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总是与“殖民”结合在一起，从而必然要面对异族的文化与法律，必然要面对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并且，帝国还须有能力消化、吸纳这些差异。唯有如此，帝国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不会因地域、族群之孤立、对抗而崩解。
帝国的自我理解必然要面对“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殖民与征服之后，母国要实现对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意义体系中理解自身与殖民地的关系。例如，当英格兰扩张为英帝国时，英格兰虽为帝国赋予了所谓的英国性，但古老的英格兰也不再存在。它成为英帝国的中心，必须站在帝国的立场来理解自身。所以，帝国必然带来关于文明的思考。帝国的自我理解问题要求它对普遍的人类文明加以反思，将民族与地域差异消融在统一的文明框架和逻辑之中。
十八世纪的欧洲位于时空交汇之枢纽。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反思而言，它既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又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其时，欧洲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欧洲也借助商船和舰队向海外征服，在美洲、印度、北非等地殖民。所以，它不仅正在经历古今之变，也面对着东西之争：因为殖民而直面世界各地的文明差异与冲突。为了理解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欧洲心灵必然要沉思文明之进程。在此语境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社会史”便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萌生。斯密与弗格森都认为，就像动植物都要从其幼弱阶段成长起来，进入成熟的阶段，人类社会也必然要从其粗野状态步入文明。由于处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民族便在生产技艺，乃至政治、法律制度上呈现差异。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目的，成为思考政治、判断政治善好与否的准绳。文明观念也为帝国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詹妮弗·皮茨注意到，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短短五十年间，在面对帝国问题时，英法自由主义传统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最为敏锐、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哲人能够代表并体现其时代的精神，那么，在这五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就从对帝国的怀疑与批判转向对帝国的倡导与支持。帝国自由主义在此“大转型”中逐渐成形。
在其著作《转向帝国》中，皮茨围绕“帝国与文明”问题，重点分析了斯密、伯克、边沁、密尔父子，以及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说，勾勒出英法政治思想的断代史。这些经典思想家代表了“大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体现出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从而体现出一个时代之精神。若把这些重要“时刻”勾连起来，就可描绘出一幅思想演化的历史图景。皮茨仿佛一位思想画家，她在半个世纪的帝国思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游历，精心选择几处最有代表性的景致，用心描摹为图画。然后，她把这些图画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画廊，讲述其思想游历中的感悟，并力图呈现这半个世纪的总体风貌，及其关键性转变。在这半个世纪里，面对异域的民族与文明，英法政治理论似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衰败，丧失了理解异域文明甚至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大转型”也带来了理论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的根源何在？面对当今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冲突，甚至文明冲突，皮茨费心打造的思想画廊又能提供何种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刻理解英法政治思想在这半个世纪中由“文明帝国”向“帝国文明”的转向——前者试图用文明来界定帝国，后者则依据帝国来定义文明。
欧洲的商业帝国观念大体上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兴起同时浮现。按照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历史叙述，自罗马帝国衰亡起，到十八世纪为止，欧洲社会的发展遵照的是一种“不自然且倒退的顺序”。在此期间，欧洲实现了文明复兴，摆脱了中世纪的贫穷与专制，变得富裕且自由。其中，商业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商业，欧洲才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回归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斯密将这一转型称为对公众幸福极为重要的“革命”。但这一革命是商业而非暴力的结果。如斯密所言，正是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才逐渐获得自由。因此，贸易既是塑造欧洲内部秩序的力量，也是打造其商业帝国的重要力量，欧洲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征服帝国的观念。这一新型帝国最先通过荷兰强大的海洋力量呈现出来，威廉·配第在《政治算術》中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阐述了这种商业帝国的观念。当英国承继荷兰的模式，建立起自身的海洋霸权和商业帝国，配第阐述的观念也逐渐成为英帝国的自我理解。大卫·阿米蒂奇在《英帝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中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帝国不同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不同于法国与荷兰，它是一个商业的帝国，对传播自由的英国制度与政治实践具有责任。在此意义上，商业体现了某种规范性的价值：具有纠正不义、消灭专制，甚至孕育文明的力量。
关于欧洲的社会变革，斯密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解释。尽管欧洲的变革采用了一种看似非自然的（甚至是倒退的）方式，但是，它之所以突破中世纪的野蛮习俗，其根由却是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自然法则。欧洲的现代转型虽是特殊个例，但主宰这一转型的原因却是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在道德哲学与法理学层面，斯密致力于探索在一切时代、地域都行之有效的原则。在政治层面，这些普遍原则便体现、容纳在其帝国观念中。斯密在分析国民财富之原因与性质时，也系统阐述了商业帝国之原理。一旦他发现现实的帝国政策与之相违，他便在效用与道义的层面加以批判。
斯密成功地解释了欧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用它来反思英帝国的政治实践，重新规划帝国的未来。然而，到十八世纪后期，美洲殖民地陷入危机并最终获得独立，英帝国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实现了在印度的扩张。英帝国转身背后，在海外扩展英式自由的帝国幻想终成泡影，再也难以维持。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斯密不仅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变局的理论根源，也对英帝国的政治实践做出了系统的批判。在皮茨勾勒的帝国思想谱系中，斯密是首位出场的思想家，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批评者。如果皮茨力图展示帝国精神的衰亡史，那么，斯密无疑处在这一下行之路的顶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也就成为某种尺度。通过与斯密比较，就可以知晓文明观念为何会转而支持帝国沙文主义，以及如何在思想上克服这一“帝国转向”，从而为后世的帝国主义扩张找到一服思想解药。
皮茨特别强调：“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最具原创性、最深奥精微的社会发展理论家之一。他一方面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造就了进步，另一方面，对那些他认为处在较早发展阶段的非欧社会，也持有一种尊敬的立场。在这两者之间，斯密维持着一种难得的平衡。”
斯密的确认为，就生存模式或物质生产而言，欧洲社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生产优势并不能带来道德合法性，使欧洲有权利或义务去统治相对落后的非欧民族。斯密审慎地提醒欧洲人，切勿陷入“过度想象的自负”中。为了劝服他的国家乃至欧洲避免犯下这一过错，他就必须论证：欧洲的文明进步（或优势）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在自然禀赋或道德品质上卓越不凡。对斯密而言，文明进步、社会发展首先意味着生存方式的发展。在斯密看来，文明是一个自然且连续发展的进程。相比起原始社会，商业社会中人具有相同的情感机制、道德能力，但是，他们具有更高的技艺与劳动分工水平。因此，就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而言，商业社会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但具有某种历史的先进性，它处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史阶段，拥有更高的技艺成就。
斯密将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渔猎、畜牧、农耕、商业四个阶段。世界各国，交通条件各异，劳动分工无法均衡发展，才有文明程度之别。在《国富论》中，斯密专辟一章（第一卷第三章），着力阐释市场条件对文明分化之影响。世上文明开化之地亦为财富靡集之所，它们均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地中海相当于欧洲的内湖，海面平滑、岛屿棋布，对早期航海最为适宜;中国与印度皆有大江大河交织而成的航运网络。斯密力图证明，正是便利的市场条件才孕育了这些地域的古老文明，使之成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则着力论证：古往今来，一切民族都同等地拥有“同情”之道德能力。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人们称许的德性会有具体的差别，但这仅表明环境之不同，不能反映道德能力之高低。所以，他充分肯定原始社会成员身上呈现出来的粗粝、勇敢品质，他对“死亡之歌”的论述也令人动容。对于那些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斯密总是避免以轻蔑或贬低的方式来归纳其特征。他虽然将畜牧社会描述为“野蛮的”，但并不认为它是卑微低贱的。“他将一种令人震惊的高度的道德尊敬给予畜牧社会，以及畜牧社会的习俗与价值。”
斯密的历史叙述表明，现代欧洲的兴起是一种意外的“革命”，绝非由欧洲人用理性与美德造就的功业。所以，欧洲文明并未授予“白人的负担”，也未赋予任何正当的帝国扩张理由。甚至，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也曾经历贫穷荒芜的生活，受制于野蛮的风俗，屈服于充满奴役的法律制度。所以，现代欧洲的繁荣与文明并不能证明，他们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高人一等，是世界帝国天然的统治者。
在斯密笔下，殖民地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是母国为追逐财富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体系。亦即，帝国问题直接关系到效用与正义：帝国是否能够有效实现富国裕民的目的呢？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是正义的吗？斯密遵循效用与正义原则，对现代欧洲和英国的帝国事业展开了溯源式的分析与批判。认为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英国与法国接棒的帝国征服在动机上就是非理性的，只是为着一个虚无缥缈的“黄金国”迷梦。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无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例”。母国对殖民地施加了诸般限制，打造极其严苛的重商主义体系，最终将殖民地塑造成“顾客之国”，使之屈服于“商人与制造业主阶层”的利益。殖民地贸易在本质上是垄断贸易，它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引了巨额资本，使母国丧失了自然平衡的经济结构，不仅为之强加了维持殖民地的沉重负担，也使母国的经济与稳定性变得极为脆弱，对殖民地贸易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并且，这一帝国体系具有两大不义：母国为自身的制造业和贸易限制殖民地，制造业主与商人则为垄断利润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重商主义帝国无效且不义，“白人的负担”更是缺乏人性基础与道德基础。
斯密虽然批判帝国，但他无意彻底放弃帝国。在他眼中，帝国是一种政策工具，应当服膺效用理性与正义。在帝国与文明之间，我们应当取文明而舍帝国。但是，帝国与文明并非截然对立。倘若母国舍弃重商主义，遵照自然自由体系，建立起一个正义的帝国，让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彼此平等，自由通商，市场因而扩大，文明亦因此得到成长。若此，文明精神与帝国构造融合为一，效用亦与正义融合为一。在不列颠面对美洲的殖民地危机时，斯密建言成立帝国议会，让殖民地与母国一样，既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也承担完全的政治义务，其意图便在打造这样一个文明帝国。
斯密、弗格森等蘇格兰推测史学家以生存模式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也借此来思考、理解文明进程。他们的推测史学致力于探究文明的道德基础，并由此审视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与法律体系，帝国构成了文明的条件和环境。文明高于并独立于帝国，它构成了帝国的目的，也是思考与批判帝国的尺度。
然而，时光流转，到十九世纪时，推测史学尽管仍然承担着思索帝国事务的重任，但其内在精神与立场都已经悄然改变。在皮茨呈现的帝国思想史中，苏格兰的推测史学传统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逐渐融合，由密尔父子做出新的阐发。然而，正是在密尔父子关于帝国的思考中，皮茨清晰地看到了理论的转向与传统的断裂。
詹姆士·密尔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深度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事务。密尔父子既是帝国官员，又是理论家。他们的著述既是对具体帝国事务的归纳与规划，为殖民统治提供路线与蓝图，也在理论层面做出总结与反思，呈现系统化的帝国观念与文明理论。他们的思想既真实反映，也进一步塑造了帝国的实践。他们身处帝国事务当中，在内部观看、归纳帝国的结构与原则，其理论视野本身就内含了对帝国实践的认同。他们的理论人生与帝国实践密不可分，其独特经历本身就意味着背离—对他们宣称继承的理论传统的背离。
詹姆士·密尔一度认为自己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历史的继承人。在《詹姆士·密尔》这篇文章里，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完全接受了老密尔的自我定位，既视之为边沁的门徒，又强调他“从苏格兰带来一种进步的概念”。在福布斯看来，密尔深受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滋养，其推测史学亦承接这一传统。他表明：“一条连续的思想的因果关系之链把孔多塞、苏格兰‘推测’史学家们与颠覆东印度公司原始政策的本廷克（b e n t i n c k）等人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注定要将一种更高的‘文明’模式加诸他们所谓的半野蛮国家。”亦即，福布斯认为，这些思想家与帝国政策制定者共享一种“文明”观念，对帝国的文明化使命拥有共同的理解，因此处在一个连续未断的思想传统之中。福布斯的文章颇有影响，他的观点也富有代表性。
皮茨挑战了这一习见，认为福布斯犯有双重错误，既没有看到密尔对边沁思想的改变，也忽视了他的推测史学与苏格兰前辈之间的冲突。皮茨反复强调，詹姆士·密尔大大简化了苏格兰启蒙哲人的进步理论，从而带来了“实质性的断裂”。“密尔的历史著述在两个重要方面破坏了那个传统。首先，相比较而言，苏格兰史学家设想了精妙的发展等级，密尔则将之简化为一种在文明与粗野之间划分的简陋的社会类型学。并且，他最终将所有非欧社会归入单一的社会‘婴幼年’范畴。其次，他的论证认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成员的精神能力直接关联在一起。”因此，密尔缺乏任何历史发展理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的落后状态、一切野蛮的习俗与法律都证明了社会成员在心智能力上的低劣;相反，社会的繁荣、进步与文雅则证明社会成员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的卓越。所以，他声称，印度和中国文化封冻在一种凝滞静止的状态，只有通过一位英雄式的立法者的干预，或一个更加先进的社会（如不列颠）的干预，他们才能从这种状态获救。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引入“民族性格”概念，将之与一种哲学的历史视野结合起来。但是，他大体承袭了老密尔关于文明与野蛮民族间粗疏的二元划分。小密尔认为，进步能力是人性的实质特征，但被“一些选定的社会垄断”。这些幸运民族要承担起把进步带给全人类的责任。按照他的民族性格学说，对于野蛮民族而言，“仁慈的独裁”才是“真正的好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增进进步精神，激发出改良的热切欲望”。
皮茨着力说明，一种关于个人认知能力的“哲学人类学”支撑着他们的文明论述。野蛮人的认知能力不足以让他们遵守任何法则，从而无力实现自我治理。为了解释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苏格兰启蒙哲学诉诸复杂精致的社会发展理论，密尔父子则用这种粗糙的“哲学人类学”取而代之。所以，关于如何理解文明之基础，他们与斯密、弗格森分道扬镳，其对苏格兰哲学历史的继承也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于是，文明被帝国俘获，丧失了超越现实统治的批判力。在新浮现的文明观念中，帝国本身成为文明的担纲者，并因此肩负“文明的责任”。
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半个世纪而已。然而，在这半个世纪中，英法政治哲学对帝国的态度却完成了总体上的颠覆。根据皮茨的分析，文明观念的衰变构成了这一转向的枢轴。关于帝国思想在这半个世纪里的转向，皮茨至少揭示了两大原因。首先当然是现实捕获了思想。随着英法的扩张，它们的文明自信日益增强，于是将自身视为文明的模型，将殖民地社会过于简单地斥之为“野蛮”。恰如皮茨所言：“自由的殖民地改革本身，以及自由世界主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十九世纪中期，不列颠的优越性、英国殖民统治的正义性几乎得到普罗百姓的认可。”
另一原因则来自思想传承本身。皮茨敏锐地洞见到密尔父子与十八世纪思想先辈之间的差异，反对上述解释传统。在人类是否普遍拥有平等的道德能力这一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密尔父子已经背离了斯密与弗格森，从而对文明与帝国的理解亦大为不同。皮茨对此不胜唏嘘。在她看来，斯密主要在其法理学讲座中阐述其文明与社会发展理论，虽有系统写作法理学作品的计划，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完成“计划中的文集”，却在临终前将许多法理学手稿付之一炬。于是，随着年代推移，其思想中的诸多精妙之处就难以为后世学人领会。
短短半个世纪，英法政治哲学的重心就由文明转向了帝国。在这半个世纪里，英法在帝国征服的路上越走越远，帝国权势不断扩张。然而，其文明帝国的观念却反而走向衰退，對非欧洲社会的复杂性丧失了兴趣与关注，也丧失了批判与反思帝国的能力。帝国心智随之走向封闭，既不能理解现实，也无法预见未来，更不能掌控命运。皮茨勾勒的思想画卷意蕴深远。她展示出政治思想之于现实与权势的独立性，自然也凸显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在皮茨笔下，“转向帝国”的思想轨道是一条下行之路。亚当·斯密是这条道路的起点，也是顶峰。在文明与帝国的思想画廊里，皮茨重新发现了斯密—一个伟大却又受到长久忽视的文明帝国构想者，一位用心思索文明变迁，乃至文明之本源与普遍秩序的政治哲人。面对当代世界中的“文明冲突”，他的思想仍能带给我们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