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92岁的吴敬琏先生今年6月为其著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撰写的序言。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首版于2018年的作品。转眼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挑战的当下，重印讲述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这本旧著的意义何在呢？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表面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对症治疗”措施来缓解矛盾，而不能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触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难免陷入扬汤止沸的误区，而无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从20世纪70年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与这两大基本问题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变的系统梳理。
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旧有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的负担，使它难于真正“起飞”。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采取“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可惜的是，新方针只执行了一年，就遭到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抨击，回到旧有的老路子。
由于苏式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的种种恶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潮，所以在1995年研究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到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的建议。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进展，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新阶段，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
不过，“九五”期间gdp增长的突出表现使人们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从“十五”（2001—2005）计划时期开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靠海量投资“铺摊子”、“上项目”和“造大城”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通过这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提升自己“政绩”和地位的不二法门。这就使粗放增长方式的种种消极后果迅速积累起来，并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又一次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不正确的政绩观”，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重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并由此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
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来解析长期增长问题，加之2007年爆发了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的方针又一次转向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以便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于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继续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我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出现杠杆率过高的病症。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央领导在2013年末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速度换档期、经济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
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的困难，本世纪1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什么样发展方式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十三五”（2016—2020）厘清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在进一步改革的推动下，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为核心，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不过问题还在于，正像我们在前30多年所经历过的那样，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和这些决定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概述了本世纪10年代中期这一基本思路决定和执行的过程，并且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克服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发展也会呈现出一种“按住了葫芦起了瓢”的翘翘板式运行状态。如果为防止金融风险而降低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gdp增长率就会进一步下滑；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强度，杠杆率则会加速上升，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反复使用刺激政策，用强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进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甚至引发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
在处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的这些历史经验显然是今天仍值得加以探究的。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许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都被郑重写入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
然而，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并不会径情直遂地达到预设的目标。虽然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持续加速，很快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直到开倒车的行径遭到摒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才回归正途。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经历过多次博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背后的思想交锋做了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历史评论。
“计划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发生在本世纪初期。本来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中国经济走上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的道路。但由于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不足，政府部门还在某些重要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个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特征。在这样一种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加之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滞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就愈演愈烈。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众的不满。利用这种情势，市场经济的反对派趁机把原本是因为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进不足造成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他们极力鼓动，甚至公然要求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翻案和为极左路线的旗手“四人帮”“平反昭雪”和“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猛然升温，与建设市场体系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击，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
值得庆幸的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顶住了这种反历史的逆流，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一《决定》不但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体制的其他方面。《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从过渡体制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指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革要求。
在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的条件下，关键就在于执行和落实。
201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只是在最后的段落里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以及如何“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说明，而没有来得及对《决定》通过以来改革的进展和不足进行具体分析，可是在我们为如何应对克服当前问题寻求解法的时候，仍然可以从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观察和思考中汲取经验教训。
例如，拿当前“三重压力”的关键“预期转弱”来说，“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2013年开始落实的时候，各类市场主体的心气何等炽热。那时民营企业踊跃投资，开办新的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从2014-2019年的五年间，我国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18亿户。他们为强劲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很快地，与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背道而驰的声音逐渐兴起，2018年一开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当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逐步消灭私有制”。后来，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还就此论证说，“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虽然“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除此而外，以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短期措施，也需要汲取过去简单地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增长、结果造成了杠杆率过度提高和酿成资产负债表危机的教训。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这本旧著重印便可算达到了预期目标。作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十分欣慰。
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