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特别是1900年前后，以启蒙理性为旗帜的西方现代知识大规模涌入中国，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冲击，具有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断裂（转型）之明显特征。这一知识转型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如何支持和制约着这种转型，并型构着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状况？
对此问题，或许可以借鉴基特勒“话语网络”这一方法和视野加以推进。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中提出“话语网络”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关注话语的外在性而不是话语的意义和内容，也就是话语的条件、过程性和实践，这使其与一般的思想史、观念史区分开来。二是受香农的信息论启发，注重信源、管道、信宿等信息存储、加工、处理、传输、反馈等环节的讨论，关注话语网络中各个环节的位置、功能和空间分布。三是突出传播的物质性。基特勒将福柯的话语规则推进到媒介技术层面，从物质性层面揭示话语和知识的差异与转换。这些特征为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面向。
首先，随着新式报章在近代中国的涌现，我们尝试确立以此为节点的新型话语网络，以与中国经典书籍的话语网络相区别。以新式报章为信息存储、收集、加工和传输的流通体系与中国经典的流通体系具有不同的功能要素、媒介形态、运行机制和空间布置。这一情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前20年似乎体现得尤为明显。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知识转型的分析，如停留在从书到报的转型，已难以完全解答这一问题。近年来，关于话语网络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素材。如有关清末民初媒介技术的研究、有关阅报社和讲报社的研究、识字率的研究等，揭示了这方面的部分内容。未来需要从信息流和网络关系的层面去具体看待和定位其位置和功能，揭示各个节点的相互关系和同步性。基特勒的另一个直接提示是，关于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与话语网络的关系问题。落实到中国的话语网络，如维新变法时期的学堂、科举停废之际的新式学堂，以及现代大学的建立等，直接参与其中。
其次是转型中的语言问题。基特勒在书中将语言问题作为最核心的基础性论题展开。特别是对于话语网络的翻译问题。这一点对于理解此间的话语网络的形成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如西学译介，无论是作为机构（制度）还是话语实践，都会关涉到有关异域的信源及信息的收集和加工问题。也即，译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一个通过命名而“去蔽”（海德格尔语），并敞开一个新世界的媒介学问题。从译介领域看，从早期的“西艺”到后来的“西政”，大大突破本土词汇的指涉范围，从具体事物和抽象层面提供了新的世界认知。这种处理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以本土词汇承接转化外来语的方式（如liberty的翻译），但是其间难以寻求对应；二是造新词，完成对新事物新概念的指涉（如化学元素的翻译）。当时的书馆与报馆往往合为一体，推动着新语的流行。从清末民初新语流行，至万国语的提倡，以至五四时期“废除汉字”的问题，都可从媒介视野中获得重新解析。
最后，有关传播的物质性。与传统图书不同，新式报章提供了新的信息组织形态和方式。考察《万国公报》《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各报刊的栏目和类型，新式报章信息组织广博，简明扼要，其系统性、深入性与书籍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时间性和周期性。“搜索信息和信息出版的加速，自然产生了为读者安排材料的新形态。”这一加速运作也将话语网络中的信息搜索者和加工者卷入全新的话语网络之中。因此，梁启超的报刊书写实践，也就有了极为典型的物质性意义。通过考察梁启超从《时务报》至《新民丛报》的书写活动可以对此加以把握，进而对这一转型做出新的分析。又如通常所批评的“消化不良”问题，主要是信息论和媒介学问题，而不是其他。以此为驱动，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话语浪潮（包括作为话语事件的论战），推动新旧学说更替和层叠累积（也导致胡适所谓“奴才主义”的批评），新和旧成为一个媒介问题，而不是内容性质问题。回到具体的报章文体或书写样式，也可在此层面获得新的解析。
在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中，我们是否可以勾勒一个与近代欧洲类似的话语网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就话语网络的内在特征而言，它无法做简单的移植和套用，而是要求回到具体的时空点上加以描述，回到自身的脉络中加以展开，由此，各个节点的功能和位置才得以体现，新旧话语网络的系统性差异才得以凸显。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野，它对于重建近代中国的知识史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它不仅有助于超越以往以报刊内容为对象进行的新闻史研究（往往被认为是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附庸），而且超越了以报刊为唯一观察点的媒介分析视野；同时也有助于破除思想史体系的封闭状态，尤其是破除建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理想化蓝图。借助话语网络这一视野和方法，对于中国知识历史的实证考察，可以揭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条件和限制，有关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动态、冲突、矛盾之真相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其中孕育的多种可能性有待进一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