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在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中国历史人类学在理论观照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诸多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为无法突破田野作业的限度，因过度强调“社会科学化”而带来跨学科的迷失，以及难以妥善处理“边缘”与“中心”、“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关系等方面。近年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试图不断突破原有的困境，体现出内部调适的积极努力和新的进路，在研究内容、学术脉络、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学术评价等方面显示出日渐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内在调适 学科体系
历史人类学融合历史学、人类学所长，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同时也存在若干局限。针对这些局限，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断进行着内部调适，并在“中国化”的方向上持续发力。
一、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困境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理论与思潮传入中国，逐步为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接受。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当时，中国人类学界的研究主要是“拿来主义”，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理论方法，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学科在消化吸收西方人类学20世纪中期以来的新发展后，同样难以摆脱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人类学也面临类似的境遇，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亟须回应的重大问题。
在西方汉学界，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等学者在不同的领域逐渐形成了相关研究的主流理论话语。施坚雅通过对四川集市的分析，结合中心地理论，建构起区域社会研究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并成为区域研究的典范；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是在功能性需求之下，移民利用熟知的中原地区宗族观念建构起来的，完全漠视了本地居民主动融入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体系的过程；武雅士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鬼、祖先对应于现实生活的帝国官僚、乡村中的外人和同族长辈三类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譬如，萧凤霞通过对小榄菊花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指出施坚雅以可以计算距离的市场及其形成的层级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忽略了各级市场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获得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以及充满文化歧视的社会脉络里运作的；科大卫的宗族研究在弗里德曼等人研究基础上展开思考，“我自己的研究，是要把费里德曼的看法，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中”。他通过回应民间信仰研究中影响较大的神明“标准化”理论，认为在广阔的地域中，存在着“表现不一但同被接受的正统化的标签”，并逐步提出“礼仪标识”这个重要概念。此外，通过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关于宗族与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华南研究问题上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的意图。这说明，尽管力图摆脱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但中国历史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深深切入西方人类学的主流理论关注之中。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奠定了西方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的主流理论基础，然而，他的“目的在于与西方人类学非洲宗族研究对话”。因此，王崧兴指出：“中国社会具有高度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特有的思考方法和世界观等。如果人类学家仍然一味以研究非洲的亲属制度之类的理论为研究工具，势必遭遇到了解问题的局限性。”王铭铭也曾指出：“国内社会科学界‘跟风’问题确实相当严重，我这行便有惟美国学术‘转向’马首是瞻的倾向。”中国经验的复杂性要求生成新的理论与方法，而非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
在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因盲目照搬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而受到批评。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背后隐含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中国传统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现实与西方有重大差异，利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谨慎。武雅士把中国民间信仰简化为“神—鬼—祖先”结构，并把这一信仰结构同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析结合起来，而且往往把社会置于国家的对立面，这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相异。杜赞奇把福柯的“权力”概念、吉尔兹的“内卷化”概念和特纳的结构论杂糅，为中国华北社会建构起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并强调不同权力结构对文化网络的依赖性，体现了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这种概念与理论的创造，其目的在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主流理论对话，至于是否完全符合区域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与王铭铭研究成果的集中出版有一定关系。1997年，《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等著作出版，后两部书被称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人类学在重建与反思中，在历史人类学领域的先锋之作”。其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对于推动用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贡献甚大，尤其是在宗族与民间信仰研究中，利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宗族、民间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然而，不少学者却忽视了该书中对于警惕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忠告。
二、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局限
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不断研究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需引起重视。
（一）田野作业的限度
首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同。美国哈佛大学宋怡明认为，历史人类学家按照人类学的“田野”进行调查，往往会招致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批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注重资料的搜集过程，又常常预设了与某种主流理论的对话。不同的田野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人类学调查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以“回到历史现场”为目的，在“现场”体验历史，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解读地方历史；历史人类学也强调参与观察，但是观察时间一般比人类学家的参与时间要短得多，而且以搜集民间文献资料以及民间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认识为重点，而不是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那样融入当地社会。人类学强调共时性，强调研究共时性的文化结构；历史人类学强调历时性过程，强调对历史时期文化的“结构过程”的解读。走向田野，呈现在历史人类学调查者面前的是共时性文化结构，如何通过共时性文化结构解读区域社会历史，这是田野调查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其次，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区域性的人类文化活动。尽管从中国的“古史传说的时代”到先秦史、明清史直至当代，可以借助人类学研究方法并利用田野调查的民间文献资料、民间传说、考古新发现来解读历史，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适合于田野调查。总体而言，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操作性较强，也更能体现田野调查重要性的是明清以来的地方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研究。研究区域的选择往往制约着田野调查。从华南历史人类学比较成功的范例来看，珠江三角洲、福建莆田、漳州、闽西四保等相对较小的区域宜实施田野调查；华北则宜在山西晋祠周围等地展开。可见，区域研究范围的大小关联田野调查实施的有效性，区域研究设定范围越大，田野调查难度越大，研究结论中存在的问题可能越多；区域研究设定范围越小，田野调查难度越小，研究结论中存在的问题可能越少。然而，区域研究的范围设定过小，形成的结论不易在更大的区域中形成认同，易导致研究的“碎片化”。
再次，田野调查者的主观性也会影响调查资料的价值。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调查者在观察、访问、统计中，由于个人兴趣、精力、时间、经费乃至学识的限制，客观上存在着调查的盲点，也会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人为障碍。调查资料是否真实？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后，人们对人类学文化表述的真实性有所质疑。人们发现，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对象可能会编造历史，甚至制造假的历史证据。由于记忆遗忘或者个人的人生阅历判断，从被调查者那里得到的“历史”可能是琐碎的、夸张的、虚假的，这可能误导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调查资料也要谨慎利用。“人类学家如果只把调查资料套入自己学科的理论框架，很容易造成分析问题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人类学在对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比照、甄别、选择的基础上，把握区域历史文化的真实性。田野调查资料需要与文献资料结合，单纯使用田野调查得来的碑刻或族谱资料与单纯使用档案或正史资料一样，都可能有其片面性。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民间文献去理解正史或档案，寻找不同资料或不同声音之间的差异，并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二）“过度社会科学化”与跨学科的迷失
虽然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借鉴对方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存在一些根本性的不同点。历史研究以历史时期传承至今的文献资料为主要史料来源，人类学则以共时性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历史研究需要将个人与事件进行明确的时空定位，人类学的社会时空定位要宽泛得多。历史研究结论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直接比较与分析，尤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以历史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人类学，虽然是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重要成果，但与历史学的渊源更深；在实际研究中，如果过于强调人类学方法、田野调查、共时性分析，可能导致历史学学科特色的丧失。英国社会史学家汤普森早就警告过，“当我们将社会史同比较复杂的人类学挂起钩来时，我们面临的理论困难显然更大”。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而不是建立新模式。近年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甚至出现了过度社会科学化的情况，可能造成跨学科的迷失。
所谓“跨学科的迷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跨学科研究中学科特色或者学科传统的坚持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学科偏见。王铭铭的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史梳理常常是在人类学的系统中进行，或者直接同施坚雅、武雅士、弗里德曼等国外人类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却很少涉及中国历史人类学者的研究；以人类学为本位的张小军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卓有成效，却仍然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家的历史视角带有明显的人类学色彩，容易将当代的结构和想法向过去投射；人类学家容易把共时性的结构作为历时性的存在，习惯于概念化、模式化、理论化的解释，这对于人类学出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论者而言，易于遮蔽共时性结构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且把这种遮蔽下的“结构”当作理论建构的基础。
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过度社会科学化，可能导致各学科理论都不精深，不能真正从跨学科的角度理解研究对象。早期参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无论出身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多是对某一学科非常精深，这种跨学科常常能够产生出色的成果。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不管对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皆所知甚浅，其研究成果则可能不利于跨学科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之初，就冲进跨学科领域，但是对于跨学科要求的多学科理论方法则相对欠缺，这种情况之下，也难以产生跨学科研究的佳作。而且不少历史人类学论著的题材因为跨学科的选题导致边缘化、琐碎化，以及共时性分析大于历时性分析。温春来曾批评这种研究，“‘历史人类学’风格影响的论文……而大部分研究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专注于新方法而忘记了史学的精髓”。
由此可见，跨学科应当适度。学科其实无壁垒，华南历史人类学并不盲目跨学科，萧凤霞主要在人类学的学术脉络里耕耘，科大卫、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刘永华等学者也很少涉足历史学之外。萧凤霞一直强调的“结构过程”，不仅仅是对人类学“结构”研究的超越，同样对于历史人类学或者社会史研究深有启迪；科大卫等提出并完善的“礼仪标识”，已经超越了国内外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理论争议，升华为可以为人类学或者社会学重视的典范性概念。
为了避免出现“跨学科的迷失”，在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应当强调坚守某一学科主体的理论与方法。只有在精治某一学科的前提下，跨学科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虽然也有人类学学者从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但历史人类学应当强调历史学本位。成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基础就是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温春来指出：“必须具备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功底，熟悉各种正史、典章制度诸书，以及考据、编年等史学的看家本领。”如果对于历史学的最基本要求视而不见，只是简单地借用人类学研究的田野方法，从乡村到乡村，从小地方到小地方，将无法超越地方的限制，也不能形成与主流研究的对话，终致研究琐碎化。
（三）边缘与中心、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困惑
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与其对“边陲社会”的研究密不可分。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武雅士的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结构的理论以及华琛的神明与礼仪的标准化理论等，主要是以中国香港、四川、中国台湾的汉族为调查对象而形成的。这些研究对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区域上来讲多处于或者靠近边疆地带；从文化上来讲，处在主流文化或者大传统影响相对比较薄弱的区域。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同样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区为主要研究区域，甚至笼统地称为“华南”研究。虽然“华南”研究只是一种途径或取向，目的是为区域研究建立跨学科的分析框架，但是仅仅通过“华南”研究的成果就能真正建立对中国整体的把握与认识吗？这一点显然很难做到。其实“华南”研究的学者们也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研究者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努力打破这个格局，但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脱离这个框架”，效果并不理想。杨念群指出，区域不同，“国家”呈现的面貌也不同。以华南个别区域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区域。各区域基本都有宗族、庙宇和士绅，这往往是区域社会史分析的核心要素。因为各区域社会历史记忆、政治干预和社会习惯之间的联动十分复杂，在不同区域社会研究中这些要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某个区域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甚至区域比较可能无法解决这样的难题。
当前的中国历史人类学，正在试图走出学术界对其研究“边陲社会”的质疑。正如科大卫所言：“我感觉到不能一辈子只研究华南，我的出发点是去了解中国社会。”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以华南为基础，结合华北、西南等区域的研究，争取在新的研究中把握全中国的历史。即使走向区域比较研究，比如华南一些学者进行的贵州或者广西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但仍处于西方学者所讲的“帝国的边缘”，“边缘”地带虽然含有中心或者大一统要素，但是“边缘”社会的结构或者地方文化又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心区域的文化结构过程是否会与“边缘”社会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如赵世瑜对于山西赤桥村与晋祠水利灌溉和祭祀网络关系体系研究中，山西等北方村落动辄有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很难像华南珠江三角洲的村落那样根据现存各种景观标记去重现某一乡村聚落的建构模式，如果根据现存“礼仪标识”相关资料去思考，很可能得到的只是某一乡村聚落的“再结构过程”（re-structuring）。历史相对悠久的华北区域，在应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时，更需要注意其限度。总之，如何有效将历史人类学方法应用于中心区域，是历史人类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
除了“边缘”之外，历史人类学还专注于“小”地方研究，这可以“把研究的空间范畴限定在一个微型的社会空间里，有利于‘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拉夫·布朗来中国讲学时，鼓励中国人类学界进行小地方——村庄的研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此举使中国人类学家丧失了研究整体中国文化、中国宇宙观及中国宗教的兴趣，也丧失了对于分散的共同体与社团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兴趣。弗里德曼对于微观社会研究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过度关注小地方，可能使学者丧失把握大社会乃至国家制度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人类学在新的背景下开始回归小地方研究，并把小地方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把握多种文化模式在小地方的影响，观察多元社会权力与文化地方化的过程。
当然，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空间已经不限于“村落”，研究空间从村落扩大到“镇”乃至如珠江三角洲等更大的区域，但是这仍然属于“小”地方。在通过文化与权力超越小地方的过程中，大社会研究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之下，通过对小地方象征符号的分析来说明大社会进行所谓“大历史”研究倾向有增无减，从事小社会研究或者区域史或者地方史研究的学者，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虽然对于了解小社会的实际状况必不可少，但是“自上而下”的关注同样必不可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从两个方向理解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进程，才能处理好小社会与大历史书写的矛盾。
三、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内部调适
最近20多年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断突破理论方法制约，显示出内部调适的努力。
2004年，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对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进行反思。科大卫指出，在华南区域社会研究得出的地方社会的模式，需要到华北、西南等区域社会中验证，这需要进行跨区域或者区域比较研究。刘志伟也指出，“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地方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达至整合的、具备深度和广度的诠释。”此后，历史人类学研究扩展到中国大部分省份，成果水平各异，但是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很有助益。
从结构到“结构过程”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于结构分析的超越与改进，实际上是把共时性的结构分析放置于历史空间之中，同时分析历史时期的结构过程。然而“结构”分析常常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湮没，萧凤霞进而发展出“辩证的结构过程”理论，从而凸显人的能动性。“结构过程”分析成为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是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的结合，也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交汇。赵世瑜在研究华北区域社会时，在“结构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层累的结构”观，用以解释历史文化发展较早的区域社会，同样是非常有益的创新。
从人的能动性到人的历史。刘志伟强调区域是历史时期人们的活动空间，不是研究者划定的固定范围，而是人们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限。历史研究的主体始终是历史时期在区域空间进行历史过程创造的人。此后，他指出，20世纪初强调的“新史学”与“眼光向下”、社会史研究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等，并没有走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并且把精英与民众、上层与下层、王朝国家与基层社会对立，把基层民众视为国家教化的对象，这是在国家的框架下展开历史研究。应走出以国家或者团体为主体的历史研究，走向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国家体系与民间社会，精英与民众，高雅的思想和卑劣的欲望，都一样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刘志伟对“人”的历史的强调，是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既有研究视角的冲击。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社会化的人，那么人的社会性特点，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制度、文化、社会习惯等大的结构的外在制约，强调“人”的主体性不能否认“人”所依存的客观环境的制约作用；再者，研究者通过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进入”历史时期“人”的世界，存在一个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及其整个文化背景的错位，难以消除研究者自身的烙印；强调“人”的历史，其实是从人类学的微观社会研究出发，强调研究“小”社会人的生命历程，虽然生命个体折射与凝聚着“大”社会的共性，但是这种研究视角无法回避“眼光向下”忽视宏观研究的质疑；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解释，可能造成“人”的历史被消解，那么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解释，会不会造成“国家”的历史被消解？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历史不可以“实践”的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历史人类学研究却倡导“实践”的历史。赵世瑜把中国历史人类学视为“实践”的历史学，从现实中发现研究课题，并且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去理解历史时期人类的活动，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主要通过文献学的方法来实现，即把文献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中去思考、理解。张小军从人类学的传统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实践”，认为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受到布尔迪厄、萨林斯、奥特娜等人的影响，其目的是“超越主观与客观、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上层与下层、真实与虚构、事件与结构、宏观与微观等等二分”。赵世瑜与张小军都强调“实践”与人的能动性，似乎是对刘志伟“人”的历史的回应。无论是“实践的历史学”还是“让历史有实践”，他们强调的并不仅仅是“走向历史现场”，还包括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文献与田野的交融、精英与民众的汇合、国家与社会的超越等，最后汇聚于历史能动的主体“人”之上。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文化史转向”。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兴起略晚于西方新文化史转向，已经部分包含了西方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如果把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史较好地结合，会很好地促进中国历史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完善与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新文化史也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如新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文化概念的不确定、研究范围的无限性等，甚至有学者提出“超越文化转向”。我们需要避免新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吸纳其合理成分，与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实践较好结合起来。
四、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特质正在不断加强。
一是研究内容的中国化。先前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内容与西方汉学界关注焦点一致。国际汉学界重点关注汉人宗族与民间信仰，宗族研究与民间信仰研究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首先获得突破的领域，并且推陈出新，远远超越了国际汉学界关注的范围。除了宗族与民间信仰，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科技史、艺术社会史等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着历史人类学的范畴。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不再是因为国外学术界关注而引起国内研究力量的投入，而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内容的扩展。
二是学术脉络的中国化。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同样也有自己的学术发展脉络。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前提，常常是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脉络，从而奠定自己研究的合理性、前沿性、创新性。然而，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非常注重对西方学术脉络与当前国内学者学术脉络的梳理，忽视了学术脉络中历史悠久的本土化溯源。如关于宗族研究，在学术溯源时，几乎没有人回避弗里德曼、冯尔康、常建华、郑振满、刘志伟、钱杭、井上彻、科大卫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往往忽略了宗族本就是中国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进行中国宗族研究，需要上溯到历史时期思想家们中国宗族问题的建构与思考，他们的理论不仅仅是当今学者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是早期的学术脉络。如《尔雅·释亲》、班固、欧阳修、范仲淹、朱熹、宋濂、毛奇龄、程瑶田等关于宗族的思想学术脉络。重视西方与当代国内学术界的学术梳理，可以把握学术前沿，但是如果忽视了学术脉络的中国化，最终的研究成果可能缺乏历史深度，或者可能只是西方学术问题意识在中国的延伸而已。
三是问题意识与研究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意识主要是指研究者稳定的思考与疑问的能力及心理结构。问题意识来源于学者在研究中的疑问，在阅读中的困惑，在交流中的碰撞，或者是对别人未解决问题的继续探索等。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多数受到西方学者的启发，特别是在中国历史研究与西方人类学合作的早期，西方人类学者带着西方学术界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意识在中国进行田野作业，以证实或者证伪西方经典理论，即使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难以真正从中国中心生成问题意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面对多元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受到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一些成果简单采用西方或者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黄进兴指出，中国近年来学术界朝气蓬勃，取得非凡成就，但“中国史著，除却资料性的作品，仅是西学的派生物，其解释理论概由西方转手而致，因此鲜有特色与创意可言”。虽有夸张，但忠言逆耳。从这一层面讲，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强化了我们对于中国区域社会整体与细化的认识，同时也可能是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延伸，我们需要从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生成问题意识，形成中国化的历史人类学理论体系，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独立的声音。
四是研究方法的中国化。中国历史人类学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颇大，研究方法也不例外。西方人类学者常用的田野调查方法、计量方法、比较法等也普遍为中国历史人类学者所采用。方法无国界，新的研究方法常常伴随着研究观念的变革及研究技术手段的进步而迅速被研究者学习并加以实践。但是研究方法与理论有着内在关联，需要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去实践，如在中国进行历史人类学调查，应结合所调查区域的文化与风俗习惯，进行针对性的设计，不宜照搬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吴承明曾言：“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在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中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是学术评价的中国化。评价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应当在问题意识中国化、研究理论方法中国化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化的学术脉络进行评价。如在宗族研究中，自从傅衣凌开展“乡族”研究之后，郑振满等一直进行相关探索与思考；常建华在宗族研究中，提出“宗族乡约化”的命题；钱杭关注宗族的世系学研究等，每个学者虽然都涉及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但却又能够立足于本土文化与资源，这就是中国化的创造与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们在宗族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不以西方学术界的承认与否为转移，而是真正植根于中国经验、中国资源，并在符合中国化的学术发展道路上进行学术创新。
代洪亮，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济南2500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2期p51—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