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原与西域的亲缘
西域，从最初的发生就是一个宏大概念。它是在中原与草原即西汉与匈奴的长期战略对峙中出现的“第三方”。匈奴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6年致信给汉文帝，告诉汉朝匈奴已经打败月氏，包括楼兰、乌孙二十六国，而这个功劳是右贤王取得的。右贤王所居之地，正是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汉朝当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得不屈服于匈奴的压力，对于匈奴人的炫耀，也只能听之任之。但是，有关月氏和西域各国的消息，对于汉朝而言却是重大无比的，汉朝从此知道，原来中原名之为“西戎”的方向，还有很多具体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战略空间价值。此事到了汉武帝时期，尤其要对匈奴发动反击战略的时候，这个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性才显示出来，直接导致了张骞出使西域，激活两千年的丝绸之路。
在最初中原与草原的互动关系中，西域承担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利益攸关的第三方。汉朝与匈奴后来形成了漫长的战略对峙，而同样漫长的前线由东到西，一直延伸到今中亚地区，由于战略重心不断西移，双方对西域的争夺也不可避免地展开了。西域的战略地位由此获得极大提升。双方都视西域为自己的战略阵地，当时汉文的记载便是“断匈奴右臂”之说。如果从匈奴的视角看，西域何尝不是中原的“左臂”。
比较而言，西域对于草原和中原而言，势力相对弱小，希望左右逢源，但又不得不首鼠两端。这就是楼兰王在汉武帝面前表露的苦衷，而汉武帝也能理解，并不加以惩罚。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毕竟中原的优势最终占据上风，西域归附中原也是大势所趋的反映。中原与匈奴争夺西域，并非只有军事手段，匈奴把西域当作重要的财政基地，而在中原的眼中，西域最重要的资源是政治与文化。强大的中原对于西域是输入型的，而相对于匈奴，西域才是输入的一方。
不仅如此，中原对于西域的认识是有变化的。最初来自匈奴的说法，西域各国都是“引弓之民”，这让中原感觉西域跟匈奴一样是“逐水草而居”的“行国”。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中原对于西域的认识才发生改变，更加接近西域的真相，原来西域有“城郭之国”和“行国”两种类型，而绿洲之国即“城郭之国”与中原相近，是靠农业立国的。于是，在中原的文化观念中，西域可以发展跟中原更紧密的关系，用张骞说服汉武帝的说法即“外臣”。而对于中国而言，基于经济类型与文化的亲缘关系，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安全保障问题，而是中原西向发展问题。
把匈奴与中原对西域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全面竞争的话，早期匈奴的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明显，中原与匈奴竞争开始之后，中原的军事力量逐渐显现出实力，而在经济、文化方面中原与西域的亲缘关系，则更长远地发挥了作用。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尤其是河西走廊开通之后，中原与西域已经完成了空间上的对接，西域作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的空间定义一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狭义的西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历程，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如果把观察点从西汉扩大开去，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更具稳定性的规律，即西域成为中原的核心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中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刻。这就是说，西域与中原的发展，往往紧密相关。
二、中原的发展与西域
放眼古代世界，农业地区与草原地带的关系，从来都是在战争与和平的双重演奏中行进的，东亚如此，中亚如此，欧洲何尝不如此？如果从今天的背景下去思考，历史上这一切纷争混乱，无不关系到后来的全球一体化。今天的世界一体化，人们更重视大航海之后的世界格局变化，如果从更长远的时段观察，丝绸之路加强了欧亚大陆各地、各国的联系，是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更具基础性的历程。古代世界，欧亚大陆是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空间，而文明中心多偏居在这个大陆的一隅，不论是地中海周边、两河流域还是印度和中国，这么概括都大体不误。所以，文明中心之间的联系，从最初的接触到有记载的交往直到如今的世界一体化，明显是一个逐步加速，不断加深的过程。
在各大文明中心的交往中，中国是最晚现身的。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对于西方的了解多以传说的方式呈现，充满了神秘主义倾向。虽然现在考古已经证实中国与西域的联系早就存在，但一直局限于民间层面，没有上升为国家层面。而那时中国之外的文明中心之间已经有了很密切的往来，不论是环地中海区域还是西亚与南亚的关系，亚历山大甚至已经完成了东征。欧亚大陆上文明中心的交往，从西向东地考察，当时几乎只剩下了东亚的中国处于缺席状态。在当时的背景下，海路既然无从说起，历史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发展必然是西向的。所以，遭遇西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匈奴早一步发展了与西域的关系，而由匈奴引出西域也如注定一般。
汉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不仅是汉匈双边的关系，也不仅是中原、草原和西域的三方关系，仅从汉朝的实际去理解，那么从和亲匈奴走向反击匈奴，也是中原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走向。秦末战争是匈奴发展的关键时期，刘邦打败项羽，平定中原之后，才有可能面对匈奴。平城之围让汉高祖集团认识到，匈奴问题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目前根本不具备条件，于是不无屈辱的和亲政策由此出台。那么，从西汉朝廷的愿望来看，和亲政策当然是国家的权宜之计。进一步回溯，中原逐鹿的时刻，不论是草原还是西域，都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们重视的目标。后来，这些问题在汉武帝时代逐一展开，则是因为中原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军事实力，还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政权发展的战略展开顺序，首先是中原逐鹿，建立统一政权，获得政治自立，这是一切战略得以实施的基础。其次是经营北方草原，以获得外部的安全保证。人所共知，历史上对于中原政权形成事实威胁的力量，都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带。第三是西域，目标是长期安全，且符合中国的发展方向。从西汉的经验看，“断匈奴右臂”越彻底，时间越长久，中原越安全。这个展开顺序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的历史时期，这个顺序不断再次打开，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时空定律。
汉武帝反击匈奴，是汉朝的重大发展步骤，设立河西四郡，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等等，都是汉朝国家发展的具体成果。汉匈战争虽然让一代人付出惨重代价，但这种代价换来的是中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国家版图的奠定。东汉与西域的关系，因为有了西汉的基础，班超的英雄故事才流传百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陷入分裂，但是中国西部政权与西域的关系反而更加紧密，西域各国几乎无不参与到中原各个政权的纵横捭阖之中。
隋唐时代，几乎再次上演秦汉时期的戏码。先是隋朝统一中国，压制突厥，隋朝末年的动乱，则为突厥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当时北方起事的政治势力，无不与突厥紧密配合，甚至称臣突厥，不仅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如此，陕西北部的梁师都如此，连窦建德和李渊，都无不向突厥称臣。中原统一是首要目标，对于北方草原的问题，不得不让步妥协。但是，唐朝解决草原问题要比西汉来得更早。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完成了对东突厥的战争，九年完成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十四年唐朝大军开进西域，贞观时期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速度加快了，但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步骤是一样的，即中原、草原和西域，顺序不变。后来的清朝，是中原政权经营西域的第三个高峰时代，其实施的步骤基本上也是如此，先统一中原，再续战草原，然后顺序推进到西域。
这样一来，西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蓝图上，地位就十分清楚了。西域的经营成功，一定是王朝发展时期的盛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唐太宗在自我评论的时候，对于成功统一西域，能够与汉武帝同功感到满意。康雍乾三朝号称是清朝盛世，经营西域的成功就是他们最值得自豪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当中原把西域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已经证明政治家的雄心、王朝的发展势头以及国家的综合能力进入了全面上升阶段。举凡古代中国的各个朝代，如果西域成功经营这个主题缺失，理所当然地不能言及盛世。今天，我们又明白更深的一层：因为中国的所谓西域，尚有广义的所指，具体说那是丝绸之路，宽泛一点说就是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沟通是大势所趋，这个战略顺序就变得别无选择了。
中国通过西域与其他重要文明中心接触、往来，分享文明成果。没有西域，在当时就相当于中国脱离了与世界的接触，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就会遭遇挫折。西域的重要性实在太大，怎样描述更合理更科学，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三、西域研究的价值
如果历史进程如此描述大致不误，我们西域研究的价值也就有了自然呈现。西域，架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络，其历史意义自然不再局限于中国。近代以来，海洋的交通功能获得空前提高，这又被称作海上丝路，一段时间内，这条海路让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显得高潮已过。在中国重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今天，可以预期未来传统丝绸之路会迎来历史上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历史如此巧合，这又是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状态，而西域与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中国的发展方向。
相对而言，如今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发展愿景不仅获得了世界的响应，而且远远超越了历史。古代，中国通过西域与世界联系，互通有无，但没有坚固的一体化目标，而今天则希望建成欧亚大陆的一体化。传统丝绸之路的成绩，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而相应的学术研究，显然需要积极跟进。文化与学术的进步，不仅与经济大发展如影随形，也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包括历史成绩，需要及时总结，为现实提供必要的参考。西域，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出口，这其中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若不给予积极估价，恐怕是有负未来的。
总结西域在传统丝绸之路上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课题。作为饱受欺凌的传统大国，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各种磨难是可以预料到的，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必然会受到各种质疑。政策层面的解释说明是一个方面，而学术地阐释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二战以后，殖民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已经臭不可闻，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也很少再有实用价值。中国是近代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彻底批判殖民主义是我们的正义立场，只能更加坚持而不能有所忽略。同时，理清传统中国的“朝贡贸易”等历史问题，尤其划分开与近代殖民主义的区别，其意义绝不限于历史。用近代西方眼光看待中国及其历史文化，是中国当今的基本学术理念，造成了众多问题，如何在多元视野下重树学术理念，这在西域研究中，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
在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进程中，由于深厚的自身传统，很多方面中国没有来得及“西化”，这曾经的困境在今天看来，已经显现为新的福缘。日本西化显然更彻底，甚至侵略邻国、大搞殖民主义的军国主义，都有西化的背景。日本不仅为邻国带去了深重的灾难，也成为自身未来发展的沉重包袱。相对而言，中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方，因此更有资格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作为世界的正义力量而存在。
时代的大背景，往往促进学术重大思考，如同《史记》诞生于汉武帝时代一样，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定会带来西域研究的大发展。不仅学术资料需要新的综合与研究，许多课题也有再研究的必要，一些原来忽略的方面更有重新阐释的价值。以丝绸之路的开辟为题，张骞出使西域的客观效果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张骞出使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建立统一战线共抗匈奴，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却强调不够，那就是汉朝设计的统战路径，是邀请月氏返回祁连山，或者邀请乌孙回到河西走廊。这是张骞两次出使的目的，虽然都没有达到，但十分清晰地透露出汉朝的方略，一心击败匈奴，并不存在领土扩张的计划。虽然后来河西主要通过移民完成充实边郡的目标，但这不是初衷，后果有迫不得已的成分。
分析汉武帝朝廷的方略，背后的思想是不该省略的。儒家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色彩，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反对盲目的领土扩张，第二主张和平地解决分歧。中国历史上，开边是一个屡遭批判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和平地招徕才是更理想的状态。求同存异，是一种承认分歧的基本态度，“以文化之”是和平解决分歧的基本立场。西域的历史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在中国史研究的范围内存在着高度的重合性，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需要充分研究总结。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是无处不在的，但西域研究与现实社会发展之间关联性明显更为突出，这不仅为今天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图景，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重大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