：“象曰：水洊至，习坎。”(12)又《易·艮》：“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行。”(13)这是由眼前的富春渚的水险山安的状况，想起了易的坎、艮两卦。其实不仅是讲山水跋涉中的处险就安之道，更主要的是寄托了其人生经历尤其是政治生涯的夷险之情。
《七里濑》即著名的七里泷，传说为东汉严子陵隐居之处。钱塘江北源具有迂回曲折、滩多水急的特点，所谓“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黄景仁《新安滩》)。(14)流入浙江境内后，仍然水流湍急。我们通过谢灵运的诗，可以想像南朝时代七里泷的风景。此诗通过对途中所见山水景物的展眺，表达一种途旅之情。这里直接就经行、或眺望的山水，写出一种旅况与心情，与传统行役诗的直抒其情方式是不同的。他说自己怀着一种赴仕的羁旅之愁，在秋晨中对七里濑的山水做了一番展眺并借以消愁。以孤客的心情来看湍急的逝波，以徒旅之身苦涉奔峭的山途。眼前的风景，是既美好而又令人感伤的。石上流着潺湲的江水，落日映照在江上群山，荒莽的森林，望之有沃若之色，哀鸣之禽相唤。可以说，他的写景，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与心情密切相关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谢灵运长于写景，短于抒情，并且认定他的诗酷不入情。其实是一种误解。谢灵运是很重视情与思的，只是传统的抒情诗与叙事诗，情与思是一般的、人们熟悉的生活内容与人际关系，是社会性的，谢灵运的抒情、运思，则是通过行旅之状、山水之景来表现。这其实是一种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也是以前面诗赋的一些体物缘情的经验为基础的。这两首诗中还通过对庄老思想的共鸣，以及对逸人高士的缅怀，表现了比较浓厚的出世思想。这也是南朝士族中一部分人的典型的心理表现。其中“想属任公钓”就是用庄子《外物篇》任公钓巨鱼的故事。这个关于浙江的较早神话，后来的钱塘江诗中却很少用到。
谢灵运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其后来大量创作的永嘉山水诗与始宁山水诗的先声。这两首诗除了继承玄言诗以玄理抒情的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诗歌发展的线索，即山水诗的一种前身，就是古代的纪行诗，或说行役诗。同时也是对《诗经》所开创的劳者之歌的传统的一种继承。从诗骚到汉魏晋，都有纪行的诗赋，这个传统还是很悠远的。所谓山水诗，其中的一种类型，就是山水景物的表现上升为主要内容的行役诗。所以，《文选》“诗”类中有“游览”“行旅”而未有“山水”一名。(15)后来构成钱塘江诗路作品的主体的，也正是这两个类型的诗歌。
谢灵运的钱塘江纪行山水诗，还有《夜发石关亭》《初往新安至桐庐口》两首。《夜发石关亭》写的也是行役之意，诗中即有“星阑命行役”一语：
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鸟归息舟楫，星阑命行役。亭亭晓月映，泠泠朝露滴。(16)
此诗或非全篇。古代的行役，是有特定的意思，是指仕宦等事。在通常的版本中，此诗列于《道路忆山中》和《入彭蠡湖口》两首之中间。《道路忆山中》诗有“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懑，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17)，应是赴临川内史任道上忆始宁友人。所以，夜发石关城，也应该是赴临川内史任行役经石关亭之作。《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是谢灵运某次专门往新安郡途中写的诗，因赴永嘉并不需要经新安郡：
絺绤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18)
此诗大意是说，有感于秋深而起怀古之意，想要远游千里，以申百代之意。可见作者本次的出行，是纯粹的远游，与上述“行役”的性质不一样。诗中说自己远契汉人尚长之心，近得今人许询之计，因这两位都是隐居高逸，不任世事，放旷于山水之中。这首诗也同样用了《庄子》书中的词语。“既及泠风善，又即秋水驶”，写清秋在水上行驶所感受到秋风与秋水相荡漾的愉悦心情。但这两句都是用庄子中的典故。《庄子·逍遥游》云：“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19)又“秋水”二字出于庄子《秋水篇》。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也有“泠风送余善”(20)一句。陶谢都用庄子语来写眼前景，可见当时以理语状景的作法。这首诗中所写的景物及流露的心情，都是很开朗的，最后四句尤其可以看到这一点。与上面赴永嘉途中作的《富春渚》《七里濑》的意境很不一样，不是同时所作。传统的谢诗集子，这两首也都排在较后面，估计是他永嘉辞官后，居住在始宁为山泽之游时所作，这一次是旷游，而非宦游。
谢灵运是钱塘江流域山水游览、纪行诗风的开创者，他的《富春渚》《七里濑》《初往新安至桐庐》三诗，是钱塘江诗的经典。谢灵运的写景艺术，尤其那种可以称之为写实型的“模山范水”山水诗，在山水诗史中构成一个独特的“大谢体”的传统。论者亦多强调其与玄言诗的关系，而对其诗歌的抒情性则认识不够。但行役诗本质上是属于抒情诗传统的。
刘宋初期，在会稽一带，形成一个以谢灵运为中心的山水诗群。《宋书·谢灵运传》载其景平元年(423)辞永嘉太守归后与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山水之事：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21)
又元嘉五年(428年)自秘书监解任自建康归始宁与谢惠连等人共为山泽之游：
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颖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22)
这在种山泽之游中，谢灵运本人继续其永嘉郡山水诗创作的热情。其诗歌进一步地从纪行(即纪行役)转向纯粹的纪游为主，并且增加了一种栖逸的内容，与传统的隐逸主题诗歌相会合。
灵运之外，谢惠连也是元嘉山水诗风的主要的作者。谢惠连重要的山水作品，有《泛南湖至石帆诗》《泛湖归出楼中望月诗》《西陵遇风献康乐》。这些诗，都是以曹娥江与钱塘江下游为背景的。如《泛南湖至石帆诗》：
轨息陆途初，枻鼓川路始。涟漪繁波漾，参差层峰峙。萧疏野趣生，逶迤白云起。登陟苦跋涉，盻乐心耳。既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23)
《太平寰宇记》引《永嘉记》，认为在永嘉。但谢惠连没有去过温州，所以逯钦立先生认为是古人将灵运的名字误为惠连。但始宁一带的山水中，可能也有石帆的地名，待考。
谢惠连的诗，基本上是追效谢灵运之作的。其制题也学灵运，如《泛湖归出楼中望月诗》：
日落泛澄瀛，星罗游轻桡。憩榭面曲汜，临流对回潮。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哀鸿鸣沙渚，悲猿响山椒。亭亭映江月，飀飀出谷飙。斐斐气羃岫，泫泫露盈条。近瞩祛幽蕴，远视荡喧嚣。晤言不知疲，从夕至清朝。(24)
这里写的应该是灵运、惠连与何长瑜等诸名士“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的情形。
谢惠连还有山水纪行之作《西陵遇风献康乐》诗五章。西陵即钱塘下的西兴，是跨渡钱塘江的重要渡口。后世诗人所作关于西陵的诗很多。谢惠连此诗，可说是西陵诗的早期代表作。谢惠连的诗歌，比较谢灵运的诗歌更接近乐府与歌谣，抒情性更强，也部分地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行役诗的特点。这首诗，就是写旅途之感及对灵运的思念之情。诗中写到谢灵运送别他的情形：
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坰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槐，远望绝形音。(25)
看来他们是从始宁墅旁边一个湖边分手的，然后惠连的船在曹娥江中向北行，最后进入钱塘江口一带。“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据《水经注·渐江水》篇，浦阳江发源义乌，流经诸暨、嵊县、上虞等地，接曹娥江。(26)诗中还写到钱塘江下游冬日江行的艰阻的情形：
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
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
相比于谢灵运，谢惠连的诗中“三玄”的内容大大地减少了，更多地继承了国风、汉乐府的抒情传统。后来齐梁诸家山水诗，如谢脁、何逊、阴铿等人的山水纪行之作，就是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发展的。
三、齐梁诸家的钱塘江诗
自二谢奠定钱塘江主题的诗歌后，南朝时期，钱塘江干流及其支流，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品。沈约、任昉、丘迟、刘孝绰三家，都曾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为官，其写作模式，前继谢灵运，后开唐代入浙东宦游及漫游的诸家的诗风。
沈约的家族是吴郡土著，居吴兴武康(今德清一带)。宋齐之间，其家族极盛而复衰。沈约在刘宋末因家族事件而多摧顿，入齐以后则宦途顺达，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史书有“沈约一代词宗”(27)之语。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属于多产型。沈约行迹几乎遍及整个钱塘江流域，是继谢灵运之后，南朝时期钱塘江诗路最重要作家。他的出守东阳郡，是继谢灵运出守永嘉郡之后的又一文人出守的典范事迹。其东阳郡诗也可以说是对谢氏永嘉郡诗的一种呼应。
沈约的《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诗》和《早发定山》两诗，直接受到谢灵运的《富春渚》《七里濑》《初往新安至桐庐》等诗的影响。其咏新安江之作，属于钱塘江上源的作品。王谢家族主要居住在钱塘江下游浦阳江、曹娥江流域，所以下游的诗发达较早。谢灵运远游新安郡，首次以新安江入诗。沈约此篇实为继谢而作：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28)
此诗借山水之赏表达远离世尘之意，也是南朝山水纪行常见的主题。比起谢诗，沈诗的风格有所变化，更重视景观本身的特点。其中尤其是刻意描写新安江水色至清的特点，成了此后表现新安江诗文的一个传统的角度。“钱塘江水系的江水含沙量低，水流清澈明净，而且也使自然景观更显得清丽雅秀。”(29)沈约此诗，逼真地写出了钱塘江诸段中水色最为明净的新安江、富春江段的山水景观的特点。后来吴均《与宋元思书》，也是突出描写富春江的清澈。此诗认为新安江水，比从前有名的沧浪、清济，都要清澈。钱塘江上中游山水，可以说是南朝时期(尤其是齐梁时期)文人心目中的胜境。山水的审美，也有它的发展历史。钱塘江山水在南朝山水审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今天讲钱塘江诗路，要特别重视这一点。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认识到沈约、丘迟等齐梁诗人创作钱塘江山水纪行诗的热情。
沈约的《早发定山诗》的“定山”，即谢灵运所写的“定山缅云雾”之定山：
夙龄爱远壑，晚蒞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社，怀禄寄芳筌。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30)
“夙龄爱远壑，晚蒞见奇山”，说明了诗人的山水诗创作的热情与奇山异水进入他们的生活是有直接关系的。谢灵运是这样，沈约也是这样。事实上，从东晋到南朝的山水诗，不同于后来宋元以后随处写作的山水纪行诗与名胜景观诗，具有突出的搜奇览异的特点。这种诗风在后来山水诗，尤其是古体山水诗中形成特殊的一派，在浙江地区尤其流行。这也是我国古代的山水诗风为什么会首先在钱塘江流域、瓯江流域产生的原因。
沈约在东阳郡创作的许多作品，尤以《八咏诗》著名。这八首诗，其实是沈约寻求超越齐梁一般的诗体、远绍风骚传统的一种努力。钱塘江流域、瓯江流域的奇山异水，不仅激发了诗人很强的山水审美意识，也将他们导向对《诗》《骚》等更古老的诗歌传统的自觉呼应。这个问题在此处暂不展开论述。仅就江流主题的作品来说，其《泛永康江诗》是写钱塘江支流之一永康江的作品：
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临睨信永矣，望美暧悠哉。寄言幽闺妾，罗袖勿空裁。(31)
此诗中“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这两句，透露出齐梁山水诗的新颖巧丽的特点，也是开唐诗先声的句子。沈约其实是也南朝绮艳诗风的推激者，但是他在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却因“得江山之助”，更多地继承晋宋诗清新发越的风格。
齐梁之际，创作钱塘江主题诗歌的著名诗人，还有任昉、丘迟。
任昉于梁天监二年在吴地任义兴太守，“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32)这种情形，与上述谢灵运与诸友人为山泽之游相似，可见一时士族之风气。其集中《泛长溪诗》《落日泛东溪诗》，即作于任义兴太守时。天监六年，“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33)这种情形，与谢灵运作郡永嘉也颇相似。任昉有以下这些钱塘江诗：
昧旦乘轻风，江湖忽来往。或与归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无暇目，远峰更兴想。绿树悬宿根，丹崖颓久壤。(《济浙江》)(34)
朝发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返，冠盖溢川坻。望久方来萃，悲欢不自持。沧江路穷此，湍险方自兹。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过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诗》)(35)
群峰此峻极，参差百重嶂。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能状。(《严陵濑诗》)(36)
任诗虽然艺术上不及沈诗，但其风格却更为古奥，与谢灵运代表的元嘉体山水诗更接近。其《济江诗》《严陵濑诗》，都力求以摹范山水的笔法，写出其对钱塘江下游或中游的景观的观察所得。其中“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能状”这两句，所强调的也是山水景物的自然神丽，而以笔不能状为憾。这正是早期山水诗搜奇索异的审美趣味的表现。《赠郭桐庐》一诗，则与谢惠连的纪行诗一样，较多地写行旅的情绪。谢灵运赴永嘉任时，还有谢脁赴宣城任时，都强调自己离开京邑赴任远州的一种离群独居、远离世纷的心情，任诗中也表现这类似的情绪，“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可见他们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也是有所传承的。任昉在新安郡所作的诗，应该还有《厉吏人讲学诗》《苦热诗》等作。其《厉吏人讲学诗》即是受谢灵运永嘉郡所作的《命学士讲书诗》，可见任昉对于谢灵运，比沈约更多步趋之意。
丘迟是钱塘江诗路上的又一位著名诗人。他在梁天监三年出任永嘉太守。《旦发渔浦潭诗》《夜发密岩口诗》两诗，是由建康赴永嘉途中经富春江所作，也是呼应谢灵运之作，诗风也是沿袭大谢一派的写法：
渔潭雾未开，赤亭风已飏。棹歌发中流，鸣鞞响沓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诡怪石异象，崭绝峰殊状。森森荒树齐，析析寒沙涨。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信是永幽栖，岂徒暂清旷。坐啸昔有委，卧治今可尚。(《旦发渔浦潭诗》)(37)
弭棹纔假寐。击汰已争先。敞朗朝霞澈。惊明晓魄悬。万寻仰危石。百丈窥重泉。丛枝上点点，崩溜下填填。(《夜发密严口诗》)(38)
这两首诗写景多用摹状之笔，如“诡怪”以下四句。其中“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仿谢灵运的“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的句法。结尾抒发作郡永嘉的失意情绪，欲追循古人无为而事的“卧治”风格，委之以“坐啸”之风。他后来果然“在郡不治事，为有司所纠”。从谢灵运到颜延之，再到丘迟等人，他们作郡永嘉多是受到政治上的排挤，所以其治郡风格也都是崇尚无为。丘迟这两首诗写景模象生新，更过于谢客，直开后来孟浩然等人五古山水诗的风格。
刘孝绰在天监初出任上虞令。他也是梁代享有盛誉的文人，属沈约、任昉的晚辈。其诗才深为梁武帝萧衍赏识。“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39)
刘孝绰在上虞令期间，亦有诗作留存：
昔余筮宾始，衣冠仕洛阳。无赀徒有任，一命忝为郎。再践神仙侧，三入崇贤旁。东朝礼髦俊，虚薄厕才良，游谈侍名理，搦管创文章。引籍陪下膳，横经参上庠。谁谓服事浅，契阔变炎凉。一朝谬为吏，结绶去承光。烹鲜徒可习，治民终未长。化鸡仰季智，驯雉推仲康。此城邻夏穴，橚矗茂筠篁。孝碑黄绢语，神涛白鹭翔。遨游佳可望，释事上川梁。秋江冻雨绝，反景照移塘。纤罗殊未动，骇水忽如汤。乍出连山合，时如高盖张。漂沙黄沬聚，礐石素波扬。榜人不敢唱，舟子讵能航。离家复临水，眷然思故乡。中来不可绝，奕奕苦人肠。泝洄若无阻，谢病反清漳。(《上虞乡亭观涛津渚学潘安仁河阳县诗》)(40)
季秋弦望后，轻寒朝夕殊。商人泣纨扇，客子梦罗襦。忧来自难遣，况复阻川隅。日暮愁阴合，绕树噪寒乌。濛漠江烟上，苍茫沙屿芜。解缆辞东越，接轴骛西徂。悬帆似驰骥，飞棹若惊凫。言归游侠窟，方从冠盖衢。(《还渡浙江诗》)(41)
上引前一首诗，学习西晋潘岳的长篇，以叙述经历，感怀平生为主旨，但用很多的笔墨来写上虞风土人物、山水草木。篇末尤其以浓墨重彩来写观潮，体现了刘孝绰这位北方文士对潮水之一东南沿海景观的新鲜感。后一首诗，也写作者钱塘江下游横渡的观感。诗末“游侠窟”是指京华繁丽，语出郭璞《游仙诗》其一“京华游侠窟”(42)。
在汉魏晋文人五言诗艺术发展过程中，钱塘江流域是后发的地域。但在东晋南朝时期，它却迅速跃升为诗歌创作的发达地区。这里的原因，当然与地理的开发有关系。浙江境内具有丰富的自然山水资源，所以，当东晋南渡，多种文化因素造成山水审美意识繁盛时，钱塘江流域、瓯江流域，成为山水诗最适宜的地区，加上士族大量进入，尤其是当时占据政治与文化高地的王谢家族的进入浙江地区，浙江成为当时诗歌发达的地区。这是我们今天所说钱塘江诗路、瓯江诗路最早的成因。而所谓浙东唐诗之路，当然也是在上述地域诗歌的传统影响下形成的。三条诗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一部早期的地理空间的浙江诗歌史。
钱塘江诗路的诗歌，以山水、遨游、宦游为主要内容，构成南朝诗风的主流。在其后的齐梁诗风整体上趋于绮靡化的情况下，钱塘江诗歌及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创作，延续东晋、刘宋纪游山水诗的传统，构成了南朝诗歌中的清新的风格类型。这种清新的风格，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①郑献翰、王骏主编：《钱塘江诗词选》，杭州出版社，2019年。该书“挖掘、搜集、整理、筛选了自东晋经南朝、隋唐五代，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直到20世纪中叶的780余位诗人吟咏钱塘江的诗词佳作近3000首”，编纂方式也比较科学，“以朝代与作者的生年为序，自下游溯流而上，但凡诗人吟履所及，如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及曹娥江、浦阳江、分水江、兰江、婺江、寿昌江、永康江、常山江等，无不囊括，剖作下游、中游及上游三辑，其中上游又分北源、南源，最后汇编成上下两册”。(见该书第2页)
②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60页。
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2册，第907页。
④《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第909页。
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第1088页。
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四，第924页。
⑦吴熊和：《乐清当代诗词精选二编·序一》，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⑧参见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五章《东晋诗歌与士族文化》的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9-391页。
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第1160页。
⑩(1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第1160、1160页。
(12)《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85页。
(13)《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9页。
(14)黄景仁著，李国章标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9页。
(1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目录”，中华书局，1977年，第8、10页。
(16)(17)(1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三，第1177、1177、1179页。
(19)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4页。
(2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七，第994页。
(21)(22)《宋书》卷六十七，第1754、1774页。
(23)(24)(2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四，第1193、1195、1193页。
(26)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陈桥驿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第3325-3338页。
(27)《梁书》卷四十“任昉”，中华书局，1973年，册1，第253页。
(28)(30)(3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六，第1635、1636、1648页。
(29)钱塘江志编纂委员会：《钱塘江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
(32)《梁书》卷十四，第253页。
(33)《梁书》卷十四，第254页。
(34)(35)(36)(37)(3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五，第1597、1597、1601、1602、1603页。
(39)《梁书》卷三十三，第483页。
(40)(4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六，第1830、1832页。
(4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一，第8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