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既带有联盟性质，又有别于传统军事联盟，由美英澳各自的军事战略驱动，以军事合作项目为推进重点。该伙伴关系将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体系，冲击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地区等地区秩序，威胁到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特别是南太平洋无核区，模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可能发展成为“印太战略”所依托的机制网络中的核心，但其长期发展受到来自地区自主性、全球发展共识以及“小多边主义”自身的张力制约。
〔关 键 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印太战略、同盟关系、东盟中心地位、南太平洋无核区
〔作者简介〕陈晓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 弘，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教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印日澳四国机制的实体化与扩大化及其对华影响”（项目编号：21bgj006）的阶段性成果。
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其简称为“奥库斯”（aukus）。数月以来，美英澳在核潜艇项目和先进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aukus的探讨主要针对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宣布的第一项行动——澳大利亚核潜艇项目，在该伙伴关系的性质、驱动力和推进重点等方面观点各异。因此，有必要对其特点进行综合审视，探讨其对美国同盟与伙伴关系体系、亚太地区秩序以及国际规范等方面的影响，研判其发展前景，从而更好地掌握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发展态势。
一、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特点
aukus建立以来，在性质、驱动力和推进重点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之处。
（一）带有联盟性质，又有别于传统军事联盟
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对aukus的官方定性是“伙伴关系”。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和媒体将其称为“联盟”，认为它实质上是一个军事同盟。出现这种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联盟”的界定并未统一。一派对联盟作严格定义，认为联盟必须包含与他国一起对抗共同敌人的承诺，签订相互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是代表学者之一。另一派对联盟持宽泛认知，代表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联盟是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并特别强调联盟不必签署正式条约。两派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联盟构成主体是数量有限的主权国家;第二，核心内容是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与承诺，成员国通常承担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第三，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
以此观之，aukus性质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它带有联盟性质，主要体现在：第一，构成主体是美英澳三个主权国家;第二，核心内容是包括核潜艇和先进能力在内的敏感性很高的军事安全合作與承诺，虽未宣示成员国负有使用武力的义务，但明确提升澳大利亚承担使用武力义务的能力，而且有走向深化和“实心化”的前景;第三，不言自明地针对中国，指向明确。另一方面，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尚无公开的、以条约形式规制使用武力的义务保证，也不属于美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条约联盟”（treaty alliance）。《澳新美同盟条约》（anzus treaty）是“条约联盟”在亚太地区的代表，其中第4条明文规定，“缔约每一方认识到对太平洋地区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将是对它自己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那么它将依据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共同危险。”相比之下，aukus在使用武力的义务上具有模糊性，这是其不同于传统军事联盟之处。
概言之，aukus在性质上是一个旨在推进成员国深度安全合作、指向明确的军事集团，具有一定的联盟特征，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这种两面性和模糊性是该伙伴关系的一大突出特点。
（二）由美英澳各自军事战略驱动
在aukus中，美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战略驱动同样不可或缺。
对美国来说，深化“印太战略”的实施，需要一个具有多边形式的军事集团。而无论侧重政治外交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还是侧重情报合作的“五眼联盟”，都难以执行深度的军事安全合作。从近几年“印太战略”机制化的实践看，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是以政治外交为主的论坛，即使2021年被提升到峰会级别，其仍存在政治表态多、解决实质问题少的缺陷。而旨在将新西兰、韩国、越南等国纳入“四国机制 ”的尝试并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充分响应。自冷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五眼联盟”虽然拥有共同的“盎格鲁—萨克逊”血统，但合作主要限于情报领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五眼联盟”尝试向外交、经济等领域扩展。不过，新西兰一直对“五眼联盟”扩大合作领域持保留态度。2021年5月，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nanaia mahuta）明确拒绝将外交权“外包”给“五眼联盟”，反对将“五眼联盟”打造成“反华联盟”，并得到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的支持。此外，七国集团、北约等机制均非推进上述领域合作的合适机制。在此情况下，建立一个能够在军事安全以及相关敏感领域合作的机制，成为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优先需要。
在军事层面，美国意在为“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实施提供机制抓手。“一体化威慑”是美国与盟友“手挽手”，将军事威慑与高科技、产业基础和其他先进能力结合起来的综合威慑，包括美国与其盟友伙伴的整合、多个领域的整合、最好武器系统与最先进技术的整合以及以新的作战理念对各军种及其能力的协同整合。而此前已有的军事安排，如美军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轮换驻训等，其规模与深度均难以支撑“一体化威慑”的目标，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推行“一体化威慑”战略。首先，aukus的合作模式是美国提供技术，英国参与，由澳大利亚承担主要成本（包括军事开支、人员等硬性成本和违约等软性成本），这符合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要求其盟友承担义务的原则;其次，aukus能够提升三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包括战略认知、武器系统、人员、军语、信息系统、军事会议与交流、联合军演与真实世界情境推演等多个维度的互操作性，这是“一体化威慑”战略强调的重点内容;最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及其军力投射范围尤其能提升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前沿部署，这是“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重点区域。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明确将aukus视作强化威慑特别是实施“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的手段。
对英国来说，通过“东进‘印太’”实施“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战略实现《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和《竞争时代的国防》规划文件提出的目标，从而为脱欧时代的英国外交提供空间，是其参与aukus的重要驱动力。具体包括：第一，“全球英国”战略提出了扩大英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存在的目标，但军力不足和盟友支持不足都构成制约因素，aukus有助于弥合战略目标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第二，英国希望借三边合作提升其先进科技能力，实现“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目标。第三，创造与核潜艇和先进科技能力相关的就业是英国的现实驱动力。
澳大利亚是最早提出希望开展核潜艇项目的国家，此后才演变为更为全面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的直接动力来自其《2020年防务战略更新》提出的“塑造—遏阻—反应”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目标仅凭澳大利亚自身实力难以实现，因而寻求与美英两国深度合作。根本动力是澳大利亚国内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对追随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责任认知。将具体的核潜艇项目升级为更为全面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既定防务战略，使澳军得到更多资金、装备和亚博电竞网站的技术支持。
此外，提升澳大利亚对其“紧邻区”（immediate region）实施“太平洋升级”（pacific step-up）战略的能力，也是推动澳大利亚与美英深度安全合作的驱动力之一。“太平洋升级”战略旨在巩固澳大利亚在其“紧邻区”的影响力，防范所谓“中国威胁”。与澳大利亚传统战略观念中的“不稳定弧”（arc of instability）相比，“紧邻区”地理范围更广，不仅包含西南太平洋，还包含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对军事力量的要求更高。而aukus能够加强澳大利亚的进攻性军事实力，为澳大利亚在“紧邻区”推行“太平洋升级”战略提供支持。
（三）以军事合作项目为推进重点
一些观察认为，aukus更具象征性，缺乏实质性。但经过几个月的发展，aukus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实心化”特点，尤其以军事合作项目为推进重点。
aukus建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美英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2021年11月，美英澳三国签订《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这是该伙伴关系建立后的首个实质性协议，初步落实了由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以及相关技术、材料和专家的具体执行问题，还建立了培训机制，让澳大利亚相关人员学习如何安全有效地操作、维护乃至建造核潜艇。同年12月，aukus在执行层面的指导机构——三边联合指导组成立。在先进能力联合指导组会议上，与会者确认深化能力合作和提升互操作性是两个关键问题，聚焦网络空间、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水下能力四大优先问题。在核潜艇项目联合指导组会议上，与会者同意下一步将用18个月的时间开展磋商与前期研究，为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铺平道路。
在联合指导组建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aukus的实质进展将主要围绕核潜艇和先进能力建设两大方面展开。在核潜艇方面，美英澳三国将围绕如何落实澳大利亚核潜艇交付而进行磋商，涉及产业基础、劳工、建设、维护、安全性、设计、运行、废料处理、监管、人员培训、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在先进能力建设方面，网络空间、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水下能力等关键领域的能力合作与互操作性是此后一段时间的实质问题，英澳两国有望在这些领域获得美国的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此外，美英澳三方共同及各自还陆续向外透露了如下合作计划，包括：美澳积极支持英方增加与核潜艇项目和国防工业相关就业;美英支持澳方在维护“印太”地区稳定上发挥作用，与北约加强协调，加强澳大利亚本土国防工业;英方邀请澳方参与其海军建造项目和军演等。aukus还将加强三方在产业、供应链、高科技和新兴领域的深度合作关系。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aukus的实质性军事合作项目并未停顿，而是加快推进。2022年3月，澳大利亚宣布了一系列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具体措施。4月，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宣布将在aukus框架下开展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加强电子战能力，扩大信息共享并深化国防创新合作。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标志着aukus的军事合作进入更具尖端性、前沿性和针对性的新领域。
二、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为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的三个西方国家，美英澳身处不同大洲，其所构建的安全伙伴关系将产生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一）巩固美英、美澳同盟关系
aukus将提升英国在美国“印太”同盟体系中的作用。“脱欧”后的英国虽国力有限，但在亚太地区仍有较多战略资产，包括军事基地、商业网络、知识与人才储备以及英联邦这个重要机制。对美国而言，英国的加入不仅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能力，还可以将欧洲特别是英国更紧密地与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追求联系在一起。这将改变英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仅作为美国跨大西洋盟友的角色，使其成为美国的“印太”盟友。英国可利用其在亚太地区的各种战略资产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服务。除激活有形战略资产外，英国还将着力提高网络空间能力，发展其网络科技能力以获得战略优势，成为所谓“负责任的民主网络强国”和“科技超级大国”，促进“自由、开放、和平与安全的网络空间”。
aukus将固化澳大利亚在美国“印太”同盟体系中的角色。首先，固化澳大利亚在军事上的对美依赖。互操作性的提升将进一步固化澳大利亚军队对美国战略认知、武器和装备系统和军事思维等方面的依赖，澳军在美国军事体系中的“集线器”作用将得到强化。其次，固化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虽然近年来转向对抗，但一些分析认为仍有转圜改善的余地。而aukus的建立与发展将“绑定”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缩小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自主的空间，固化澳作为“美国特殊伙伴”的角色。最后，固化澳大利亚内部倾向“新冷战”思维的利益集团。aukus将加强三国在国防科技、国防研究、国防教育和国防工业基础上的合作，为澳大利亚发展国防工业提供机遇。一些澳大利亚人尤其是军工利益集团希望将澳打造成为“兵工厂”，重点发展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强调的产业。例如，澳大利亚本土量子计算行业已经受到联邦财政与资本的更多重视。一些与军工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智库，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更是借此机会鼓吹澳应大力投资本土的量子计算产业。
（二）增加美部分盟友伙伴介入地区安全的信心
aukus明确向美国的盟友伙伴发出了三国以军事及相关手段推进“印太战略”、集体对华军事遏制的政治信号，得到了部分盟友伙伴的积极回应。日本第一时间对aukus表示支持，时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称，该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印太”地区的参与。印度表达了对aukus的欢迎态度，认为其可以进一步应对“中国挑战”。加拿大积极寻找与aukus的合作机会。新西兰一方面坚决维护其无核政策，宣布不允许澳大利亚核潜艇进入新西兰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另一方面也表示“整体上欢迎”美英进一步介入太平洋地区事务，并希望参与aukus在先进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欧洲部分国家和“跨大西洋派”政客也对此表示欢迎或予以正面评价。这些都为美国盟友与伙伴深度参与亚太安全事务增添了底气。
（三）搅动亚太地区秩序
aukus加剧了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和立场态度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地区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战略自主性与地区合作建设。
东南亚经过“二战”后的数十年发展，已经形成域外大国总体良性竞争互动、以东盟为制度中心、以“东盟方式”（asean way）为规范框架、强调“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的较为和平稳定、聚焦合作发展的地区秩序。aukus的“新冷战”色彩在目标和手段上均与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秩序不符，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部分东盟国家担心引发地区军备竞赛。马来西亚总理萨布里（ismail sabri）反复表示，aukus可能成为“‘印太’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催化剂”。第二，东盟国家在域外大国特别是中美之间“对冲”变得更加困难，“选边站”的压力增加。第三，“东盟中心地位”受到削弱，加剧东盟内部立场分化，使其应对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冲击能力受损。aukus建立后，东盟内部明显分为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代表的担忧派、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欢迎派和以泰国为代表的谨慎中立派。菲律宾更是出现总统与高官表态相左的情形。这使得东盟对aukus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
太平洋岛国虽然国小民寡，但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作用日益凸显，频繁发出“太平洋声音”，提升了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性，强化了以“蓝色太平洋”（blue pacific）为叙事的地区认同。aukus与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演进方向存在矛盾。首先，美英澳三国作为太平洋岛国的传统宗主国，不经过太平洋岛国就对涉及后者重大切身利益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涉核问题作出安排，威胁了强调共同协商的“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挑战了太平洋岛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自主性。其次，aukus加剧太平洋岛国内部业已存在的分化，削弱太平洋岛国的整体力量，使“太平洋声音”减弱。最后，aukus可能导致域外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超出太平洋岛国的适应限度，某些域外大国还可能直接利用太平洋岛国领土和管辖海域作“一体化威慑”战略下的军事部署，威胁太平洋岛国地区长期和平、远离大国纷争的总体秩序。该地区最主要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pif）秘书长普纳（henry puna）所言，aukus将增加本地区战略误判的可能性。
（四）冲击现有国际制度与规范
尽管美英澳三国特别是澳方反复说明其将继续履行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但澳核潜艇项目还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造成了多重冲击。它直接利用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对海军动力燃料是否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监督规定不明确的漏洞，侵蚀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特别是考虑到澳大利亚铀矿资源丰富，存在将核材料和核技术用于发展核武器的风险，如果再加上掌握高浓缩铀提纯技术，将直接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完整性。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rafael grossi）将此描述为“技术上非常棘手的问题”。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核潜艇项目带来的示范效应——通过获取核潜艇接近乃至掌握核技术成为无核国家获得核技术的一条可行路径，有可能吸引其他国家效仿，刺激以色列、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巴西、加拿大等国发展核潜艇，从而创造核扩散的模糊地带，有可能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溃堤效应。
aukus直接威脅了南太平洋无核区（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的完整性。1985年签署的《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构成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是缔约国之一。《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明确了三个原则：拒绝参与核扩散，停止核军备竞赛，防止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放射性污染。核潜艇项目明显挑战了这三个原则。太平洋岛国与岛民是西方核试验的受害者，对核扩散问题尤为关切。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表示，澳大利亚背离了其对《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精神的承诺。
在更大的方面，以aukus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小圈子”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带来负面影响。“小圈子”的安全观基于共同危机，如果没有冲突对抗，“小圈子”将不断萎缩。在这样的安全观下，“小圈子”一方面不断加剧安全形势恶化，导致更多危机出现，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危机强化自身存在。因此，“小圈子”越巩固，全球安全格局就会受到越多破坏。aukus以意识形态作为引领，制造相同或相似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国家“志同道合”的假象，挑动意识形态对立，进而以价值观为牵引企图形成对华军事遏制，模糊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三、前景展望
aukus可能发展成为美国“印太战略”所依托的机制网络中的核心。构建可信赖的价值观同盟是美国深化“印太战略”军事安全合作的前提。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中的印度被美国视为“不可靠伙伴”，印度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的外交政策更是被美日澳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诟病。“五眼联盟”中的新西兰一直推进对华经贸合作，被美国视为“五眼联盟”的薄弱环节。相比之下，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拜登上台后坚定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使得aukus将成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可靠机制。
aukus旨在打造“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链，是美国将“印太战略”拓展到这些领域的机制抓手。从现有的关于aukus先进能力建设的官方信息看，其具有将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泛安全化”的明显倾向。换言之，先进能力建设并非单纯的经济或科技问题，而是以军事安全为牵引，试图打造“安全的”“基于价值观一致的”产业链，服务于国防经济，最终目的是打压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空间以及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价值观同盟的基础上，aukus为“印太战略”装上了“牙齿”，其小多边形式也符合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优先路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将aukus视为在“印太”地区及更广范围内促进与其盟友伙伴的安全合作的途径。在此架构下，aukus也存在扩员的可能，日本和加拿大都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態度。不过，扩员存在各种制约因素，更有可能的走向是，以美英澳三国为核心成员，在不同问题领域与其他国家展开特定合作。
尽管aukus建立后取得了一定进展，其发展也面临诸多制约。
第一，面临“小多边主义”自身张力。尽管aukus旨在巩固美国的同盟体系，但它也发出了一个明显信号：并非所有“四国机制”和“五眼联盟”的成员都得到了美国充分信任。这将导致美国同盟体系出现“核心盟友”、“次核心盟友”和“边缘盟友”的等级制划分，其直接后果是盟友忠诚度和相互信任度出现裂痕，从而使落实“印太战略”的不同机制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相互抵消的效应。法国近几年大力推动的印法澳三边机制直接受到了aukus的冲击。
虽然“小多边主义”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内部效率，但是成员数量过少对这个机制的影响力产生限制，今后的发展将面临抉择：如果向深化方向发展，更紧密地开展敏感领域合作，那么准入要求会居高不下，“核心盟友”与“边缘盟友”之间的差异将会加大;如果寻求扩员，敏感领域合作的深度可能受到限制。由此，美国将需要不断建立类似的伙伴关系机制，而新机制又可能与aukus之间产生张力。
第二，面临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aukus加剧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内部的分化。不过，这些地区并非完全被动地反应，而是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本地区内部协调以克服内部分化，提升战略自主性与地区自主意识，有的还加强了与中国的协调合作。
东南亚国家虽然对aukus反应不一，但都主张在变动的地缘政治形势下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不愿完全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官方没有对aukus表示积极态度，也没有意愿在该机制下进行安全合作。在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东盟可能将加快推进《东盟印太展望》，让更多域外行为体发挥作用，以对冲“选边站”的压力。在东盟国家纷纷对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表示关切的背景下，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加强磋商协调，与东盟深化在相关国际地区事务上的沟通配合，给中国—东盟双方提升战略协调程度带来更多契机。
太平洋岛国在外部地缘政治压力和内部分化交织的背景下，加强了对“蓝色太平洋”的主张，明确表示地区无核愿景不兼容军事色彩强烈的aukus尤其是澳核潜艇项目。在aukus宣布成立后不久，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和基里巴斯总统马茂（taneti maamau）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对南太平洋无核区的坚持和对aukus的批评。此外，澳大利亚在整个过程中的秘密外交风格为其参与邻近地区事务的信誉蒙上阴影，促使一些太平洋岛国寻求独立自主的多元外交，该地区可能出现更多力图摆脱澳大利亚控制的离心倾向。
当然，美英澳三国也将采取措施，包括进一步采取分化手段，维护其与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这使得相关地区的自主性与外部力量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
第三，面临与全球发展共识之间的张力。aukus没有聚焦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而是将地缘私利置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以盎格鲁—萨克逊血缘为纽带，打造地缘政治的封闭“小圈子”，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对抗性，不利于地区与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与全球发展共识之间存在张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战胜疫情、复苏经济、加强团结、完善全球治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后者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自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支持，这充分说明全球发展是主流共识，地缘政治“小圈子”不会得到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支持。从长远看，这种将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发展合作的政策也不符合有关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四、结语
aukus是一个仍在不断演进的新机制。其对国家关系、地区秩序、国际安全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其开历史倒车，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却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应继续积极支持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等维护地区和平、反对霸凌的努力，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支持太平洋岛国的“蓝色太平洋”愿景，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反对核扩散与“新冷战”的活动，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消解以aukus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小圈子”的负面影响，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