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传播研究的阐释危机
2016年，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年度词汇，认为新的媒体和信息环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决策过程。西方知识界聚焦“假新闻”追踪与新闻事实核查，希望借此重塑信息传播秩序。然而，六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变得更加糟糕，尤其在此次疫情期间西方新闻业表现出的信息失真、秩序混乱、立场先行、极化对立，似乎更加暴露了其新闻传播理论困境的根本性、彻底性矛盾。
究其原因，西方基于职业准则和报道技术的“西方新闻传播观”缺少对新闻真实和社会真实间复杂关系的理解，缺少对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社会结构和技术变革影响的认识，缺少对新闻话语背后关于阶级、民族、区域的权力关系的洞察——“西方新闻传播观”及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落后既对世界性问题缺乏解释力，同时地基不牢的新闻实践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问题的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实际上具备很大的想象空间，也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旨，不仅在于中国知识界试图摆脱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内在紧张的蓬勃动力，更是希冀中国的知识体系创新得以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性难题，并作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回应。2022年3月26日，清华大学召开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30余位学界业界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范式转型和主体构建等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十六字方针”——这正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意。
二、作为“支点”的新闻传播研究
受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典范的新闻职业教育和研究传统影响，西方主流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两个大的方式展开，试图建立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假新闻与“黑天鹅”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因素是复杂而彼此勾连的，如果只看到“黑天鹅”事件中的虚假信息，而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长期以来文化精英所把持的真相阐释权的解构，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是社会撕裂和政治经济两极化的结构性矛盾，“假新闻”研究自然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治标不治本”的学术运动，同时也再次回到了媒介中心主义的窠臼。
与此同时，虽然媒介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不可取，但是不可否认，媒介确实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妨将新闻传播与媒介看作是“支点”，撬动了人类认知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比如，内容维度的新闻叙事及其叙事症候（narrative symptom）反映了历史与现实、全球与地方、观念与制度、阶级与民族的诸多剖面，是打开文化价值观、全球史叙事、国际舆论战、意识形态分歧等热点问题的钥匙；而形式维度的传播媒介及其媒介逻辑（mediatized logic）则越来越作为一种社会元过程，形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理解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视角。
三、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
随着媒介逻辑深度卷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元过程，新闻传播作为理解世界性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独特缩影，也使得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创新又具有了跨学科意义上的普遍性。因此，引入高等研究的理念和思路，倡导“以媒介为支点的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或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高等研究，正是要摆脱建立在西方知识霸权上的这套研究机制背后的知识与权力关系，试图通过在不同地区经验知识、不同学科理论资源、不同文化观念意识之间来回穿梭，形成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想法、观点、体系。如果说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现实，那么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作为一个独特视角，则关注由新闻传播构建起的媒介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以及由此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主观现实互动而成的经验关系。
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首先要以历史眼光看待理论，了解多个理论传统。比如现在流行于世的新闻理论往往围绕“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展开，并将这些理念奉为圭臬，置于新闻业的神坛之上不可辩驳。然而，如果回到西方新闻业诞生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以及20世纪初大众报业的转型，就不难发现“新闻自由”的核心是保卫资产阶级贸易自由（甚至包括奴隶贸易的自由），“新闻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面在为新闻业提供整套“科学报道”的操作化伦理标准的同时，另一面也逐渐失去了新闻业本来具有的社会批判力。这样一种根植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新闻传播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新闻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但是这种“去历史化”的理论却成为一种先验正确的彼岸，一直环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
国外的高等研究中心一般宗旨都是立足现有学科，而又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跨地区研究。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高等研究的展开，不仅要回到历史中去，同时也要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养分，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尤其在西方新闻理论已在诸多方面失去了对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当今世界，中国新闻传播学高等研究的目标不仅仅能够帮助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摆脱西方知识建制的霸权，而且还能够有机会在追求学术创新自主性的同时，用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文明回答世界问题，为人类文明作出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的重要贡献。
世界性问题的理论和思想匮乏、跨学科研究的思维和机制窠臼，驱动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而高等研究路径的引入或许是其中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通过搭建跨国家（cross-nation）、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文化（trans-culture）的高水平学术平台，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开展基础性、历史性、实践性的学术研究，重构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假说、基干概念、基础理论，借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