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用历史事实和科学方法去凝聚广泛共识,也需要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展现独特之美。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四十余载，在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在实地考察中华大地的风土人情中，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我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文化自信的澎湃力量。
在独有的历史地理中孕育文化自信
历史地理学不是“历史 地理”，而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它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从哪里来”的问题，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历经朝代更迭而绵延不断，以真正的理性来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
上世纪60年代，我在自学英语时，全文背诵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其中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在生活、生产、生存过程中才会产生文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通过研究和考察，我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论证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的结论。
首先，5000多年前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温暖、降水丰富，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第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风吹形成的黄土高原以及水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且没有太茂密的植被，便于早期人类开垦耕种；第三，这块土地是连成一片的，有利于人类迁徙扩展，也便于统治者管理经营，形成大一统的观念和实践。所以，尽管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各地，但核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让中华文化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
第一，独立发展。能够影响它的外来文化基本局限于周边地区。第二，延绵不断。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希腊、罗马，经历外族屡次入侵，早期文化无法一脉相承。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主要原因是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地理障碍。直到近代之前，与其他文明之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更未受到外来的冲击。第三，自我满足。中国完全可以依靠本土资源和自己的生产自给自足，缺乏对外扩张的需要和动力，也没有利用海洋和加强海防的需求。第四，非常自信。古人自以为中国位于“天下之中”“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第五，融合能力强。在中国，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主动“汉化”，外来宗教也只有“中国化”后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第六，兼容并包。中华文明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小麦栽培技术源自西亚，我们引以为豪的青铜冶炼技术来自古巴比伦，这些外来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被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总之，我们的文化如此辉煌，不是因为我们祖先的基因比别人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很幸运地选择了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延续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了中华民族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造就了以华夏文化为主流，各民族文化求同存异、交相辉映的文化特征。
在对外传播中彰显文化自信
文化是通过人传播的，只有对方接受才能起作用。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大、文化自闭或文化的自娱自乐。跨文化传播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契机和基础，更是国家间交流的有效方式。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文明距离其他文明非常遥远，存在着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因此虽无被外来文明野蛮侵袭破坏之虞，但有不与其他文明摩擦、碰撞、挑战、竞争、交流的缺陷。所以古代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以外还有同样发达的文明，认为都是没有开化的蛮夷，没有必要向他们传播文化。即便是普遍认为最开放的唐朝，也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
什么叫“开而不放”？除了政府派出的使者，老百姓不能到外面去，就连玄奘去取经都是偷渡的。什么叫“传而不播”？外国外族人来，说明他们主动“向化”，可以教你，但不会主动到他国去推广传播自己的文化，因为对方不需要，也还不配。
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走向世界，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因为当时世界也还没有连成一片。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各国经济更加紧密联系，文化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综合国力，包括文化软实力。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中国发展的自然进程。
既然“走出去”已经是必须和必然，那么我们要拿什么样的文化“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如何走得好？
首先在理念上，要坚决摒弃“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原则，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管一个国家如何强大，它的文化都不可能主宰世界，我们讲文化自信，同时要尊重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要秉持平等、谦逊的态度了解各种文化的真谛。美美与共和天下大同，就是要促进不同文化在求同存异中和谐共生。
其次要采用别人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是，如何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且优质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和风细雨地传播给别人。
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做好翻译工作。绝大多数人不懂阿拉伯语，但我们都知道《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因为有很好的中文译本。同样，也是因为得到很好的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才如此有名。遗憾的是，中国很多传统经典、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没有很好的外文译本。
而对于学者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来说明中国、展示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手段，我的微博现有近百万的粉丝；去年又在b站上开设了课堂，讲解中国历史知识，效果也很好。有一次网络媒体邀请我开设直播，有50多万人观看，其中不少观众在海外。
在学科建设中增强文化自信
学术自信是文化自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学科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被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力，也会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我积极推动与美国、欧洲等地知名院校、机构和学者的交流合作。我越来越体会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仅能全面提升学科水平，还可望达到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
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核心课题是研究长时段的人地关系。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全球持续变暖。用现有仪器来观测气候变化，最多不超过200年，如果气候变化本身的周期超过200年了呢？这时就需要历史时期的气象和物候记载，在更长时段内进行研究。而在这方面，只有我国具备延续两千多年、覆盖数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丰富史料，竺可桢先生即是根据考古、物候、方志记载，对中国近7000年来气候变迁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足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作出独特贡献。
在参与ecai（数字化文化地图行动计划）活动中，我与美国、欧洲、澳洲的同行都意识到将中国独特的历史地理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资源的重要性，从2000年开始与哈佛大学等合作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该项目由我主持，并且在合作协议中规定，所有涉及的学术问题都由我们复旦大学决定，合作方不得更改。历史地图涉及国界的画法，我们要求必须按照我老师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画。美国的施坚雅教授曾提出不同意见，我强调，《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是学者的著作，但代表国家意志，在这个系统中必须遵守。我们使用的软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并且不断更新，但根据中国丰富的史料形成的信息涉及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大，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历史地理信息只能追溯到200年前，它们的目标是300年，而我们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目标是3000年。所以，这个系统的先进性无可争议，并且不存在语言障碍，打开演示操作就明白了。
但要处理中国的历史地理信息，没有通用的代码，没有现成的处理办法，要我们自己研创。例如要实现“一地一码”，即每一个地名在时间、空间、隶属、下辖等任何一个因素上的变化，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代码，现有的编码系统都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我们曾去澳洲与合作方雇用的专家研讨，他表示无能为力，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我们只能自己研发，形成一套完全适用的编码系统。历史地理信息中相当一部分没有严密准确的时间、空间数据，如乾隆年间、晚清、附近、一带等，而系统中需要具体的时间和精确到经纬度的地点，我创新提出了“模糊信息规范化处理”的办法，为系统的构建扫除了障碍。我们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公布这两项成果，都得到充分肯定和好评。
为了扩大成果的影响，便于下载使用，我们在本所的禹贡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网站上及时发布chgis阶段性的成果，全部数据都可供非商业性目的免费下载。哈佛燕京网站的下载量远超禹贡网，这个网站也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三个人文社科网之一，也是国际上相关学科研究生的常用网站。
我一直认为，一项成果、一门学科是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不能仅仅用国内的标准，也不能仅仅适用于研究或应用于中国，而应放在世界范围衡量，适用于国际标准，并能应用于中国以外。当初我们研制chgis，就是确定了这样的标准和目标。牛津大学一位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到复旦大学访问考察，参观我们研究所，听取对chgis的介绍，看了演示。临走时他告诉时任校长王生洪：“你们学校有两个学科是称得上世界水平的，其中一个就是历史地理。”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深知机遇的重要。改革开放给我这样年过三十又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成为谭其骧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并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从此走上学术之路。我格外珍惜这样的机遇，视学术研究为终身至爱，因此尽管年近八十，也还没有懈怠的理由。所幸体力和精力还容许我继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继续探求，不断创新。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复原真相，追求真理，在成果应用时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全社会。并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普及学术，发出理性的声音。
(据采访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葛剑雄，1945年出生，浙江湖州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