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在各个研究领域和门类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美学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但从总体状况来看，美学理论创新的亮点不多。当前，亟须推进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融合研究，促进美学研究在多元化格局中向前发展，推动中国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用当代的眼光和理念对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及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阐释，使其“活化”并与当代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相结合，与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相交融。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学科体系、理论创造、研究方法上探索新的路径。
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2022年年会上，中华美学学会会长高建平提出，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美学创新，要借鉴西方美学资源，关注国外最新的学术进展；要从中国古代关于艺术和审美的思想中汲取丰富营养。要充分发掘美学研究蕴含的当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共同形成美学和文艺理论新的思想和理论，使之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及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索当代中国美学的创新之路。
阐释中国古代的意象之美
中华美学精神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观、审美观和艺术观，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拥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法看来，中国远古之美主要凝结在岩画、彩陶、玉器、青铜四种器物上，四种器物内蕴的美学特质和创美法则，对整个古代中国之美有决定性的影响。岩画人面像、彩陶动植转换、玉器的天人合一、青铜图案组合内蕴的中国之美特质，是带着中国宇宙观特点的美学，是带着中国天下观特点的美学，是其理论形态与文化形态紧密相连的美学。
“意象”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正越来越被美学界所重视。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地位问题，特别是现代美学中的“美”与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对美的看法和对意象的看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认为，现代美学中的美与中国古代的意象之间具有对应性。美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依赖于主体而存在，既具有普遍性，又是个体感悟、判断与创造的成果。意象是主体在物我交融中能动创构的，包含着感悟、判断和创造的统一。在意象中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意象始终不脱离感性形态，体现了物我的契合。审美活动创构了意象，就是生成了美，美是意象的共相，是抽象的，意象是美的具体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美是意象”。
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糅合了《周易》和《庄子》的思想，从理性上阐释了言、象、意的关系，无论在哲学美学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李健表示，从哲学美学而言，王弼揭示了这一哲学难题的价值，在语词和实在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言说方式，其精粹的思想内容，辉映当代；从文学而言，王弼深化了文学艺术形象、意蕴表现的理论意旨，将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实在化，强调“象”表达意义的丰富性、深刻性与模糊性。正是因为“象”的这种表意特点，使得文学艺术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富有美感。
确立跨文化美学新范式
美学始终是学术热点、文化热点和生活热点。“美学”一词的汉语译名是近代中国美学学科确立的重要标志。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国最早创用“美学”一词的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李庆本经过考证，认定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美学”一词并没有出现在1875年版《教化议》一书中；而在1897年版《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一书中出现的“美学”一词是错误的标点所致；日本“审美学”的名称源于罗存德《英华字典》的看法，也缺乏事实依据。他表示，“美学”这一术语是从西方经日本引入我国的。但术语不等同于话语，本源不等同于本体，王国维对近代中国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将源于西方的美学术语融入中国美学话语建构中，确立了跨文化美学新范式。
作为在特殊文化语境中诞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文艺美学具有见证历史的特殊意义，不仅体现在当代中国学者努力追踪世界美学发展方向、传承中国思想资源的特定情怀，也体现在推动实现美学中国化的现代理论建构意图中。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院长王德胜认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人的生活转型和文艺转型，拓展甚至改变了文艺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形态。问题存在之处，即是文艺美学的可能性发生之处。对于文艺美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学科建构的定位问题，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美学、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发展逻辑。当所有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现实问题都可以在审美研究层面上成为文艺美学的问题，当一切可能的方法都在“路径确立”的意义上为文艺美学研究所兼容，“不确定性”便为文艺美学多层面、多样化的展开提供了既定学科所不具备的理论优势。
现代中国“政治美学”思想遗产的形成，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也体现出自现代以来，在观念生产和理论创构方面，中国美学价值选择的重心和方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西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美学”，是其思想谱系中最能体现“人的解放”理想和“人类命运总体研究”意图的科学理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思想的生成；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礼乐文明、诗学政治及家国同构等精神资源，是现代中国“政治美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源头；而现代启蒙背景下，表征中国社会和文艺内在变革诉求与本土思想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及延安文艺等，则为现代中国“政治美学”思想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提供了现实土壤。现代中国“政治美学”思想遗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不仅体现了革命文艺的基本性质和中国文论本土话语的丰富内涵与精神特质，也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话语转换和理论重构。
推动美学理论创新
李泽厚在其《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中，专论美学作为第一哲学。这不仅涉及美学作为存在的根据和结果，而且涉及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赵汀阳在其《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虽然是一种美学观点，但美学观点并非形而上学的根据，相反，美学观点是形而上善意的一个结果”。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成纪认为，如果说美学表现为人对世界的善意，那么这种“善意”可能从人的感官介入世界的那一刻就在发挥作用，然后赋予世界秩序，并最终呈现为图景。或者说，审美作为一种无目的、无前提的感性化的直觉活动，它不但先发于认识（“以美启真”），而且以审美化规约了认识过程，并最终以其“善意”显现为目的（“以美储善”）。美学作为第一哲学，大致就存在于对认识活动从发端、过程到结果的全面规约或“挟持”之中。于此，审美成为第一哲学的支点，它表征了一种审美主义的世界观，也使一切历史成为美学史。
美是人所据以改造世界的一种自由形式，它既有相对固定的哲学界定，同时这种自由的形式又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内涵。生态美是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和人生境界的呈现，生态美的范畴是生态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碧辉提出，传统美学体系在讲到美的形态时一般讲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和形式美。然而该体系近年来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后现代语境下，作为“现实美”的形态，不能够只讲自然美和社会美，还应该增加生态美的形态。
理论创新需要新观念，仅用传统观念解释审美现象难以得出创新性的理论成果。鲁迅美术学院辽宁公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张伟提出，美学理论创新的目的是推动我国审美与艺术实践和美学理论向前发展，创新动因来自现实社会发展和审美与艺术自身发展的要求。美学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审美实践创新而言的，依据理论创新实现的不同方式，可以把美学理论创新分为三种，即原发性美学理论创新、阐释性美学理论创新和方法性美学理论创新。他认为，美学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理论学说，推动美学思想的创新；二是改变一直以来美学研究中的认识论方法，推动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三是通过中西美学理论的综合、当代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综合、美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推动美学研究路径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