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社会人群中特定的集合体，属于社会实体范畴。宗教是社会人群的思想信仰，属于社会精神文化的范畴。民族是宗教的社会载体，宗教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两者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一切民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一切宗教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这是没有例外的。无神论的人群是存在的，无神论的民族是没有的；跨民族的宗教是存在的，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是没有的。从民族学的角度考察宗教，可以较好地了解信教群体的生存状态、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从本源上和现实中把握宗教。从宗教学的角度考察民族，可以较好地了解民族文化的变迁与特色，了解民族的深层心理和情感依托，以便从精神生命的高度把握民族。民族学与宗教学的交叉视角，可以使我们对民族及其文化有多层面立体化的理解。
一、民族的宗教性
民族的宗教性是指民族在其产生、演化过程中都有宗教的发展与之相伴随，民族文化都带有宗教色彩，民族关系中都有宗教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宗教性成为民族重要属性之一。
(一)从发生学上说，原始氏族或部落发展为民族，宗教文化形态起了重大作用。氏族或部落以血缘为主要纽带，民族则是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文化成为民族的根本尺度，而最初构成民族文化体系核心的是宗教。
以中国为例, 夏代以前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代表着不同的氏族或部落的血统，原始信仰及活动呈自发分散状态。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开始向成型的民族过渡，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等人物成为华夏族和夷族的人文初祖。夏人、殷人、周人是中华民族结构内最早的民族族群，夏、殷、周三个王朝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国家。关于三代文化的异同，《礼记·表记》指出，“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夏代尊命，殷代尊神，周代尊礼，这是他们民族文化不同；然而皆有其至上神，用以凝聚整个民族，并为王朝的合法性提供神权根据。周代更建立起一套郊社宗庙制度，把神道和人道结合起来，形成文明程度较高的礼乐文化，这是周民族的特色与贡献。
(二)从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综合角度看，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构成民族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例如欧洲古典文化被称为“两希”文化，其一是希腊文化传统的人文理性与科学精神，其二是希伯莱文化传统的宗教信仰，后来主要是基督教。两者的互动推进着欧洲各族文化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笼罩一切。近现代欧洲，人文与科学精神大放光彩；基督教不再独尊，但仍然是维系社会道德的主要精神力量。不了解基督教，就难以了解欧洲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欧洲古典文化精神。
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与伊斯兰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达到了几乎一体化的程度，形成全民信仰的传统。所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问题总是与宗教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宗教民族主义形成强大思潮。当代阿拉伯各民族中出现了信仰多元化的新趋势，但深厚的伊斯兰教传统在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三)在民族关系史上，宗教既是沟通不同民族的桥梁、渠道，又常常成为民族冲突、民族侵略压迫和民族反抗运动的精神武器。世界三大宗教都具有超民族的普世品格，所以能传播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赵朴初居士曾指出，佛教是联结中国、日本、韩国的黄金纽带。穆斯林民族“天下教民是一家”的思想使民族之间产生亲近感。世界伊斯兰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等泛伊斯兰教组织，都是以伊斯兰教为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的穆斯林间的合作形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拉近了不同历史传统、地域遥隔的许多民族间的距离，推动了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
但是宗教的某种独尊性和排他性，以及它与民族集团特定利益与谋略相结合，也会使宗教成为民族矛盾、民族对抗的工具，使民族问题复杂化，增加了民族和解的难度。如欧洲中世纪发生的十字军东侵，是罗马教皇以基督教名义发动的征服东方穆斯林民族的血腥的侵略战争，给基督教史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基督教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乃至指使教会和某些传教士直接协助列强奴役、征服、控制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被压迫民族为了自身的独立和解放，也经常以宗教为旗帜，进行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如1871年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发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卡比尔民族起义；1921年印度穆斯林发动哈里发运动对抗英国的统治；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取得了成功，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多重的，其中包含着反对美国控制、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意义。弱势民族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压迫他们的强势民族相差悬殊，他们就特别重视发挥宗教所激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借以向压迫者反击，这在当代穆斯林世界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相邻民族和国家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而发生对抗和流血战争，宗教或教派的矛盾往往使这种冲突加剧，难以化解。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冲突，伊朗和伊拉克的8年战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历史争端，都表现为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双重作用。
还有一种情况，原本是同一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遂分裂成两个民族。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曾是同一个大族群，在英国“分而治之”谋略策动下，“两个宗教，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意识占了上风，于是分裂为两个民族国家。欧洲波黑地区的穆斯林族，就是因为宗教独特而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中分离出来的。
(四)民族的宗教性有强弱之分。在我国有些民族基本上全民信教，其民族性与宗教性结合最为紧密。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这些民族的宗教性是比较强烈的，信仰也比较虔诚专一，民族生活与文化充满宗教色彩，民族感情与宗教感情大致融为一体。有些民族，如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他们有过主导性宗教信仰(藏传佛教或萨满)而后来被弱化；南方的傈僳族、景颇族(信基督教)和彝族(信仰毕摩)保持着主体宗教，但未达到全民信仰的程度，而且保留了大量原始崇拜。这些民族的宗教性属于中等程度。
汉族的情况比较复杂。汉族早先是多民族的融合体，分布广阔，文化上较为宽容开放，故其信仰自古即呈多元状态。表现为：第一，宗教与哲学并重，民众偏重于宗教，知识界偏重于哲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第二，既有本土宗教如道教，又接纳了外来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第三，民间信仰千姿百态，地域差异甚大。汉族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具有宗教性，只是其宗教性表现出杂而多端的特色，故其民族性与宗教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其民族问题也不直接表现为宗教问题，反之宗教问题也不直接表现为民族问题。汉族的宗教信仰也有它的统一性或一体性，表现为：第一，以尊天敬祖为共同的基础性信仰；第二，以道教为民族性宗教，且与民间信仰交错在一起。汉族在受到外族压迫或内部发生民族认同问题时，其民族精神仍然可以通过宗教信仰而得到体现。如抗战时期，佛教界提出“念佛不忘救国”；道教界提出“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当代中国基督教界发动“三自爱国运动”；在海峡两岸反对“台独”的斗争中，“慎终追远”的敬祖寻根意识与活动，表现了民族的亲和力、一体感。
二、宗教的民族性
宗教的民族性是指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的信仰，带有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问题相依相联，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一)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原始宗教都是氏族的宗教，而后古代宗教便都是民族的宗教。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研究原始宗教，其实就是研究各地氏族(原始民族)的宗教，研究原始民族的形成及其文化生活，因此成为人类学和宗教学的起点。其中以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为原始宗教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五大崇拜由于原始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而形态各异。
(二)从宗教史上说，民族宗教始终是宗教发展的重要形态。不仅在世界宗教出现以前的宗教只有民族宗教，就是在普世宗教流行之后，民族宗教依然存在，并且看不到被世界宗教取代的前景。例如中国道教已超出汉族的范围，影响到若干少数民族，但道教仍然是中国人的宗教；印度教在印度有强大生命力而基本上不出国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是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实现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经历了原始神道教、神社神道教、教派神道教和国家神道教四个阶段，二战后虽然不再是日本的国教，但仍然是民族性的宗教；锡克教是印度锡克民族的宗教。这些宗教由于民族性鲜明，仍然是充满活力的。
(三)世界三大宗教的形成与传播，是宗教普世性与民族性动态结合的产物，并不因其普世性而丧失其民族性。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因其教义的超民族性，随着经济文化交流和借助于强大帝国的威力与影响，而传播到世界，但它们依然保留着某种民族性。
第一，它们的分布虽然很广，但各有其中心区域，区域之间有民族性差异。基督教的中心仍在欧、美两大洲，以印欧语系各民族为信仰主体，其下又可分为拉丁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和波罗的语族。伊斯兰教的中心在阿拉伯世界，即从北非到西亚一带。佛教的中心在东南亚和东亚。三大宗教形成三个文化圈，从各自的中心向四周辐射，互有交错，但不重合。
第二，世界三大宗教至今仍保有原先的民族文化色彩。首先它们各自的经典散发着特定民族的文化气息。《圣经》的创世论、三位一体论、救赎论以及各种历史故事，对于东方人是陌生的，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古兰经》则保存着古阿拉伯人的信息和文化。佛经则叙述着古印度人的思维和生活。其次，教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也形成民族深厚传统，不会轻易改变。如中国的伊斯兰教有教坊制度，不拜偶像，不食猪肉，阿訇要习阿文，用阿语诵读《古兰经》。复次，三大宗教的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如基督教堂、清真寺和佛寺，在建筑艺术上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人们很容易加以识别。
第三，世界三大宗教在跨族跨国传布时，都要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逐渐形成地区性和民族性的特色。因此三大宗教的世界化过程与民族化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例如印度佛教在中国传布的过程，同时也是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间习俗相结合的过程，其中的禅宗就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发生许多变化，如不追求政教合一；出现回儒，把“真一”与“太极”、“五功”与“五常”结合起来；教长制与家族制相融合形成门宦制度等，这些都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有所不同。基督教传到中国一直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利玛窦推动过基督教儒化的运动，当代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和提出神学思想建设，都是基督教实行中国化的努力，这种努力成功与否决定着中国基督教的命运。
第四，从历史到当代，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在信仰上文化上的矛盾，都与民族族群的矛盾有一定联系。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反映了基督教各民族与穆斯林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当代西方霸权主义与阿拉伯世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是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之间的斗争，其间有着历史的伤痕和宗教的背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是强势族群的代表，实力强大，不需要打民族与宗教的旗帜，而只标榜人权、民主。受控制、压迫、侵略的穆斯林国家和民族无法正面与美国较量，便大力调动民族抵抗意识和宗教献身精神，与对手周旋。矛盾的尖锐化激发出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使宗教走向自身的反面。由此可知，宗教的世界化并不必然带来和平，民族冲突会使世界宗教之间以及教派之间发生冲突。所以世界需要民族平等、民族理性。宗教对话与民族和解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世界和平才有希望。
原载《中国宗教》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