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开始对韩国和日本进行访问。表面看，此访是对去年日韩首脑出席北约峰会的一次回访。但在乌克兰危机延宕、亚太局势不稳的背景下，此访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或将助推“北约亚太转向”和“亚太北约化”进程加速。
近年来，北约与日韩频密互动，加速接近，背后隐现双方的政治盘算和战略野心。就北约而言，斯托尔滕贝格此访构成“全球北约”战略转型的最新步骤。作为立足北大西洋的军事安全集团，北约并未随着冷战终结而瓦解，而是在美欧的霸权逻辑下通过不断炮制共同“敌人”续命。在去年6月出台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中，北约直指俄罗斯是“最大且直接的威胁”,并首次点名中国称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还宣称“印太”地区的形势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安全，北约将强化与地区伙伴间的对话合作，应对跨区域挑战和共享安全利益。这一逻辑与近年来北约“全球转型”的战略目标一脉相承，只是进一步明确了其全球战略重点正在转向亚太。
就日韩而言，与北约接近则掺杂着助推强军扩武、谋求大国地位的双重战略考量。去年以来，日韩与北约的关系不断升温。两国领导人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并先后加入北约下属的北约网络防御合作中心。在密集的高层互动引领下，日韩与北约的合作正在“由虚向实”，从人员互访、舰船互访等传统的防务交流，朝着情报共享、联合演训、武器装备联合研发等实质性军事合作深化，并向网络安全、供应链、基础设施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日本在此前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中，提出防卫开支要达到gdp占比2%的目标，正是要向北约标准看齐。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与北约的接近，日韩正在扮演着“亚太北约化”的推手角色。在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中，此访期间日本与北约将就应对乌克兰局势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合作交换意见。韩国政府人士则透露，双方将重点谈及朝核问题等地区安全议题。
众所周知，“印太”作为美日等国在亚太强行植入的地缘政治概念，已经成为美西方在亚太地区挑动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的工具。在北约看来，介入“印太”既可诱拉日韩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进一步施压，也能拓展其全球利益。在日韩看来，引入北约助阵，既可以增强在地区问题上的底气，也能借船出海，彰显大国地位和影响力。
北大西洋与日韩地理上相隔遥远，本无直接利害交集。但在国际秩序处于变革期的当下，如果说北约与日韩之间存在利益交汇点的话，或可归纳为“两虚一实”。就“虚”而言，其一是虚伪的价值观，通过鼓吹“民主对威权”的意识形态对立来标榜其制度优越性，服务大国竞争需要；其二是偏狭的安全观，基于集团对抗思维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至于“实”，则是要联手对抗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威胁”，根本目的还是要通过拱卫美国霸权，来维护欧洲和日韩的大国地位和既得利益，当然也可以说是延缓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下的西方衰落进程。
在日韩与北约接近的背后，美国的“指挥棒”若隐若现。近年来，美国依托双边条约的亚太同盟体系正在加速向复合型、网络化演变，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层出不穷。从美日印澳 “四边安全对话”，到美英澳“奥库斯”，再到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日本与英澳签署准同盟性质的《互惠准入协定》，美国的亚太和跨大西洋两大同盟体系日益呈现合流之势。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炮制出“欧洲安全与亚洲安全不可分割”的论调，借机与日韩澳等美国亚太盟友强化横向互动，渲染东亚安全“威胁”，也使“亚太版北约”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
无论是“北约亚太化”，还是“亚太北约化”，都暴露出当今世界一个重大风险，就是西方集团已经将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作为全球治理的主基调，正在通过“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操弄，加快在全球推动“新冷战”布局，亚太地区则成为重点投入方向。北约“越界”介入地区安全问题，可能刺激本已复杂尖锐的地缘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地区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加剧军事对峙甚至冲突的风险。
日韩本是亚太和平稳定和区域一体化的受益者，但在国内保守政治当道的民粹躁动中，其战略视野愈发偏执和短视，尤其是对外政策突出“远交近攻”取向，正在变身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日韩当政者需要想清楚，“以邻为敌”从来都不会使一国变得更加安全，只会进一步加剧周边外交困局和安全困境，“引狼入室”的结果很可能是“引火烧身”。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原文载于《环球时报》2023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