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西北地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支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从1946年7月开始，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领导甘肃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区，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迅速打开了甘肃敌后工作的新局面，从战略上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前线作战，有力促进了甘肃解放乃至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胜利。
一、习仲勋开辟甘肃敌后工作的考量
甘肃处于大西北的咽喉要地，与陕甘宁边区直接接壤。习仲勋在《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中从战略高度强调了开展甘肃敌后工作的重要性，“甘肃工作的好坏，对党解放西北的任务来说，其作用非常大”。在他主持下，“西北局要求在甘肃工作的全体干部党员，重视这种工作，并为甘肃及西北人民的解放，积极坚决的进行奋斗”。
（一）呼应中央战略决策
甘肃敌后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对西北的战略部署以及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开展。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榆林邓宝珊部、宁夏马鸿逵部挟优势兵力从南、北、西三线对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为支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向甘肃各级党组发出《西北局对目前国民党区工作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委、工委紧急行动起来，集中所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加紧与有效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工作，以配合保卫陕甘宁边区”，为中央战略决策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习仲勋当日即积极响应“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和“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的要求，并召开西北局会议研究甘肃的工作，指示地下党采取大力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秘密活动，在有战略意义和有可能开展游击的地区组织武装。在他的指导下，7月24日，中共甘肃省工委决定在陇南发展武装，其他地区则派干部交友、建党、到各阶层活动。这对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形成了有效呼应。
（二）为陕甘宁边区军事行动提供有力辅助
根据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化、敌我力量的消长以及红军军事行动的需要，习仲勋与西北局提出：“甘肃工作目前的方针，应是在陇南地区发展武装，准备建立根据地，长成强大的党的群众的和军事的力量。”“在有条件的地区派干部去有计划的开展建党工作，在社会各阶层中活动，以至准备武装工作。”在陇东边境地区，“要搞秘密武装，以非法武装斗争与公开合法斗争配合”。同时，要“加强对所属各工委及敌区情况有系统的研究了解和进行及时具体的指导”，“准备配合保卫边区的战争，在一定时机下起义，配合我军解放本地区”。在这些正确策略的指导下，甘肃敌后工作带动了敌占区革命武装力量的蓬勃发展，扩展了陕甘宁边区军事行动的空间。根据习仲勋和西北局1946年7月布置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搜集军事情报；待机配合军事行动”任务指示，甘肃地下党还派出3支敌后武装积极接应第三五九旅，“串了七八个县，开始打了几个胜战，给敌人精神上以压力，给群众以鼓励”；组织敌后工作人员深入调查甘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编写出《甘肃兵调查》《甘肃的工业、政治情况及国民党在甘肃的组织活动概况》《天水城市初步调查》《陇东地区敌地方武装调查》等材料，并通过国民党军政机要部门的统战关系，取得了陇南12县中统特务组织的编制及其名单等机密文件和大量的军用地图及情报，为陕甘宁边区开展军事行动给予有力支援，对陕甘宁边区实现中央“机动防御、节节抗击”“诱敌深入，陷敌于疲惫、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军事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点。
二、习仲勋发展甘肃敌后工作的具体策略
习仲勋运筹帷幄，能及时根据前线战场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敌后工作策略，指导甘肃地下党组织加紧开展隐蔽战线工作，适时组织发动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敌后工作的实践典范。
（一）加强敌后党的组织建设
加强敌后党的组织建设，是增强党在甘肃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更是开展敌后工作的前提。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后，就着力加强甘肃党组织建设，在他的指示下，西北局和甘肃省工委陆续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国民党统治区，考察党员状况，恢复和发展党员，重建各级党的基层组织。1946年春，他大胆启用甘肃地下党原负责人，将尚戴着“红旗党特务”帽子的孙作宾及陈成义、丁志明等同志陆续派往庆阳参加甘肃省工委的领导工作，加强了甘肃省工委的组织领导力量。自此，党在甘肃的工作开始逐渐恢复。在此基础上，习仲勋于1946年7月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甘肃工作。会议分析了党在甘肃工作的形势，明确了甘肃敌后工作的阶段性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完成任务的措施，这就为甘肃敌后党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2月，他针对西北党组织原来主观上努力不够及领导上重视不足，一部分党员尚未联系到，而联系到的党员思想又相当混乱，以及甘肃省工委领导意志不统一等问题，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要求甘肃省工委“逐渐改变过去千头万绪、单线联系的组织性质，恢复支部，依据各地组织实际情况建立领导机关，并加强支部工作的领导与进行党的教育，培养大批当地新的干部”，“澄清党员思想中的混乱想法以及放手发动党员”。会议对甘肃党的工作特别是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加快了甘肃敌后工作的发展步伐。
1948年10月，习仲勋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转变，再次及时调整了甘肃省工委的人员组成，任命孙作宾、陈成义等5人为工委委员，进一步加强了甘肃敌后工作的领导力量。11月，在发出的《西北局对甘肃工作指示》中，习仲勋对甘肃省工委如何进行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党员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甘肃应重视自身建设，加强对所属各工委工作的具体指导。甘肃进行党员教育和党组织发展工作，应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发展中要注意巩固，严防特务奸细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反对麻木不仁不经严格审查与工作考验，随便把自首分子恢复党籍的错误行为，并反对以党员称号送人情、图私利及拉夫式的滥发展现象。”他还根据敌后工作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甘肃工委有吸收地富分子为特别党员和解决特务分子党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在习仲勋的具体指导下，甘肃省工委及时纠正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工作的领导，使我党在甘肃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遍及全省各地，先后建立起5个地级工委和17个县级工委（含1个直属县工委——宁县工委）、30个区级工委，130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1.6万余人，从而扩大了在甘肃敌后的影响，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甘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发展敌后革命武装力量
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是甘肃敌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习仲勋对此十分重视，指出：“甘肃工作中，搞武装斗争、搞若干个根据地是中心问题，不容忽视。”他要求“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并强调组织和发动群众支持游击队的具体策略，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我们要将党的周围红色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进一步扩大群众力量，只有相信群众力量，才能发挥其伟大作用”。在习仲勋的指导下，甘肃省工委及其所属的各基层工委深入群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工作，逐渐建立起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其中，陇右工委以参加甘南农民起义的贫苦农民为骨干，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一支党与武装组织相结合、脱产武装和不脱产武装相结合的新型游击队，在敌后主动出击，打击敌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49年7月，这支游击队发展到辖有6个中队、2个独立营、1个回民支队和各县游击队共约3000人的人民武装。与此同时，东平工委、陇南工委、海固工委也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武装力量，并开展了建立小块根据地的工作。这些武装力量在掩护各地党组织、护送进步青年进边区、歼灭小股敌特、破坏敌人交通、袭扰敌人、打击国民党地方团队以及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作战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三）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争
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争，是甘肃敌后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习仲勋与西北局的组织领导下，甘肃各地以党组织为核心，尊重、团结少数民族，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掀起斗争浪潮，互相呼应，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有力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大进军。在农村，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捐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甘肃党组织根据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提供的情况，带领敌后武装重点打击那些欺压群众、民愤极大的特务、土豪、恶霸，有选择地袭击国民党的乡镇公所、税卡、警卫队、保安队，瓦解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在城市，工人、学生以护厂、护校等形式，开展反抗斗争。如1949年，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企图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以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在中共皋榆工委的领导下，兰州人民掀起了反对郭寄峤运动。3月29日，由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籍学生发起组织，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兰州部分中小学学生2000多人，以举行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政府压榨群众罪行的方式，发动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苛敛民财、发行所谓“建设公债”为主要内容的“三二九”学生运动。学生的斗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反动政府只得宣布暂缓发行“建设公债”。
三、甘肃敌后工作的历史贡献
习仲勋领导人民开展的甘肃敌后工作，是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制定西北战略的重要一环，不但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甘肃解放后恢复建立党的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区的社会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是党在敌后统战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在西北革命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为制定民族政策、丰富民族统战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民族工作是甘肃敌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习仲勋和西北局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指示，甘肃各级党组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动开展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并把《回民自治纲领》《西北回民自治章程草案》翻译成阿拉伯文字，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确否定了过去“以汉治回，以回治回，欺骗回民”的民族压迫政策，提出“回民自治”“内部团结”“解放回民”的新主张，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为解放回族聚居地区和在那里建立人民政权作了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甘肃党组织根据习仲勋与西北局的指示精神，积极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迅速推动甘肃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如与边区相邻的宁县工委，建立了一支回族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有力配合了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同时，针对甘肃少数民族多的特点，甘肃党组织通过调查，编写了《甘肃回民调查概况》《回民问题的一般简况》《甘肃番民（藏民）概况》等资料。这些工作，不但为解放大军顺利进驻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人民政权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丰富党的民族统战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可靠依据。
（二）建立两面政权武装，为解放甘肃创造了良好社会条件与群众基础
建立两面政权和两面武装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创举。在甘肃敌后工作中，习仲勋充分吸收和运用了这一经验方法。在他的领导下，甘肃的地下党组织大力开展“红村子运动”和组建两面政权、两面武装的工作，将国民党乡镇政权和自卫武装改造成名义上为国民党、实际上为共产党所掌握的政权与武装。到解放前夕，平东工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在甘肃崇信、平凉、华亭、灵台、泾川和陕西陇县等地建立红村子近70个，组织起来的群众达3万人；海固工委在固南蒿店、张化，固北三营、七营，固东城阳、王洼镇一带建立一批红村子，并组织起来一批红色群众；宁县工委在全县发展基本群众约1600户，总人口约1万余人；陇右工委已经完全掌握了渭源、会川两县的自卫队，控制了占60％的乡镇公所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区域性点线相连的隐蔽根据地，并在西北地区实现了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为甘肃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与群众基础。解放大军在进军甘肃时，大批国民党部队自觉投诚，并通过发起武山起义、岷县起义、武都起义等形式积极向中共靠拢，从而大大加速了甘肃解放的进程。
（三）取得西北民盟支持，巩固和扩大了西北统一战线
“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习仲勋一贯重视团结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在他的指导下，甘肃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帮助他们看清解放战争的形势，促使他们在反蒋爱国的基础上，逐渐同共产党建立联系。同时，逐步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学校党支部，领导开展学生运动，为建立西北地区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基础。1946年10月，西北局在召开会议讨论西北民盟问题时，习仲勋进一步指出：“民盟的任务是团结中间阶级，领导他们靠近我党，并跟党前进，要在民盟发展的基础上开展党的工作。”会议决定组成中共西北民盟总支部党组，发展盟员。由此，西北地区党组织联络了一批中上层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反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解放和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