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一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他秘密来华访问开始，便让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当下情势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我们也不得不时刻面对新的挑战。对此，见识过世界各国外交风云的袁南生先生，从个人的思辨眼光出发，写出了以下文字，阐述《大外交》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壹
基辛格是国际政坛中久负盛名、具有传奇色彩的外交活动家、思想家和著作家，是政坛不老松，也是学界常青树。值海南出版社再版基辛格的代表作《大外交》之际，我很高兴为此写几句话。
基辛格一生的最大成就，就是打开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关系的大门。1971 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来华访问，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基本敲定了行程。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车轮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基辛格的名字也随之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我还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想不到 42 年后，我担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能有机会与他见面。更没有想到我们的缘分还在后面：我调任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之后，基辛格曾几次到外交学院演讲，与师生对话。他撰写的《大外交》更是外交学院学生广为阅读的书籍。
基辛格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是生于德国的犹太人，如果不是1938 年移居美国，他十有八九会成为德国纳粹的刀下之鬼。1943 年加入美国国籍后，他在美国陆军当了 3 年兵，然后进入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基辛格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1973 年他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 年 1 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3—1977 年他任福特政府的国务卿，这是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此后他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77 年 1 月，福特总统将总统自由勋章授予基辛格，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退出公职以后，基辛格于1982 年开办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一面依托自己的人脉进军商界，“无本生利”；一面发挥自己的特长纵论天下、评点时政。
贰
作为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大外交》这本书是基辛格长期理论思考和从政经验的结晶，是基辛格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浓缩。学界普遍认为，《大外交》是一本描述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书，是一本关于美国外交史的专著，是一本政治学理论和外交学理论的大作，更是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名著。基辛格在该书中，以 31章、70 余万言的篇幅，自 17 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到欧洲协调再到“一战”“二战”至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时间跨度近 400 年。基辛格凭借在外交事务中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刻独到的视角、智慧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掌权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我们透过该书研究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最重要意义，就是要领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审时度势，以及机智灵活地处理现实问题的外交哲学。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对拿破仑、黎塞留、梅特涅、帕默斯顿、迪斯累利、俾斯麦、威尔逊、罗斯福、斯大林、杜鲁门、希特勒、戴高乐、张伯伦、法拉第、丘吉尔、赫鲁晓夫、尼克松、里根、戈尔巴乔夫等人外交风格的差异进行了独到精辟的点评，读《大外交》，仿佛与这些国际风云人物直接对话，引人深思。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大师，阅读《大外交》一书，我们可以领悟他基本的外交思想：
一、均势稳定思想。基辛格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寻求建立均势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思想在《大外交》一书中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基本理论逻辑有三：一是就客观必然性而言，均势是自然形成而不是刻意安排的。他从欧洲均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指出均势常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野心而形成的，任何一国一旦具有了优势，必然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势必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最后的结果，不是形成帝国霸权，就是出现均势。如果形成均势，那也是多种力量角斗的自然结果。二是构成均势的力量是难以估算的，因为力量处于变动状态，重要的是要对均势的本质达成共识，要看到均势稳定下的和平。三是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但均势的作用并不在于阻止战争的发生，而在于防止稳定的国际秩序被推翻。他证明了均势理论同样适用于核时代，可以用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二、国家利益思想。基辛格认为，国家利益必须得到明确界定。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复杂化以及相对化，要求各国明确界定国家利益的范围，即在何种情况下会涉及国家利益。要维持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利益考量，必须给不同国家的利益留下宽裕空间，要让体系内部的国家都有利可图。各个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期合作，国际秩序方能运行无碍。基辛格对国家利益的分析，明显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以国家利益为本的国家利益观。基辛格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趋势来理解国家利益，而这正是随后兴起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三、实力外交思想。基辛格的实力观念源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他认为成功的外交总是和实力的使用分不开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均势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就是因为它运用了实力外交，才能始终在欧洲大陆扶弱抑强。俾斯麦这位被基辛格称颂的均衡大师就将实力外交玩于股掌，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所以，实力外交是维持国际均势秩序稳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有限战争思想。基辛格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理论的领军人物。基辛格认为，核武器的发展和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使全面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交战国两败俱伤。因此，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工具，有限战争才是核时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其本质在于威慑。威慑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基辛格的有限战争理论提出了对核时代外交战略的独到见解，深受美国朝野重视。
五、领袖素质思想。基辛格在寻求建立均势稳定的国际秩序过程中，特别重视政治领袖的素质，强调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运作同国内结构及领导素质的关联。因为均势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稳定归根结底要由政治家来操控，包括对外政策的制定、外交战略的选择、外交策略的运用等。基辛格对政治领袖人物素质的基本要求有三条：一是政治家一定要有远见和魄力。他认为，“附和民众经验而画地自限的领导人注定会停止不前；超越民众经验的领导人又有不被谅解的风险”。二是政治家必须善于选择。他认为，“高明的政治领袖一定是设法保有越多的选择越好。他必然要求最佳选择，而非迫于情势。当代美国总统中，没有谁比罗斯福更擅长这种战术的运用”。三是政治家必须有勇气以及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要做到这些，必须避免感情用事和草率行事，因为“轻举妄动对政治家而言是个所费不赀的嗜好，而且终有一天要付出代价。凭一时喜怒好恶而不顾及整体策略的行动绝不可能持久”。基辛格关于政治领袖素质的论述是服务于他所寻求的建立均势稳定国际秩序的外交思想核心的，他从历史的经验中已经总结出，不同水平的政治家对均势稳定国际秩序的建立的影响是不同的。
幽默、睿智、淡定、内敛、谦逊是外交家必须具有的品格，阅读基辛格的《大外交》和其他著作，有助于读者体会基辛格的外交哲学、外交心理、外交伦理和外交文理。基辛格书中充满智慧和幽默的一些话语，常常会引起读者会心一笑。例如，他说过：“在外行眼里大外交家都是狡诈的，而明智的外交家都懂得不能愚弄对手。”他曾敏锐地指出：“政治家必须权衡一下成功的奖赏和失败的惩罚，因为只许他猜一次。他不像一个观察家—在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有权在另一篇论文中修正它。政治家的错误很可能是无可挽回的。”他曾这样描述中美关系：“美中建设性关系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恩赐，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美中分别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他们有特殊的责任来化解分歧和寻求共同利益”。
叁
从 1997 年《大外交》在中国首次出版，到现在已过去了 25 年。如今再版，仍然正当其时，很有必要。我到外交学院上任后不久，曾特意去拜访前任吴建民先生。他曾担任驻法大使，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外交家。他和基辛格是熟人，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曾特意请基辛格来外交学院演讲并与学生互动。吴建民特别对我谈到了八个字——“读错时代，要倒大霉”。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谈到了现在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谈到了《大外交》的借鉴价值、启迪价值和参考价值。
从世界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从中国来看，已经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如何认识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战争对国际秩序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冲击和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出现的中美冲突？如何认识和处理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台海危机、南海危机以及朝核危机？如何处理好中国自身发展与他国合作共赢的关系？读一读基辛格的《大外交》，肯定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应对上述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不必，也不会完全认同《大外交》一书中的所有观点。但开卷有益，这是常识，何况《大外交》确实是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