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即“意向创始成员国”，下同）名单即将在4月15日揭晓，如果台湾未能成为创始会员，也是意料中的事。大陆将亚投行定位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接纳台湾为创始会员，等于正式承认两岸关系为政府对政府关系，这已经超出了目前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框架，恐难成真。
不过，既然马政府已经高调表达参与意愿，北京为了保留接纳台北为正式会员的空间，未来在章程设计上很可能将会员资格从主权国家放宽到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经济体，或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关税领域。
今年六月亚投行的章程确立后，北京应该会开始与台北积极商议此事，但有可能将接纳台湾的正式决定拖到明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马英九“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虽然对此事非常积极，但他已经无力主导“立法院”，也很难排除民进党的蓄意杯葛，“立法院”能否顺利将认股所需资金纳入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有待观察。
其次，台湾即将进入“总统”选举热季，民粹政治气焰将日益高涨。在这个节骨眼上台湾的政治人物、媒体与社运人士与都会用放大镜来看待入会名称与地位问题，这会大幅压缩理性讨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实质效益的空间，因此把这个滚烫议题先冷却一段时间，反而可避免岛内舆论将尊严问题无限上纲。
更何况，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可能性颇高，两岸关系前景不明，习近平已经提出“地动山摇”的警告，北京对台政策实质上已经进入观望期，将台湾的会籍问题延到一月“总统”大选后再做最后定夺，做这样的打算也不会让人意外。
从整体国际形势变化来看，美国虽然高调重返亚洲，但想要战略围堵中国或主导亚洲事务必然是愈来愈力不从心。参与亚投行是台湾社会必需跨越的一道坎，这道坎如果能跨得过，就意谓著台湾总算学会了如何适应二十一世纪亚洲新秩序。顺利过了这一关，才有可能叩关其它北京有主导权的国际组织或多边协定，而这样的机会未来只会愈来愈多。摆在眼前的就有预定在2016年正式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这个协定覆盖了台湾将近五分之三的出口市场。
台湾参与亚投行可获得的实质利益非常明显。第一，作为会员，台湾可以及时获得亚洲所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规划以及相关领域跨国合作计划的详细及完整资讯，这些资讯对想要开辟亚洲新兴市场商机的台湾企业与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要。第二，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相关的台湾厂家可以积极参与各国兴建大饼的招标，不会遭遇不公平待遇。第三、台湾可以参与亚投行融资项目衍生的周边项目之跨国融资平台运作，这对我们的金融产业国际化是很重要的机遇。第四，未来可以争取在台湾发行台币或人民币计价的亚投行债券，活络国内债券市场的筹码。第五、可以扩大台湾国际金融与国际开发计画管理人才的培育管道，相关领域的年轻人可以到亚投行取得实习机会，优秀人才可能到亚投行任职，甚至出任高阶官员。第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参与亚投行可以帮台湾开辟一条切入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捷径，以免让台湾成为欧亚大陆经济板块加速整合过程中落单的孤岛。
如果台湾跨不过这道坎，就意味着台湾未来的道路将愈走愈窄，愈走愈艰辛。而能不能跨得过的关键在于台湾社会是否能跳脱鸵鸟心态，能否诚实面对自己的处境与选项。
参与亚投行与过去台湾争取国际参与空间的历史情境的确很不一样。如果回到二十年前，当时争取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台湾可以得到美国及其盟邦的奥援，因为这是他们主导的场子。
即使在二十年前，当时中国大陆才刚开始与国际经济接轨，但凡涉及台湾会籍的名称、地位与待遇问题，仍必须顾及北京的一个中国底线，最后还是经由两岸密使沟通加上美国（透过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两位忠诚盟友）从中斡旋才达成共识。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迅速跃升，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已经失去主导地位，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实质上是北京说了算。无论是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或与新加坡及新西兰商签经济伙伴协议，大陆都有能力在幕后主控。但为了顾及其他当事国的颜面，以及考量到台湾易受伤害的社会心理状态，北京选择隐身幕后，不直接面对台北，这样就给台湾留下自说自话的空间。
为了彰显台湾的主体性，我们“朝野上下”乃煞有介事的发动外交攻势与国际宣传，动员欧洲议会或美国国会通过没有拘束力的声援决议，或委请自己的邦交小国在国际场合“仗义执言”，或在国际媒体刊登大幅广告，乃至于承租纽约市公车站海报看板。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白耗银两的虚功，但可以让台湾保有颜面，并自我安慰一番。
马政府决定在亚投行议题上投石问路，终于让台湾社会再也无法迴避一个过去一直存在，但大家却假装没看见的冷酷现实：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基本上取决于中国大陆的善意，以及北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弹性。这次亚投行议题逼著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美国与日本没有置喙余地，台北没有搞花拳绣腿的舞台，北京也无法隐身幕后。如何施，如何受，在在考验两岸决策者的智慧。