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并不只是民国时期开启的一种运动，早在宋明时期，理学家们便纷纷倡导乡约、社学、社仓等乡村地区的思想性实践，从张载、蓝田吕氏到南宋朱熹，再到王阳明、吕坤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是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非常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但同时也如同宋明理学家一样，在思想上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换句话说，梁漱溟先生绝非停留在乡村建设的实践阶段，他之所以把自己与中国乡村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确实尽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士人”的责任和理想，这里的初衷，并非只是要帮助农民。
民国期间的乡村建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理念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涌现，这些都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城乡问题的密切关注，而且这样的关注是带有非常强的文明背景的。
就梁先生来讲，他对于东西方问题有着非常清晰的论述，对于儒家和佛家在人心与人生等核心问题上的观点与异同也有非常突出的论述，也就是说，士人们将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和乡村命运紧密结合的这些重大文明议题，梁先生都有体系化的认识。这一点，是我们今天乡建尤为值得重视的问题。乡村建设的行动绝非仅仅是行动，而在于有关文明构造之集大成式的“知”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知行合一”。所以，他对中国乡村的判断，以及乡建采用的各种方法，都是经过非常细致缜密的、兼容各种文明的理解而出发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厚的课题，需要我们从研究、实践各个角度做更深入的拓展。简言之，若没有梁漱溟先生思想上的博大气象，就不会有这样的乡建实践。
今天讲乡村振兴，当然要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要提高中国整个乡村的生活水平和文明水平，但是，我想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乡村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所有人、对于中国文明的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的问题，不一定在于乡村规模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乡村人口相对减少，肯定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乡村的存在，却对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非常困难的理论问题，构成了不可或缺的意义。
首先，城乡问题是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理解的现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既得到了现代化发展的恩惠，同时也面临现代化隐藏的危机。
现代化进程不是一条平稳的道路，最大的风险，就是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即是一个去乡村化的进程。换句话说，城市连同它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迅速扩张，我们用很多指标去讨论城乡人口比例和现代化水平，我认为这是个误区。因为世界不同区域，特别是文明区域的发展根基是不同的，这些最基本的文明构造的核心问题，总会在发展平顺或者是发展起伏很大的时候反映出来，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充分的准备。
梁漱溟从中国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变中，就审慎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乡村绝对不能成为城市的附属。换句话说，我们曾经很大程度上把乡村当成原料基地，通过挤压和侵夺乡村而获得巨大财富后再反哺和救助乡村，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但这个思路就中国社会发展来讲是有问题的。这个思路的基本观念，就是取消乡村、去乡村化、去自然化。这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人们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和现实相比，有可能会形成更强大的破坏力。
什么叫“去自然化”？就是整个人类越来越在一个抽象维度、固定观念和极端意见的层次里生存。资本强大的扩张，让我们的头脑、意识和生活里到处充满各种信以为真的成见。就像是几百年来，我们不断从乡村那里抽取和索取，最后变成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以及抽象的人格。这个世界在人的内心中，留下的是竞争的压力，以及心灵的焦虑、孤独。
所以，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在一个文明里产生的矛盾、紧张和冲突，还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平衡和互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现代化强烈的驱使下，我们面对乡村也常常做一种“幻梦”。我们把乡村浪漫化，无非是要寻求一个暂时的安慰和逃避，或把乡村编织成一味保健药。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城乡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说城乡问题是中国文明与社会的一个关键？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在这样一个城乡社会系统里，乡村始终构成一个重要的系统。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平衡，是中国文明存续的支柱或枢纽。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文明性的问题，就在于乡村是现代社会一个无法替代的系统，是文明存在的根基。
第一，中国人的家庭本位观，在乡村体现得是比较充分的，这是中国文明最实质的核心基础。所谓“礼失求诸野”，很多民间的典礼仪轨，都带着文明制度的基因。
第二，除家庭、乡村外，还有一个扩大了的宗族网络系统，或者有些地方有庞大的亲属网络系统。乡间的亲缘地缘连带，以及围绕人和宗亲生命周期所举行的各种仪式，可以使灾病中的人和社会找到一种超越个人的生命体验。相比而言，很多城市里的人常以个体化的方式来独立支撑生活的考验，是非常孤单的。
第三，还有一些信仰和神明的系统。一个人在一生中，要得到祖先和神灵的保障和护佑，也需要体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这里，无论是祖先的牌位，还是神明的庙宇，或是自然为人类设定的界限并由此转换成的告诫和教诲，都是那些单纯靠个体权利为构造的现代人所匮乏的。
当然，乡村中还有社会意义上的“江湖”存在。也就是说，“江湖”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另一面，那个由任侠和正义构造的世界，可以给现实中的人一种想象和喘息的空间，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友情的真正体现。
乡村也蕴含着一个山林世界，这是中国古代士人从魏晋以来的寄托。在他们看来，广义上的乡村世界连同自然的天地在我们内心的构造更为广大、更为深远。这一点跟西方不同，西方人的超越性在于宗教，中国人则在山水之间。
当我们被迅速的社会变迁文明化之时，很有可能被取消和剔除了那些文明最宝贵的品质，即那些存在于周飞舟所说的“不讲理”“不理性”的生活里。现代人太傲慢了，最后自己吃了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活的不幸，但是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寻求幸福的机缘。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把乡村浪漫化，而是要在城乡关系里取得一个文明的结构。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在政治上分封制和郡县制此起彼伏，城市和乡村也要有平衡，庙堂和文人的精神世界也要互补，来来回回，往往复复，这是广义的乡村提供给我们的。吴文藻先生曾经带着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先生提出过“人文区位学”，我们也称之为“人文生态学”，讲的就是城乡构筑的中国大社会系统之间相互输送血液、输送文化，相互构成补充的社会原理，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一个健全的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都是在一个不断离家和返乡的过程里，如果只有离家，而没有返乡的过程，中国文明是没法延续的。
“乡”是象征性的，既是具体的乡村，又是心灵的归所。“礼失求诸野”，乡村能够保存最宝贵的财富，始终有文化和精神的层面。传统上，连皇帝也知道，士大夫更不用说了，平民老百姓也知道乡村的蕴涵。所以城市是发展，乡村是归宿。乡村不只是我们发展的资源力，它还是涵养灵魂的避风港，也是文化认同的根源。
我认为，城乡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不是反哺关系，不是救助关系，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取消乡村。城市的发展只是其一，中国真正要步入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要守住乡村。当然，我们不能让老百姓仍然处在一个贫困或是低水平的生活当中，但我们要知道乡村不只是一个经济和生活水平的问题，重要的是人如何寻找自己的依托，寻找自己的归宿，扩展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所以，现代性的困难和危机，恰恰就是城市取消乡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提出和研究过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很大部分在研究地租问题，研究资本对土地的侵夺。如果资本无限扩张，必然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断裂。因此，若要解救现代问题，让现代世界不至于进入资本的专制、剥夺的体制，不让人们陷入纯粹的抽象观念和意见之中，不让社会极度陌生化，乡村都必须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能够彼此往来的城乡关联的世界。梁漱溟、费孝通都明白，即“城乡之间的互动和平衡”，不只是经济互动，更是要不断寻找我们可以依托的精神资源。
我们要在一个长链条里看待历史，中国的士大夫就是经常以重返乡村来成就自己的，所以这不是一种城市替代的过程，而是乡村建设的永恒基业。梁漱溟从来没有在乡村生活过，但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乡村呢？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这个传统告诉我们，在文明保有和保育的意义上，要不断地重返乡村。民国时期有无数的争论，有基督教的教育方式，也有所谓城市反哺乡村的方式，但是梁漱溟坚决拒斥这样的看法，是大有深意的。
所以，未来的中国乡村振兴或者是城乡合理构造，或者是真正能解决人心的困顿问题的出路，都在于我们不断要提供城乡往返的通道。在这一点上，渠岩等艺术家的乡建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探索。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让城里人、现代人充分意识到文化根系所在。所以，渠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乡建是一种士人的艺术，是以文明为存在根据的。
中国传统中城乡连接的关键就是士人。士人带来了一种不断介入性的关系，而不是农民守着农村、城里人守着城市。士人常常是在居游或是退休返乡的过程中，回归到中国艺术的本体之中。换句话说，士人一直是城乡之间的“中介”。我们看了无数的文学作品，很多都在说明这一点。渠岩的艺术实践，不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实践，反倒是作为一个“士人”意义上的艺术家来重返乡村，重新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本体。这就像中国人讨论最根本的“天地关系”一样，从以前的山川祭祀到后来的文人艺术，再到我们进入以人民为根基的现代世界里，传统始终在不断发生转变。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意义上的大地艺术。这种艺术模式，在西方是人工地景的制作，即造一个“第二自然”，然后再去看人们和它的亲近和陌生的关系。但是，中国人的最高艺术永远是“士人艺术”，以前是在营造山水的世界里，但在现代世界里，重新介入和创造乡村，却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来源：《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