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遗憾的是，范文澜于1969年逝世，所著《中国近代史》止于义和团运动，并未实现其最初设想。但实际上，范氏对于续写《中国近代史》一直未曾或忘。他在1949年以前就有所规划，1949年后则不仅有写作构想，更曾数次布置人力进行续写工作，惜乎天不假年，功亏一篑，《中国近代史》终未成完璧。笔者拟以相关档案、日记及口述资料为基础，力图揭示范文澜续写、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框架构想及实际举措，以冀前辈学人之努力不致湮灭无闻。
一
1946年2月，范文澜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延安赴邢台，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年初他接到中宣部电报，要他聚集人才研究历史，是年8月，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至次年春，叶丁易、王冶秋、尚钺等先后从国统区来到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一时人才称盛。荣孟源回忆：当时范文澜因为眼疾影响了写作，但他对于写完《中国近代史》念念不忘，1947年暑假即开始着手《中国近代史》的续写和修订工作。 [1]
范著《中国近代史》的续写与修订同时进行。修订容易见效，1949年华北大学版《中国近代史》的“再版说明”中提及：“1947年秋华北新华书店翻印时，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诸同志曾校订一次，略有增删。” [2] 仅“略有增删”，当时资料匮乏为要因。而续写则虽有具体布置，却颇为谨慎。据牟安世回忆：
我把中国近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是在1947年确定下来的。……校长范文澜同志让我在历史研究室帮他收集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的资料，为他计划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二分册作准备。 [3]
1948年春夏，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8月1日，华北大学正式成立。范文澜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其最主要的任务为集中力量修订、编写中国近代史。荣孟源、刘桂五、王南、牟安世、钱宏、贾岩、唐彪、王可风、彭明等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人员均参与了《中国近代史》的增删校订 [4] ，并于1949年由华北大学出版了修订版。
总体说来，1946—1949年，范文澜虽曾计划续写《中国近代史》，并安排人力搜集资料，为续写做准备，但此时工作重心显然还在修改而不在续写。范氏对于续写出手谨慎，可能也因缺乏资料。此前迫于现实需要，只能因陋就简，得以一鼓作气写成《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而随着研究条件趋好，撰著之标准势必提高，自然多有顾虑，不愿率尔操觚。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著《中国近代史》成为最具权威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读者范围极广，可谓万众关注。范文澜1949年3月间与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部分成员抵京，第一件事就是抓紧《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的修订工作。为此范氏在其居室直接领导召开了多次讨论会。 [5]
就高校教学的现实需要来说，范著《中国近代史》的续写比修订更为迫切。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处于草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学缺乏合适的教材和参考书。范著成为最重要的教材和讲课的基本依据。 [6] 1953年方回（按：即向达）撰文评介范著《中国近代史》，肯定此书的成就，并表示“盼望上编第二分册和下编能赶快出版” [7] 。
实际上，近代史所自1950年5月1日正式成立后，就“拟订新计划，集中全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新计划的内容，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为配合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二册（自辛丑和约至五四运动）的编写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第二部份为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材料，准备撰述长编，第三部份为适合目前的需要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8] 。从实际工作看，1950年近代史所一方面集中人力整理由文管会交来的大批档案资料，以《辛丑条约》签订至五四运动为重点 [9] ，另一方面进行颇丰富多样的专题研究，兹引如次：
荣孟源：国民党史……
刘桂五：清末立宪运动……
王可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王禹夫：（a）编辑俄语教程……（b）中国共产党年表……
牟安世：日俄战争……
沈自敏：美帝侵华史……
王忠：蒙古问题……
唐彪：阅读并摘译“北京政闻”……
刘明逵：中国大革命史……
王佩琴：近代回教史……
房鸿机：五四运动前一九○一至一九一九之思想史……
傅耕埜、王涛：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之中国经济……
禹一宁、刘伟、高大为、李朝栋：日本侵华史……
陈振藩：国会问题……
贾岩：通俗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10]
从所涉时间范围看，这些专题研究大多属于1901年之后。
1951年，范文澜将近代史所人员分为编写组、长编组。编写组的任务即续写《中国近代史》的上编第二分册（1900年义和团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同盟会、第二次改良主义运动、清朝统治集团的分裂、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共和国、军阀割据与混战、五四运动。长编组则主要致力于编纂《近三十年史料长编》。 [11] 所谓“近三十年”，即指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学界多称之为“中国现代史”。
在近代史所于1951年召开的研究工作会议上，范文澜主要组织讨论编写“中国近三十年史”。是年10月，范氏决定将研究人员分为两组，甲组为革命史组，乙组为反革命史组，“本年先搜集资料，两组分工，同时并进。一年完成初稿。甲组重点为：工、农、军、统一战线。乙组重点为：1.经济（农业、工业）；2.北洋军阀；3.帝国主义；4.‘4.12’以后的国民党” [12] 。
1952年9月，范文澜报告五年计划（1953—1957年），提出以“近三十年史”为要点，一定要完成长编。10月，范氏报告工作计划，仍以编写“近三十年史长编”为中心任务，并确定编写体例为：
1.以大事为中心，每一历史阶段分若干章，每一重大事件为一章，每章按事件内容分为若干节，每节按繁简订细目。2.以保存史料原来文字为主，只加剪裁，不予改动。章节细目标题须表明材料间的关系及系统，并表明编者的立场观点。3.选择材料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相异材料应仔细考核，取其真实者。4.所选材料可择要节录，注明出处。编者加简要说明，附带问题另作注释。 [13]
从以上资料来看，范文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相当明确地以续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二分册（1901—1919年）为近代史所的首要任务；同时一度着手组织近代史所研究人员编纂1919—1949年的史料长编，为撰著《中国近代史》下编做准备。
但中宣部在1953年1月对近代史所编纂“近三十年史长编”之计划提出否定意见，认为“不应以五年之力作出长编”，而“可进行近代史专题研究”。 [14] 近代史所遵照中宣部指示，建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分组集体研究制度，将工作重心转移至1840—1919年。全所分为近代史组、现代史组、通史组、史料编辑组。其中近代史组以1840—1919年为研究时限，人员最多，在全所居于主体地位。近代史组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为经济史组，组长为刘大年，干事为谢琏造，主要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第二组为政治史组，最初研究辛亥革命，荣孟源任组长；第三组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后改为中外关系史组，北大历史系的邵循正兼任组长。1954年1月设立现代史组，以董其昉为组长，成员有王来棣、王爱云、单斌、刘明逵。现代史组研究力量比较单薄，“总的方向是为今后三年的研究工作准备条件”，“阅读现成史书和主要史料，熟悉现代史各个时期的轮廓，并就所阅读的史料做出索引卡片和对现有的年表进行初步补正”。 [15]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颇为重视1919—1949年的所谓“近三十年史”。吴玉章1951年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出：“近三十年史更应当首先很好的研究。” [16] 1953年刘大年在苏联所做报告即强调：今后“特别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 [17] 。但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论，将1919—1949年这段离20世纪50年代太过接近的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尚有一定的碍难之处，很难不被纳入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轨道。刘大年号召学界加强“‘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之研究 [18] ，但耐人寻味的是，他本人却绝少涉足“现代史”的范围，足见倡议与落实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复旦大学就“厚今薄古”进行辩论时，一些学生明确表示现代史最好由亲身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干部来研究，学生中则由党团员来负责较合适，总之避之唯恐不及。 [19] 在1964年的近代史会议上，学者纷纷表示：对于现代史，“中央也没人写这类文章，我们谁敢写”；即使有些研究，“一是不敢拿出来，一是有争论只敢在家里争”。 [20]
概言之，范文澜在1949年后力图集合中科院近代史所大部分研究力量，循自专题研究到通史撰著的路径，以完成其所设想之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但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1919—1949年这段离其时过于切近的历史尚有诸多窒碍。范氏将1919—1949年的历史区分为“革命史”与“反革命史”，并行不悖地加以研究，虽因种种原因不久即告中辍，未能取得多少实绩，但此种构想在当时的语境下不失为睿见。后来李新组织研究力量，分别着手研究编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即脱胎于“革命史”与“反革命史”之区分。
三
1954年学界展开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胡绳等学者对范著《中国近代史》以“纪事本末体”结构叙述提出批评。范文澜颇有触动，在1954年《中国近代史》第9版前言中表示，他曾设想将此书整部拆散，“按照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但在现今的情况下，时间不允许我那样做，而只能做这些葺补的工作。我很惭愧，本书的疵病那样多，补过不遑，又未能集中时间精力编写下册，常常接到读者来信催问，实在无话可对。我自知才力不胜，但仍将继续努力，庶几写出一束草稿来” [21] 。
近代史分期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而言至为关键。范文澜亦热情投入其中，先后撰写3篇文章阐述其分期主张。 [22] 他认为中外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这两种基本矛盾的消长变化、交替主导，构成了近代史分期之依据，并将甲午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分期界标。 [23] 在众说纷纭的分期讨论中，以范文澜和胡绳的两种观点影响最大。 [24] 最终因阶级话语在当时处于强势地位，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采用胡绳以阶级斗争为分期标准的观点，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因而获得学科建制的支持。 [25]
范文澜曾反复阐述对于近代史分期之主张，这体现出其撰写中国近代史的通盘考虑和整体架构。如果说此前范氏意在续写，那么分期讨论之后其意图已转为重写《中国近代史》。1956年1月30日，近代史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编写近代史的八点计划” [26] 。范文澜决定将原通史组成员纳入，集中几乎全所研究力量以编写《中国近代史》。研究人员分成三组：
第一组负责1840—1864年，研究人员为范文澜、王崇武、钱宏、王其榘、王会庵、黎世清（由范文澜负责）。
第二组负责1864—1901年，研究人员为刘大年、谢琏造、张玮瑛、樊百川、李瑚、王明伦、叶倩云（由刘大年负责）。
第三组负责1901—1919年，研究人员为荣孟源、刘桂五、何重仁、张振鹤、王仲、丁原英、郑焕宇、赵金钰（由荣孟源负责）。
翻译：黎世清、郑焕宇。经济统计：李瑚。 [27]
此书“由范文澜负总责，刘大年协助”，计划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25万字，第二卷、第三卷各35万字左右，共计100万字左右，为1840—1919年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的通史。研究人员依各自负责时段分为三组，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历史分期；体裁上避免“纪事本末”的叙述方法，按年代次序来叙述历史事件，仿《苏联通史》的写法。 [28] 随后研究人员于4月开始准备拟订中国近代史提纲，6月底拟出提纲，7月传阅并讨论。 [29]
此书期许颇高，“要求在阅读大量材料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某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新的研究成果” [30] 。1956年2月底，金毓黻在会议上建议停辍其他任务，全力编写《中国近代史》。 [31] 刘大年在1957年1月5日全所大会报告中说：“我们可以设想，找出三个人来主写近代史，并以每人配以若干助手，在二年内也可以写成。但本所不愿采取这一办法，我们要从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问题，弄得更清楚、更深入。在寻找材料和摸索很多的材料的过程中，来培养青年干部，这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措施，因此编写的期限，不能太短，我们要求的标准，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今天开始写的近代史，为了期望把它写好，就是经过十年的时间也无不可。” [32] 刘大年力图十年磨一剑打造精品，在当时实属难得的冷静。在1958年的整风补课中，通史组座谈会上就有人提出，“范老的通史简编工作，在所来说不是中心”，而编写《中国近代史》才是当务之急，一切工作均应围绕这一重点进行。 [33]
范文澜此次重写《中国近代史》之规划，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将通史组人员纳入，意味着《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暂时中辍，此为非常之举措，其决心可见一斑。但近代史所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却仍保持独立。范文澜大力提倡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所建所之初即注意物色有条件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青年学子到所工作，并于1953年成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在其着意经营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颇具实力，并全力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 [34] 范氏未将帝国主义侵华史组纳入重写《中国近代史》之任务，或考虑到撰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也是极为迫切的工作。但所谓“帝国主义侵华史”，即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应属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史著作，多以近代中外关系史为中心。金毓黻且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 [35] 。重写《中国近代史》如果不能顾及“中外关系”，无疑是相当大的缺憾。
其二，令人颇为意外的是，由范氏主持重写的《中国近代史》，采用的却是胡绳“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架构。据刘大年日记记载，1956年4月29日晚范氏对刘大年表示，他不同意将近代史分为三个部分，而认为应照主要矛盾来分期，并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不能与俄国历史相比（指资本主义发展）。 [36] 可见两人之间对于如何分期仍存在分歧。或谓胡绳的观点在当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范文澜亦只好顺应大流。不过范氏向来在学术上能坚持己见，如今在自己主持编纂的著作中不能坚持其叙事框架，背后或另有隐情尚待索考。
不难看出，范文澜此次重写《中国近代史》之规划，虽颇具雄心，然考虑未必周详。他未纳入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则近代“中外关系”这一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势必受到忽视；在近代史分期架构上他与刘大年又存在分歧，以“三次革命高潮”分期，在范氏而言或多或少有些无奈。这也预示着此规划实行起来并非易事。而且由1956年提出的计划观之，范文澜等人对于撰著《中国近代史》的难度还是估计过低，且有急于求成之嫌。其计划“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以前，完成全书的提纲初稿，又确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进度，至一九五七年底完成全书的初稿” [37] 。范文澜等人雄心虽大，却很快发现实际进行中有颇多窒碍，进展缓慢。因1956年有不少研究人员参加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工作，“因此主要只是做了某些准备工作和拟定了一个搜集材料的提纲草稿。1957年计划搜集和整理某些重要问题的材料和拟定全书的编写提纲，并在10月后开始分头编写初稿” [38] 。是年整风报告则指出：“通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以后，同志们意见很多，认为研究计划与个人专长有些脱节。不能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39]
1957年9月，近代史所决定改变规划，将原来的近代史三个组合并为“近代史组”，由刘大年任组长主持编纂《中国近代史》，“由刘大年同志执笔，其他人作助手，提供资料并完成专题”，在1957—1960年完成多卷本《中国近代史》的撰著。 [40] 刘氏组织人员另起炉灶，后来编成《中国史稿》第4册、《中国近代史稿》1～3册，但均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无渊源关系。
1956年范文澜主持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规划不了了之，除了种种客观因素之外，尤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范氏此时尚无法真正中辍《中国通史》的撰写而全力投入重写《中国近代史》，分身乏术，难以兼顾。
四
1956年重写《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受挫，范文澜对此始终不曾释怀。1958年10月，66岁的范氏因病休息，此后病情稍好，即带病工作，至1964年完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一、二两册后，乃重新将工作重心转到近代史。但因年老体衰，他已然放弃重写，转而着手布置续写《中国近代史》（1900—1919年）。
范氏续写《中国近代史》，所倚重者主要为李新、张侠、杨诗浩、丁贤俊等人。张侠由范氏从水电部调入近代史所以“专心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军事史” [41] 。丁贤俊在1965年年初入所时即明确其工作为协助范氏续写近代史。范氏颇具雄心，1965年5月致函助手蔡美彪称：“我纯主观主义地以为还可活十年。这十年里如果做得紧凑，古、近史都有可能完成。” [42]
据丁贤俊回忆：“范老在1952年手拟的八章题目，只是简单的提示。后来经过几次谈话，逐渐形成了详细的‘节’和每节的要旨。他所定的下册第一章：‘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随后便拟定为五节。”“范老又告诉我写这一章，地方的资料很重要，他让我用他的名义给东北文史研究所（在长春）的所长佟冬写信请予协助。佟冬即刻作出热情回答：他将大力支持资料征集工作，并邀请写书组来年暑天到长春去利用他们收集的资料，一切生活、写作的问题由他解决。随后又派一位姓王的女同志来京见范老，表示将派当年新分去的历史系大学生一起参加，人力足以保证。”但后来赴长春搜集资料因故未能成行。 [43]
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被安排赴江西进行第二批“四清”，续写范著《中国近代史》被作为与“史学反修”同等重要的工作受到特别对待，李新等4人未被安排参加“四清”。 [44] 不过，随着“四清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1965年年底提出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四清”，丁贤俊等被派往江西支援“四清”，续写工作被迫暂停。随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均脱离常轨，续写自然难以为继。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其女李讷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45] 得此意见后，续写《中国近代史》重新被提上日程。因毛泽东提出应将“现代”纳入，范文澜还想找何干之、胡华等革命史、党史学者参加续写工作。 [46] 近代史所军工宣队对此也颇为重视，出面安排张崇山副所长的一大间房，又安排余绳武等几位研究能力强的“高手”加入续写小组。1969年范文澜病逝，续写工作仍在进行。范氏生前对续写的八章的章节做了大致安排，但谁来统写则未及议论。此后续写工作又有波折。1970年，研究人员被普遍下放“五七干校”，写书组由军宣队的排长领导才得以维持，但多数人员被下放到河南息县，续写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军宣队通知，续写工作还得继续。丁贤俊、张振鹍、赵金钰等人于1972年前返京，与留在北京的余绳武、吴剑杰、丁名楠等人重整旗鼓开始续写《中国近代史》。张振鹍负责研究清末新政，也很快投入了工作。 [47]
但因范文澜已病逝，无人可以承担下册书稿的统写之责，以与上册完美接轨。李新提出对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予以扩充，作为下册“辛亥革命”单章先行出版，遭到丁名楠等人的尖锐反对：“那就不是续范书，而是写吴书了。”也有人提出请刘大年挂帅，但刘表示，他无法达到范的风格和文采，续范书出力不见功，不愿承担。如此一来，续写工作遂告搁置，无疾而终。 [48]
李怀印认为，在“1956年后他（即范文澜）很少写近代时期方面的作品，有意识地避开中国近代史中有争议的和不确定的领域” [49] 。以范氏敢于在汉民族形成等问题上同斯大林叫板的学术个性，说他有意回避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争议，可能未必确切。纵观范文澜在1949年后重写、续写《中国近代史》的构想及具体布置，可以看出其为开创、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注释
[1] 参见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见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186页。
[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再版说明”，北京，华北大学，1949。
[3] 牟安世：《我写〈鸦片战争〉》，载《书林》1983年第5期。
[4]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再版说明”，北京，华北大学，1949。
[5] 参见荣孟源：《学习范文澜同志》，载《光明日报·史学》，1981年6月28日；彭明：《范文澜治史的我见我闻》，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
[6] 参见金冲及：《忆胡绳同志》，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20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方回：《介绍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新书》，载《光明日报》，1953年4月4日，第3版。
[8] 《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况》，载《科学通报》1951年第1期。
[9] 参见《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况》，载《科学通报》1951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况》，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4期。
[10]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况》，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4期。
[11] 参见《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题目》，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20～21页，内部印行，1952。
[12] 李瑚：《李瑚日记》，1951年10月3日。
[13] 李瑚：《李瑚日记》，1952年10月10日。
[14] 李瑚：《李瑚日记》，1953年1月。
[15] 《历史研究第三所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研究工作概况》，195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16] 吴玉章：《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载《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
[17]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载《光明日报》，1953年7月22日，第2版。
[18] 参见刘大年：《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
[19] 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厚今薄古辩论集》，16～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0] 《1964年近代史讨论会记录》，1964年5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2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见《范文澜全集》，第9卷，4页。
[22] 范文澜1954年5月在中国文联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做题为《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讲演，讲演稿发表于1956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史学”副刊；1954年11月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做关于分期问题的报告，报告稿在1955年1月以《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为题刊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是年10月《新华月报》全文转载；1956年7月在为全国政协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做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报告，是年10月25日该报告稿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发表。
[23]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见《范文澜全集》，第10卷，322页。
[24] 1956年高师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即主要是范文澜（孙守任）、胡绳两种观点之争论。参见陈继民：《高师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关于历史科目教学大纲讨论情况的简介》，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25] 详参赵庆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26] 刘大年：《刘大年日记》，1956年1月30日。
[27] 如此安排，“可以与过去的工作基本上衔接起来”。参见《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六年研究工作计划·附件》，195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另参见李瑚：《李瑚日记》，1956年1月30日。
[28] 参见《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六年研究工作计划·附件》，195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29] 参见李瑚：《李瑚日记》，1956年4—7月。
[30]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工作情况和研究计划》，195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31]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7041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3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7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33] 《通史组座谈会意见》（1958年），见《整风补课资料》，195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34] 参见李瑚：《近代史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未刊手稿，藏李瑚家，承李瑚先生为笔者提供复印件；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张振鹍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08年1月15日）。
[35]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34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6] 参见刘大年：《刘大年日记》，1956年4月30日。
[37]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六年研究工作计划·附件》，195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38]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工作情况和研究计划》，195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39] 所谓“研究计划与个人专长有些脱节”，当指王崇武等原通史组成员对于近代史并不熟悉，难以发挥其专长。参见《历史三所边整边改情况的报告》，195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40] 李瑚：《李瑚日记》，1957年9月。
[41] 《范文澜致张侠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42] 蔡美彪：《回忆范老论学四则》，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43] 丁贤俊：《我与近代史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52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丁贤俊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16年1月17日）。
[44] 参见《近代史所致学部党委函》，见《四清有关档案》，1965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45] 《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76页。
[46] 参见刘涓迅：《革命史家胡华》，186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47] 参见丁贤俊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16年1月17日）；张振鹍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16年1月29日）。
[48] 先生丁贤俊：《我与近代史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528～529页；丁贤俊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16年1月17日）。
[49] ［美］李怀印：《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罗嗣亮、临川译，载《现代哲学》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