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关键词：“边疆”；“中国”；交融；多民族国家 中国
何以边疆？何来中国？这是两个很复杂，既相互紧密关联，又歧义丛生的问题。说紧密联系，是因为二者可以构成“中国边疆”，是我们研究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需要给予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歧义丛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两层：一是“边疆”和“中国”两个概念的含义构成比较复杂，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边疆”和“中国”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当今的学界和国人则也是从不同的视角对“边疆”和“中国”进行诠释和认识。二是两词结合而成的“中国边疆”也因为“中国”概念的变动而被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分为“历史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两类而有不同的认定，对前者的认识则自20世纪50年代“历史上中国”范围开始的大讨论迄今也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看法。因此，对“边疆”与“中国”的认识出现歧义是十分正常的。近读杨斌教授《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同时更希望多学科视角的审视让我们对“边疆”和“中国”的认识能够更加立体和全面。
一、历代王朝虽然称为“正统”但并不是一个延续的政治体
《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是杨斌教授在全球视野下解读云南融入中国的历史而撰写的著作。杨斌教授举出了越南和云南作为比对的对象，试图解答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以及居民，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分认同的转变。”作者在这个预设中提及了2个“某国”和1个“此国”政治体概念，但三者在作者的意识中实际上所指是同一个政治体。尽管作者在“某国”后有一个“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进一步说明，但从此书的研究对象分析，所谓的“某国”“此国”指的即是“中国”，而“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则是指“云南”。此也和书名中“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契合。
中华大地上是否存在一个“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延续下来的“中国”，这是留给史学家解读的最大问题，也是引发歧义的重要问题。应该说，虽然秦汉王朝的疆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基础，但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并不存在一个延续古今的“大一统”的王朝，不同区域却存在着进一步深度融入或分离的多种样态，最终的发展结果却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从历史上看，秦汉设置的郡县区域脱离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轨道的例子并非只有越南，汉武帝时期在东北亚设置的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区域也同样并没有完全成为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没有设置郡县而是设置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等实施羁縻统治的区域则也成了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从“敌国”“兄弟”到接受册封的原匈奴政权控制的区域则部分成了今天蒙古国的疆域，部分融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而并没有纳入秦汉郡县的青藏高原则也成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部分。上述这些融入或脱离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区域”在古人和今人的意识中往往都被称为“边疆”，而秦汉及列入中国正史叙述范围的历代王朝则被视为“中国”。这几乎是中国学者乃至国人的一般认识，即如杨斌教授所言：“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延续至今的中国？或者简而言之，有没有中国？对这个问题，笔者想，绝大多数国人，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答复的。因为中华文明引以为豪的便是其连绵不断的持续性。”尽管杨斌教授将“历史上的中国”视为“陷阱”，但同时认为：“简而言之，第一，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历史上（包括当代）的中国，各有阶段性；第二，探讨中国概念，不能逆流而上而把现在的概念、观念推到古代；第三，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需要界定讨论的范围和标准，从某一角度如果不是从最本质的标准和内容来分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杨斌教授尽管认定历史上存在的“中国”“各有阶段性”，但还是将其对接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即存在一个古今延续的“持续性”的“中国”。
尽管“绝大多数学者”和国人的意识中肯定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一个延续至今的中国”，但笔者还是认为这一认识是存在逻辑问题的，它是国人对“大一统”天下的一种想象。因为历代王朝并非同是一个政治体的延续发展，且这一想象将我们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认识引入了误区。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历代王朝之中只是有些王朝存在前后相继的存续关系，其建立者是来自于不同的族群，既有源出于华夏的群体，更多则是非华夏的其他族群，国号、立国时间、政治中心和疆域等也并不完全相同，且政权属性分属“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巨大差异。虽然都以“正统”自居，互相之间也是排斥的。因此，以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且被视为“正统”，而将其视为一个经过了“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同阶段的同一个政治体“中国”，是否符合逻辑也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论证。也就是说，杨斌教授学术假设中的“某国”“此国”是一个在中华大地上并不存在的政治体，中华大地在“某国”（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存在着的“古代王国、帝国”只是在很少情况下呈现一个独大的状态，更多的“古代王国、帝国”的统治者虽然都希望自己是“中国”，且也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结果也只有极少的“古代王国、帝国”的“中国”身份得到了认同，被称为实现“大一统”的也只是汉、唐、元、清四个而已。一个典型的例证即是东晋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虽然建立十几个政权，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坚以“中国”自居，甚至为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而发动了对东晋的淝水之战，但却因为以失败告终而成了传统话语体系中的笑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汉语成语的存在即是明证。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政权则被称为“五胡十六国”，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并不能代表“中国”。也就是说，前一个“某国”（古代王国、帝国）在中华大地上的实际状态在更多情况下是以多个并存而呈现的，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也只是少数被视为“中国”进而和后一个“某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对应关系，将二者视为是一个延续的“某国”则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学理诠释作为支撑。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白寿彝在《光明日报》发文引发全国性有关“历史上中国”叙述范围的大讨论的直接原因。
进入21世纪，赵永春教授出版了《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试图对中华大地上从“某国”（古代王国、帝国）到“某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给出一个理论诠释。杨建新教授从“中国”一词的探讨出发，将这一变化过程给出了“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归纳。笔者在《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中也从“中国”的探讨出现，提出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界，在之前的中华大地上“中国”是诸多王朝或政权争夺“正统”的旗帜，推动着不同区域的“自然凝聚”，《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疆域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开始向受国际条约制约的主权国家疆域（也即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如何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完善的理论阐释，学者们的探讨目前还在延续，而今天“何来中国”依然能够成为不同学科热衷讨论的话题，说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如何认识中华大地从“某国”（古代王国、帝国）到“某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依然并没有形成一个被多数学者认同的标准答案。
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延续的“中国”（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传统以历代王朝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被杨斌教授称为“某国”“此国”的“中国”并不是在中华大地上实际存在的一个连续完整的政治体。这应该是杨斌教授学术预设中的一个瑕疵，因为既然不存在一个“某国”，那么何言“原本不属于某国”？但尽管如此，杨斌教授要探讨的问题也并不是没有意义而且意义还非常重大。即作为“边疆”的“云南”和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如何交融发展成了今天的民族国家中国，而包括“云南人”在内的先秦时期被称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后来被称为“华夷”的诸多人群如何被“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依然是困扰当今学界的重大学术问题。迄今为止，虽然很多学者看到了历代王朝话语体系存在问题，但提出的诸多新的解释除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外并没有其他说法得到广泛认同，而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因受到质疑也严重制约着学界和国民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认识。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多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交融，而动态和多学科视角的探讨则或许是一个可行和应有的途径。
二、动态而多样的“边疆”与“中国”
“边疆”和“中国”并非是含义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词汇，将其视为静止的研究对象是难以对其做出客观诠释的，因为“边疆”和“中国”是内涵丰富且在不同时期或和某一主体相结合其含义会有变动的动态的词汇。这是我们在探讨“何以边疆”“何来中国”的过程中首先应该给予关注的问题。不然我们的讨论就难以展现在一个平台上，只能各说各话了。
“边疆”一词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左传》中，“欲阙剪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是其基本样态，即是指政权疆域的边缘。当今社会对“边疆”一词的使用则有泛化的态势，诸如“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网络边疆”等用法的出现是突出表现，不仅见诸各种媒体，甚至在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中也频繁出现。
“边疆”的属性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边疆”的属性定位为空间的话，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诠释。诸如：
地域空间的角度，“边疆”的属性可以被认定为地理概念、政区概念，“边陲”“边缘”“边地”“边境”“边郡”等是在史书中常见的用法。
人文空间的角度，“边疆”的属性可以被认定为“文化边疆”“民族边疆”，“夷狄”“蛮荒”等是史书的常见用法。一度在中国学界引起热潮的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之“边缘”与此具有相同的性质。
虚拟空间的角度，“边疆”的属性可以认定为是一个虚拟的区域，“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网络边疆”等即是其用法。
但是，上述这些不同视角的解释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作为空间的“边疆”和作为空间的“疆域”一样，是不能独立表达具体空间范围的词，因为无论是何种的“边疆”都要依附于某个主体，尽管这一主体可以不出现，但只有和主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作为空间的“边疆”才能有具体的涵盖空间，我们也由此才能对“边疆”的含义做出准确而完整的认识和理解。诸如分别和“利益”“文化”“战略”“网络”等结合构成的“利益边疆”“文化边疆”“战略边疆”“网络边疆”等等由于依然缺乏主体而具有不确定性。而“边疆”和其原生的指称政区边缘的主体结合则其含义更加具体化，诸如“秦朝边疆”“汉朝边疆”，乃至“中国边疆”，其指称的范围才能更加明确而具体。
和“边疆”相比，“中国”一词的出现更早且含义更加复杂。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在宝鸡发现的称为“何尊”的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之中，名为“宅兹中国”。葛兆光先生曾经以“宅兹中国”为书名出版过一部著作，葛先生的观点也是杨斌教授《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封面上明确指明的“挑战”对象。
从文献记载看，古人对“中国”一词的使用很随意，或指代王朝国家，或用于人群，或指称中原地区等，具有不同的含义。今人对“中国”的使用一般是指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多民族国家，这似乎也是杨斌教授后一个“某国”的具体指称对象——“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但其现状也依然是并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状态。众所周知，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如何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则成了困扰学界的很大问题，主要是中华大地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很多的王朝或政权，有些自认为是“中国”并得到了后人的认同，更多的则没有自称“中国”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同，但今人则用“历史上的中国”称呼这种乱象。最主要的问题是受到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理论的交叉困扰，已有的历代王朝为主干的传统话语体系存在着不合逻辑和很多矛盾的问题。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在中华民国之前尽管中华大地上存在过很多的王朝或政权，但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名称，而在古籍和对历史的阐述中，“中国”一词则由于使用者的角度不同，“中国”被赋予了众多不同的含义。诸如：
从政权的视角审视，“中国”在当代人的话语体系中一般用于指称历史上的历代王朝和现实中存在的政权——多民族国家中国。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一般占据中原地区的历史上的政权会自称或被后人视为“中国”。当然也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如东晋时期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则被称为“五胡”，尽管自认为建立的政权属于“中国”也并没有被视为“中国”，只有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则被视为了“中国”。没有一个政权称为“中国”，但却存在着视自己为“中国”而后人的话语体系中也存在一个“连续性”“中国”的直接原因或许是源自于在中华大地上还有一种理想中的“天下”模式，即“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这种思想诞生于先秦，实践于秦、汉、隋、唐、元诸朝，完善于清朝，被称为“大一统”，其“中国”含义的发展轨迹即是：先秦时期的京师—秦汉的郡县区域—清代的多民族国家清朝疆域。这或许是历代王朝能够称为“中国”的深层次原因，但“中国”的指称则因为视角的不同而会出现差异。
从地域的视角审视，“中国”用于指称京师、郡县、中原地区，青铜器铭文中的所谓“宅兹中国”即是。
从人群的视角审视，“中国”则用于指称源自于炎黄部落的人群，先秦时称“中国”“诸夏”，秦及以后称秦人、汉人，然其后汉人的指称范围多有变化，但原则上是指继承传统典章制度的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用于指称源出于黄帝的中华文明，其核心内容今人多认为是儒家文化，实际上其核心内容应该是指以皇帝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即“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其外在的体现则是传统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制度。
从“天下正统”的视角审视，“中国”用于指称“正统”王朝，二十四史记录的从夏到明王朝以及清王朝即是“中国”的代表。
从中心与边缘的视角审视，“中国”则与“夷狄”“四夷”相对，构成了“天下”。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用法中的“中国”含义并不是固定的，即便是指称的政权、人群、文化等对象也都不是固定的，“中国”及其衍生出来的“诸夏”“中华”及其与之对应的“夷狄”“四夷”等，其指称对象都不是固定的，其具体所指对象取决于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如东晋南朝称占据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众多政权的建立者为“五胡”，而“五胡”之一的氐人前秦则称东晋为“夷”等。即便是源自“诸夏”的“汉人”概念，其指称也是变动的。三国时期，“汉人”一分为三：魏人、蜀人和吴人。元代的“汉人”则包括了内迁中原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渤海等人。
“边疆”与“中国”结合而成的“中国边疆”，虽然明确了“边疆”的主体，但由于“中国”在中华大地的历史和现实中指称的对象并不确定，且还有很多被排除在“中国”之外的政权，导致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中国边疆”，依然会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其原因一方面源自学者的视角不同，审视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内涵的多样性和动态的特征，不同学者聚焦的“中国边疆”的具体面相也有可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明确“中国边疆”的基本面相不仅有助于我们讨论的进一步深入，更有助于深刻理解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三、“全球视野下”审视“云南”与“中国”需要有基点
就空间而言，没有基点无法说明距离。就边疆而言，缺少了依附或融入的主体也无法描述其过程，进而探讨其融入的原因。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云南”与“中国”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基点。即因为“中国”是变动的，即便是指历代王朝也存在着数十个王朝，我们要讨论“中国边疆”首先要确定“中国”是何时的“中国”，只有“中国”确定了才能明确融入的对象。
如杨斌教授所言：“虽然越南北部从秦汉以来便在中央王朝中国的管辖之下，但在统治千年之后，最终于唐宋之际脱离中央的控制而独立；而云南从秦汉以来，多数时间皆在中央王朝管辖之外，直到宋末元初之际忽必烈征服大理王国之后，反而失去自主而成为中华帝国的边疆，并被现代中国视作族群多样性之统一的象征。”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一个区域或人群历经两千年之久后的最终流向并分析其原因，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视角，也是应有的做法。不过，“全球视野下”审视的“云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基点，因为文中所论及的“秦汉”“唐宋”“元”“现代中国”等在历史和现实中虽然都可以有明确具体的指称对象，但如前所述，在中华大地的历史上却并不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称之为“中央王朝中国”“中央王朝”“中华帝国”等的政治体，它只存在于后人的认识中。这些所谓的“中央王朝中国”“中央王朝”“中华帝国”等，都是出自今人的想象和后人对中华大地历史上部分王朝群体的认定，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延续发展的具体“王朝”。
白寿彝在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明确提出“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应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该文的出发点是提出如何确定撰写“国史”的范围问题，但引起的大讨论则被学者们称为“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大讨论，其核心内容即是要对“中国”的涵盖范围做出明确界定。如此看来，在“全球视野下”审视的“云南”与“中国”，即便是“云南”有了明确的界定，但“中国”的认定依然需要一个基点，因为“边疆”只有和“中国”结合才能有具体面相，而“中国边疆”基本面相的明确则不仅有助于讨论的展开，更有助于让不同的认识展现在一个平台之上，提升讨论的意义。
如何认识“边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内诸夏而外夷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中国古人一种理想中存在的“中国”与“夷狄（边疆）”分布的格局，尽管现实中这种状况并不是常态，但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依然是困扰所谓历代王朝治边思想和政策的难题，也困扰着当今学界和政界。在唐代曾经出现过两种阐述“边疆”与“中国”关系的做法。一是将“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比喻为大树，即上已经引述的“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其中的“中国”既有王朝国家疆域核心区域的含义，也有指称王朝国家主体民众编户齐民（唐人）的意思，具体化则是指唐王朝，而“四夷”则既有“边疆”的含义，也有指称“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羁縻府州治下的诸多夷狄群体。这种认识方式可以称之为树系方式。二是将“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比喻为太阳星系，即“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其中所涉及的周、汉、魏、晋以及唐王朝自然是“太阳”，和这些王朝同时期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夷狄”则被视为了“列星”。这种认识方式可以称之为星系方式。在这两个不同的比喻中，“中国”的含义尽管也存在变动，但却是有具体指向的，即周、汉、魏、晋和唐王朝构成了这两个不同比喻的基点，而由于话语体系的创造者是唐朝人，其认识应该是代表着唐朝人的一般认识。
笔者则更愿意用传统的溯源的水系方式来比喻“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可以称之为水系方式。以黄河为例，黄河发源于青海，其后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最后流入渤海。其源头有三：扎曲、古宗列渠和卡日曲，先后汇入的主要支流则有湟水、白河、黑河、洮河、清水河、大黑河、窟野河、汾河、无定河、泾河、渭河、洛河、沁河、金堤河、大汶河等。因在今甘肃境内汇入的洮河、庄浪河、湟水、大通河流经黄土区，河水开始变黄，初称“河”而“黄河”之称始见《汉书》。黄河水系在不同区段所呈现的样态不同。干流（黄河称呼）未形成之前是几条源头支流并存，呈现汇聚状态；干流形成之后，则干流与不同的支流汇聚为一体是最终的结果，因此支流虽然不被称为黄河且也有自己的名称，但它们也是黄河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叙述黄河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干流在不同区段都称为“黄河”，但它们都不应该是我们诠释黄河水系的基点，基点只能是所有干流和支流最终汇聚完成所呈现的黄河样态，之前的干流虽然也称为黄河，但代表不了黄河整体。因为不同区段的“黄河”只是干流的称呼，其样态依然分为干流和支流，并不能代表黄河的所有干流和支流。我们只有将所有干流和支流都实现了汇集之后的黄河作为基点，才能将汇入黄河的所有干流和支流纳入叙述体系并给出一个完整的样态描述。同理，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外的政权或区域则被视为“四夷”或“边疆”，二者最终的结局是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当然，在历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和“四夷”分布的“边疆”并非都是具有政治隶属关系，往往呈现的是并立的样态，恰如黄河干流与支流的状态，不被称为“中国”的边疆区域及存在其上的政权也都应该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该视其为“中国”。
要明确“中国边疆”的基本面相，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的具体所指。“边疆”的本质属于政权“疆域”的组成部分，而拥有“疆域”的“中国”从当代人的认识体系看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历史上的中国”；二是现实中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但由于在中华民国之前在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的诸多政权并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以“中国”为国号，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的诸多王朝或政权在“中国”的旗帜下争夺“正统”而促成了当今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的史实，而想象出来的政治体。而更有意思的是，中华大地上的古人自先秦时期就有“天下”的意识，虽然将“天下”的百姓分为“五方之民”或“华夷”，但却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是一种理想的“天下”秩序，并用“一统”或“大一统”称之。这种理想中的“大一统”和基于当今多民族国家的最终结果而想象出来的政治体相结合，历代王朝被视为“改朝换代”，很自然就成了“历史上中国”的代表，而历代王朝疆域的边缘部分理应是“边疆”的范围，甚至在历代王朝统治区域之外的“区域”也往往被纳入到了“中国边疆”的范围之内。
但是，如前所述，尽管我们按照传统话语体系可以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国”，但只是解决了“何为中国”的问题，“中国边疆”范围的确定则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历代王朝的疆域并没有像今天的主权国家一样有明确的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线，一方面历代王朝在直接统治区域之外往往存在一个更大的羁縻甚至没有政治联系的地区，为“边疆”范围的界定带来了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的中华大地呈现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情况并非常有，更多情况下是诸多王朝或政权的并立，即便是被视为历代王朝的诸多王朝也存在鼎立的情况，如先有魏、蜀、吴，后又宋、辽、金、夏等，造成了不仅“边疆”的界定存在困难，“中国边疆”归属于哪个王朝都成了问题。因此，如何界定“中国”，不仅是明确“边疆”的前提，更是诠释“中国边疆”乃至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只有明确了“中国”的具体所指，依托于“中国”而存在的“中国边疆”的具体范围才能确定，我们的讨论才有具体的对象。
2020年，笔者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如何诠释边疆——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阐明了如何处理“中国”与“中国边疆”的关系。指出我们对“中国边疆”归属的认定标准存在着很大差异，将西汉设置的西域都护而非匈奴设置的僮仆都尉的设置作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的标准体现着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的重大影响，而将元朝作为西藏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时间则是受到了主权国家理论的影响。进而提出：“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是当今我国学界的共识。既然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那么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自然就应该是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所应该涵盖的内容，这些政权所设置机构进行有效管辖地区的历史也应该包括在内。”基于这一认识，“中国边疆”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华大地上所有王朝和政权的疆域融为一体过程结束时期的“中国”。那么，何时这些历代王朝和边疆政权实现了融为一体的过程，我认为是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疆域。因为这一时期，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诸多王朝或政权疆域都成了清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而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又将这一疆域从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带入了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阶段。当今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则是在1840年之后殖民势力进入东亚对清代中国疆域蚕食鲸吞之后的结果，如果将其视为基点，则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实现“自然凝聚”之后“碰撞底定”的历史则无法纳入其中，认识也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上的中国”则应该是指多民族国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与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性基本样态，但也并非传统的历代王朝才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之并立的其他王朝或政权也应该是“历史上的中国”，其最终结果都是融入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疆域。
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进而探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及其边疆，是否如杨斌教授所言是“以今推故，逆流而上”？这一担心是多余的，实际上这一界定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在古今语境中的差异。具体而言，尽管宋人石介撰写了《中国论》，欧阳修也有《正统论》以论证宋朝的“中国”地位，而今天的不少学者也认为宋朝是“中国”，但宋朝的疆域和历史并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及其历史在宋代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中华大地上，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着辽朝、金朝、西夏、大理等等王朝或政权，这些王朝或政权的疆域和历史并不会因为宋朝自称拥有“中国”身份而发生属于“历史上中国”这一归属性质的改变。在宋代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尚处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完全形成，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王朝和政权都是其样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王朝或政权的疆域和历史最终流向是今天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其疆域和历史自然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及历史在宋代的重要构成部分。一如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长江与黄河，在其东流入海的途中有诸多的支流汇入，这些汇入的支流属于长江、黄河水系组成部分的属性并不会因为干流被称为长江或黄河，而各个支流也各有自己的名称而发生性质的改变。同理，唐代的中华大地既存在着唐朝，但同时也先后存在着东突厥汗国、薛延陀、回纥、吐谷浑、吐蕃、渤海、南诏等诸多的政权。这些王朝或政权各有自己的疆域和名称，和唐朝也并非全部具有政治隶属关系，这些王朝或政权的疆域已经成了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这一最终结果并不因为唐朝被认为是“中国”和这些政权各有其名称以及是否认同“中国”而发生任何性质的改变。我们撰写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在唐代发展的历史，如果只是述及唐朝的疆域而将这些政权的疆域排除在外是不全面的，不仅不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事实，更是不符合逻辑的做法。
按照上述逻辑，《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所论及的无论是古滇国、南诏、大理，还是秦、汉、蜀汉、元、明、清，其疆域都是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将前者诸多政权视为“云南”而将后者各王朝视为“中国”，只不过是杨斌教授在传统话语体系影响之下为叙述“云南”和历代王朝的关系而确定的基点。也就是说，《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所探讨的是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组成部分的历代王朝和“云南”的关系，前者是一个群体，后者则是一个“区域”，所展现的不过是历代王朝的辖区和“云南”融为“一体”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组成部分的历史。当然这个“一体”也是指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疆域，也即“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是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构成的“中国”。
以历代王朝为纲构建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历代王朝争夺中华正统而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中所谓“二十四（五）史”的形成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历代王朝的疆域及历史即所谓“阶段性的中国”并非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历史的全部，一如黄河水系河口至孟津段，汇入黄河的汾河、渭河等与黄河干流同时存在，黄河干流只是该段黄河水系的一部分，加上汾河和渭河等才是其全部。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王朝虽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历代王朝之外的王朝或政权尽管有些脱离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轨道，但也起着不能忽视的作用。如何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笔者在202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一文，指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经历了由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到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理论传入后在历代王朝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话语体系都存在难以圆说的问题，进而提出应该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建立新的多民族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即以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期清王朝的疆域为基点，用动态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边疆及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及其最终归宿，“脱离”和“融入”是两种不同的最终归宿，杨斌教授在“白银、贝币与铜政”语境下对“越南”的脱离尤其是“云南”融入原因的诸多分析，由于笔者没有对此做过深入研究，是否能够自圆其说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有一点却是应该明确态度的。即“中国边疆”的东北、北方以及西北所面临的情况与西南截然不同，其对“云南”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分析视角、理论与方法属于个案分析，不仅存在难以圆说的问题，也并不适用于诠释东北亚、蒙古草原、西域乃至青藏高原属于“中国边疆”区域的“分离”与“融入”的过程。这也是当今面对何以边疆？何来中国？学界给出答案容易，但形成共识则难的一大原因。
结语
历代王朝只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并非全部，这是学界的共识。有关“中国”和“边疆”的讨论已经延续很久，如果从春秋战国时期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历史上中国”的讨论也有了70多年。前者是围绕“正统”而展开，将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王朝或人群分为了“中国”与“四夷”，不仅影响着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走向，也对传统王朝国家的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构成了重大影响，国力强盛的王朝往往积极推动边疆的经略，国力衰弱时放弃经略边疆的主张则成为主流。后者则是为中国历史的叙述确立一个明确的范围，虽然讨论的主要内容聚焦到了历代王朝疆域、清朝疆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谁能够代表中国”，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中国”一词往往是众多王朝和政权争夺“正统”的主要标志，而指称王朝国家疆域的专门词语是“天下”，而且在古人的“天下”观念中“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因此，将历代王朝的“中国”和非历代王朝的“边疆”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不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研究视角存在偏差，结论自然不能圆说，因为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和“边疆”二者交融而成的，二者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征服与经略是交融过程的体现，存在与否并不能改变二者同属于“天下”的史实。
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需要一个基点的，这也是“历史上中国”讨论的最大价值，故而笔者提出以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代的疆域为基点的主张。这一主张不仅可以弥合学界的不同认识，同时也为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确立了一个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转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多民族国家疆域是从王朝国家疆域的“有疆无界”开始转变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疆域的“有疆有界”状态。而对于如何揭开“历史上中国”讨论存在的误区，如何阐述黄河与黄河水系之间的差异似乎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历代王朝“中国”可以视为是黄河干流，其他的众多政权可以视为是黄河支流，干流和支流共同构成了黄河水系。即无论是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还是被视为“边疆”的其他政权，二者不仅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天下”，也是当今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呈现逐步交融为一体的轨迹。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编审、博士生导师（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